最新公安信访调研报告 信访工作报告(优质9篇)

**区是**市的中心城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社会环境，导致**区的信访举报工作既和其他县区有普遍的共性，又有自己的个性。如何针对中心区的特点，探索信访举报工作的新路子，我们进行了细致调研。

信访举报主体出现多元化。过去举报人以农民为主，现在，个体商户、地方工人、油田人员、公务员、下岗职工等信访举报比重加大。

反映的问题具有一定的综合性。主要集中在：土地承包、宅基地分配、挪用村民青苗赔偿款、土地征迁、村务公开、村居干部侵占集体资产、居民住宅楼建设过程中开支不明、执法机关作风粗暴、部门工作失职等。特别是城区居委会集体资产的管理和流失、油田赔偿款的去向、村级事务不规范等问题成为近两年来反映的突出问题。

信访举报崇上性强。即信访高递、人员高访。大多群众心理认为，机关越大，领导级别越高，阅批的信访件“震动”越大，解决问题才快。因此，不少基层群众直接向去市到省进京信访反映。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基层的屏障作用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一信多投现象较为严重。不少信访群众认为，多向几大机关举报，多找几位领导反映问题，总有一件得到受理，或能形成轰动效应，从而出现相同内容的信访举报件同时向几个甚至十几个不同级别的部门同时投递。

出现了择机越级上访现象。在国家或本地有重大会议、活动和重大节日时，如“两会”期间、基层换届选举、国庆、春节前夕等，个别上访人往往会直接到省进京上访，甚至出现干扰机关正常工作秩序的情况。

上访由个体化向组织化发展。过去，上访人员仅就个人受到利益侵害而单体上访。现在，不少上访事件中暴露出，个别人在利益的驱使下，往往联合被反映人的对立面联合进行反映，并且分工明确，有人组织牵头，有人筹集资金，有人计划方案，有人联络协调，有人负责车辆。

居委会工程建设不规范。近两年来，城区居委会在居民集资建设住宅楼、商品楼过程中，由于居委会干部素质不是很高，大都没有经过统一的招投标程序，加上管理不够规范，存在挪用集资款情况，造成工期延误等问题的发生，引发群众信访。

村级组织缺乏有效的监管。纪检组织在基层特别是在村居，还存在空档现象，村居没有从事纪检监督工作的人员，村居干部的违反党纪行为情况更多的是依靠群众来信来访反映出来，造成纪检监察信访监督工作明显滞后。

村级财务管理不严格。调查中发现，凡是出现越级访现象的农村，一定存在村级财务管理不规范甚至管理混乱的情况，且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村务公开工作形式主义化，而村干部工作作风又不民主、不科学，工作方式方法简单粗暴，对村民要求置之不理，对一些好的建议不及时采纳，导致村民意见很大，甚至激化矛盾，造成群众信访。

油田赔偿款的监管存在薄弱环节。**区地处胜利油田腹地，涉油案件发生比较频繁。有的人为了得到单井的承包权、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不惜以各种手段拉拢腐蚀党员领导干部;有的在油田赔偿款的划拨过程中，钻管理的漏洞，贪污挪用，侵害集体或个人的利益;有的在油田征地过程中，暗箱操作、假公济私等，造成群众信访。

要注重“早”，规范信访举报预警机制。

实行基层信访“网底工程”，建立由区纪委牵头，基层纪委、区直部门单位纪检组负责，基层站所和村居共同参与的横到面、纵到底、责任到人的覆盖全区的信访举报网络体系。在全区所有村居设立信访员，实行不稳定因素排查汇报制度。各村居信访员每周通过电话、报表等方式向镇纪委、街道纪工委汇报不稳定因素排查情况，基层纪委汇总情况后，报区纪委。通过这一措施，可以提前发现苗头性问题，做到早发现、早化解、早解决。

要注重“约”，规范村居政务管理。在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上，要加强对村居干部决策的约束。在研究土地承包，宅基地分配，集体土地出租、出让等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事项时，村居干部必须按照规定程序，召开村居两委会议、村居民代表会议研究决定，严禁暗箱操作，假公济私;在城区村居，凡涉及集体土地、房屋的出租出让和村居民集资建设住宅楼等涉及资金数额较大事项时，村居干部除按照法定程序进行研究外，必须报街道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审批、备案，严禁随意决定或个人私下交易;村居财务公开必须及时、真实、全面，自觉接受群众监督，严禁不公开、假公开或只公开支出、不公开收入;村居干部必须严格遵守财经纪律，集体资金的领取、上交、支出等，必须由报帐员经手，严禁非财务人员的村居干部管理集体资金;村居财务支出挂帐前，必须经村居理财小组审核同意，并由理财小组长签盖章，严禁村居主要负责人自己管理理财公章，并随意加盖。

要注重“查”，加大群众的初信、初访办理力度。对群众来信来访，认真做好登记，做到有访必接，有信必查。对应该办理又有条件办理的问题马上办理;对因条件限制不能办理的，主动做好解释工作;对违背政策提出不合理要求的，讲明政策，耐心做好疏导教育工作;对有实际困难无连索反应的，暂缓办理，待条件成熟后再行处理。在查办初信初访案件的过程中，要坚持查实查细的原则，凡是群众反映的问题和在调查中了解到的问题，做到查实、查清，采取适当方式向群众公布，争取把问题解决在基层，避免出现越级上访或群体性事件。

要注重“诚”，实行三项制度。即首问责任制、双向承诺制和回复制度。在办理群众初信初访过程中，坚持谁主管谁负责，谁承办谁负责，工作人员要热情服务，服务到底。对于业务外来访，主动引导到相关部门，不能推委。对于业务内来访，要做到既是最初受理方、又是直接调查方、同时必须成为最终调查方。对于相关部门因工作力度不够，造成群众反映的合理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而再次信访或越级信访的，将列为区纪委督办信访案件。在执行双向承诺制制度过程中，信访主办人要与举报人双方签定承诺书，信访室按照实名举报工作制度要求，对举报内容进行登记、办理、调查，并在规定的期限内对当事人进行答复;举报人在区纪委调查期间，要按照承诺书规定，积极配合调查工作，不得聚众闹事或越级上访等。在执行回复制度过程中，受理机关要在受理举报件后的三日内将受理情况和办理时限、承办单位告之举报人;在调查核实环节上，适时找举报人调查取证和征求意见，并在调查终结后向举报人说明调查核实的基本情况;在处理环节上，要对处理落实到位的情况进行跟踪监督。回告过程中，要充分考虑稳定因素和举报人的意见，当事人对回告的处理结果有不同意见的，可提出异议，并提供具体线索和有关证据，承办单位根据提供的具体线索和有关证据作进一步调查核实，达到最终化解矛盾的目的。

近年来，由于土地问题引发的群众上访，成为各地影响社会稳定、和谐的主要因素，为采取切实可行的对策，及时化解矛盾，我们成立调研组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调研。现将情况报告如下：

一、农村土地信访问题的主要表现

（一）因基础设施建设占地补偿款分配、土地开发整理占地导致土地不均引发纠纷。xx年，我县该类纠纷引发集体访36起，占土地集体访总量的30%。如威乌高速公路建设占用我县4个乡镇37个村的2553.42亩土地，群众在分配占地款和进行土地调整时意见不一；xx年部分乡镇因土地开发整理占用土地，部分被占地群众对土地调整方案不认可。

（二）村干部超标准预留机动地、暗箱操作发包土地引发纠纷。该类纠纷引发集体访20起，占土地集体访总量的16、6%。村干部为化解村内不良债务或谋取利益，通过保留“责任田”、多留“机动地”、非法收回农户承包地高价发包引发纠纷。

（三）因群众要求收回未到期的承包地和承包地到期不能按时收回引发纠纷。该类纠纷引发集体访10起，占土地集体访总量的8、4%。一是前几年村委会发包出去的土地，承包期限较长尚未到期，但群众认为原发包程序不规范，现要求收回；二是我县在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时，为鼓励发展大棚、林果、桑园等而搭配的粮田，现群众要求收回；三是部分群众原来种植“三高农业”作物所承包的土地，虽承包期限较长，但大多已改变原合同规定种植种类，群众要求收回；四是前些年经村委会同意，群众自己投资开发的荒碱地，大多没有书面合同，群众要求无偿收回但种植户以已有投入为由拒不交出；五是承包地到期，但因承包户与村集体之间存在债务关系等原因拒不交出，而群众强烈要求收回。

（四）因土地权属不清、界线不明引发纠纷。该类纠纷引发集体访12起，占土地集体访总量的10%。主要表现在村与村之间因土地权属不清和村内队与队之间因界线不明引发的纠纷。明集乡南王参一村、二村存在争议地84、5亩，此地1965年时边界清晰，权属明确，自1989年后，由于南二村群众搞荒碱地开发，又把争议地分给群众耕种，到xx年南一村群众为灌溉、排涝挖沟到争议地时遭到南二村村民的阻拦，发生纠纷，南一村群众上访不止。最后经调查组调查，本着尊重历史、注重证据、维护稳定的原则，妥善处理。

（五）因非农业户口人员、在校大中专学生、出嫁妇女要求分配土地引发纠纷。该类纠纷引发集体访5起，占土地集体访总量的4、1%。不少村前几年按照约定俗成的规矩，每3至5年大规模调整一次土地时，将“买”成非农业户口的人员、考上学的大中专学生、已出嫁的妇女的土地收回调整给新增人口，该类人员现没有固定收入来源，要求分配土地，但无地可调或虽能分配土地但多数群众不同意。

二、导致农村土地信访问题的主要原因

（一）国家土地政策落实不够到位。一是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国家推行“两田制”，即实行“责任田”和“口粮田”两种承包方式，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开始对“两田制”进行清理纠正，但因部分村的“责任田”未到期，纠正“两田制”不彻底，延续至今，仍有少数村存在“两田制”，与现行的法律法规产生矛盾。二是近年来，我县没有严格执行新的土地政策，及时对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搭配给农户的粮田和改变种植作物种类的土地承包合同进行清理，导致土地严重不均，引发纠纷。三是村干部和部分基层工作人员对“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土地政策认识不到位，擅自违法调整农户承包地。四是我县第二轮土地承包政策贯彻不到位，许多村走了过场，有的甚至闭门造车，与实际严重脱节，致使我县在土地承包政策的具体执行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五是xx、xx年我县组织的集中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和规范完善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问题的措施办法，因个别基层班子较弱的村没有落实到位。

（二）农村土地承包缺乏必要监督。一是村干部不履行民主议事程序擅自对外发包土地，一次性收取多年承包费，透明度低，损害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利益；二是承包合同不规范，条款不完善，给村民、村干部和承包者留下了矛盾隐患；三是果园、林地在承包经营期间因管理不善，出现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的现象；四是合同履行过程中常常因村委会负责人更换，新班子对老班子订立的合同不满意，否认原合同的法律效力，私自变更合同条款或对标的物重新发包；五是以倒包土地为业的人员，承包村集体土地后，层层转包或一地多包，从中非法渔利导致纠纷。

（四）占地赔偿不规范。近年来，因国家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油田开发、经济园区项目建设等需要，占用了大量农村集体土地，因土地补偿标准低、赔偿款到位不及时、分配不合理、失地群众得不到妥善安置等因素，引发了许多较大规模的上访。

三、解决农村土地信访问题的对策及建议

（二）切实加强村级组织建设。群众反映土地问题往往与村财务、村干部作风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增加了问题的处理难度。乡镇党委政府要把村级班子建设作为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根本来抓，健全民主管理制度。选好村党支部和村委会成员。要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把党性强、德才兼备和群众信赖的同志选拔到村领导岗位上，对那些私心重、群众意见大的村干部及时调整和更换。乡镇党委、政府要切实加强对村班子的领导和监督，一旦发现干部有问题，该教育的要及时教育，该处理的要严肃处理，决不能姑息迁就。严格执行村务公开、财务公开政策，确保群众知情权、监督权。要指导帮助各行政村依法选举产生村民代表，对农村土地承包等村级事务实行村民代表议决制度，履行民主程序，规范土地承包行为。农村确需进行土地“小调整”的，在做到“五公开”（即上级政策公开、村级土地核实的底子公开、土地承包方案公开、划分地块等级公开、土地归户注册公开）的基础上，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后，履行报批程序后方可实施，对个别村干部不经批准擅自进行土地调整的，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三）严格落实农村合同乡镇监管制度。加强农村土地承包和流转合同的管理，建立土地流转合同管理台账，做好土地承包及流转合同的签订、登记、鉴证和档案管理工作。严格审查合同的真实性、可行性和合法性，并监督合同的实施，防止出现虚假合同、侵权合同和暗箱合同，切实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社会矛盾化解是中央政法委x年部署的“”工作之一，是对人民法院践行“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主题提出的新使命、新要求。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经济发展中的不确定性、不可预料因素增多。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和新挑战，法院作为社会矛盾化解的“终极机关”，该如何立足本职，做好社会矛盾化解工作，值得我们深思。 近期，榆次区法院围绕“信访案件和执行积案工作”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

执行积案的成因和对策：

一、执行积案的现状

(1)从立案时间看。时间在x年xx月前的案件件，占未结积案总数的x%，立案时间从x年xx月起至x年xx月止的案件件，占未结积案总数的%。立案时间从x年xx月起至x年xx月止的案件件，占未结积案总数的%。

(2)从案件类型分析看。合同案件居多，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件，占积案的%，婚姻家庭纠纷案件件，占积案的x%，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件，占积案的x%，在未结执行积案中，被执行人为政府及所属单位和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的案件件，占未结积案的%。

二、造成执行积案的原因

(1)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合同行为也在不断增加，而相对于婚姻家庭案件以及其他较为简单的民事纠纷，合同纠纷的经济性更为突出，相对于其他民事纠纷，合同纠纷当事人服判息诉的可能性更小，执行过程中的困难更大一些，因而造成案由为合同纠纷的积案比例较高。

(2)经济条件的制约。由于榆次区人口以农民居多，多为民间借款合同纠纷。虽然执行标的额较小，被执行人大多数生活困难，履行起来困难一些。被执行人居住松散，通知、寻找困难，许多被执行人在法院判决尚未发生法律效力之前就举家外出打工，临走前将财产藏匿、转移、变卖，使法院生效裁判得不到执行。被执行人收入不固定，财产状况难以掌握，可供执行的财产少，由于农村经济落后，许多被执行人生活困难，无可供执行的财产，而农村房屋执行价值不大，即使通过评估、拍卖等手段变现，也几乎无人竞买。

(3)社会观念的影响。一些村委会负责人认为，欠债是普遍现象。因此遇到这些村委会作为被执行人时，即使村委会有履行能力，他们也不愿自觉履行。还有一些村委会“班子”不稳定，负责人会以“不是本届班子的债务本届不应该偿还”的荒唐论调搪塞，甚至胡搅蛮缠，阻挠、妨碍人民法院的执行。

(4)执行不能的影响。宽泛的说，执行不能是指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在积案中，仅件有财产案件，占积案总数的x%，其他均是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案件。法院在清理执行积案过程中，常常是早出晚归，被执行人也愿意配合执行工作，但却因为被执行人确实没有执行能力而无法执行;还有些刑事附带民事执行案件，被执行人(大多数是已成年但未成家)被判刑，没有任何可供执行的财产;有些交通肇事案件，被执行人贷款借款买车，以但发生交通事故，往往车毁人亡，家里也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等等。这些都造成了执行不能，执行不能产生的积案在短时期内是很难从根本上予以解决的，这实际上是一个经济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社会问题。

三、解决执行积案的对策

(1)进一步围绕服务发展大局做好执行工作，促进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切实增强忧患意识、责任意识，自觉把民事执行工作置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中去谋划和部署，围绕党委中心工作履行好职能。切实关注涉企执行案件，慎用查封、扣押、冻结、财产拍卖等强制措施，灵活运用分期履行、债转股、资产强制管理等方式，最大限度地维持企业 “造血”功能，帮助度过难关。注重对涉案民生的司法保护，通过加大执行力度、实施司法救助、协调部门解决等方式，强化对特困群体的权益维护。对群体性、矛盾易激化案件，加强与相关部门协调配合，讲求方法，注重实效，防止因执行不当引发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

(2)进一步规范执行行为，着力解决执行不力不公问题。争取党委、政府支持，建立健全执行局内设机构，形成职责明确、分工合理的工作体制。对跨地区、受地方保护主义影响难以执行的案件，要加大督促力度，灵活采取指定执行、提级执行、交叉执行等措施，予以执结。认真落实悬赏执行、执行和解、穷尽措施等工作制度，严格规范执行程序，对疑难案件采取易人执行、集体“会诊”等方式予以突破。充分依托质效评估体系和执行信息管理系统，加强执行权的内部监管制约，防止滥用执行权或怠于执行现象发生。同时，增强执行透明度，保障当事人异议、复议等救济权利，自觉接受当事人和社会的监督。

(3)进一步健全执行威慑联动机制，赢取全社会合力破解“执行难”的工作局面。争取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及有关部门支持，及时向党委、人大汇报重大行动和重大案件的执行情况，逐步将协助执行工作纳入有关部门的工作目标考核范围。对被执行人具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员、公务员等身份的，及时向人大、政协、纪检监察和组织人事等部门通报，争取支持。党委、人大在干部任用时，能否将本人及单位有不履行法院生效法律文书作为硬性的条件一票否决，形成一种制度，严格落实，促使领导干部带头遵守法律。加强与土管、建设、公安、金融等部门协调，就规范和协助执行以及信息共享互通等问题进一步抓好落实。加强执行宣传工作，提高公民风险防范意识，增强当事人自觉履行实效裁判的法治观念。

(4)进一步加强执行能力建设，提高执行工作水平。深化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把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和“人民法官为民”主题实践活动与破解执行难有机结合起来，确保执行工作的正确方向。认真落实 “五个严禁”的规定，注重从源头上遏制违法违纪行为，坚持不懈地抓好廉政建设，从严管好队伍。加强执行业务培训，增强干警依法执行、化解矛盾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配足配强执行力量，加大执行装备投入，进一步关心干警身心健康。

信访案件的成因和对策：

为了更好地推动司法和谐，最大限度的化解社会矛盾，区法院对信访案件的成因和对策进行调研分析，以提升处理信访案件的能力，推动工作的顺利开展。

一、信访案件的现状

从信访案件方面看。x年xx月前的所有积案中，信访案件件，占%。 重复信访案件件。

二、造成信访案件的原因：

(1)在立案环节对诉讼、执行风险不作释明。诉讼是有风险的，实践中，立案法官很容易忽视这一细节。如果立案法官在案件受理时，没有明确告知当事人在诉讼及执行过程中可能遭遇的风险，就容易给当事人造成错觉，使其产生不恰当、甚至不合法的利益期待。在案件审结、执行过程中，当事人的期待利益未能得到满足时，就很容易衍生为信访案件。

(2)法院工作上存在瑕疵。这是引发信访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审判工作上的瑕疵主要体现在：个别案件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等方面过于使用法言法语，难以取得当事人的理解;或者虽裁判正确，但程序疏漏或判决言辞不妥，造成当事人为讨说法找法院、找领导，因案件未能复查或未能依法予以纠正，转化为长期申诉上访案件;执行工作上的瑕疵主要体现在：一是执行机制存在瑕疵，案件往往集中在一名承办法官手中，透明度不高，致使有些当事人误以为法院偏袒对方，产生抵触情绪。二是执行公开存在瑕疵，有些被执行人无履行能力导致执行不能，承办人没有及时将法院进行的查询工作告知申请人，导致申请人将应自己承担的风险责任归责于法院，以法院执行不力为由上访，要求法院解决。

(3)当事人个人法律素质不高，对裁判文书的理解存在偏差。受法律水平所限，有的上访当事人不理解或片面理解法律规定，又不接受接待人员的答复和解释，官司败诉后不能正确对待，坚持认为法官没有按照其所理解的法律“依法”判案，法官是在以权谋私、胡乱判案，便开始上访。

(4)信访人试图通过上访解决自己的实际生活困难的错误心态。有的上访人明知政法部门的处理没有问题，但因上访无需付出成本，在利已思想或投机心理的驱使下，无理由地一味主张鉴定错误、审判错误，夸大损害后果，进而向对方当事人或法院提出许多不切实际的要求。更有甚者将赔付的希望寄托在国家和政府身上，认为只要不停上访，国家和政府就会给想办法解决，他们把上访作为改善生活条件的手段，在得不到满足后便走上缠诉之路。

三、解决信访案件的对策

(1)要重视信访工作的超前预防。在立案时，落实诉讼风险告知制度，就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及执行申请可能遭遇的风险予以明确告知，使当事人对可能承担的诉讼风险有充分了解，从而减小其裁判做出后、执行完成后的心理落差，进而减少由此产生的信访案件。在案件审理或执行过程中，要摒弃就案办案的思想，对于社会关注的重大、疑难、复杂、敏感和新型案件，要多做工作，提高当事人和社会群众对法院办案的认同感;对于普通类型的案件，要认真排查，对排查出的重点信访案件采取建立目录、制定预案、落实责任等措施，特别是针对部分“老、难、缠”信访户，要主动上门沟通，尽可能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避免其对裁判或执行的不满转化为信访案件。

(2)要重视初访的接待。对因法律素质低，不能正确理解裁判结果而产生的信访案件，接待人员要重视与信访人的初次沟通，要有耐心，多倾听其陈述，认真细致作法律宣讲，拉近与信访人的感情，增强其对法官的信任感，争取能劝其息诉罢访。同时，对案件进行复查，确保复查报告有理有据，依法、以理服人;对为获取不当利益，无理取闹的上访者，接待人员要讲明法律规定，打消其企图通过信访要挟政府、给法院“施压”的违法念头，同时对其进行劝解。对拒不听从的上访者，要及时向党委汇报，在党委领导下依法采取法律措施严肃处理。

(3)要重视来访问题的回复和解决。对当事人的来信、来访，不论有理、无理，都应当及时予以回复。能当场答复的，尽量当场答复有关当事人;如果不能当场答复，应尽快与区委、区政府等相关部门进行沟通、协调，研究解决方案，寻求解决办法，在尽量短的时间内，通过电话、书信等口头、书面方式将研究出的方案、方法及时的告知信访人。

(4)要完善各项工作机制，力争从源头上解决信访问题。在审判阶段，尝试建立案件审理质量保障机制，把审判人员办理案件的数量与当事人服判息诉率结合起来，纳入审判人员综合评价考核体系。从而督促审判人员及时向当事人解释、说明法律的有关规定，并通过法官后语、裁判文书附相关法律条文、加强裁判文书说理性等方法与当事人进行沟通、交流，帮助其辨法析理。在执行阶段，加快执行信息网络化进程，保证采取的执行措施、执行效果等能够及时告知当事人，满足其知情权。同时，尝试建立执行案件流程与分类管理机制，将案件从自始至终由一名法官承办的传统模式转变为由不同执行小组顺次承办和集团、类别型案件专人承办的双轨模式，确保执行阶段各个环节更加透明、公开，增加当事人对法院和法官信任度。

(5)按照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的要求，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诉求、解决困难，建立有效的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确保第一时间把矛盾和问题化解在第一现场。

xx市xx区法院执行局

x年xx月xx日

一、当前我辖区国土资源信访的特点

（一）从信访发生地域看，主要集中在城镇主要街道及嘎查村。

（一）爱民富民政策深入人心。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强调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并随着中央关于解决“三农”问题、农业免税农民增收的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农民的维权意识有了明显增强。特别是xx年以来，中央不断重视和加大土地市场治理整顿、保护耕地和严肃查处土地违法案件的工作力度，新闻媒介持续的正反面宣传和广泛报道，使土地管理问题成为社会热点。群众想通过信访渠道解决问题的期望值不断提高， 这是信访量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现阶段处置信访的主要措施和效果

（一）出台政策，形成大信访格局。

（二）加强领导，实行严格信访制度。

四、降低国土资源信访量的对策和措施

（六）建立应急预案，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

当前我国正处在矛盾多发的特殊社会发展阶段，信访总量仍在高位运行，信访突出问题仍较集中，深层次的问题不断产生，不和谐的因素大量存在且解决的难度越来越大，接下来是小编为大家收集了关于信访稳定调研报告，供大家参考借鉴。

我区地处中心城区，是我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金融、商贸、旅游、服务的中心。全区现辖6个街道、40个社区和6个行政村、31个自然屯，总人口34万。

20xx年，全区共接待和受理群众各种形式的信访1710批次3672人次。

--受理群众走访973批次2935人次，同比下降5%，包括进京访84批次132人次，集体访7批次，其中真正属我区进京访有32批次63人次，集体访5批次25人次，登记的有22批次49人次(含原一厂教师6人的集体访1批)，属地属事是龙沙区的案件8批次，非正常访2批次，进京访同比上升68%;进省访12批次31人次(含集体访2批次)，同比下降14%;到市访95批次412人次(含集体访42批次)，同比上升111%;到区访782批次2360人次(含集体访420批次，含重复访130批次1340人次)，同比上升26%，群众走访的结案率达到70%。

--受理群众来信56件次，同比下降51%，结案率达到98.5%。--受理电话访628件次，同比下降29%，结案率达到100%。

--受理网上访53件次，同比下降74%，结案率达到100%。

疑难信访案件专项治理实质突破。“重点疑难信访案件专项治理年”成效显著，23起历史遗留的重点疑难信访案件办结14起，45起临时交办案件办结35起;“区委书记暨党政领导大接访”活动扎实开展。区级领导共接待136起信访案件，息诉罢访的有102起，办结率达75%;全区一盘棋的信访格局形成。统一领导、权责明晰、条块结合、分工协作、全员参战、齐抓共管的大信访调处新格局发挥了巨大作用。

当前，信访工作总体形势在向好的方面发展。但由于当前我国正处在矛盾多发的特殊社会发展阶段，信访总量仍在高位运行，信访突出问题仍较集中，深层次的问题不断产生，不和谐的因素大量存在且解决的难度越来越大。

除了多年积累的问题解决的难度越来越大，新的信访问题仍在不断产生，深层次的矛盾逐渐呈现，其中多数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这些情况充分表明，当前我国社会正处在因为社会转型而必然出现的矛盾高发期。不和谐因素的大量存在，需要各级各部门同心协力去化解和解决。

群众信访反映的内容涉及方方面面，大至对国家发展、建设提出批评和建议，小至要求解决个人生产、生活中的问题。从近年来群众信访反映的问题看，主要集中在劳动社保、城镇房屋拆迁、农村土地征占、企业改制、涉法涉诉、军队退役人员、环境保护、干部作风等八个方面，约占信访总量的一半，其余的问题则相对比较分散。这八个方面问题，都与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其中多数又与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带来的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密不可分。这些情况充分表明，改革带来的结构性矛盾已成为当前社会突出的矛盾。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一些深层次的矛盾还会不断暴露，不和谐的因素还会继续产生。

当前，群众信访的形式呈现为多样性，有书信、走访、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但主要的还是书信和走访两种形式。从最近对书信和走访两种形式的统计数据看，在全国，群众采取书信形式信访的约占28%，采取走访形式信访的约占72%。在走访中，集体上访(指5人以上)的人次约占走访总人次的70%。不可忽视的是，集体上访的人次仍占较大比例，有组织的跨地区跨部门的串联集体上访有所增加，上访过程中的过激行为仍不断发生，非正常上访的情况还时有反复。种种情况表明，社会不和谐因素仍大量存在，有些矛盾还相当尖锐和激烈，已成为影响社会和谐和发展的突出问题。

在高强度地推进信访稳定工作的同时，信访稳定形势并不乐观。究其原因，相当复杂。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在城市化、工业化日新月异时期，使社会构成和社会矛盾异常复杂，各种利益群体之间相互博弈在所难免，通过信访渠道维权成了弱势群体费省效速的当然选择。

改革涉及各类主体之间的利益调整。改革是前无古人的探索，难有万全之策。大力推进国有、集体企业改革、机关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和工资福利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等。通过改革，多数人得到了实惠，也难免有人利益受损，尤其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改革措施和工作上的缺陷逐步暴露出来，使得涉改矛盾纷繁复杂。这种日积月累的社会矛盾，在一定时期必然呈高发且难以化解之势。

目前，政府基本沿袭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模式，属无限责任政府。政府无所不包、无所不能，加之权力集中、失误难免，因而责任难脱、矛盾集聚。在改革发展中，群众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于政府，把问题的责任也往往归咎于政府。发生了矛盾纠纷，群众自然找到政府。政府能力有限，矛盾纠纷不能妥善解决时，人们便把所有的不满和愤怒洒向政府，而各种社会组织又难以真正为政府分忧解难。

领导机关决策不科学是引发政策性信访的关键因素，政策的变动性是导致不稳定的重要原因。从信访稳定突出问题看，集中表现为各种主体之间经济利益冲突，主要由涉及群众利益问题的政策考虑不周引发的，与政策调整变动大、前后衔接不足、群众得到的利益和实惠相对受损有关。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区适用不同政策，群众得到的经济补偿差异较大，加之群众的攀比心理和期望值较高，经济利益矛盾驱使他们走上集体上访之路。领导机关在处理上访纠纷的决策不慎，也是导致上访的重要原因。

实践证明，干部执行力强，工作深入扎实，信访稳定效果便好。如果各级领导干部都敢于和善于做群众工作，真情为民，不少纠纷可消灭于萌芽、化解于基层，从源头上保住了稳定。反之，干部执行力弱，是导致信访稳定事项不断产生和难以化解的重要原因。有的领导干部在处理群众利益问题时方法简单、态度生硬，与群众形成对立或对抗;有的干部对需要关心和解决的群众利益事项久拖不决、酿成是非;有的不愿、不敢接触矛盾，对群众上访采取推、拖、躲的办法，使小事情变成大事件，等等。目前，信访稳定工作中重排查轻预防、重牵头责任轻部门联动、重接访轻走访、重出警轻处置、重批示轻靠前指挥、重稳控轻化解等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

从信访稳定状况看，相当部分涉法涉诉和政策性上访，群众从自身利益甚至利益最大化出发，误解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误解司法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一些上访群众信“访”不信“法”、信“上”不信“下”、信新领导不信原领导、信高层领导不信基层领导、信“闹”不信“理”。每次领导班子换届和主要领导干部调整，都要掀起新一轮重访、缠访高潮，就是信新领导不信原领导的表现。在老上访户的示范带动下，不少上访者笃信“不闹不解决”，尤其是专选敏感时期和重要时段给政府施压，从而达到大闹大解决的目的。

现行信访稳定工作体制至少有以下缺陷：一是谁主管谁负责与属地管理原则未细化。在人、事、财权不断上收的今天，上级政府利用权威把自己应负的信访稳定的责任推给下级政府，下级组织面对“自己生的孩子叫别人抚养，还要考核别人养得好不好”的做法十分无奈。二是接返、劝返办法不科学。按照国家《信访条例》规定，只要上访人员在5人以内，上访过程无过激、违法行为，就不应要求基层组织接返、劝返。然而上级有关部门只要有人上访，不问青红皂白，便要限时接人。这种体制不仅增加了信访稳定成本，而且阻塞了正常上访渠道，还给上访人员形成了政府怕上访的误导。三是信访交办程序不规范。上级组织多头交办、重复交办现象时有发生。法院终审、信访终结的案件继续交办屡见不鲜，甲地负责的事项交给乙地办也不少见。四是不加区别地问责。建立信访稳定工作“一票否决”制和责任追究制是必要的。但有关规定太笼统，不区别在处理上访事件中有无失职渎职行为，只要出现不稳定事件和进京上访便“否决”、“问责”，这种是非不分的问责体制，迫使基层组织无原则地“拿钱买平安”。事实上，很多不稳定事件的发生，不是信访工作没到位，而是上访人期望值太高等其他原因引起的。

目前，重访、缠访、闹访有禁无止，与对违法上访者惩处不力有关。一是缺失规范群众上访现场秩序的文件，没有及时将《信访条例》和《治安处罚法》的相关规定结合信访实际具体化。二对严重影响机关事业单位正常秩序的缠访行为没有制止的有力措施，以各种理由阻塞公路交通等恶性闹访案件打击不力等等，导致闹访者、缠访者气焰越来越嚣张，客观上为跃跃欲试的闹访人、缠访人壮了胆。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加强和改进信访稳定工作，以稳定保障和促进发展。除了宏观上改革全能政府管理体制、社会保障制度、户籍制度、土地制度，打造法制政府和廉洁政府，理顺信访工作条块体制、理顺接返、劝返体制，畅通正常上访渠道、规范信访交办程序、细化问责措施等等，在我区信访稳定日常具体工作中，还要主要做好以下方面：

实践科学发展观，针对新时期信访稳定工作的新形势、新特点，总结成功经验，不断创新和完善受理、办理、调处、破解信访事项的程序、措施和方法，形成信息、稳控、应急、化解“一条龙”的长效机制，努力创建我区“畅通、有序、务实、高效”的信访工作新秩序。首先做好“四个坚持”：坚持“党政领导大接访”活动，从而提高信访案件的协调力度、调处效率和办结质量;坚持“领导包案制度”，实行“包化解、包稳定”的责任制。做到一个信访事项、一位领导、一套班子、一个方案、一抓到底，深入基层，为民解忧;坚持发挥联席会议制度的作用，强化领导责任，以“联合接防、集体会诊”解决实际信访难题;坚持“律师参与信访接待”，咨询解答与引导寻求司法程序解决相结合。其次抓好“四个实行”：实行信访工作例会制度，定期部署、指导、检查基层和部门信访工作;实行信访评估制度，对涉及群众利益的重大决策事项进行事前信访评估，避免埋下信访隐患，促进各级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人性化;实行基层代访制度，即村委会、社区干部对辖区居民反映集中的问题采取代替居民到相关部门反映的举措，推进信访秩序的规范化、矛盾解决的程序化和干群关系的和谐化;实行信访情况通报制度，每两月发一次信访通报。

把工作重心从对群众信访事项处理转移到事前排查预防化解上来，增强工作的预见性、主动性和针对性。坚持定期集中排查与不定期经常性排查相结合，自下而上逐级排查与边排查边调处相结合，及时掌握社会矛盾的苗头动向和预警信息，对可能引发大规模集体访或群众事件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做到发现得早、化解得了、控制得住、处理得好。力争将信访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成本低、见效快。要高度重视预防和妥善处理群众事件工作，切实做好源头排查、超前化解、预警研判、预案完善和妥善处置工作。坚持抓早抓小抓苗头，避免矛盾积累、激化，坚决防止发生大规模集体上访和群众事件;强化和改进初信初访的接待受理工作。把提高初信初访一次办结率作为提高信访工作整体水平的关键，作为专题研究信访工作时的一项重要内容;高度重视好信访督查督办工作，建立健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信访部门组织实施、各部门共同参与的信访督查工作机制，有效利用督办单、专项督查、定期通报等手段，对重信重访等重大信访事项办理进行督查督办。督查工作的重点放在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百姓反映强烈的信访突出问题上;做好督办和问效，在提高案件办结质量上下功夫;做好信访事项的复查复核工作，强化复查复核机构的职能，全面提高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工作效率水平。按照“事要解决”的基本原则，多策并举，充分发挥政治、经济、行政、法律等多种手段，综合运用教育、协商、调解、听证等多种方法，加大解决信访问题的力度。

坚持和巩固已有的稳控措施和手段，确保24小时信息和联络畅通，随时掌握辖区内信访动向。对重大矛盾和信访问题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控制、早解决。对出现越级、集体信访苗头或发生异常信访突发事件立即向领导汇报，并采取果断措施，妥善处置，防止矛盾激化、扩大事态。一是制定方案，成立稳控工作协调小组，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信访突出矛盾和群众事件排查工作。二是坚持化解为主、以化促控，推动矛盾的有效化解。进一步就有可能出现化解转机的疑难矛盾作为工作重点，从而切实减少矛盾存量，推动矛盾化解工作。三是各责任单位根据排查名单，落实人员力量，形成“三位一体”的稳控工作小组，开展信访对象稳控工作。四要做好值班备勤工作，严格执行“有事报事、无事报平安”的信息值班上报制度。五是在巩固提高阶段，要求各单位进一步加强劝返对象的稳控工作，防止“回流”。

总结“重点疑难信访案件专项治理工作年”和“区委书记暨党政领导大接访活动”活动经验，形成长效机制，深入开展遗留、疑难、沉积信访案件攻坚战。抽调8名优秀干部组成经济、动迁征地、综合三个专项工作组，每组配备一名信访干部负责协调，各工作组分别对分管业务的副区长负责，直接协调包案领导和职能部门。经济组设在经济计划局办公、动迁组设在城市建设行政执法局办公，综合组设在信访调处局办公，各工作组每周向信访调处局反馈信访案件办理情况，由信访调处局汇总上报。抽调人员原有编制、渠道、待遇不变。专项工作组要针对17起老大难历史信访积案，一案一策、超常破解，力争调处一个是一个、化解一个是一个、清理一个是一个。同时针对现阶段热点、焦点、难点信访矛盾，重点解决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国企改革、劳动和社会保障、涉法涉诉等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影响面大的突出问题，加强源头防范和化解工作，要组织力量，主攻难点，逐一突破。尤其是今年我区涉及城际铁路、劳动湖南扩的动迁矛盾问题，更是要前瞻思维、审慎部署、合理施行。我们自己能化解的，全力解决;需要上口或归口处理的，积极汇报、协调、配合，敦促早日办结，同时不折不扣地做好稳定工作。最大限度地消除不和谐因素，为实现我区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新跨越创造安定祥和的局面。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事业建设，尽一切努力逐步解决好事关民生的群众切身利益问题。

结合区情，制定实施科学合理、务实完善的信访指标考核细则，考核的重点是信访案件解决和稳控工作，将其作为贯彻《信访条例》、落实上级信访稳定工作部署、健全长效机制、加强对信访工作的指导、检查、督促、考评，通过公开、透明的开放式监督制约机制，推动行政部门切实发挥职能、有效作为。不断提高处理信访事项的效率，依法、及时、就地化解矛盾和妥善处理信访问题，依法维护群众的合法利益和正常的信访秩序，积极做好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信访指标考核要纳入区委、区政府总体考核体系，并把干部的信访工作绩效与干部的评先树优、提拔重用紧密地结合起来;继续落实“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党政主要领导对信访工作负总责、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负责、直接抓，其他领导“一岗双责”、分工抓。严格落实信访工作责任追究制。对工作不力造成影响的，及时行使信访“三项建议权”和启动“责任倒查”。敏感时期要进一步落实信访稳控责任，把信访稳定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抓紧抓好，层层明确工作职责，并严格责任追究。一是实行“零报告”制度。加强信息收集、研判和报送工作，密切掌握信访动态，切实把上访人稳控在当地。尤其是敏感时期，各街道、各部门要坚持每日向信访局报送信息，有事报事，无事报平安。要坚决防止瞒报、缓报、漏报和错报。对因工作不力，信息报送不及时，导致进京非正常上访、进京集体上访、到省较大规模聚集上访和发生较大规模的群众事件，造成影响的，要严肃追究责任。二是实行“看死盯牢”稳控措施。对重点的稳控对象加大稳控力度，必要时可以实行“人盯人，二对一”的办法进行稳控，只要能收到实效，有什么办法就采取什么办法。凡是敏感时期发生进京上访的，不管什么理由，不讲任何条件，一律严肃追究领导责任，对所在单位的目标考核实行降级排位或一票否决，决不手软。

切实加强信访机关党的建设，全面加强信访干部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切实强化廉政建设，加大对信访干部的监督力度;切实加强学习型机关建设，提高信访干部的综合素质，将信访机关打造成一支“负责任、肯做事、能干事、干好事”的优秀的队伍。强化信访工作“全区一盘棋”理念，增强合力，加强配合，构建统一领导、权责明晰、条块结合、分工协作、全员参战、齐抓共管的大信访调处新格局。促进全区信访工作的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创造出实实在在的信访工作业绩。

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要协调好改革进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要着眼于我国基本国情，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及时化解各种矛盾，确保社会稳定和有序进行。”在科学发展观对信访的指导下，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按照区委、区政府的总体部署，进一步认清形势、明确任务、抓住重点，夯实基础，依法规范信访，加大依法治本力度，建立完善机制，全面落实领导责任，努力把问题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真正把处理群众来信来访的过程，变成为群众排忧解难的过程，变成党和政府密切联系群众的过程，从而实现我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新跨越。

从近几年信访情况来看，各种非正常信访尤其是进京非访和群众事件增长势头猛、影响恶劣、处置难度大，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不稳定因素。如何破解非正常信访这一难题，成为当前社会管理创新中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笔者对连云港市非正常信访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并探寻了解决该问题的对策建议。

近年来，我市信访工作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一定成绩，信访形势多年来保持总体平稳，没有发生影响较大的信访问题和群众事件。但同时和全国一样，我市也正处于社会矛盾的凸显期，由于改革的深入和利益冲突等原因，在加快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多，不可回避的矛盾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多，信访总量仍在高位运行。从20xx年到20xx年，各级信访总量连续攀升。

我市赴京非正常上访处于多发频发态势，20xx年度，我市进京上访实际发生量385批689人次，同比批次上升26、2%、人次上升18、8%。其中非正常上访239人次，同比上升54、2%，重复非正常上访现象比较突出。

我市在处置赴京非正常上访工作中，按照中央联席办总体要求，通过采取及时劝返接回赴京非正常上访人员、认真规范处置工作、促进解决问题、落实责任追究等一系列措施，使绝大部分赴京非正常上访得到妥善处理，基本做到了有理的解决到位，无理的疏导教育到位，生活困难的帮扶救助到位，违法的依法处置到位，多数非正常上访人员没有发生回流现象，没有发生恶性的影响大的赴京非正常上访问题，较好地维护了我市和首都重要地区和敏感部位的秩序和社会大局稳定。

综观我市非正常上访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社保福利、土地征用与流转、涉军人员、民间借贷、涉法涉诉、房产纠纷等方面。其行为呈现出三个特征：

(一)频率高发，人数批次明显增加，连锁反应明显。今年非正常上访同比上升54、2%,而且出现了此类问题解决又引发其他问题的现象。如前几年我市通过多种渠道解决了企业军转干部问题后，又连续出现退役士官、复员军官等其它涉军人员反映待遇等问题。

(二)规模较大，手段方法灵活、行动组织性强。随着上访次数的增多，上访人在跟政府有关部门“打交道”的过程中，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为达目的，他们往往想尽办法，严密组织，统一口径。如民办教师、涉军人员、“残疾车主”，“银行协解人员”串联、抱团集体上访的倾向非常明显。

(三)行为过激，对抗性明显增强，社会影响大。有些上访人不管自己反映问题是否有理，就直接到天安门、中南海、使馆区等场所，拉横幅、静坐、围堵大门、拦截车辆等行为进行上访。

随着利益格局调整、收入差距拉大，不患贫而患不均的心理在广大群众中显得尤为突出。上访群众心理心态偏激失衡，片面理解政策法律，过分强调自身利益形成一些错误心态：主要有“官本位”心理，认为“谁的官大就找谁”;“人治”要比“法治”管用;“不闹不解决，大闹大解决”的投机心理;“盲从”、“赌气”、“盲诉、盲访”心理等。再加上现实中确有一部分人以访谋生，因访得利，从而导致非正常上访逐年增多。

1、劝返机制的负面影响。对非正常上访，随有随接，随接随返，对减少正常上访总量效果明显。然而从实践中看，上访人产生了去北京上访管吃、管住、管送，“零成本”逛北京的负面效应，形成越接越多，越接越去的恶性循环。

2、考核通报制度存在一些不足。发生非正常上访后一级通报一级，为降低数量，后移名次，基层就会采取“拦”、“堵”、“截”等手段，这就给上访人造成基层党委政府怕去北京上访的错觉，以此要挟责任单位满足其过高诉求或不正当要求。

3、责任划分中存在不合理成份。《信访条例》规定解决信访问题应“属地管理，分级负责”，但在特殊时期、敏感时节，涉及到三跨三分离、涉法涉诉等信访问题时，强调让户籍所在地稳控，有时迫于压力，为完成稳控任务，就可能答应了一些不该答应的条件，一定程度上放大了群众通过非法上访能解决问题的想法，导致工作越做越被动。

非正常访反映的问题，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基层受理过。但乡镇、村基层组织功能弱化，力量薄弱，处理信访问题的能力水平有限，致使“依法、及时、就地”解决问题成为一句空话，导致矛盾上行。同时基层干部在接待、处理群众来信来访过程中，确实存在方法简单、工作拖沓、推诿扯皮的现象，小事拖大，大事拖“炸”，进而群众情绪失控，采取进京上访。

1、在适用法律上有难度。《信访条例》内容欠缺，导致上访秩序混乱。首先，《信访条例》没有对上访案件做终结的法律规定;其二，对正常上访和非正常上访缺乏明确的法律界定;其三，对缠访、闹访、无理访等行为缺乏刚性的管理措施。由此，降低了《信访条例》的法律约束力，导致上访秩序混乱。处置非正常上访人的违法犯罪行为的有关法律依据分散规定在《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多部法律法规中，且多属缺乏可操作性的原则性规定。

2、依法处置非正常上访的主体不明确。非正常上访行为违犯了《信访条例》、《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等法律法规，本应由公安处置的违法行为，但由于“三个慎用”的出台，导致公安机关不敢处置，信访部门无力处置。尤其是劳教制度取消后，老户活动更加频繁，组织更加严密。7月1日那天在北京参与非访的将近1万，对于这些老户如何教育疏导，没有什么好的对策，导致加入非访队伍的人员不断增加。

1、领导重视，组织健全，构建应急处置小组。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驻京工作，专门成立接访二处，主要负责群众进京上访的应急协调和处置工作。

2、精心组织，快速反应。驻京工作组成立以来，按照“遇有情况，快速反映，提前布控，靠前化解”的处置原则，发现人员失控进京，主动对接有关部门，主动到敏感地区布控，果断处置，迅速劝返。多次成功劝返，如海州区张某等6人多次进京，有两次在中南海带出，苏红酒业一批33人次进京被成功劝返。

3、全力协调，多措化解。每次发生非访以后，市驻京工作组在第一时间向省驻京工作组及国家信访局等部门及时汇报，争取理解和支持，尽可能地核减。同时，对于事发单位发函交办，跟踪问效，及时化解矛盾，防止因处置不力再次回流非访。

尽管我市在处置非正常信访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

1、非正常上访人员的劝返接回、稳控和处理工作难度大。一是接回难。如果上访人在北京没有违法行为，或者不愿意返回，信访部门无权采取强制措施将人接回。二是稳控难。非正常上访人员在北京发生违法行为之前，任何执法机关对他们都不能拘留、关押，采取人盯人、死看死守的方法稳控也存在限制人身自由之嫌。三是处理难。由于法律依据和证据不足，即使公安机关对非正常上访人做出拘留、劳教等处理，被处理的非正常上访人若对处理不服，就会提起公诉，而公安机关往往会被裁定为败诉，还要对非正常上访人进行赔偿，致使许多公安机关不敢依法处理。

2、现有的信访终结机制不健全。按照《信访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三款之规定，问题确已解决并且已经三级终结的信访案件，“信访人对复核意见不服，仍然以同一事实和理由提出投诉请求的，各级政府信访工作机构和其他行政机关不再受理。”而事实上，只要上访人不息诉，上级就交办，原来的终结随之成为一纸空文。尤其是对已经法律程序终结的无理非正常信访，缺乏相应的终结机制。

针对非正常上访的行为表现、发展趋势和产生的原因，笔者结合在实践中化解非正常上访的探索，提出如下对策：

化解信访矛盾的理想路径是把信访资源的整合与政府机构改革结合起来，把信访与监督结合起来，建立起统一、权威的社会矛盾处理机制。

从目前组织架构来看，市级党委政府应该转变观念，优化信访的社会环境及运行机制，根据市情，加强统一领导，建立党、政为主导、有关部门各司其职、社会各种力量积极参与、信访部门适时协调的信访新格局。如有的地方成立了群众工作部，以群众工作统领信访工作，发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系的优势，全社会共同担起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职责。

社会协同是创新社会管理的核心内涵和化解信访矛盾的主渠道。随着社会网格化管理创新模式的不断推行，结合信访矛盾网格单元化解方式的运用，可以构建以来访接待为主轴、法律咨询解答与心理咨询为辅佐的“一轴两翼”接访模式。

一是在“规范”、“畅通”中推进有序上访。严格按照新《信访条例》的规定，改“批示立案”为“法定立案”，凡是符合法定条件的上访申诉，没有领导批示也能立案;不符合上访条件的上访申诉，即使有领导的批示也不能立案，严防接访中的随意性。

二是在“治本”、“控源”中消减信访矛盾。注重政策的跟踪评估以及政策执行效果的反馈，妥善处理信访问题。对因政策原因引发的信访问题，要注重执法监督。检查政策执行中执法者不当行政原因造成信访问题时，信访工作机构要大胆行使《信访条例》赋予的行政处分建议权，制止不当行政执法行为。

三是在“调处”、“化解”中提升社会协同效能。要建立起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有利于迅速化解矛盾纠纷工作的机制。探索民间组织参与信访，让非政府背景的社会组织承担起社会弱势群体与政府及司法机关间沟通、协调的功能。成立第三方中介机构，组织相关专业人员、法律援助人员、社会志愿者共同参与，综合运用咨询、教育、协商、调解、听证等方法，如社会义务工作者对各类信访人群的义务心理疏导、法律援助、政策咨询和社会关怀等，以形成现代法治社会所需要的人民群众社会基础。

在信访工作中，要善于运用“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的社会管理机制，综合体现情理交融、敬畏人民、和贵包容、法治保障相结合原则。

一要以“评”控访。要“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认真研判有关信访问题的严重性、危害性、误导性等潜在风险，既要防止大信访问题处置不当引发群众事件，也要防止忽视小信访问题而演变为大事端。特别是对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要科学、慎重决策，尽可能减少因决策、政策不完善和行政行为不规范产生的矛盾纠纷，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信访问题。

二要依“法”息访。建议建立公开听证信访制度和必要的信访终结制度，对“两级终审”、“三级终结”的案件进行最终认定，推广无理上访户终结制度，把信访听证与规范信访秩序结合起来，实施无理上访老户终结制度。

三要依“规”惩访。面对恶意非正常上访行为，一要慎用警力，二要依法处置。慎用警力不是不用警力，从法律上界定非正常上访行为表现后，对那些在非正常上访行为中违法人员，公安机关就可以依法处置，要在全社会形成一种违法必究的导向。让上访人知道非正常上访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还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从根本上扭转当前的被动局面。

当前信访事项解决率偏低，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干部考核评价制度不完善造成的。因此，要用好干部考核“指挥棒”，在考核干部政绩时，加大民生指标的分值设置，让干部更加注重与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社会建设，真正做到“群众最关心什么，干部就该考虑什么”。

1、考评内容从注重“数量”转向“数量与质量兼顾”，以有效结案率为考核的重要指标。信访工作要立足于解决问题，不能单纯地把上访人数多少、上访重大事件多少作为考评官员的依据，而应对各地的上访情况进行有效监察和掌握，督促各地积极解决上访所反映的问题，以问题最终解决的数量和质量，来考评。

2、创新过错追究机制。过错追究，就是对因干部违法乱纪、该作为不作为而引起的群众上访，要严格追究干部的责任，并对单位实行严格的扣分处理。但应明确，属于改革带来的阵痛，以及涉法案件的上访，只能是让各级干部尽量做好思想工作，不应该追究干部的责任;属于别有用心聚众闹事的，应该严厉打击，不应该追究干部的责任。实行严格的过错追究制优点体现在：一是各级干部心里服气，气顺，工作也有积极性;二是个别违法乱纪的干部也会有所收敛;三是不会再出现因上面的压力太大，领导干部向无理取闹的人妥协、让步，使别有用心、聚众闹事的人有机可成，形成“爱哭孩子多吃奶”的恶性循环局面。

随着我国各项改革的全面推进和社会利益格局的逐步调整，各类复杂的社会矛盾日益显现，信访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信访矛盾不能靠“堵”更应重视“疏”。因为“堵”只能将“桥梁”变“鸿沟”，“疏”则能把“天堑”变“通途”。要建立良好、正常、规范的信访秩序，形成文明、有序、理性、合法的信访氛围，让信访问题得到更快更好的解决，需要社会各方齐抓共管，共同支持与努力。解决信访问题任重道远，信访工作制度、社会制度的改革和完善都需要一个过程，我们不能消极等待制度完善，而是要在这个过程中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深入探讨研究信访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认真做好新时期，新形势下的信访工作，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