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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的毕业论文
摘要：《聊斋志异》是我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巅峰之作，这部作品中塑造了诸多的文学形象，特别是作者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狐女形象，与诸多精、怪形成了类比与对比，丰富了《聊斋》中的形象长廊，又渗入了作者自己的一些追求与盼望，另外狐女追求幸福和高尚品质的精神，又是人类最美好的一面的体现。
关键词：聊斋志异形象塑造狐女。
一、在比较中升华狐女形象。
《聊斋志异》中，作者塑造了诸多神灵险怪的文学形象，这与作者的“志异”的立旨是息息相关的。
读《聊斋志异》我们可以体验到神怪世界的黑暗，并通过他们窥视人类社会的黑暗面，因为往往灵怪世界就是人类社会的模板的再现，所以在《聊斋志异》中有一类作品暴露了当时的黑暗败的政治，鞭挞了为虎为伥、无恶不作的贪官污吏。
例如《促织》、《席方平》、《向果》等。
这类形象诸多是人类社会中的上层社会对普通百姓、士子的压迫，体现了封建社会的种种压迫与局限性，所以在《聊斋》中作者塑造了一系列狐女的反封建压迫形象，这让诸者沉溺于美好人类社会的熏染下，对恶的势力则会更加充满愤懑与批判，这就形成了善恶对比，这种对比一方面是善恶对比，一方面形成了男性社会与女性社会的对比，古代社会充满了对女性的歧视，而在《聊斋志异》中作者一改先前的女性观，让女性恢复了她自身的社会属性，即对美好生活与爱情的追求，她们往往充满了对幸福的渴望与追求，并为了维护爱情而不惜牺牲生命，所以在《聊斋》中数量最多的是爱情故事，这些美好的爱情故事，宛如奔腾向前、一泻千里的长江大河，冲出峡谷，绕过横阻，唱着欢快的青春的歌，向着理想的目标迅跑。
这也让我们看到了《聊斋》作者对美的追求，更在这种对比中让美好形象得以耀眼。
作者在作品中塑造的狐女形象，既完成了对历史文化渊源好的方面的继承，又实现了对不好方面的反拨，同时又与作品中其它诸类形象形成相同意义的对比，即善恶、美丑、雅俗的对比，在意象的比较和历史形象传承的比较中，突显并升华了狐女形象的美好。
二、重彩描绘狐与士子的姻缘与友谊。
由于蒲松龄对狐女形象的反拨，使一系列狐女成为“情”的使者与代言人，她们不仅自身是美好的代言人，而且有着对美好善良的士子的爱情追求，似“才子佳人”类的结合，展开了个性解放的思潮。
古代，文人一直比较受文学作品的青睐，这与作者的文人创作身分有关，他们或仕途无望，或有一定的官职或经历仕途的不畅。
烟花女子的盛行舒缓了他们的压抑，文人对女性的嗜爱，使二者成为了文学作品的主角，并不断上演感人至深的“爱情”，在作品中开始重墨描写士子与烟花女子的关系。
随着狐与女性的紧密关联，由于烟花女子的身分，狐女成为了青妓的比喻，狐女这样也就与士子多了那么一层暧昧的关系，这些题材往往成为传奇、古怪，这样小说的喜爱，文人作者也喜爱把这些人物重彩着墨，用华丽细腻的手笔来描绘两者之间的柔情蜜意，使这些作品得以流芳百世，让人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明末以“反传统”、“尚人欲”、“重个性”为标榜，要求还原人性本来面目的个性解放思潮，对清初的蒲松龄是有影响的，这主要表现在作者《聊斋》中塑造了大批情狐形象。
这些狐女大都有追求爱情的良好愿望。
在《聊斋》这部作品中，这些狐女不管是大家闺秀，还是小家碧玉，都有一颗热爱生活，追求爱情的诚挚的心，在爱情上，她们往往表现出主动性、坚贞性。
夏绀弩先生在《中国古典小说论集》中指出;封建社会里“置酒高会，男女主宾欢聚一堂，觥筹交错，淡笑风生”的事是极不容易的，蒲翁敢于如此大胆描写，正是一种极为可贵的民主思想。
《聊斋志异》中的狐女与士子的关系并非都是男女之间的性爱问题，还有异性之间的友谊关系。
在关系爱情和友谊的差异上，作者不仅置封建礼教和“男女授受不亲”于不顾，而且明显颂扬人与人之间新的关系，这也是社会进步对人思想解放的一个推动。
《娇娜》中狐女娇娜与孔生两者之间便是建立在异性纯真的友谊方面的。
故事有两个精彩片段，一个是在孔生病入膏荒之际，皇甫申请妹妹娇娜为之治疗，孔生却因此喜欢上娇娜，但因娇娜年龄太小，故与松娘结为了夫妇。
第二次是孔生为了救娇娜被雷劈死，后娇娜又用红丸将孔生治活。
后来孔生将娇娜全家接到自己家，但始终同娇娜保持着纯正的友谊关系。
这也使娇娜与孔生的友谊得以锻炼和升华。
让人们看到了人性纯真的一面，作者对男女之间关系的处理，对以往男女之间非性不谈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让人们看到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另一个方面。
《娇娜》的独到之处，在于作者敢于大胆创新，另辟蹊径，突破了许多故事的俗套。
作品中娇娜与孔生彼此救援对方，饱含患难与共的深情厚谊，他们却没有因此产生爱情，结为婚姻，然而又保持着两性之间的“良友”关系。
友情高于性爱，这正是带有新的思想色彩的社会观念。
三、极尽自然与社会的融合。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指出：“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
”在这些花妖狐魅身上，蒲松龄不仅是突出事物的自然属性特征，且把她们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来描写。
作者将这些幻化的形象，置于人类社会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中，让各种人物的人性和人情于幻化中得以表现。
这些狐女们不仅具有普通人的形体、外貌和生活经历，而且具有丰富的内心世界和鲜明的个性特征。
蒲松龄笔下的狐女各有各自的生活轨迹，因而也就各自具有不同的性格特点。
这些狐女往往与所居的生活环境相适应，还与各自所居家庭的父母的性格相适应，这些都使狐女的生活更具有生活现实气息，也是她们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关系相融合所具有的人性最美的东西，在《婴宁》中，作者刻画的婴宁生长在穷乡僻壤，与城市社会炯然不同，这也造就了婴宁少受封建妇女教育的感染，也没有受到封建式家庭的管理与束缚，才保持了她那种淳朴、天真、娇憨、自然、乐观的性格，让人们感到一种人性自然属性的一面――人性最美好的东西――纯真。
所以婴宁在作品中总是充满青春的活力，拈花微笑。
孜孜憨笑正是她心无芥蒂，质朴纯真的性格的外化。
综上所述，蒲松龄以其如椽巨笔地塑造了这些勇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而又个性鲜明的狐女形象。
作者写她的聪明、智慧、执着地追求人身自由和个性解放;写她们爱憎分明，对美好的事物和幸福的生活有着热烈的向往;写她们不怕艰险，不畏强暴，甚至不惜牺牲生命去帮助那些遇难的文人贫民。
作者所塑造的狐女形象既有人性美好的一面，又受着社会规范的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束缚，更加具有生活的真实性。
古代文学的论文范文
摘要：在文学悲怨美形式表达中其融入了一定的个性色彩，继而由此凸显出了艺术作品的独特性，并彰显了中国文化-心理背景蕴含的“悲”与“怨”的特征，达到了最佳的艺术作品创作状态。
前言：
并追逐文化-心理背景创作行为，达成良好的艺术作品创作目的，最终实现由心理情感向文学悲美形式的转变。
本文从古代文学中悲怨美形式分析入手，并详细阐述了悲怨美内容中的层次表达特征，旨在其能实现对文学作品中哲学层面的深入思考。
(一)人类共有的悲剧意识。
由于“悲”是人类情感的基本形式，因而其对人类的心理意识有着一定的影响，因而古代文学作品在创作的过程中即通过感伤、哀痛、激愤等情绪的传达为读者营造了一个悲伤的氛围，促使其在悲伤情绪的影响下与创作者达成良好的共鸣，形成悲情感的体验目标。
此外，由于“悲”亦是人类审美过程中的主要参考因素，因而在此基础上将哀痛等情绪灌输于文学作品中可达到审美价值表现目的，并由此激发读者的情感元素，促使其全身心地投入到作品所营造的氛围中，并利用自身审美意识感悟作品中对生命价值的体现。
另外，文学作品中对悲怨美的表达是基于对人类生活困境思考的基础上，亦实现了对审美的良好把握。
继而促使读者在对作品进行阅读的过程中可从中寻找生活中的希望，并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中的所有困境。
例如，《山海经》中的《精卫填海》和《夸父逐日》在内容表达的过程中即抓住了人类悲剧意识，并鼓励人类在生活中遇到困境问题时应毅然应战，最终发挥自身强大的力量，达到最佳的生活状态[1]。
(二)与西方悲剧作的比较。
在文学悲怨美形式表达过程中为了更好的彰显我国悲怨表达的特征，与西方悲剧作展开详细的对比行为是非常必要的。
悲怨来自于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同时诗歌及散文领域在创作的过程中更为注重对其的灌输。
而由于西方悲怨主要源自于叙事传统，因而其在悲怨情绪表达的过程中通过借助西方戏剧中的人物角色来传递相应的情感。
但是基于相应差异的基础上，中国悲剧作与西方悲剧作在人生态度、情感体验等方面均遵从着真实表达的原则。
此外，从命运认知的角度来看，中国在悲剧作创作过程中逐步灌输了自己在强大命运面前是微小的思想。
例如，苏轼所创作的《前赤壁赋》。
此种生命认知思想的灌输导致读者在对作品进行欣赏的过程中形成了顺应与逃避的困境应对思维。
而西方在悲怨美表达的过程中却强调了对不妥协及不屈服思想的灌输，继而与中国文学作品的创作形成了一定的差异性。
(一)个体内容层次。
同时也由此表达了自身怀有一颗忧民的心，想要将自身价值应用于国家政治治理过程中，最终为民众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
(二)生命本体内容层次。
古代文学中悲怨美的内容层次亦体现在生命本体方面，即古代文者在作品创作过程中通过将自身对生命的理解灌输于文学作品中的形式展现文人在生活中遇到的政治功利等问题。
此外，古代文学作品在创作的过程中亦发出了人生微小的感叹，同时也实现了对生命本体的关怀。
例如，陈子昂在《登幽州台歌》文学作品创作的过程中即实现了对生命本体的阐述，且在诗句表达过程中阐述了自身在实际生活中的孤独感，并以个体生命本体表达的方式望与读者达成共鸣，引导读者深入到作品中实现对生命话题的思考。
另外，古代文人在文学作品创作过程中通过对自身细腻、敏感心理的运用将自身所思考到的生命问题融入到作品创作中。
例如，“今我不乐，日月其除”中即对时光飞逝进行了感叹，并引导人类意识到生命的短暂性，继而以积极的情绪应对生活中的难题[2]。
结论：
综上可知，在古代文学作品创作过程中悲怨美是作品创作过程中凸显出的主要特征，且在长时间思考的背景下，创作者将“悲空”、“悲慨”等情绪均融入到了作品内容，以此来引发读者对人生的思考，并引导其在应对生活中的难题时始终保持积极的情绪，即实现心理情感的转变，最终达到良好的文学作品表达方式，且最终丰富作品表达内涵，并凸显出悲怨美的独到之处。
参考文献：
[2]于海峰.汉魏晋南北朝边塞乐府诗研究[d].北京：北京大学，.
年古代文学论文选题
·论柳永艳词及女性形象塑造。
·庄子。
散文。
与《红楼梦》。
·《诗经》与周代社会生活。
·《诗经》十五国风地域考略。
·论《水浒传》中的忠义观研究。
·浅论。
诗词。
格韵。
·古诗词翻译巧妙用韵的问题。
·贾宝玉的爱情与婚姻悲剧的意义。
·浅析"聊斋笔法”及聊斋人物点评。
古代文学的毕业论文
摘要：文章认为用西方现代诠释学理论的观点诠释孔子的《论语》是不适宜的，只有借鉴孔子的智慧和方法对其进行解读是比较理想的：第一，从孔子对当下问题的解答中去理解孔子的思想和智慧，而不是仅仅把握其具体的答案;第二，学习“举一反三”和“下学上达”的方法;第三、历史地看待孔子思想，即不把孔子的思想看作是一贯的;第四，诠释《论语》的目标并不是为了简单的回到孔子的智慧本身，而是以期达到既吸收古代先贤圣哲的智慧，又能够适行于当下的思想性内容。
关键词：《论语》;孔子;诠释;经典。
一
几乎每个民族都十分注重对自己的经典(canon)进行不间断的诠释，这不仅仅对探寻与承继前代先贤的圣德和智慧，以挣脱当下的困顿;更重要的是传承各具特色的民族精神，并在各自传统中进行人的教化、塑造。
自从诠释理论传入中国后，很多学者都借之以理解《论语》，甚至将以西方现代诠释学理论作为理解《论语》的基础，或者在解读过程中或隐或现地附和诠释学方法。
但西方现代诠释学的方法是否适宜于《论语》的理解?这里将从诠释学的不同路向开始，分析这一问题。
“现代诠释学真正研究的是诠释学三要素――作者原意、文本原义、与读者领悟之意――之间的关系。
”与此相应，西方诠释学理论大致可分为三种路向：作者中心论诠释学;读者中心论诠释学和文本中心论诠释学。
下面分别阐述借它们理解《论语》之得失。
二
作者中心论诠释学以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为代表，他们认为，文本存在的意义在于表达作者的原意，理解就是要排除读者的一切先入之见，去把握作者的原意。
为此，在传统的语义学和考古学方法之外，“解释者通过把他自己的生命性仿佛试验性地置于历史背景之中，从而可能由此暂时强调和加强某一心理过程，让另一心理过程退后，并从中在自身中引起一种对陌生生命的模仿。
”[2](p90)理解旨在揭示文本背后隐含的作者的生命体验和精神状态，通过对消解读者的个体性和历史性，来重建作者的个体性和历史性，以此正确地理解文本的“原意”。
从以上论述可知，作者中心论诠释学认为文本与作者的思想是一致的，或文本完满表达了作者的思想;如果读者通过语义学或考古学的“客观的”方法，辅以“心理移情”的“主观的”方法，就可以理解文本的“原意”亦即还原作者的思想。
但如果我们以此来直面《论语》时，困难便出现了：《论语》文本是孔子在具体场景中的话语的记录，这些记录又是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的记录，在记录中不免加入了记录者本人的话语选择倾向，使得记录形成的话语不会也不能完满地表达孔子的思想和智慧。
因此，旨在分析孔子具体话语的语法学和考古学的方法都将无法窥见孔子的全部思想，甚至会起到的阻碍的反作用;而旨在借助场景还原的方式去体验孔子心理过程的心理学实验方法，所体验到的也仅仅是我们所理解和认识的孔子与弟子们对话的具体情境，以及我们当下以某种方式所感受到的孔子当时的心理状态，仍然无法摆脱当下对话的具体性和有限性，通达孔子的思想和智慧。
从诠释学自身的发展史来看，作者中心论“为了保证理解的客观性，或者说为了保证对文本中的‘作者原意’的把握，几乎完全消解了读者的个性。
在‘作者中心论’的视域中，读者实际上成了‘无个性的’、‘无差别的’抽象存在物。
”[3](p64)实际上，在运用作者中心论来解释《论语》的过程中，情况却恰恰相反，读者以消解个性去理解《论语》的具体话语时，其结果是读者拥有了文本中的“个性”，而这个“个性”又是被有所倾向的记录着的孔子只言片语所限制着、束缚着，进而遮蔽了“无个性”的圣人智慧。
海德格尔开启，并由伽达默尔为代表的读者中心论诠释学认为，理解不是此在的行为方式，而是此在的存在方式;理解不是去追寻文本与作者的“原意”，而是读者依据自身的历史性使文本的意义得以创生和流动。
这样，读者以及读者带有历史性的先入之见就具有了合法性并成为决定文本意义的关键，读者与文本的时间距离就不被看作成是必须被克服的东西，而是理解的一种积极的创造性的可能性。
所以，基于读者历史性的“视界融合”，读者通过对文本的解读，既是对此在的昭示性理解，也是对文本意义的创生。
但借此理解《论语》，则会出现以下问题：首先，伽达默尔给予读者的历史性以合法根据，但“视界融合”和文本意义的创生仍然是以承认读者能很好地理解传统和文本为前提的，否则，任意性的诠释虽然呈现了读者的历史性和个体性，但却以损害文本思想的`深刻性为代价。
其次，诠释学认为时间距离可以“使得文本逸离了它们赖以形成的那个短暂的情境，在历史中获得了一种普遍的意义，使它们自身所拥有的特殊性上升为普遍性”，[4]这一点对于《论语》来说，也是无法真正实现的，因为《论语》本身就是对短暂情境对话的描述，时间距离的作用仅仅在于：以新的短暂情境代替旧的，而不能从根本上逸离当下性，而这种新的短暂情境的出现，则会造成更加“坏”的结果，即逸离了《论语》对话的当下性，使得具有极小适应性的对话成为了“普遍的”教条，更加遮蔽了孔子的思想和智慧。
再次，在对《论语》的理解中，此在的存在意义不仅不能得以显现，反而会导致此在的没落，因为，读者中心论认为，理解即是存在，读者以自我的历史性对《论语》的解读所得到的是唯我的意义，但这种意义却是基于对《论语》具体话语的自我认同，这种具体话语如果脱离了当下情境且不能上达为智慧的话，则只能起到对自我存在的进一步束缚和遮蔽。
例如《论语·子罕》篇中有一则故事：孔子赞扬弟子仲由说：“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随后孔子便引诗经一句：“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意思是说，不嫉妒、不贪求，为什么不好呢，然而，子路听后便“终身诵之”，孔子便道：“是道也，何足也臧?”批评子路如果一直固执于这一句诗句，却是好不了的。
以利科尔为代表的文本中心论诠释学是西方诠释学发展的第三个路向。
其认为，作者中心论和读者中心论都在作者、文本和读者的关系上偏执一端，因此要在三者之间达成一种协调，对“作者原意”的追求不能放弃，对读者在文本解读中开启的“创生意义”也要予以考虑，利科尔认为，“文本”就是使三者能够协调的中介点。
利科尔把文本界定为“任何由书写所固定下来的任何话语”，并与“作为口语形式出现的话语”区分开来。
读者在理解文中的过程中，既要尊重文本自身的客观性，因为文本是作者表达自己意图的媒介;又要充分发挥读者的主观性，因为脱离了作者语境的文本必然要建立读者的语境才能得到理解。
利科尔通过反思作者中心论和读者中心论诠释学而建立起来的文本中心论诠释学，给解读《论语》的困难性问题提供了很多启发。
从这样的角度看来，对于孔子思想和智慧的通达，似乎只有通过我们可以直接观照到的《论语》文本才可以达到。
中国古代文学论文选题
摘要：本文作者主要讲述了自己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一些体会和探索：一是注重学生对作品的诵读；二是以解读培养学生感受作品的能力；三是改进教学方法；四是积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
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积淀下来的文学遗产，是珍贵的民族文化精品。学科内容综合性强，知识覆盖面广，教学难度极大。然而，在教授这门课时，不少教师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乃至教学模式基本还是因袭传统。课堂上，教师凭借一块黑板、一支粉笔、一本书、一张嘴，唱着“独角戏”，从文学史到作品选，从思想内容到艺术特色，滔滔不绝，学生只是被动接受，久而生厌。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文学中蕴藏着丰富的思想底蕴、深厚的文化内涵。当下，涵盖了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的国学复兴热再次兴起，对文学遗产中思想底蕴的发掘和继承使学生有了学习古代文学的浓厚兴趣。如何利用好学生的“古代文学情结”，调动其学习古代文学的热情，并使之产生持久的动力，是我们应该积极探索的。我在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工作的几年间，将传统的教学方法和现代技术结合起来，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一、注重学生对作品的诵读，培养其对作品的感悟能力。
每学期开始，我都规定一些阅读和背诵的篇目，认真地抽查学生的完成情况，并将其作为考核学生平时成绩的内容之一。诵读，可以加深对文学意象的感悟，有利于学生想象力的培养，进而较准确地把握作品的情感内涵。在古典诗歌的教学中，这一点尤为重要。它可以将学生“带回”千百年前，让他们的现代生活、情感与理念与古人的生活、情感与理念相融合，与作品的意境和作者的体验产生共鸣，进而获得美的享受。如讲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让学生通过诵读，体味“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这些意象所渲染出的深秋傍晚的荒凉气氛，体味天涯沦落人的孤寂愁苦之情，让学生对当时沉闷的时代气氛有深刻的感悟。诵读，可以充分体悟诗歌的语言美。优秀的文学作品都蕴含美的情感，通过朗读活动，可以使之渗透于学生的心灵。吟咏朗读除了可以感悟文章的真谛，还可以使人在不经意之间对朗读时那抑扬顿挫的语音、错落有致的节奏与奇特严谨的结构拥有深切的体验。对学生来说，言语内容美与形式美对他们的思维活动的影响是不容易被察觉的，但却是帮助他们理解文章的强大力量。因而，在让学生感知言语内容美与体悟言语形式美的过程中，要尽力诱发其审美情感，提高其朗读的感染力，使其加深对作品的理解。同时，诵读还可以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提高他们适应生活的能力，陶冶他们高尚的情操，丰富他们多彩的生活。
二、以创造性的解读，培养学生对作品的鉴赏能力。
文本解读是一种创造性的过程，一个审美的过程。好的解读，有助于学生对作品的欣赏，能使其体会到作者对生命的感悟，并与作者进行对话，从而逐渐养成感受作品、感受自己、感受生命的能力，这是古代文学教学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如讲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在欣赏这支曲子的情景下，我让学生讨论：苏轼的这首词千百年后为什么还会令我们感动不已？是表达了苏轼思想的苦闷，还是反映了他出世和入世的人生矛盾，抑或表现了苏轼对人间生活的热爱？通过讨论，学生明白，这些说法自有其道理，但仅仅这样理解显然是不够的。它的动人之处在于，一是揭示了人类的一种普遍的生存困境：人生的缺陷（痛苦、不如意）是绝对的，我们不能指望人生和世界完美无缺，只能在绝对的缺陷中寻求相对的完满；二是苏轼以博大的胸怀对人们发出深情祝福：“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人与人之间更需要互相关怀和抚慰。因此，苏轼这一美好的祝福，才始终拨动着人们的心弦。这样的解读，诠释了作品的内在价值，拉近了古代作品与现实生活的距离，从而引起了学生的强烈共鸣，取得了育化心灵的效果，提高了学生对作品的鉴赏能力。可以说这是古代文学教学改革所追求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解读过程中，启发学生把心沉到古代文学的.文化背景中去，触摸作家思想感情的脉搏，使学生初步掌握从文化背景角度切入去鉴赏诗文，同时引发学生对文化现象的思索。这是非常重要的。讲陶渊明，我告诉学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隐逸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随着时代的变迁，人类的进步，这种文化现象几乎已经消失，但作为一种人格，后人对陶渊明又非常推崇；作为一种观念，它还或多或少地影响我们现代人，你将怎样看待陶渊明的隐逸呢？有的学生认为，陶渊明抛弃做官而归隐田园，表明他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洁身自好的价值取向，这种人格是高尚的。有的则认为，陶渊明的这种隐逸人格不值得歌颂，这种人格是有缺陷的。如果我们面对黑暗和邪恶都不闻不问、装聋作哑的话，我们这个社会将会是什么样子呢？还有的说，陶渊明在归隐中心灵得到了安顿，人与自然融合在一起。这对与我们现代人来说，应该有所启示。假日之际，人们总想离开城市的喧嚣，到野外感受山水之美，让浮躁的心灵得到净化，可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却越来越糟糕。尽管观点不一，但闪烁着智慧的火花。把作品的阐释、作家的评析与现代生活联系在一起，拉近了学生与古人的距离，提高了他们的鉴赏水平。
三、改进教学方法，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传统的古代文学教学，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和个性发展，忽视了学生的创新精神。鉴于此，我开始尝试进行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改革，在教学过程中尽可能改变以课本为本位、以教师为中心、以强硬灌输为手段的传统教学模式，借鉴一些先进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
辩论法。经常拿出一些在历史上有争议的问题让学生们自己讨论。在正式讨论之前，我也做了大量的预备工作：事先布置好讨论的题目，让他们围绕自己的观点去查资料，并选出各自的代表发言人，非常类似于现在的辩论赛；我也要尽可能多收集资料，猜测学生会运用哪些论据来证实自己的观点，并模拟他们争论的情景，以便作必要的调解和补充。每学期我搞两三次这样的讨论。如在讲“先秦文学”中诸子思想时，涉及一个非常复杂的“人性”问题，孟子主张“人性善”，而另一位儒家大师荀子则认为“人性恶”。讨论之前，大家都做了充分的准备，从多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有理有据。事后学生自己说，这次讨论逼着他们看了很多理论书籍，提高了自己的思辩能力。
比较法。古代文学中很多问题可以说至今尚无定论，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将诸家之说介绍给学生，并组织他们对多种答案及多种思路进行比较选择，从而激活他们的思维，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例如，学习王维的山水诗，要求学生搜集、整理唐以前，以及初唐、盛唐时期有关知识分子对山水的关注的资料，从比较分析中鉴赏王维对中国山水诗的贡献。又如在讲到“楚汉之争”这段历史时，我要求大家对导致这场战争的两个主要人物——刘邦和项羽进行详细比较，刘邦作为一个无赖何以夺得天下，项羽既然是一个英雄为何却走向末路？学生通过激烈的讨论来总结两人的得与失，从而更深刻地认识了这段历史。还可以通过古典文学的现代改编问题，思考古代文学的经典性所在。如搜集一些根据古诗词改编的流行歌曲，像《别亦难》、《新鸳鸯蝴蝶梦》、《在水一方》、《寂寞沙洲冷》等在课堂上欣赏，让学生去寻找原文，从而思考古典文学历久弥新的原因，激发他们学习古代文学的热情。
四、积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古代文学的学科性质，决定了其传统的教学模式，但长此以往，教学难免单调，因此，有必要通过一些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进行调节。在种种探索性改革中，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无疑是实施起来最方便快捷，且行之有效的办法。
音响媒体方面，可以运用便于携带的mp3加小音箱。课堂上通过欣赏相关的音乐，加强学生对古典文学作品的理解，如在讲授李煜的《浪淘沙》一词时，先让学生欣赏邓丽君的歌曲《虞美人》，把他们带进一个哀伤、凄凉的意境，然后对作品进行解读，从而使他们对这首词表现的李煜思乡之情、亡国之恨有一个深刻的了解。在讲解《史记·项羽本纪》时，可以让学生欣赏琵琶曲《十面埋伏》，使学生对楚汉战争的形势、人物个性有更直观、丰富的了解。
声像媒体方面，包括对电视、dvd、电脑、投影仪等的运用。如在讲授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时，可以组织学生观看古典名着改编的影视作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教学内容更加引人入胜。
将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多媒体课件运用于古典文学教学中，不但节省了课堂板书的时间，而且增加了课堂教学的内容和深度，给教和学带来了巨大的便利。教师可以在课件中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教学资料，诸如作者家世、生平、思想、学术研究动态等，并突出教学重点。尤其是在诗词教学中，将讲读篇目演示在屏幕上，再配以音乐、画面、朗读、前人的评论等，教师再加上一些疏通与点拨，便会得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中国古代文学永远不会像今日的某些时尚潮流一样红极一时，但也不会像昨日的某些流行概念一样成为“明日黄花”。如果教师在教学中真正引导学生进入中国古典文学的艺术殿堂，使他们体味到古典文学的永恒馨香，将是对学生精神完善的莫大帮助，而不仅仅是满足于学生对局部知识的掌握。
参考文献：
1、阎续瑞.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初探[j].煤炭高等教育,,(2).
2、张嘉林.注重学生人文素质的提升——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的思考与实践[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1).
3、毛义玲.现代信息技术与中国古代文学教学[j].文学教育,2007,(10).
古代文学的毕业论文
明代考据辩证兼琐闻故事综合性笔记，十六卷，谢肇制撰。谢肇淛(1567—1624)字在杭，号武林、小草斋主人，晚号山水劳人。明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历任湖州、东昌推官，南京刑部主事、兵部郎中、工部屯田司员外郎，曾上疏指责宦官大旱之年仍大肆搜括民财，受到神宗嘉奖。入仕后，历游川、陕、两湖、两广、江、浙各地所有名山大川，所至皆有吟咏，雄迈苍凉，写实抒情，为当时闽派诗人的代表。另著有《太姥山志》，并与徐火勃重刻淳熙《三山志》。
《五杂俎》本书是作者的随笔札记，包括读书心得和事理的分析，也记载政局时事和风土人情，涉及社会和人的各个方面。全书十六卷，分为“天、地、人、物、事”五门。其中天部二卷，地部二卷，人部四卷，物部四卷，事部四卷。天部记述天文、气候、节气和四时的人事活动。地部记述理理、疆界、山川、河流、名胜，包括当时的海外地区，是研究历代地理的重要资料。人部记述人的形体、心性、境遇，包括技艺、医药、术数、书画、宗教等各种活动。物部记述动物、植物和各种物品，鸟兽虫鱼花卉草木、饮食服饰、文玩乐器等都有论述。事部记述贫富、收藏、文字、职官、行政、姓氏、婚嫁等社会活动。书中提供的大量资料有助于研究明代社会状况，作者过记事，分析是非正误有评述，有论断，对读者很有启发。如据《西京杂记》中的“正月以上辰，三月以上巳”，驳送周密《癸辛杂识》所提出的“‘上巳’当为‘上己’，因为上旬无巳日”之说。又谓“蜻蜓点水”非爱水，而是产卵，以备一说。
如记京都乞丐：
京师谓乞儿为花子，不知何取义。严寒之夜，五坊有铺居之，内积草桔及禽兽茸毛，然每夜须纳一钱于守岁者，不则冻死矣。其饥寒至极者，至窖干粪土而处其中，或吞砒一铢。然至春月，粪砒毒发必死。许一年冻死毒死者不下数千，而丐多如故也。
但《五杂俎》同样有明人笔记以多为胜，忽略专精的通病，书中谈历代掌故部分，大抄前人笔记，又不注明出处;记录笑话，亦皆采旧文，甚为无聊，记鸟兽虫鱼，又多涉神怪。
《五杂俎》最早为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如韦馆刻本。
今有：《五杂俎》中华书局1959年版;《五杂俎》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五杂俎》台北：偉文出版社1977年版。
《丹铅杂录》《谭苑醍醐》《艺林伐山》。
明代考论经史、诗文、训诂、名物的几部笔记。杨慎撰。杨慎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杨升庵集》。明代考论经史、诗文、训诂、名物的笔记以杨慎撰述的为最多。其中著名的有《谭苑醍醐》八卷，《艺林伐山》二十卷和以《丹铅》为名的《丹铅杂录》十卷和《丹铅续录》八卷。
《丹铅杂录》和《丹铅续录》考论经史、诗文、训诂，其内容非常广泛，举凡经史子集均有涉猎。如指出柳宗元《小石潭记》中“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一句，并非柳氏独创，而是来自郦道元《水经注》中“绿水平潭，清洁澄深。俯视游鱼，类若乘空”。杨慎崇经黜史，重视音韵训诂;敢于对宋儒进行大胆批评;又对传统经典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解释。杨慎重视史书的文采，强调修史要秉笔直书，反对官修史书，提倡个人独立修史;评价历史人物能不落窠臼，有自己独立的观点。杨慎读书广泛，对过去不为人注意的子部书籍进行了探索、讨论，扩大了人们的视野。
《谭苑醍醐》亦皆考证之语，与《丹铅录》大致相出入，而亦颇有异同。引《水经注》载诸葛亮表云：“臣遣虎步监孟琰据武功水东，司马懿因渭水涨，攻琰营，臣作桥越水射之。桥成，遂驰去”。此事《三国志·诸葛亮传》不载，可补史阙。杨慎在文学上既讲求文法，主张诗文用字要有来历，又反对极端的复古主义;反对诗史说;偏爱李白，亦好杜甫，对李白的身世进行了有价值的探讨。又辨李白为蜀之彰明人，历引其《上裴长史书》与《悲清秋赋》及诸诗句，以证《唐书》称白为陇西人及唐宗室之非，如此之类，考订辨论，亦多获新解。
杨慎虽然渊博，但其笔记中考证疏误，记忆错误处也不少。陈耀文曾撰《正杨》四卷，纠正杨慎之讹;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内《丹铅新录》和《艺林学山》两部分，亦专门驳杨慎的引证和论辩。
今有：《丹铅杂录丹铅续录俗言》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本，1936年版;《丹铅杂录丹铅续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丹铅杂录丹铅续录》上海书店1886年版。
《艺林伐山》商务印书馆1937初版;《艺林伐山》中华书局1985版;《艺林伐山》上海书店，丛书集成本，1986年版。
《枣林杂俎》。
本书是一部明代史料笔记，作者谈迁。谈迁(1593—1657)为明清之际著名史学家，原名以训，字仲木，号射父。明亡后改名迁，字孺木，号观若，自称“江左遗民”。浙江海宁(今浙江海宁西南)马桥人。明诸生。一生未曾做官，家贫，靠缮写、代笔或作记室维生。自幼刻苦好学，于经史百家无不致力，对明代史事尤其着力，历经艰险完成明朝编年史《国榷》。著作另有《枣林集》、《枣林诗集》、《枣林杂俎》、《北游录》、《西游录》、《史论》、《海昌外志》等。《清史稿》有传。
《枣林杂俎全》分为智、仁、圣、义、中、和六集十八门，其中“土司”一门有目无文，实有十七门。书中逸典、先正、流闻等门对南明弘光朝、明代典章制度及户帖式的记录，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对明代科举、民俗、物产、植物、山川等人文自然景观等也有详细的描述。本书对于了解明代历史，尤其是研究明末清初的历史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书中也杂有神怪灵异等荒诞传闻。
今有：《枣林杂俎》罗仲辉胡明校点，中华书局，元明史料笔记丛刊，2006年版;《枣林杂俎》齐鲁书社1997年版;《枣林杂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影印本。
《板桥杂记》。
明末清初一部记载南京秦淮河一带歌妓生活的笔记，三卷，类似唐代孙棨的《北里志》。余怀撰。余怀(1616～1696)清初文学家。字澹心，一字无怀，号曼翁、广霞，又号壶山外史、寒铁道人，熟读经史，学识渊博，有匡世之志，文名震南都。为国子监生，受到国子监司业的吴伟业的赏识。崇祯十三年、十四年(1640——1641)，二十五、六岁的余怀被南京兵部尚书的范景文邀入幕府，负责接待四方宾客并掌管文书。清军占领南京，余怀化妆成道士流亡他乡，开始长期颠沛流离生活。从顺治年间直到康熙初年，他经常奔走于南京、苏州、嘉兴一带，以游览为名，联络志同道合者，进行抗清复明的活动。从康熙八年(1669)起，余怀隐居吴门，以卖文为生，民族气节始终不移。同时，精力集中于学术著作方面。他晚年自号鬘持老人。福建莆田黄石人，侨居南京，因此自称江宁余怀、白下余怀。晚年退隐吴门，漫游支硎、灵岩之间，征歌选曲，与杜浚、白梦鼎齐名，时称“余、杜、白”。《板桥杂记》亦作于晚年，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除笔记《板桥杂记》外，还著有诗文《甲申集》七卷，《余子说史》十卷，《东山谈苑》八卷，记明末党争之事的《汗青余语》多卷，《四莲花斋杂录》八卷，《砚林》一卷，《茶史补》一卷《妇人鞋袜考》一卷《宫闺小名录》一卷等。
《板桥杂记》三卷，署三山人撰。全书分上卷、中卷、下卷。收选了一些优秀的小品文。记述了明朝末年南京十里秦淮南岸的长板桥一带旧院诸名妓的情况及有关各方面的见闻。其中上卷为雅游，描写明末清初金陵秦淮河畔的梨园，秦淮河灯船，妓院和江南贡院;中卷为丽品，记金陵诸名妓情况，以旧院为主，珠市附之;下卷为轶事，杂记旧院诸狎客之奇闻逸事。卷首有余怀自识：“此即一代之兴衰，亦千秋之感慨所系，非徒挟邪之是述，艳治之实传。”《四库全书总目》评曰：“文章凄缛，足以导欲增悲，亦唐人北里志之类。然律以名教，则风雅之罪人矣。”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写道：“唐人登科之后，多作冶游，习俗相沿，以为佳话……自明至清，作者尤伙，清余怀之《板桥杂记》尤有名。”
今有：《板桥杂记》江苏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板桥杂记》刘如溪点评，青岛出版社2010年版;《板桥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日知录》。
清代著名考据辩证类笔记，三十二卷，顾炎武撰。顾炎武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顾林亭集》。
《日知录》是顾炎武“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成书”的著作。书名取之于《论语·子张篇》。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顾炎武是明末清初大儒，学问渊博，见识通达，《日知录》是他积累三十多年的笔记，与经史、诗文、训诂、名物、典章制度、天文、地理以及吏治、杂事，无所不谈;许多条目，全都原原本本，考证详明。《内容宏富，贯通古今。三十二卷本《日知录》有条目1009条(不包括黄侃《校记》增加的2条)，长短不拘，最长者《苏淞二府田赋之重》有5000多字;最短者《召杀》仅有9字。这与作者立志学术创新有密切的联系。书前有其学生潘耒做的序。潘耒把《日知录》的内容大体划为八类，即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潘耒强调《日知录》的经世意义，认为此书只有宋元时期的名儒能做出来，明朝三百年来没有这样的书，将来治国者采用其说，会大有益于“世道人心”，如果仅叹服其考据的精辟，文辞的博辨，那不是作者著书的本意。关于写作此书的目的，顾炎武本人说得很明白：“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
《日知录》中，顾炎武提出社会风气的好坏决定社会兴衰的观点，说：“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他认为“风俗衰”是乱之源，并列举大量事例，说明奢靡浮华的社会风气，是导致国家衰亡的重要原因。他说评价君主的功绩首先要看社会风气：“论世而不考其风俗，无以明人主之功”。他不但从政治上提出了整顿“人心风俗”的具体措施，如重流品、崇厚抑浮、贵廉、提倡耿介和俭约等，还从经济上分析了“人心风俗”败坏的原因，认为要使风俗变好，必须有让百姓安居乐业的物质条件：“今将静百姓之心而改其行，必在治民之产，使之甘其食，美其服，而后教化可行，风俗可善乎!”除正面倡导培养人心风俗、加强礼治，他还强调法制，主张严惩败坏世风的贪官奸臣，说：“法不立，诛不必，而欲为吏者之勿贪，不可得也。”顾炎武还看到了“势”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主张进行社会变革，提出要顺势而行，“物来而顺应”的变革思想。在卷三十二中，作者还特别指出学界“座主门生”与朋党之祸的关系。指出唐代的进士，以主考为“主座”，自称“门生”。以中唐以后，遂有朋党之祸。并指出明代主考与进士，公然称“座师”与“门生”，朋党之祸，也不减于唐宋。
顾炎武曾把写这部书比作“采铜于山”。注重收集第一手资料，在治学上严谨扎实，堪称楷模。他这种研究学问的态度和方法是对明朝空疏学风的反动，对有清一代学风的转变与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后辈学者对这部笔记多推崇备至李慈铭称赞《日知录》这部笔记，“直括得一部《文献通考》，而俱能出自于《通考》之外”;梁启超说：“论清学开山之祖，舍亭林没有第二人”。除黄汝成外，为这部书作校补、笺注的还有很多，如李遇孙《日知录续补正》，丁晏《日知录校正》，俞樾《日知录小笺》，黄侃《日知录校记》等。道光年间黄汝成采各家之说为该书作注，为《日知录集释》。
《日知录》初刊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现在通行的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日知录》是以黄汝成的“集释”本为底本。其中《刊误》和《续刊误》各二卷亦为黄汝成著。后附的《日知录之余》四卷，乃后人辑顾炎武著作遗佚而成。
今有：《日知录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日知录校注》陈垣校注，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版;《日知录集释》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日知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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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课时分配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论文
论文摘要：《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包含《中国文学史》与《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两门基础必修课和一系列选修课，是中文系排名第一的主干课程。但和丰富的教学内容相比，《古代文学》课时却被严重压缩，在教学中，教师必须合理分配《文学史》与《作品选》的讲解时间、各段之间的教学时间及各种文体之间的教学时间，争取在有限的课时内，尽量完整和合理地讲授出文学史和经典的文学作品。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包含《中国文学史》与《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两门基础必修课和一系列选修课。不计选修课，单从《文学史》和《作品选》来看，《古代文学》课程在整个高校中文系也是属于重中之重的专业课。以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为例，在诸多专业课程之中，《古代文学史》和《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文学概论》等七门课程被定为专业主干（核心）课程。而从学分和课时设置来看，古代文学凭借16学分、288学时的权重，远超排名第二的《古代汉语》和《外国文学史》[1]，成为名副其实的中文系第一主干课。但和古代文学大量的教学内容相比，排名第一的288学时仍然显得捉襟见肘。从先秦到明清近代，数千年的文学史和汗牛充栋的优秀文学作品，远非288个学时所能讲毕。在此情形下，古代文学的教学想要面面俱到，既无必要，也无可能。且大多数高校在《文学史》和《作品选》之外，还开设有多门选修课，由古代文学任课教师结合自身的学术专长，对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作品及专门文体进行讲解，开设了诸如《诗经》、《楚辞》、《史记》、“唐诗”、“宋词”等选修课，以之辅助《文学史》和《作品选》的教学。故此，《文学史》和《作品选》的讲授内容须突出教学的重难点，而无需面面俱到。从课时分配来看，一般在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段和唐宋文学段分配学时较多，元明清段分配较少。讲授内容主要以作家介绍、作品艺术风格的分析、文学现象、文学史流派、文学理论、文体衍生变异等为主。
具体来看，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是合《中国文学史》与《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为一体的课程：“史”是对文学发展脉络的叙述，“作品”则是《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作为文学课的落脚点。大致说来，《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时间，一般是平分给《文学史》和《作品选》，二者各占一半。具体到某一阶段，则会有一些出入。例如在讲授元代文学时，笔者通过和学生的交流，发现只有极个别的学生会在课后阅读《作品选》中的戏曲作品，绝大多数学生对元杂剧丝毫不感兴趣，也就没有自主地去阅读《作品选》。因此在讲授元代文学时，更需要教师在课堂上多讲作品。在中国古代文学诸种文体之种，学生最感兴趣的是诗词。最为典型的便是唐诗宋词中的一些名篇，有些篇目是学生在小学、中学的语文课堂上就学习过的，甚至有些作品在孩子入学之前，便被家长拿来作为启蒙读物来教授孩子。因此，学生对这些作品熟悉、有感情。而先秦段如《诗经》、《楚辞》等作品，因时代久远，文字艰涩，学生阅读时有较大难度，对其熟悉程度自然不能与唐宋段相比。而元明清段虽然阅读难度降低，但学生的阅读兴趣与唐、宋段相比，也大为降低，这既因学生对戏曲的兴趣没有诗、词那么高，同时也因为有“一代之文学”之称的明清长篇小说，篇幅较大。大学生的课后时间多花在对英语、计算机等科目考级、考证的准备上，他们不太愿意花过多时间去阅读长篇小说。对于作品的陌生，使得一些学生在考试答卷时，只能空谈一些通过死记硬背得来的文学史概念、常识，而不能通过具体的作品来加以印证。因此在教授先秦、元明清段文学时，作品的讲解便显得尤为重要，教学时间的分配上，也要适当倾斜于《作品选》，让学生通过对具体作品的阅读，找寻自己的感悟，而不是仅仅止于被动地接受文学史教材所提供的结论。对于中学教材已选的一些篇目，不能因为学生已经学过，便一笔带过；恰恰相反，对于大多数将来要走向中学讲台的高师学生来说，此类篇目更需要精讲、细讲。对一些重要的篇目，最好是要求学生背诵。事实证明，这一看似落后的教学要求，却最能有效地提升学生的文学修养。“读书百遍而义自见”的道理在今天并不过时。文学史的教学内容，大多数高校是按照从先秦到明清近代的时间顺序讲授。这种做法易于把握每段文学的总体风貌，但也容易遮蔽文体发生、演变的历史。在按段教学的同时，一定要注意突出文体发生、发展、演变的历史。李炳海先生指出：“文学史教学的重要任务是使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有一个全面的.把握，在知识上具有系统性。不仅如此，这门教学还要有一定的深度，对于相关的文学现象，不但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具体落实到文体上，就是不仅要知道某种文体的生成根据、发展演变，而且要了解文体名称的由来。而对于文体名称进行追本溯源，正是文学史教学和研究的薄弱环节。”[2]以时间顺序进行教学，并无不可，但要有意识地突出文体的变迁。比如，在讲授到唐代近体诗时，要对历代诗体的发展作一综述，让学生了解《诗经》、《楚辞》、汉魏古诗、齐梁新体诗以来的诗体演变轨迹，从而更好地理解唐代近体诗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又如，在讲授元杂剧之前，应对中国戏曲的发展、成熟作一系统介绍，将中国戏曲成熟之前的诸种艺术形式如原始社会歌舞、春秋战国的优伶伎艺、秦汉百戏、南北朝“代面”等歌舞戏、唐参军戏、宋杂剧、金院本、诸宫调等略作介绍，指出以上艺术形式可以归纳为说唱艺术、歌舞戏、滑稽戏三类，而元杂剧正是在综合这三类艺术形式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
另外，教师还应注意对教学内容的更新，关注学术界最新动态，及时将学界已经有定论的新成果加以吸收，不能一本讲义用数十年而不变。比如，袁行霈先生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卷，在介绍清代小说家吴敬梓的著述时，说：“至于程晋芳在《文木先生传》中说还有‘《诗说》若干卷’，可惜已失传，只能从前人的诗文和《儒林外史》中看到只言片语。”[3]，失传已久的《诗说》被复旦大学学者周兴陆于上海图书馆发现[4]，这自然可以修正文学史教材的旧说。又如，《寒花葬志》是明代归有光的散文名篇，还被选入了中学语文教材，但今天我们所见的版本实为删节本，删节本把寒花当做归有光普通的侍女，遮蔽了她为归有光之妾的事实。复旦大学邬国平教授从上海图书馆所藏《归震川先生未刻稿》中找到足本《寒花葬志》[5]，补出今本所无的“生女如兰”等重要内容，这就颠覆了对《寒花葬志》的传统认识。在《作品选》教学时显然也要将此成果及时加以吸收，对《寒花葬志》进行新的也是正确的解读。如此教学，既能传授学生最新的知识内容，也能调动学生的兴趣，引导他们进行研究型学习。
注释：
[1]古代汉语和《外国文学史》均为7学分，126学时，见http：///wwwroot/?id=733，12月12日。
[2]李炳海：《关于中国古代文体的思索》，学术交流，20，第7期。
[3]袁行霈主编，黄霖，袁世硕，孙静本卷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版，第368页。
[4]周兴陆：《吴敬梓失传著作诗说在上海发现》，光明日报，年6月24日。
[5]邬国平：《如兰的母亲是谁?——归有光女如兰圹志、寒花葬志本事及文献》，文艺研究，，第6期。
古代文学的论文范文
美学的表现形式多样，传统美学主要的传播方式为诗词歌赋，其中蕴含着较为丰富的人物情感和内涵。《诗经》在女性美学的探究中起着重要作用，描写女性的诗篇在总诗篇中占有较大比例。因此，本文针对古代文学《诗经》中渗透的女性美学展开探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具体分析如下。
一、《诗经》的基本内涵。
《诗经》的主要整理者是孔子，春秋末期，《诗经》成为教师教学的主要教材，成为学生学习的主要依据。《诗经》主要由三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国风，第二部分是雅，第三部分是颂，其中雅又有大雅(31首)和小雅(74首)之分，颂又可进一步分为周颂、鲁颂、商颂，主要用作各自朝代祭祀乐歌。作品中不仅颂赞了真善美，而且批判了传统陋习。除此之外，《诗经》记录了商周时期较多的民俗活动、民间传说以及重大事件，其史料价值较高[1]。
(一)外在美。
1.容貌美。《诗经》中针对女性容貌展开描写的篇章较少，大多是利用衬托手法对女性容貌进行侧面描写，其中正面描写女性容貌的典范诗篇是《卫风硕人》，描写女性容貌的诗句主要有“肤如凝脂”、“齿如瓠犀”、“美目盼兮”，意思分别是：女性皮肤犹如玉脂、牙齿犹如瓠瓜籽般整齐、眼睛明亮。庄姜夫人被如此比喻之后，其庄重典雅的女性形象被完美彰显。其中《周南桃夭》是对女性容貌进行侧面描写的诗篇，每章诗句都以“桃之夭夭”开头，间接描述了新娘的娇美容貌。
2.形态美。《诗经》中不同诗篇对女性形态美的描述不尽相同，《卫风硕人》用三部分描写庄姜的形态之美，从她的出身、自身资质、出家盛况等方面能够看出古代女性的审美观念，从“硕人其颀”这一诗句中可以看出，古代女性以身材健硕为美。《陈风月出》对女性形态的描述与《卫风硕人》中的描述具有差异性，“舒窈纠兮”、“舒夭绍兮”等诗句描述了女性体态具有轻盈性的特点，古代将优雅窈窕视为女性形态美[2]。
(二)内在美。
1.勤俭持家。《周南葛覃》中“施于中谷”、“维叶萋萋”、“维叶莫莫”、“薄浣我衣”、“归宁父母”等关键诗句的大致意思是：由于新媳妇过于思念父母，为了能够早日回到娘家，仍坚持做好本质工作，积极主动的做着换洗工作。诗中全面塑造了勤劳、孝顺的女性形象。《大雅思齐》中周姜、太姒、大任这三位女性是广大妇女学习的榜样，她们不仅能够在国事上贡献力量，而且能够在家庭中照顾好子女，井然有序的处理家庭内部事务。
2.热爱劳动。《诗经》中较多诗篇的诗名含有“采”字，初中语文课本中学过《采薇》，除此之外还有《采苓》、《采绿》、《采葛》等，这其中有的是药材，有的是食物，还有的是原料和染料。古代妇女用自己勤劳的双手采摘完成后，还有对采摘来的物品进行加工，进而满足实际生活需要。例如，《郑风缁衣》中，主要讲述了妻子为丈夫亲手做衣服一事。又如《魏风葛屦》中，讲述了农村妇女为了维持生计，在忽视丈夫鞋子的情况下，坚持为贵族家庭做鞋和衣服。从中可以看出，在古代，女性劳动美只能在贫困妇女中体现，社会上流人士的女性是不需要劳动的。
(三)情感美。
1.被弃之女。《诗经》中描写被弃之女的诗篇较多，其中典范诗篇是《卫风氓》，女主人公对狠心丈夫进行无情揭露，并向旁观者倾自身的婚姻状况。《邶风日月》中主要讲女主人公不理解丈夫的薄情，女性只能被动接受事实，却没有主动摆脱命运的勇气。由此可见，当时女性社会地位的低下，同时，也证明了女性与男性间的依附关系。
2.追爱之女。《诗经》中虽然描述女性追求爱情的诗篇较多，但是不同诗篇中女性表达爱的方式不尽相同，有的较为直接、勇敢，有的较为间接、含蓄。《邶风静女》中，从“爱而不见”、“彤管有炜”等诗句中能够看出，女性在爱情面前是积极主动的，这与以往传统的爱情思想不同，女性为了爱情能够大胆追求。《郑风子衿》中，从“青青子衿”、“青青子佩”、“悠悠我心”等诗句中，能够明显感觉到，诗篇中女主人公的爱情是含蓄、委婉的，本诗采用倒序以及比兴等手法描述女性情感，主人公将心仪对象的衣饰作为思念寄托，等待爱情的过程中主人公的内心澎湃，进而塑造了娇羞、婉约的女子形象[3]。
三、结论。
综上所述，《诗经》中有关女性美学的描述，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探究意义和借鉴意义。《诗经》之所以能够称之为经典文学作品，主要原因是《诗经》来源于现实生活，作品中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对于读者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诗经》篇章中对当时女性的生活状态、体态、外表以及内心情感等进行了细致描述，进而有利于我们掌握当时的社会发展情况以及当地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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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的论文范文
摘要：古代文学史上的很多作品都具有多元文化形态的特征。
汉魏六朝小说体现了地理博物学、史学和宗教的多元文化特点，又具有文学想象、叙事、写人等小说文体元素。
这种多元文化形态的存在在各个方面制约了作品的文学性。
其情节、形式乃至艺术手法往往成为某种文化形式或著述动机的附着因素。
文学史写作应格外注意这一特征。
关键词：文学史写作：多元文化形态;汉魏六朝小说。
在中国古代，“文学”这一概念的范畴比今天要大得多。
章太炎曾说过：“文学者。
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
论其法式，谓之文学。
凡文理、文字、文辞，皆称文。
”章氏此说，五四以来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因为它缺乏现代的科学性，也和西方的文学观念不符，然而这正是中国古代的文学观念。
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文学理论的大量传人。
学术界对于“文学”这一概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产生了后来影响较广的狭义文学和广义文学观念或日纯文学与杂文学观念的争论。
狭义文学或纯文学的观念是在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下产生的，它在相当程度上脱离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将其牵强地套用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则有削足适履之弊。
因此，本文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分析和立论，以广义文学或杂文学的观念为基础。
杂文学的观念意味着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往往具有多元文化形态的特征。
明清时期的长篇小说则杂糅了历史、哲学、宗教、神话和说话艺术等文化形态。
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应对这种情况予以充分的重视。
一方面，不应该忽略作品的其他学科属性及价值;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这种多元文化形态的存在也在各个方面制约了作品的文学性，对其进行考察和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作品的文学性，从而作出较为合理、客观的文学史叙述。
本文试以汉魏六朝小说为例阐述这一问题。
首先，我们应确定汉魏六朝小说的文体内涵。
“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夫揭竿累，趣灌渎，守鲵鲋，其于得大鱼难矣。
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
”[2](p707)，但这里《庄子》所说的“小说”与《论语·子张》中子夏所谓“小道”，《荀子·正名》中所谓“小家珍说”一样，都是指与本学派的“大道”相对的小道理、琐屑的言谈，并不具有文体意义。
首次在文体意义上使用“小说”一词的，当推西汉末年的刘歆。
刘向、刘歆父子校书秘府，刘歆总群书而奏《七略》(今亡)，班固《汉书·艺文志》(下简称《汉志》)即据《七略》删节而成。
所以《汉志》中对小说家的著录及关于小说家的议论实出于刘歆。
《汉志》小序云：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
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
孔子曰(《论语·子张》作“子夏日”)：“虽小道，必有可观焉。
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
”然亦弗灭也。
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
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51(p1745)这是现存最早的小说专论，它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小说和小说家的概念。
此后，第二个对小说进行专门论述的是西汉末、东汉初的桓谭。
他在《新论》中写道：
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
[6](p1453)。
刘歆、桓谭、班固等人所说的“小说”，是“短书”的同义语，即所谓的“丛残小语”，其内容则是琐碎的“街谈巷语”，乃“道听途说者之所造”。
这实际上就是一些琐碎、驳杂的历史资料、遗闻逸事和百家之言，因而在文化形态上必然具有多元的特征，但与现在“小说”的文体概念是不同的。
《汉志》著录小说十五家，至隋时已全部失传。
《青史子》、《天乙》、《臣寿周纪》四种;第二类似子之书，包括《伊尹说》、《鬻子说》、《师旷》、《务成子》、《宋于》、《待诏臣饶心术》、《百家》七种;第三类方土之书，包括《皇帝说》、《封禅方说》、《待诏臣安成未央术》、《虞初周说》四种。
”[7](p7)可见这些小说还具有史、子或方士之书的文化形态。
以上就是中国古代小说概念的基本内涵。
汉魏六朝小说就是这种小说观念的典型代表。
因而也具有多元文化形态的特征。
当然，文人学者们对小说的认识和理解并不是僵化的，而是始终处于发展和变化之中。
《神异经》、《十洲记》等在《隋志》和《旧唐志》著录于史部地理类。
在《新唐志》中则著录于子部道家类。
此外，《汉武故事》著录于《隋志》史部旧事类、《旧唐志》和《新唐志》史部故事类，《博物志》著录于《隋志》子部杂家类、《旧唐志》和《新唐志》子部小说家类，《洞冥记》著录于《隋志》史部杂传类、《旧唐志》史部传记类、《新唐志》子部道家类，《西京杂记》著录于《隋志》史部旧事类、《旧唐志》史部杂传类、《新唐志》史部故事类，又见史部地理类。
这种变化说明当时的小说观念出现了一些起伏，但主要是因为图书分类法的变化。
《汉志》采用六分法，《隋志》和两《唐志》采用四部分类法，更为系统和细致，因而由于分类时着眼点的不同而产生了著录上的差异，这也表明了这些作品的多元文化形态特征。
具体而言，汉魏六朝小说较为突出地具有地理博物学、史学和宗教等多元文化形态，下面分别论之。
汉魏六朝小说系统中最先发展并繁荣起来的是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
它成熟并繁荣于汉代，魏晋南北朝时期继续发展，产生了很多优秀的作品如《神异经》、郭宪《洞冥记》、《十洲记》、张华《博物志》、郭璞《玄中记》、任昉《述异记》等。
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源。
于先秦的地理学和博物学。
地理博物学受巫术方术、阴阳五行学说及社会心理等的影响而趋于志怪化，产生了大量的地理博物传说。
最后导致了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的产生。
一般认为。
战国时代“闳诞迂夸，多奇怪做傥之言”[81(p541)的《山海经》的问世，标志着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的产生。
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鲜明地带有地理博物学著作的形态特征。
中国古代文学的论文【】
通常来讲古代文学作为中文专业中的较为重要的一门课程对于中文专业学生的后续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该门专业课程从本质上讲涉及知识领域较为宽泛，不仅涵括史学知识，同时还涵括文学知识，甚至是哲学知识也包含在内。课程从内容上讲可以说是我国上下三千年的文学知识综合体，不仅含有较为丰富的艺术风格同时还含有众多的文学形式。因而可以说该门专业课程对于提高中文专业学生的人文素质以及艺术修养都具有积极的影响价值。
中国古代文学这门课程的实际教学意义主要是体现在以下三方面：其一能够促进学生对于古代文学发展规律以及实际演变过程和相应的文体发展的有效理解。其二是通过丰富的文学作品以及较多的文学形式进行帮助学生了解古人思想观念以及生活方式状态，更重要的是了解这些文学知识对于后世的实际影响价值。其三是通过对于古代文学的实际学习能够提高学生文学素养以及帮助学生具备崇高的文学情怀，并促进学生将这种文学素养以及文学情怀实际的应用在现实的工作学习中，进而为我国的文学事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1、教学方法之启发式。
对于古代文学这门课程实际教学方法的研究首先要从启发教学展开。具体来讲所谓的启发教学主要是指教师在进行古代文学实际教学环节中依据学生学习客观规律以及教学任务最大化的激发学生对于课程的学习积极性，调动学生处于主体学习地位，通过正确引导学生进而帮助学生主动解决学习中实际遇到问题的一种教学方式。该种教学方式主要是强调对于学生学习过程的良好启发与引导，通过应用该种教学方式进而促进学生积极主动进行文学知识研究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将文学思维给与有效拓展。如果将该种教学方式进行比喻的话，启发教学就是在教师的循序引导启发下让学生自主开启文学的学习大门。例如教师在讲解“《诗经王风》”中可以就“悠悠苍天而此何人哉”这句话向学生进行提问，而之所以专门针对该句话提问的原因在于：对于“何人”的了解是掌握文章思想主题的关键所在[1]。而教师在提出该问题之后可以鼓励学生带着问题进行自由解读并对在解读之后阐述对“何人”的个人见解。通过这种启发提问进而引导学生掌握正确的解读方向并最终获得文学知识。
2、教学方法之情境式。
对于古代文学这门课程实际教学方法的研究还可以从情境教学展开。具体来讲所谓的情境教学主要是指教师在进行古代文学实际教学环节中通过创设一些生动的场景氛围来帮助学生有效的理解文学知识并促进学生实际心理机能获得良好性发展的一种教学方式。而应用该种教学方式一方面能够促进学生对于文学知识的情感感悟，另一方面也能够对学生的实际文学审美进行有效拔高和良好陶冶。例如教师在讲解唐代诗人张若虚的著名诗歌时就可以进行文学情境的有效创设，通过播放“春江花月夜”进而让学生在优美的音乐旋律中感知诗歌内在情感，同时通过动人旋律在大脑中勾勒出诗歌联想画面，而这种身临其境的情感感知则能够促进学生加深对于诗歌的理解[2]。再比如教师在讲解庄子的名作“《逍遥游》”的时候还可以通过利用多媒体制作漫画课件来创设文学情境，学生通过这种漫画课件的形式犹如置身作者的情感世界进而将文学知识更加的形象具体化。总结来讲无论是利用音乐还是多媒体来进行文学情境的实际创设都可以较好的促进学生对于文学知识的有效深层次获取。
3、教学方法之表演式。
对于古代文学这门课程实际教学方法的研究除了上述两种教学方式之外，还可以从表演教学展开。具体来讲所谓的表演教学主要是指通过将学生放置于实际的文学情节演绎中进行促进学生获取文学知识的一种教学方式。而应用该种教学方式则一方面能够促进学生最大化的发挥文学想象，另一方面也能够促进学生不断提高文学创新意识。例如教师在讲解王实甫的名作“《西厢记》”的时候就可以针对文学作品中的不同人物进行角色划分，将学生分为不同的小组通过自身对于该文学作品的实际理解来进行文学表演，而具体的情节设置以及演绎道具都需要学生进行实际准备，而学生在该种文学演绎过程中也会直接加深对于文学知识的理解，同时将自己的一些文学想法添加其中[3]。再比如教师在讲解“《红楼梦》”的时候同样也可以利用上述表演教学方式来开展实际教学活动。总结来讲通过表演教学能够最大化的提高学生对于古代文学知识的有效理解还能最大化提高其创新意识。
综上分析可知我国在进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非常看重文化的良好传承，而作为实现文化良好传承的中文专业则逐渐受到了社会大众的广泛性关注。而作为中文专业中较为重要的古代文学课程而言，良好的教学方式则可以有效的促进该门课程教学实际目标的有效实现，通过利用启发式以及情境式和演讲式、表演式以及研究式这五种教学方法进而真正的促进中文专业学生获得人文素养的有效提高以及专业知识的有效掌握，为其今后良好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张海楠。对开放教育专科《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模式改革的思考——混合教学模式应用实践探讨[j]。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05:80-82.
[2]王自红。民族地区高校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与探索——以升本后的四川民族学院汉语文系为例[j]。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04:111-113.
从课时分配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论文
[摘要]成书于清代的《芥子园画谱》，是一部在中国画史上影响深远的传统绘画教科书。本文通过对《芥子园画谱》的教学思路进行分析，探讨中国画的程式对当今的中国画教学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芥子园画谱》程式中国画教学。
一、《芥子园画谱》中的程式化教学思路。
（一）完整细致而有章法的编撰。
《画谱》在编排上，并未按写意与工笔等绘画语言特点来分类，而是按传统的以题材划分的方式将整部书分为山水、兰竹梅菊、翎毛花卉、人物四集。《画谱》每一集，皆编撰细致而章法谨严。例如，《画谱》的初集山水卷共分青在堂画学浅说、树谱、山石谱、人物屋宇谱、名家山水谱五卷。卷中对绘画要注意的问题几乎都有论述，大至笔墨运用的'原则，小至一些小窍门、小常识，都有详解，可见编者用心之细。《画谱》从具体形象入手，将对画法画理的讲解贯穿其中，[1]如此低的学习门槛，自然会让刚入门的中国画学习者，走出充满自信的第一步。
（二）对绘画法度的强调。
《画谱》开篇即点明：“鹿柴氏曰：‘论画或尚繁，或尚简，繁非也，简亦非也。或谓之易，或谓之难，难非也，易亦非也。或贵有法，或贵无法。无法非也，终于有法更非也。惟先矩度森严，而后超神尽变，有法之极归于无法。如顾长康之丹粉洒落，应手而生绮草；韩斡之乘黄独擅，请画而来神明，则有法可，无法亦可。’”《画谱》中每一种形象都有法度可依，而这些法度又来源于先贤们的笔墨程式，初学者尽可参照其中的法度来循序渐进，而不至于了无头绪。
（三）举一反三、变化无穷的笔墨运用。
《芥子园画谱》主要以中国画的初学者为对象，使学习者渐渐领悟其规律。编者提到“千石万石，不外叁伍其法。”[3]“四岐者，即画家所谓石分三面，树分四枝也。然不日面而日岐者，以见此法叁伍变幻，直若路之分岐，熟之，则四岐之中面面有眼，四岐之外头头是道，千头万绪，皆由此出。”[4]纵览《画谱》全书，便会发现，书中每一技法，皆以起手式的一笔一画开始讲解，然后举一反三，初具形态；进而“叁伍其法”，略成规模；熟练技法，参透规律之后，便可衍生出千变万化。这种由易渐难，由简入繁的方法，使学习者不至于耽于死记硬背的困局中，而是除了熟练掌握技法，提高笔墨能力之外，还能探索技法的变化规律和应用方式，活学活用。
二、《芥子园画谱》程式化教学思路的启示。
（一）中国画的程式化特征。
程式是指艺术形式构成的一般方法或规则，是一种艺术区别于另一种艺术的主要标志。具体到实践中，就是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均按照一定的程式进行操作。而程式的产生，是长期的艺术规律总结，以及大量艺术经验的积累。在中国画中，程式主要表现为程式化的笔墨形式和技法，是一套经过千百年发展形成的，已经比较稳定的规范。
中国画程式化特征的形成，是一种历史文化的产物，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结果。中国画的程式化，是中国传统绘画在美学范畴内的体现，也是中华民族的心理特征和民族感情的体现。而中国画的程式化教学，便是作为传统艺术的中国画，代代相传永无止息的重要工具。
（二）《芥子园画谱》的程式对教学的启示。
程式化教学思路在当今中国画教学中依然起着重要作用，这些作用在中国画入门学习阶段尤为明显。作为程式化教学的经典教材，《芥子园画谱》在教学中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意义。
1、唤起学生对传统笔墨技法的重视。
笔者认为，任何一名中国画专业的学生，不论其入学时水平如何，都不可忽视对传统笔墨技法的学习。《芥子园画谱》对于国画初学者来说，便是一部对于学习笔墨技法很有帮助的工具书。《画谱》博采众家之长，其收录体例之丰富，呈现篇幅之大，对画理法度讲解之精辟入微，叙述语言之通俗易懂，传授技法之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使初学者能了解中国画技法及创作的细微之处，对传统笔墨技法有更好的掌握。2、对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道德修养起到辅助作用。
由于程式笔墨符号的生成是由于文化底蕴的不断积累，所以这些符号所蕴涵的既定意义，使得审美活动也呈现出一种程式化的状态。在课堂教学中的知识点讲解中，程式化符号的积累，又能帮助学生在较短时间内，领悟知识点的关键所在，提高了教学效率，节约了教学资源。
在中国画的类别中，程式化特征最明显，程式化笔墨最丰富是山水画，而《山水集》又是《芥子园画谱》中的最重要一集。艺术家任思维驰骋与天地之间，寻求与自然融合的同时，心灵受到了洗涤，人格获得了净化。
三、结语。
中国画的程式化符号语言是绘画艺术家们长期积累的结晶，正如《画谱》中的笔墨程式，是前人在自然物象的基础上概括、取舍、提炼地表现自然的艺术语言。通过程式化教学，学习者们可以更好地掌握笔墨规律，但正如程式化符号语言本身也是不断积累和拓展的产物，重视笔墨程式的同时，更应该运用传统的规律，活学活用，真正提高中国画的创作能力。
注释：
[1][2][3][4]吴蓬，杨为国．芥子园画谱·第一集·山水[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第六页，第一七页，第一一八页，第四一页。
[5]徐建融．从古典到现代——中国画学文献[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第209页。
[参考文献]。
[2]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4]周积寅.中国画论辑要[c].江苏，江苏美术出版社，2006。
[5]肖鹰.中西艺术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6]徐书城.论程式化[j].美术研究,1993,(01)。
古代文学论文【】
对古代文学授课质量有影响的主要因素为人、物、时空和情感。
人当然是指学生和教师；物是指教学所使用的教案、教材和辅助工具等；时空是指教学场地和课时的设定；情感指的师生沟通，学生的兴趣和信心等。
充分协调这四个主要的因素对古代文学类课程教学质量的提高有很重要的作用。
在教学过程中，教案的作用非同小可，教师要在讲课前充分备课，尽量脱稿讲课，教师是否能够灵活的掌握教材的使用和选取，这对古代文学类课程教学质量影响很大。
选择教材，不仅要结合学生已经掌握的知识结构，还要对学生日后的发展和深造考虑。
时空这一要素对教学质量的影响也较大，对古代文学教学有一定了解的人都知道，中国古代文学课的教学和学习是有固定时间和场所的，要学习生涩难懂的语言，时间跨度较大、知识面也很宽广，文学社团也很多，这就造成教师无法在有限的时间教授所有知识，学生掌握情况也就不是很好。
所以通常古代文学所设置的课时要比其他学科课时稍微多一些。
最后是情感要素，对于所有学科的教学来说，都必然与师生的沟通交流为主体，古代文学学科也不例外，教师和学生的交流，主要包含对文学学科的爱好、兴趣以及情感交流，教师掌握学生的心理和情感变化，这对古代文学类课程教学质量的提高有很大帮助。
（二）改变古代文学授课理念。
要坚持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核心的教学理念。
陶行知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教育大师，他有一句名言：教最终目的是为了不教。
这句话将教学的目的、本质和真谛描述的十分透彻。
教师讲课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教学，而是为了不教，教师讲授课程不能只是单纯的将一些零散的知识点整理后灌输给学生，而是要教会学生整理资料、分析问题和解决困难的能力。
所以，教学过程中涉及到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也就是教学材料、教师和学生哪部分才是核心，才是关键？笔者认为古代文学类课程教学的核心和关键是学生，教学资源、教师或者是教学方式等，都是围绕学生展开并进行优化的。
教师要在古代文学类学科的教学中，将学生掌握的知识体系和储备与讲课内容紧密联系在一起，教师讲课过程要针对学生水平的不同因材施教，也就是要做到具有针对性，而不是对所有学生采取一种方式。
另外，教师要结合实际情况使用和选择教材及辅助教学设备。
对于设置古代文学课类课时，要结合学生正常作息时间，尽量不要占用周末或晚上。
教学场所要保证明亮、宽敞和干净，教学设备和所有设施也要准备好。
同时在课堂上或课后，教师都要和学生针对信念、兴趣和意志等积极沟通，有利于提高古代文学类课程的教学质量。
古代文学类学科的教学要以学生为核心，不断促进素质教育工作的开展和进行。
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将古为今用和学以致用作为教学观念，将古代文学知识向当今社会开放，寻找古代文学对当今社会的启发，实现现实与古典的高度统一，使古代文学类课程不仅蕴含丰富的古典文化底蕴，还焕发着当今时代的勃勃生机。
教师在教学和备课的过程中要不断整理、挖掘并快速领悟这些知识，这样才能更好的传授给学生，让古典文学知识对学生的职场及人生规划都有积极指导的作用。
古典文学很多典故中都蕴含着成功的技巧和为人处世之道，对学生日后择业和发展有借鉴作用。
另外，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适当的开设各种实践活动，让学生真正运用到所学知识，例如开展学生职业生涯素养的实践课程，或者为人处世及心态的调整等。
（三）增强古代文学类课程现代与传统的结合。
对于古代文学类课程的教学方式来说可谓是五花八门，每种方式都有其自身的优势和不足。
根据教学方式理念的不同，主要分为传统方式和现代方式。
传统教学方式一般是教师单纯的讲解教材内容，必要时让学生回答问题，而学生也只是单纯的听讲而已，获取知识的方式也只是听教师的讲解。
传统教学方式的优点就是教师能够很容易掌握课堂秩序、教学内容和进度，教师根据自己独特的观点和魅力吸引学生认真听课。
但也存在不足，例如学生和教师的观点存在矛盾时，就无法保证学生跟随自己的想法完成学习内容，这部分学生就被课堂教学所孤立，无法调动这部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归根结底是没有实现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
古代文学知识的某些问题无法以传统思想和教学模式很好的解决，此时就需要利用现代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进行充分结合。
现代式教学方式和传统方式有很大差距，多半是以真实案例或讨论的方式进行教学，在课堂中，教师只是指导者和引领者，对学生之间的探讨和矛盾进行沟通，而学生才是主体，教师不会将自己的想法强制性的灌输给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学生的思想和教师的思想可以持平，也就是当教师和学生观点产生分歧时，学生可以提出质疑。
这种教学手段并不单纯注重掌握知识，还关注学生是否具备独立辨析能力。
其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学生一直处在积极思考的环境中，充分体现了学生的主体地位。
学生在课堂上建立起了一种自主探索文学知识并追求真理的习惯，在课后也会为了个人兴趣而不断探索，由此培养的自主学习能力在步入社会环境中是非常必要的。
当然这种教学方法也存在不足，学生会受到学习知识和自主思考能力不足等因素的制约，往往会得出不正确的结论。
在实际的文学类课程教学中，传统和现代教学手段有机结合才是提升教学质量的最佳途径。
依据课程内容的要求，关于文学史的知识教师可以采取传统陈述教学方式，使得学生跟随教师的思想脉络建立完整的文学史发展线路，基本掌握每个阶段古代文学的代表作家、著作和文学流派、文学发展环境等知识，初步形成自己对古代文学的理解认识，在具体学习古代文学著作时，就可以充分展现学生的学习自主性，采取小组讨论、随意发言、指定演讲的形式，通过这种方式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中国古代文学类课程教学，看起来是一项普通的教与学的过程，但是实际上却是一个繁复多变的教学项目，其中涵盖了多个方面的教学元素。
教师在教的过程中，应该科学合理地运用教学资源，秉承以学生为教学主体的教学思想，重视教学理念及教学手段的优化完善，进而提升中国古代文学类课程的教学质量，并培育出优秀的实践型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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