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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展论文篇一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政治的民主化和市民阶级的兴起，让西方近现代社会越来越成为普通人活动的舞台，悲剧作品也更多的去关注普通人的人性和苦难。“因此，近现代艺术中悲剧性的死亡已经不一定体现在‘严肃’的事件里死亡的角色也不一定是代表理想的道德偶像，更未必是高尚、伟大、具有一定的社会身份、政治地位的人物。……他不必是高尚的，不必摆脱了深重的罪恶。他是这样一个人，他能使我们强烈地想到自己身上的人性，他能作为我们的代表被接受。”也正如鲁迅先生面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指出的，“……然而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变革也在朝着城市化的阶段迈进，经济转型、政治改制、文化碰撞，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社会各领域以强有力的节奏大步向前，面对社会变化，“不是我不明白，而是这世界变化太快”。这样的社会节奏和社会环境虽然不至于直接构成人物的悲剧命运，但是为人物性格的变化奠定了基调，留有了社会的底色，毕竟现实的悲剧性是艺术悲剧性的丰厚的`土壤。
中国发展论文篇二
整合营销传播的本质是品牌营销，只有情景喜剧本身的质量经得起考验，整合营销传播才能为情景喜剧插上翅膀。离开情景喜剧作品本身去谈营销传播是舍本逐末之举。在这样一个“买方市场”中，情景喜剧制作方应及时转变观念，要积极发掘市场需求，改变“以产定销”的传统的“卖方市场”观念，深入到情景喜剧制作产业链的前端去，准确定位，创作出合适的剧本，打造出精良的作品。在拍摄之前，制片方应该首先锁定自己的受众。确定了受众之后，针对受众群体的特征，对剧本、宣转甚至广告招商有个大致的规划。这样制作出来的电视剧才能迎合受众的口味，才可能获得收视上的成功。
中国发展论文篇三
这是晚年的乔致庸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对时间流流逝、青春不再的感叹，也是对自己经商生涯的否定。他本是一个可以考取功名的人，却不得不经商担起家族的大业。在电视剧开头，在他决定放弃科举时，将一盆水浇在了自己身上，他要洗刷自己过去的心思，抛弃自己过去的理想，其实他并没有洗刷干净，而是将它们深深的埋在了心底，在他要离开这个世界的一刻，他又重新找回了自我，和自己的“本我”来了一次亲密的对话，充满痛苦，充满无奈，他甚至恨着自己。这样的处理让观众看到了这部电视剧不一般的艺术魅力，对乔致庸的形象有了立体化的提升，在他的一生中，他不但在和别人斗，还是在与自己内心的不灭的梦想斗争。而这正视体验了乔致庸与自我内心的矛盾冲突。
而这种人与自我的矛盾冲突是更深层次的悲剧冲突。雅斯贝尔斯认为，“悲剧知识乃是不仅产生于外部活动，而且发生在人类心灵深处的历史运动的最初形态。冰心也说过，“悲剧必是描写心灵的冲突，必有悲剧的发动力，是悲剧‘主人翁’心里冲突的一种力量。n63毕竟，人在与外部自然、社会发生冲突的时候，最终的解决都要依赖自己的意识和意志，都不可避免的在自己内心深处荡起强烈的情感波斓。人的内心是无比复杂的，古希腊德尔菲神庙阿波罗祭台的石碑上，刻着这样的警句:“认识你自己。希腊人以神谕提醒人类认识自己的本质，这也是一直困扰人类的谜语。弗洛伊德的学说将人的意识视为无意识、前意识、意识的完整的动态的心理结构，与三者相对应的人格是“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是人最本原的一种冲动和心理状态;“自我”是受现实生活中各种伦理原则抑制和伪装了的本能;“超我”是理想的自我。尽管其性意识决定一切的“力比多”理论有些偏激，但是对人的意识的划分还是把握住了人内心的复杂性。
后来的拉康用“镜像理论”来隐喻一个人认识自己的过程。于是，镜子成了一个重要的道具，在照镜子的时候人往往才觉得里面那个人不是自己，或者从镜子中希图看到想要的自己。电视剧《青衣》的开始就是大家对着镜子化妆，配合着画外音:“风雨乾坤三声叹，天上人间一回眸，这不是别人的故事，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这里的镜子中的人，她年龄、相貌以及理想与追求无疑成了记忆中的`自己。第八集中，筱燕秋三十岁这一天，她望着一座建筑的玻璃镜，又痴痴地发呆，而镜中的自己一会儿就变成她年轻时候的摸样，她也开始回忆曾经的生活:“站在这里，我才明白，自己绕了一大圈就是为了回到这里来。”特写镜头中眼泪轻轻滑落。这是她在面对自己时的无奈和无限的痛楚。
无论是前面的《乔家大院》中的乔致庸，还是《青衣》中的筱燕秋，他们都是在做着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过着他们不愿意过的生活，但是，又不能不做，于是他们表现出了另外一种性格。人与自我的悲剧性冲突，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一个人坚持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也做到了，最后却发现这样做是错误的，或者是有不对的地方，特别是当这件事情又无法修改、无法弥补的时候，也有强烈的悲剧性。在电视剧《汉武大帝》最后一集，这位以战胜匈奴而自豪的皇帝去了一趟忠烈乡，在这里，到处是为了打仗而残疾的老人，他们过着无比艰难的生活。此情此景，让汉武帝追悔不己，回宫后，写了著名的《罪己诏》:“联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汉武帝以此举来弥补自己的过失和心中的痛楚。
3结语
中国发展论文篇四
内容提要：基于新中国的社会时代背景，本文从实在宪法的视角讨论了当代中国政制架构中纵向-中央与地方-分权问题。本文的分析力求表明，影响当代中国高度中央集权的关键因素可能有两个：国家统一与建国，以及革命政权的转型；进一步指出“两个积极性”作为一种非制度化的宪政策略在协调这一特定时空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上的政制意义；随着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当代中国有必要基于中国政制的成功经验和基本格局进一步制度化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最后简单阐述了本文政制（宪法宪政）研究进路的学理意义。
关键词：政制，纵向分权，政权常规化，两个积极性，制度化
一、统一与建国
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面临着一个巩固政权、治理国家的问题：必须寻求一种适合中国的基本制度。这就是政制问题，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中央和地方的分权。
今天，中外学术界谈论分权问题似乎更多集中于横向分权，即所谓的三权分立的问题。但在我看来，纵向分权，至少在现代中国，也许是一个更重要问题。首先，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只要不是极小的城邦，历史上任何国家都必定存在某种形式的纵向分权，即在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配置不同的治理权力。在传统社会中，由于交通通讯的'限制，仅仅是有关治理之信息传递就很耗费时间、人力和物力；如果民族众多、各地条件不同，各地所面临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应当不同；解决具体政治问题不仅需要一般的、抽象的知识和原则，而且需要大量的具体的判断和地方性的知识。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治理都由中央政府统起来，治理不仅不可能有效，甚至完全不可能。因此，从历史上看，任何国家的政治治理就不可能由单一层面的政府来完成；即使是最独裁的政府也无法做到一切公共决策都由中央做出。在民族众多、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往往会采取更大程度的中央和地方的分权，常常表现为联邦制。因为在大国，由于空间的延伸，中央和地方分权的问题不是一个要不要的问题，而只是一个如何分的问题。
这种分权也有更多的好处，尤其是对疆域辽阔的大国。分权不仅可以分担治理的责任，而且有收益。由于各地制度的差异会带来不同的制度收益和成本，从而形成一个制度市场，使人们有更多的制度选择，包括“用脚投票”；在某些情况下，就会导致各地制度的相互吸收和相互影响，甚至取代有效率的制度取代无效或低效的制度。从这个角度来看，允许地方自治或在治理上有一定的自主权，实际上具有一种激励制度创新的功能和制度竞争的功能。
当然，实行较高程度的分权也可能有一些弊端，除了有地方割据、分裂甚至战乱的风险外，还可能有，例如，各地的规则不统一意味着没有法律的同等保护，以及规则不统一和繁多带来的交易费用过高等；但是，分权的弊端和风险必须同集权的弊端和风险综合平衡考虑。
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的大国，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自然从古以来都无法避免这个分权的实践问题。由于政治统治的需要，自秦汉以来，一直都以不同的方式维持着一种多级政府的体制。这种体制主要以中央集权为根本特征，没有联邦制的分权概念；但由于种种原因，也一直有某种程度的中央和地方的分权；甚至形成了“皇权与绅权”共治的局面。尽管缺少学术的自觉，但作为一个政治的实践理性问题，分权问题的讨论也时断时续地一直在中国社会中存在。秦代围绕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这一政治制度变革的辩论，汉初贾谊、晁错有关“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削藩”、“治安之策”，只要稍微作一种学术语汇的转换，就可以发现其中隐含了纵向分权问题的辩论。
中国发展论文篇五
电视剧是满足观众的精神需要，不是迎合观众的低级趣味，不是对观众的一味谄媚，应该以真、善、美的综合价值体系作为自己追求的境界和目标，提升观众的精神追求。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说过的：“艺术对象创作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因此，电视剧追求经济效益，更应该追求社会效益;是文化产业，更是严肃的文化事业。“一个民族的文化水平，它既不取决于最上，也不取决于最下，而电视剧水平恰恰可能是一个坐标。就是说我们多数人的思想和欣赏口味最能说明这个民族的文化水平。对于观众的口味，我觉得不能一味顺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