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范本可以帮助我们学习优秀的写作范例，提高作文水平。小编特意为大家收集了一些优秀的范本作品，希望能够激发大家的写作灵感。
中医与中国文化论文范文
摘要：中国文化的精髓是儒家的思想，中庸之道是儒家倡导的重要主张之一。中国文化崇尚天人合一、主张安分守己、提倡积极入世、倡导政治伦理及推崇明哲保身等方面都与中庸精神的深刻影响息息相关。因此，通过对《中庸》思想的诠释，探讨《中庸》精神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有积极的意义。
“中庸”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极为重要的思维方法论和践行本体论。中庸之道不仅是儒家的思想准则，而且在中国文化上成为很多哲学流派的思想方法论，因而具有中国思想经典和世界观纲领的重要地位。《中庸》独特于其他经典之处在于，其所书写的是历代圣贤彼此心领神会相互传承的心法。[1]也就是说，中庸是儒家的重要道德准则，是儒家所追求的为人处世的最高规范。正是这一点上，显示出“中庸”思想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位置，它对古代儒家思想体系的完善和儒学教育的延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又颇有许多独到之处，这些都与儒家所推崇的经典《中庸》的影响分不开。在新的历史时期，研究《中庸》精神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崇尚天人合一。
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天人合一，强调整体同一。这与先秦时期《中庸》所倡导的天、地、人的和谐是一致的。可以说，中庸的天道人道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直接而深远的。
《中庸》开篇就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2]天赋予人一种人性，它是自然的、儒家强调的“善性”、“率性之谓道”，就是遵循人性之自然去延伸，不能违反人性之本有。然而人之性，由于气禀不同，习染易坏，有不能尽循其性的，需要以道修而治之，即所谓“修道之谓教”。《中庸》又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3]《中庸》在论述了天、道、教之后，进入人的心理部分，这涉及性情本体和深层心理。朱熹解释道：“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4]“中”是指合度，就是说喜怒哀乐在内心还没有产生、还没发展的时候要控制到一定的度，使其安然于感情未发的状态。“发而皆中节”，意味着情绪可以发泄表现出来，但是要有一个度。这种有控制的状态就是“和”，“和”就是和谐。“中”，是天下人人都有的本性，即天命之性，是道之本体；“和”，是天下普遍的原则，即率性之道，是道之用。达到“中和”的境界，天地便各在其位了，万物便生长繁育了。天与人，天与万物都繁荣昌盛了。
《中庸》后面又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5]“至诚”不是说一般意义上的诚，而是指达到了最高境界的诚。唯独这天下至诚的圣人，才可以发挥他的天赋本性。圣人既能尽己之性由是推之于人，设立政教，使人人都能复其性之本然，而能尽人之性。圣人能尽人之本性，由是推之于物，而能尽物之性。由于人物皆天地之所生，圣人能尽物之本性，即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就是可以促进万物发展，而不是去违背或对抗自然规律。这是用人的善心和诚意去促进天地之化育，生生不息的一种道。天位于上而覆物，地位于下而载物，圣人位于中而成物，以一人之身，与天地并立而为三，即“与天地参矣”，达到天、地、人鼎足并列的境界。只有顺其天、顺其地、顺其万事万物规律，掌握了万事万物规律的人，才是一个真正懂得真理的人。《中庸》在这里强调，只有真诚才可以使自己立于与天地并列为三的不朽地位，可见真诚的功用之大。
可见，中庸之道要求在自然与社会两个方面均要注重适度与均衡，其所构成的“天人关系”主要表现在天道与人道的合一上。所谓天道的核心在于“诚”，而人道的终极目标则是对诚的追求。在人道与天道合一中努力达到原天以启人、尽人以合天，从而使人与自然、人与自己的天性相和谐。当人性与天性相应相合之时，人性也就与天性的至善至诚致仁相合一。这种人性与天性的和谐，对天下士子提出了内在的修为与外在的践行高度合一的要求，成为历代仁人志士追求至诚至仁的目标。
二、主张安分守己。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安分守己、知足常乐、随遇而安，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不生非分之想。这与《中庸》所倡导的“素位而行”的要求是一致的。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6]。这里，论述君子修中庸之道的次序等问题，是说君子但因其见在所居的地位，而行其所当行的道理，未尝于本分之外，别有所愿幕。“素位”即见在所居的地位，意味着居于什么样的位置，就在这个位置上去行事，而不做分外妄想之事。
“素富贵”，君子在富贵的位置上就要行乎富贵。如果富贵了却更加贪婪，总想把他人囊中之物据为己有，这就叫不行富贵之位。当今来看，如果富贵了，能做到取之于社会，又回馈社会，拿出部分钱财赞助教育、资助宗教、扶助贫困，这就叫行乎富贵。
“素贫贱，行乎贫贱”，指一个人贫穷时，应该安贫乐道，做贫贱所当为的事。可以为自己设立目标，调整自己更加努力，使社会制度更为公正，以改变现状。但如果怀有太多的野心就会徒增痛苦，而且会嫉妒甚至是埋怨那些先富起来的人。一心怨恨社会和他人，只会使自己和他人都受到伤害。
“素夷狄，行乎夷狄”，夷狄指的是边远地区，不在华夏或中原等经济文化发达地区之中。“行乎夷狄”，就是说不是去埋怨地理位置不好或条件太差，而应该脚踏实地地从本民族本地区的客观现状出发去做事情。
“素患难，行乎患难”，身处患难之中就应知道患难是一种多么珍贵的提升自我品质的机会。不能因为患难，让自己丧失立场，丧失尊严。正是患难可以使人超越自己，让自己成长。在患难中如果只想着让别人来帮助自己，幻想着不经过努艰苦力就获得平安畅达，这是与君子应有的修为背道而驰的。只有在患难中保持坚强的意志和一颗阳光的内心，才能让自己走出困境并重新崛起。君子身所处虽有不同，但都能尽其当为之道，所以才可以随处安然自得，即“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
接着《中庸》说：“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7]这是君子素其位而行的实践方法。“在上位不陵下”，处在上位，不要作威以欺凌下位的人。虽处下位，也不附势以攀援巴结那在上的人。即上级不应该借势压人、仗势欺人，而下级之人对上级也应行坦荡的君子之风。正因为陵下不从，必怨其下，援上不得，必怨其上，所以要“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从严从正要求自己，从来不去求取与人，这样也就没有怨言了。只要心中泰然，虽然上不得于天，也能顺受其正而无所怨憾于天，虽然下不合于人，也能安于所遇而无罪尤于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居易”就是居在平易安定之处，“居易以俟命”，就是说君子素位而行，随其所寓，安居现状等待机会。相反，“小人行险以缴幸”，小人总是铤而走险，而且怀着侥幸的冒险心理。君子为人处世，应该堂堂正正，恪守本分，而不应该铤而走险，让自己陷于险境。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8]这里用射箭比喻君子之立身处世，一箭射去但脱靶，没射到靶心“鹄”，不是去怪靶子不好，更不怨那胜己的人，应该检讨自己，即所谓“反求诸其身”，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这是君子之道自我内修的价值要求。
《中庸》说：“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9]如果不是天子君王，而是士、知识分子，他们就应该去做自己分内之事，而不能去议定制礼，不能制定法度、考订文字。因为制礼作乐，是国家极大的事体，只有有德有位的圣人，才可以定一代之典章，齐万民之心志。国家之制度、书写的文字也唯有天子才有资格去制定、考证。政教出于朝廷，事权统于君上，非臣下所能干预。这就再次强调，作为一般老百姓，只能安于本分，不能有非分之想、越权之行。
《中庸》认为君子要素位而行，安于所守，这一观点同《大学》中“知其所止”的观点相一致。它告诉我们，任何成功的取得都基于对现状恰如其分的适应和处置。一个人不能适应现状，不能准确定位自己，是很难成功的。《中庸》“素位而行”的思想深深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一般世人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三、提倡积极入世。
《中庸》倡导大德受命、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它与《易经》所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精神一样，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文化。
在《中庸》第十六章中，孔子以舜为例对中庸之道的功效加以进一步说明。“子曰：‘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10]孔子说，舜真是个最孝顺的人！德行方面是圣人，地位方面是尊贵的天子，财富方面拥有整个天下，宗庙当中祭祀他，子子孙孙都继承他的伟业。所以，有大德的人必定得到他应得的地位，必定得到他应得的财富，必定得到他应得的名声，必定得到他应得的长寿，即“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天生我材必有用，只要你修身而提高德行，总有一天会受命于天，担当起治国平天下的重任。到那时，名誉、地位、财富都已不在话下，而且也会因快乐而健康长寿。所以，上天生万物，必定根据它们的本然之材质异其所加：如果根本完固，栽植而有生意的，便从而培养之，雨露润之、日月照之；而对于那些根本动摇，倾仆而无生意的，便从而覆败之，雪霜被之，风寒折之。圣人相信上天是公正的，要你努力并具有大德，就必然能得其位、得其名、得其禄、得其寿。只要是把自己内在的善良与真诚升华出来，个体的努力必然不负期望，会让自我走向成功之道。也就是说，天道和人道是合二为一的，只要你努力进取，命运就会站在你这一边。
“《诗》曰：‘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11]。《诗经》说，可嘉可乐的君子，有显显昭著的美德，既宜于在下之人，又宜于在上位之人，因此能受禄于天而为天下之主。上天保佑他，任用他，给他以重大的使命，使他长享福禄于无穷也。所以，拥有大德的圣人，必然受上天的眷命而为天子。一个人如果有大德，无论身处顺境逆境，处江湖之远还是居庙堂之高，他的优秀品德总是可以让身边的人受到感染，如沐春风，自然而然身边的人就会赏识他，给他机会，这是“大德者必受命”的道理。君子要顺其自然，不要胡作非为，不要铤而走险。
由此看来，儒学并不是绝对排斥功利，只是反对急功近利、不安分守己的做法。换言之，儒学所强调的，是从内功练起，修养自身，提高自身的德行和才能，然后顺其自然，水到渠成地获得自己应该获得的一切。君子只要通过修身而提高德行，总有一天会受命于危难之际，担当起治理国家的重任。这其实也正是中庸之道的精神――凡事不走偏锋，不走极端，而是循序渐进，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这一思想与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思想异曲同工，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渗透进一般读书人的心里，让他们积极读书，等待天降大任。
四、倡导政治伦理。
中国古代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建立在宗法制度基础上的伦理观念而加以维系的。中国的社会伦理、国家伦理是从家族伦理演绎而来的，中国历代的统治阶级在治国方面，都注重道德感化的力量，强调劝善惩恶，见贤思齐。圣人的伦理教条，从小就加以灌输，可谓家喻户晓，路人皆知。并且通过礼乐并重的方式，使冰冷的政治温情化，充满了浓浓的人文关怀。《中庸》对政治伦理化的阐述极为深刻。
首先，通过中庸之政体现出来。
“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12]鲁哀公向孔子请教：“人君为政的道理当如何？”孔子说，周文王、周武王推行的政事都是酌古准今，尽善尽美的，如今都记录在当时的木板和竹简之中，其纲纪法度，都可以从中去考察去解读。如果圣明的君主和臣子依然存在，当时立下的政事，如今样样都能够实现，文武之治，也可复见于今日。如果没有那样的君臣，那政事也就都灭息了。圣人贤臣施政的`途径，就在于勤于政事，让政治立竿见影；就像在肥沃的土壤中植树，勤于种植，让树很快长起来的途径一样，要迅速见成效，就要使政治像芦苇一样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这里，孔子提出为政在人的问题，强调执政者的修养。“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为人君者，要举文武之政，必须择贤臣而用。然而人君由是臣下的表率，如欲取人，必须先修自己的身。而要修身，必须对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道理，认真去践行。然要修道，又必须全尽本心之仁爱。这样，以仁修道，以道修身，则上有贤君，以身取人，下有贤臣，从而举文武之政也就不难了。“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人之所以为人，乃在于有生之初即具仁爱之心。然而仁虽无所不爱，必先爱自己的亲族，才能推以及人。也就是说，在“仁者爱人”中，爱自己的父母是仁爱中最重要之事。人应该从爱自己的父母开始，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父母都不爱，却声称自己爱国人民，是虚假的、不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庸》认为爱自己的父母，是实现仁爱千里之行的第一步。
“义者，宜也，尊贤为大”。所谓义就是适宜得当，尊敬有道德的贤人称为义。尊敬贤能是义最主要的方面。“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亲爱亲人有不同，如父母应当孝敬，宗族则当和睦，自有个主次。尊敬贤人也是有差别的，如大贤则以师傅待之，小贤则以朋友处之，自有个等级。这主次等级，都从天理节文上生发出来，所以说“礼所生也”。
“在下位不获乎上，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13]。处在下位的臣子，如果得不到处在上位的君主的信任和肯定，就不可能获得民心，从而统治百姓。所以，君子不可不先修其身，而要修养其身，不可以不善事其亲，侍奉好自己的父母和亲人；而欲尽亲亲之仁，必须尊贤取友以知人，知人又必知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的自然天理。由知天以知人，知人以事亲，则身修而有君矣。以身取人，则有臣。有君有臣，必会有文武之政的盛世。这里讲的是为政要从自身做起，但并不是简单的独善其身，而是要在社会和人群的维度中自我提高，在孝敬父母、结交良友的过程中提高自身的修养，而这一切又最终返回到“知天”上。修身事一切的源头，也是最后的终点。
其次，通过达道达德的社会公共价值展现。
“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14]。天下古今人所共有的道理有五件，即“五达道”，而实现这五条道理的德行有三种。五达道是指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关系。在君臣则主于义，在父子则主于亲，在夫妇则主于别，在兄弟则主于序，在朋友则主于信。这五件是人之大伦，从古至今，是天下人所共有的伦常关系。就如人所通行的大路一般，所以说是天下之达道。智、仁、勇是实现五达道的德行，是天下最重要的美德。知则明睿，所以知此道者。仁则无私，所以体此道者。勇则果确，搜易强此道者。这三件事天命之性，天下人所同得的，无少欠缺，所以说是天下之大德也。达道必通过大德而后行，对于如何实行，《中庸》概括为一个字，就是“诚”，这是《中庸》一书的关键词。诚就是真实无伪，这样知为实知，仁为实仁，勇为实勇，达道自无不行。
“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15]。这里是说造道的等级。人性虽同，而气禀有异，就知此理而言，有的生来天性聪明，不待学习自然就知之；有的通过讲习讨论，从事于学问然后知之；有的学而未能，困苦其心，发奋强求然后知之。这三等人，闻道虽有先后，然而到那豁然贯通义理明白的去处，都是一样的。所以说及其知之，一也。就行此理而言，有的天生德性纯粹，不待着力，黯然能行；有的真知笃好，只见得这理好，往往贪利而行；有的力未能到，必待别人勉强督促，而后能行。这三等人，行道虽有难易，然只要达到目的，也都一样。所以说，及其成功一也。
“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16]孔子又说，人之气质虽有不同，然未尝无变化之术。智以明道，如果笃志好学，凡古今事物之理，时时去讲习讨论，不安于不知，那么闻见日广，聪明日开，也就接近于聪明、明智了。仁以体道，如果勤励自强，事事去省察克治，则将见本心收敛，天理复还，也就接近于仁了；勇以任道，如果能知己之不如人，而常存愧耻之心，不肯自暴自弃，也就不再懦弱，接近于勇敢。了解了好学、力行、知耻这三点，就知道应该如何修养自身。以己观人，虽有物我之间，然而在我的道理，即是在人的道理，所以知道了应如何修养自身就明白了如何去治理民众，去从事政治。以一人观万人，虽有众寡之殊，然一个人的道理，即是千万人的道理。所以知道了日常生活中的政治，就明白了如何去治理天下国家的要务。总之，治理天下国家，以修身为本。儒家思想强调从自身开始，从小处入手，然后去治理大国，这当然需要出于公心――“天下为公”的公心。有了公心有了公德有了好的口碑，又有了好的行政举措和人伦秩序，就可以按照正确的步骤治理天下。
从以上可以看出，《中庸》从“仁、义”之为政根本，到五达道――五对基本人伦关系、三达德――衡量知识分子德行的三条标准，都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人伦道理，使中国的政治充满浓浓的伦理色彩和人文关怀。这些理论深深影响了人们对人伦关系的认识和处世原则，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所独有的特色。
五、推崇明哲保身。
中国文化中“退而保其身”的人生处世观，影响了一代代中国知识分子。这一思想观念有深深的历史渊源，在《中庸》中有明确的阐述。
“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17]君子既然集圣人之道于一身，自然无处不恰当。身居高位不骄奢淫逸，身居地位不背弃背叛。“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这句话非常重要。儒家倡导的不是愚忠，不是说国有道时忠，国无道时也忠，明君也忠，昏君也忠，完全没有个人自己的判断力。相反，儒家强调在国家政治清明时，君子应去发表言论，表达自己的施政纲领，使国家振兴发达。当国家政治昏暗时，应见机而作，不作危激的议论，这样才足以远避灾祸而容其身。也就是说，知识分子作为文化载体、文化传承者和思想者而存在，当政治清明时，他们的言论足以兴邦，使国家兴盛富强。但是当政治黑暗时，他们全身远祸以保持自己的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精神，启迪感召后人。所以《诗经》上说：“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引《诗经・大雅》说，周之贤臣仲山甫，既能明于理，又能察于事，故能保全其身无有灾害，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吧。其实，这种非愚忠的中庸思想在孔子已那里表现非常明显。孔子以“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18]作为自己的处世原则。以“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19]作为自己接人待物的原则。以“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20]作为孔子教育的辩证法。“过犹不及”的中庸之道，彰显了儒家思想体系中重要的辩证法和走向仁爱、大同的普遍和谐观。可以说，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中庸之道后来与道家的养生思想、佛家的遁世思想一起，共同促成中国文化中“全身保性”观的形成。
《中庸》的中心思想是儒学中的中庸之道，其主旨在于修养人性。它史论结合纵横交错，通过开掘个体身心修为之维，将外在事物和天地大道相合相生，显示了中国哲学的思辨性和践行性。朱熹于开篇就说：“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26]中庸之道主要是教育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理想人格，达到至善、至仁、至诚、至道、合外内之道的理想人物，共创“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太平和合”境界。它崇尚天人合一、主张安分守己、提倡积极入世、倡导政治伦理、推崇明哲保身及重视后天教育等方面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文化，影响了一般世人修身、做事的原则。时至今天，我们仍然应该认真研究它，寻求其对当代社会积极的一面。
参考文献：
[1]河南程氏外书[a].卷十一，见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411.
[9[10]][11][12][13][14][15][16][17][21][22][23][24][25]杨天宇.《礼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691，691，705，695，695，696，708-709，697，697-698，700，700，700-701，701，702，708，702-703，703，703，703，704.
[4][26]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c].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1.
[18][19][20][清]阮元校刻.论语[a].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2517，2508，2500.
中医与中国文化论文范文
中医学基础课程阐述了中医脏象、经络所体现的人体生理、病理,以及病因、病机、诊断、辨证、防治等基本理论。
由于中医学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对于学生文言文阅读能力的要求较高,这让基础较差的中等卫校学生在学习中遇到了较大困难。
如何改变中职卫校学生的学习现状,提升中医学基础课程的教学效果,是摆在中医教师面前的重要课题。
下面笔者介绍自己在中医学基础教学中对教学方法进行的一些探索。
一、了解学生特点和中医学习现状。
近几年,中等卫生职业教育所招收的大多是初中分流的学生,其特点为:学习基础差、学习态度不明确、对学习缺乏兴趣。
中医学习要求学生有较强的语文基础,而这正是这部分学生薄弱的环节。
再加之笔者学校中医学基础教学安排在第一学年第一学期,学生没有任何有关医学的知识,这就使本来就晦涩难懂的中医学基础的学习更加困难。
比如在讲五脏的生理联属时,就要讲到大量的临床实例,学生听起来就感觉非常吃力。
二、明确中医学基础的教学特点。
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笔者体会到中医学基础是非常难教、难学的课程之一,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内容抽象、复杂,难以掌握。
如对阴阳、五行、气、精、经络等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中医基础理论,学生难以理解,但这些理论却贯穿于所有的中医课程中。
二是思维差异。
中医的思维方式与西医截然不同,中西医结合专业的学生要同时接受两种医学模式,这对于基础较差的他们来说是难上加难;且学生从小接受的思维模式更倾向于西医,对中医容易有排斥心理。
三是内容容易混淆。
中医学习和西医学习同时进行,学生很容易将两者混淆。
比如肝的生理功能为肝主疏泄和肝主藏血,这和西医的解释有很大差别,学生很容易用一种观点来解释另一种观点。
所以,教师在教学中必须明确要求学生用中医的理论来解释中医的观点。
三、采用适当的教学方法,使教学内容形象生动。
1.提问式教学方法。
根据教学大纲和临床需要,在课程结束前对下节课的内容提出一系列问题。
如在学习“气”时,笔者提出问题:“武打电影中常常出现元气大伤的情景,那么,什么是气?元气又是什么?气分为几类?其各自的功能是什么?”带着这些问题,学生通过预习教材,对课程的重点和难点有了初步认识。
在此基础上,把学生分成小组进行讨论,每组提出问题,笔者对问题加以解释,最后对本节课进行总结,找出理解错误的原因。
这样学生不仅能牢固地掌握课程内容,而且能通过参与教学过程激发学习兴趣,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脏腑学说与西医参比教学法。
教师在中医学基础藏象教学中,讲授生理功能时,与西医的观点对照讲授。
如心的生理功能为心主血脉和心藏神。
在讲述心主血脉时与解剖学联系,可用血液循环途径及心脏的腔室结构来理解心主血脉;讲授心藏神时用日常与心相关的成语来理解,如用心想事成、三心二意等来说明心与神志有关。
这样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还收到了很好的学习效果。
3.触类旁通法。
整体观念是中医学的特点之一,其中一个观点是人与自然界是统一体。
自然环境与人的健康密不可分。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引导学生从感知周围环境入手,触类旁通地理解深奥的中医理论。
比如六淫包括风、寒、暑、湿、燥、火,这些作为自然现象每个人都有感知,讲解时教师就可让学生结合自己的体会区分自然现象与致病因素的不同,收到了很好的学习效果。
4.多媒体教学法。
中医知识抽象难懂,教师讲授时可运用多媒体,给学生带来多方面的感官刺激,使中医学抽象、复杂的内容形象化,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知识。
如讲望、闻、问、切时,多媒体所展现的大量图片、声音、查体手法,会使学习变得轻松、容易,更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总之,中医学基础教学的目的是为学生进一步学习中医专业课打基础,要求学生理解和掌握其基本观点和特点。
教师只有不断在教学中进行探索、改革,才能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教学效果。
流派间中医调经及用药区别【2】。
在中医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精彩纷呈、百花齐放的学术流派,这些流派在坚持中医基本理论基础上和而不同,其相互借鉴、相互争鸣的发展过程亦推动了中医学的的发展。
妇科流派在当代已逐渐成近10支特色不同的派系,在融入中医各家流派学术特色同时,更具有妇科学特有的特点。
笔者现以调经为例,选取影响较大的派别从调经思想及用药特色两方面进行浅析。
1海派。
海派妇科形成于近代上海特殊的社会环境,具有鲜明的“海派文化”特色和上海地域特征。
该流派融汇各派之所长,贯通中西,包容并蓄,充分体现“有容乃大”、“和而不同”与“止于至善”等特征。
创新性及开放性是其最大特点。
其医家荟萃,名医辈出,自清末明初到建国以来,上海城区中较有名望的妇科流派10余个分支派别。
各派大多以家系传承为主,用药特色不尽相同。
其中位于江湾的蔡氏妇科传承7代,经历200余年,以其用药简练精当,药效迅速而闻名;位于南通的朱氏妇科亦传承4代,因其注重对脏气及冲任的调节,用药灵活多变,疗效确切而名扬。
由于两家均属传承链较长,影响力较大的分支,故以之为例介绍海派妇科特点。
1.1调经思想。
1.1.1江湾蔡氏。
蔡氏妇科在治疗上强调养血为先、理血为要,主张“妇人血宜多而气宜少”,“血易耗而气宜结”,治疗月经疾病主张“气以通为顺,血以调为补”的“通调”观,认为各种月经病均应以调摄为主,顺气宜宣达,行血宜和化,滋血需通调,益气当柔润。
故治疗闭经不尚攻伐,崩漏不专止涩,用药多以理气养血之品为要,而香附更为常用之药。
早年蔡氏妇科先辈就主张衷中参西,第7代传人蔡小荪教授博采众长,贯通中西,创造性的提出中医周期调治法(调周法),为当代中医调周思想奠定了基础。
调周法的具体思路为:调经应顺应月经周期。
月经期以养血活血为主,予四物汤加减,凡经期与经量、色、质、味异常者均可在此期调治;经后期是调经、种子的基础阶段,宜育肾通络;经间期肾气充盛,是阴阳转化、阴极生阳的种子时期,治疗以促使阴阳转化为宗旨;经前期肾气实而均衡,气血充盛,以“育肾培元法”,治疗以维持肾气均衡为原则[1]。
1.1.2南通朱氏。
朱氏现已传承4代,各代在继承的基础上均对朱氏妇科有创造性贡献。
第1代朱南山先生认为妇科论治应注重调节各脏之气机,可归纳为调气血、疏肝气、健脾气、补肾气四大法则,其治疗妇科病均以恢复脏腑功能气机为目的,晚年制定了“妇科十问歌”,奠定了朱氏妇科基础[2]。
第2代朱小南治疗妇科病注重从奇经八脉入手,认为妇科病证虽以冲任督带病变较多,但奇经八脉为一整体,病初则为局部经脉受累,日久则八脉俱病。
故提倡欲提高妇科证治疗疗效,必加强对奇经八脉的论治,并与脏腑气血的论治有机结合起来[3]。
第3代传人朱南孙在前辈基础上,根据多年妇科临床经验,认为治疗妇科疾病的原则是调节动静平衡,将法则概括为“从、合、守、变”四大要旨,意为反治法、兼治法、恒法,灵活变通。
即动之疾制之以静药、静之疾通之以动药、动静不均者,通涩并用,更有动静之疾复用动药,静之疾再用静药以疗之者[4]。
三代传人根据妇科疾病特点,无论在治法还是用药上,均对治疗妇科疾病进行了高度归纳,推动了中医妇科学的发展。
1.2用药特色。
海派用药简练、轻灵,处方用药一般10~12味,皆常用之品。
蔡小荪在秉承家传用药简洁特色基础上,融入晚清孟河流派“醇正和缓”的思想,剂量灵活多变,少则10g,多则60g,以病情轻重缓急为据,为蔡氏妇科用药特色赋予新的内涵。
而朱小南总结出调理冲脉常用药物,以之调经引经[3]。
另外在剂型上,海派善用滋膏调治各种妇科慢性、虚性及疑难病症,收到较好的疗效。
2新安医学。
新安医学以历史悠久、医家众多、医着宏富着称于世。
如着名的四大温病学家叶天士及其着作《临证指南医案》、《温热论》就是新安医学优秀代表。
而妇科是新安医学中见于文献记载最早的学科之一,也是新安医学中起源最早、名医最多、影响最大的学科之一。
2.1调经特色。
该派治疗妇科病充分体现顾护妇人“阴常不足,阳常有余”的生理特点。
治疗属血热实证的月经病鲜用苦寒泻火之法,而以“盛其水平其火”之法,认为血热护阴,水盛则火平;认为月经过少、闭经等病是因阴血不足为其本,虚中夹滞为其标,只有三阴脉盈,其气自充,虚滞自除,经血自畅,故以增液行舟为法,富其源流,充其血脉,再行理血调经,临证常以四物汤养血和血为主,再辨证加减[5]。
新安医家常以四物汤为妇科常用基本方剂,确定了四物汤为调经养血之主方的地位,并创制了桃红四物汤。
方中以四物汤中地、芍滋阴补血而富其水源,归、芍补肝行阳而疏其水流,充分体现了新安妇科中处处顾护阴血、养血和血的特色;加桃仁、红花增强活血行滞之力。
2.2用药特色。
常以四物汤作为基本方剂,并随症加减;剂型善用散剂,对痛经、急症、瘀滞证更善用之。
3孟河医学。
孟河医派妇科学文献很少,鲜见专门从事妇科的医生,但该派医家医着的传世均含有妇科学的内容,代表如费伯雄、马培之、巢崇山、丁甘仁。
其中,丁甘仁为当代孟河医学妇科领域较有影响力者,其《丁甘仁医案》记载调经、崩漏、带下、产后等诸多妇科病种。
该学派治疗妇科病重视肝脾,有别于传统观念“经水出诸肾”、“肾水少则月经少”支持下的补肾调经法。
其治疗经、带、胎、产诸症皆不离肝脾,实则泄、郁则疏、亢则柔、虚则养。
其立法和缓醇正,辨证细腻准确,尤其重视舌诊和脉诊[6]。
孟河医派遣方用药以轻灵见长,尤善运用“轻可去实”之法,达到扶正不助邪、祛邪不伤正的目的。
4岭南医学。
岭南地处热带和亚特带,天气炎热,日照充足,常年受暖湿气流影响,天气潮湿多雨,四季划分不明显。
其独特的气候地理特点造成了其疾病特点、居民体质均有别于我国其他地区,如外邪入侵人体常夹湿邪,居民多阴虚、气虚及痰湿体质等;另外,岭南植物生长茂盛,药材种类繁多,盛产南药。
上述诸多因素造就了有明显地域特色的岭南医学。
岭南妇科医家流派主要有:粤东蔡氏妇科,其传承13代,代表为蔡仰高、蔡纯臣、蔡妙珊等;南海罗氏妇科,其传承3代,代表罗元恺、罗颂平等。
现以南海罗氏为主介绍岭南妇科调经及用药特色。
4.1崇尚景岳,调经首重阴阳。
罗元恺推崇张景岳的阴阳学说并深入研究其所着《妇人规》,注重命门水火,善于平衡肾中阴阳;组方重视阴阳相配,以达到阴阳相长、精气互生的境界。
根据阴阳相配原则,创制了滋肾育胎丸、促排卵汤、助孕3号方等一系列方药。
罗氏认为经脉不调多在肾经,主张采用或兼用调补肾阴肾阳之法来治疗。
4.2脾肾为本,气血为用。
罗氏认为,妇科病首重调经,经调而后子嗣。
月经病虽在血分,但气血来源于脏腑,日久必累及脾肾,或脾肾累及月经诸疾,认为“调经之要,贵在补脾胃以滋血之源,养肾气以安血之室”,调经之法重在调理肾、肝、脾和经、气、血,创造性地提出“肾-天癸-冲任-子宫轴”的概念[7]。
中医与中国文化论文范文
摘要：中医并非由中国古代哲学孕育出来，而是在发展过程中积极引用新产生的各种哲学术语来装扮自己。
中医理论也并非中国传统文化所独有，古代西方医学中很多内容与中医相似甚至相同，中医理论是人类古代思维方式的产物。
关键词：中医;传统文化;辩证关系。
时下一个比较流行的看法是：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这块土壤孕育出来的，要想很好地学习中医、发展中医，就必须先全面地学好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古代哲学。
很多流行的中医普及读物将中医和阴阳、五行、周易、儒释道文化紧密结合在了一起，其直接影响是让很多中医学院的学子，甚至是中医师花费大量时间在阅读古代儒、释、道经典上。
笔者认为此种观点大有可商榷之处。
中医与中国文化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作为杜威学说在中国的最佳代言人，胡适的文化理论和文学实践都证明他不愧为杜威最好的中国学生。相反，同样留学美国的吴必、梅光迪和陈寅悟等学衡派诸人，却拒绝了杜威，转而以白壁德为精神导师。同为谋求振兴中国文化的精神救药，为何他们的选择产生巨大差异?通过对学衡派有关论著中对杜威学说的评述(包括他们私人记录中的相关议论文字)，可以读出他们做出上述文化抉择的原因，以及当时的中国社会为何没有接受白壁德学说的原因。
同为20世纪中国的文化大师，陈寅惜及吴必等学衡派诸子和胡适一样，都曾留学美国，都对引进西方文化以振兴发展现代中国文化有极大兴趣。他们差不多同时接触到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和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学说，然而，胡适成为杜威的信徒，而陈、吴等学衡派成员却成为白壁德学说在中国的鼓吹者，这其中的缘由值得探讨。本文试图以陈寅j洛和吴必等学衡派人物对杜威以及胡适的直接或间接的评价为视角，通过对这些评价的分析，对胡适及其精神导师杜威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给予某种尝试性的新的界定。
一陈寅格及学衡派诸子拒绝杜威和接受白壁德的原因。
虽然陈寅悟和吴毖等人留学美国的时间晚于胡适，但这不能成为他们拒绝杜威理论和接受白壁德学说的理由，例如梅光迪留学美国的时间仅比胡适晚一年而已。笔者以为，导致他们与胡适在获取西方精神资源方面出现分歧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基本可从时代和中国社会变革对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客观要求以及他们自身的个性和交往等主观因素两方面来确定。陈寅惜虽然没有直接评价杜威，但其倾向性意见却可以从他对胡适及新文化运动的评价中间接看出。鉴于陈寅惜常以“潜对话”的方式回应新文化运动及其领导者胡适的意见，因此他在1912月14日与吴毖谈话时所表露出的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不满，其实就是对胡适等人的批判性意见。此外，其某些文章中的说法实际上也可以认为是对胡适学术思想及其文化观的批判，如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所写的评审意见、对清华人学考试为何出对对子的解释以及对胡适和鲁迅等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所间接发表的不同意见等。而“学衡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吴毖，则有很多对杜威思想不满的直接表述，既见之于他的文章，更见于他的日记。至于对杜威学说在中国最忠实的代言人胡适的批判，更是既直接又激烈，有时其日记中所言甚至近于谩骂。还有，学衡派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汤用彤，则以这样的语言表达其对国人崇拜杜威的不满:“其输人欧化，亦卑之无甚高论。于哲理，则膜拜杜威、尼采之流;于戏剧，则拥戴易卜生、萧伯纳诸家。……罗素抵沪，欢迎者拟及孔子;杜威苍临，推尊者比之为慈氏。今姑不言孔子慈氏与二子学说轩较，顾杜威罗素在西方文化与孔子慈氏在中印所占地位，高下悬殊，自不可掩。”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一方，与以吴亦、陈寅惜等学衡派一方，在中国文化发展和文学演变方面形成了激烈的论争，这种论争在他们留学美国时即已开始，并延续到回国以后，以至被认为是杜威和白壁德学术论争的“中国版”。最终，这种论争对20世纪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发展演变，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胡适走向杜威，据其自述，与当年在康奈尔大学学习时该校经常组织对杜威学说的批判有关，这种批判导致胡适对杜威产生兴趣，并最终投奔杜威的门下。这自然仅仅是外部的原因，至于内在原因，他认为是由于在当时美国的实验主义大师中，杜威是对宗教采取比较理性化看法的学者，即多谈科学，少谈宗教。这种思想倾向对于一心想从西方哲人学说中寻找救国良策的胡适而言，自然很有吸引力。此外，也有学者指出，胡适很小就具有的怀疑精神，也是导致其走向杜威的个人因素之一。
而吴亦等人的对白壁德学说情有独钟，则也不乏个人情感上的因素。如果仅仅从文人交往的因素考虑，则胡适的友人梅光迪，因为对胡适提倡白话诗不满而导致两人友谊破裂，这种文化观和文学观念的分歧自然导致梅光迪本人以白壁德为自己的精神导师，以获得和胡适相对抗的精神支撑。梅光迪在结识吴毖后，自然也会介绍吴亦投奔于白壁德门下了。而陈寅悟走向白壁德，除却其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因素外，吴必等人的推荐介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除此以外，白壁德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重视，对中国文化在现代重新崛起的期望以及与陈、吴等人融洽的私人交往关系等，应该也是导致吴、梅光迪和陈寅格接受他为精神导师的一个重要原因。
自然，根本原因还在于胡适与陈、吴等人文化观上的差异。对此，不妨先看美籍华人学者汪荣祖的意见，他认为导致他们在向西方学习时寻找到不同思想导师的原因，在于胡适受进化论影响过深，且取文化单元论观点;而陈寅洛等人取文化多元论。这种文化观的根本不同导致他们在寻找西方的思想资源时，必然有不同的选择。此外，陈寅格和吴必一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而救国经世，当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因此在向西方学习时，尤其应注重研究西方文化的根基如宗教、哲学等。近代以来中国留学生多学习西方工程技术等，忽视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其实是受偏重实用之积习的影响。在此局面下，一味强调“经验”和“实用”的杜威哲学，自然不会进入陈寅洛和吴必等人的研究视野。更可能的情况是，仅仅“实用主义”这个名称本身，就已经引起了他们的反感。
更重要的是，杜威在中国的代表人物胡适，回国之后与陈独秀等提倡新文化运动，并以“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对实用主义进行化约式的简单化概括，更激起陈、吴等人的反对。在20世纪初叶，当现代中国学术体系处于初创阶段时，对于治学方法的介绍自然也是必要的。但陈、吴等人显然对当时的“疑古”思潮极为不满，而其根源，其实与胡适的这个“十字方针”有很大关系。对学生言行的反感必然导致对其老师学说的反感和批判，杜威的不被看重反遭批评的态度由是而定。对此，可以把《胡适日记》和《吴亦日记》中有关部分进行对读，应该是很有意思的比较。
不过，胡适的提倡新文化及其具体实践如创作白话诗等，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陈、吴等人对杜威哲学的态度和立场，还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例如，这种态度仅仅是情感上的和学术派别之间的意气之争，还是基于真正学术上的深刻认识?学生的失误和错误言行是否必然和西方洋老师的学说有关?如果说胡适的一些关于新文化运动的见解有偏颇和片面并对之后的中国文化进程产生过负面影响的话，则是否其老师杜威的学说也要承受连带责任?无论怎样，可以肯定的是，由于胡适早于吴必等人回国以及因提倡白话诗而“暴得大名”，实际上很早就赢得了言说新文化运动的“话语权”，并且很自然居于历史所赋予的“合法性”地位，这多少会激起陈寅惜和吴必等人内心的反感和妒忌吧。
那么，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在历史变革的重大关头，为何在文化取向方面最终选择的是胡适以及杜威的学说?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学说其实应该更合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口味，且与中国文化精神有精神上的亲近感，却为何不能有更广泛的流传和应用?更令人困惑的是，白壁德的这些弟子和他们的学说为何不能在当时发挥更大的影响，甚至他们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遭到误解和批判?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还是有某些偶然因素?一般认为，白壁德之学说之所以不能在20世纪初的中国得以流行，关键在于其学说即便绝对正确，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却无法产生立竿见影之效。而当时蔓延于中国社会的两大思想主题正是“启蒙与救亡”，而且后者似乎更加紧迫，不然就要“亡国亡种亡文化”了。因此，在引进外来学说中最急迫的是产生雪中送炭之效者而非锦上添花者，白壁德学说显然属于后者而必然遭致被冷落。其次，白壁德学说的被冷落，也与吴亦等人虽然热情却不甚恰当的推介方式有关，例如采用文言而非白话，在具体言说方式上又过于庄重死板。对此白壁德在中国的另一位弟子梁实秋也深有体会:“《学衡》初创之时，我尚未卒业大学，我也是被所谓‘新思潮’挟以俱去的一个，当时我看了《学衡》也是望而却步，里面满纸文言，使人不敢进一步探讨其内容了。白壁德的思想在国内就是这样被冷淡的。”
今天看来，值得思考是，吴必、陈寅咯等人批判胡适及其理论支撑杜威之学说，是否有过于偏激之辞和片面之见?如果说对于胡适以及其实用主义的态度生硬地照搬杜威学说进行批判，在当时是具有某些历史的合理性甚至是预见性的话，那么，由此导致的对杜威学说的批判和否定性态度，是否也有过于简单化和平面化的倾向?尽管很难找到吴毖等人接触理解杜威思想的资料，但他们是否仅仅由于杜威是其论争对手的精神导师，而相对忽视了杜威学说中的很多有价值的思想，特别是与儒家思想相同的那些部分呢?相比之下，学衡派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刘伯明，就对杜威思想及其在中国的影响有比较认真的观察和研究。他对于杜威来华后思想学说上的某些变化，给予了很大的肯定，认为经历一战之后的杜威，在来到中国亲身感受到中国社会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后，其实对自己的学说，已经有了某种修正:“杜威之表彰中国文化精神，盖冀有以救其弊而补其偏。然其于此不舍将其平素主张之哲学，加一度之修正也。”
最后，笔者以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那就是该如何看待那些被重点推介的“洋老师”?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就有尊师重教传统，在解释文化思想和文学观念的发展演变时，更是注重师承关系和同门、同乡等关系的作用。这种观念必然会影响到20世纪那些最早走出国门接受西方文化教育的留学生，他们对待其各自之“洋老师”的态度，不仅依然受到其所接受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且由于他们在学习西方文化方面的迫切性，必然导致一旦接受某位“洋老师”为其精神导师，就必然忠心耿耿，绝不背叛为师学说。吴亦等“学衡派”对待白壁德如此，胡适等对待杜威也是如此。在这方面，作为对立的双方，他们无意中都成为对中国文化传统最忠实的继承者，这也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象征。
中国文化概论论文
题目：商鞅对法家思想文化的贡献和启示。
姓
名：学。
号：院。
部：专。
业：
班级：
商鞅对法家思想的贡献和启示论文提纲。
正文：1.商鞅个人简介与历史背景造就了商鞅变法。
简述商鞅个人简介与历史背景相结合，提出商鞅变法的措施和成果。
2.商鞅对法家思想的贡献。
通过商鞅对法家思想的完善和具体措施，举例说明商鞅对法家思想的贡献。
3.商鞅对法家思想的贡献对我们的启示。
简述商鞅对法家思想的贡献和商鞅变法及商鞅个人对我们与我国当今社会法律体制完善的启示。参考书目结束语：肯定商鞅对法家思想的贡献，表达出法家思想在当今社会发展进程中也有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应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继承与发展法家文化思想，使之更加具有现实与实践意义。
商鞅对法家思想文化的贡献和启示。
商鞅（约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38年），战国时期政治家、改革家、法家的代表人物，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法家学说的奠基人，思想家，政治家，真正做到了将自己的政治思想有力地贯彻到国家的治理中，是法家思想的实践者，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人。
战国时代，是一个各国征战兼并的时代，是一个唯国家实力论的时代，是一个以武力解决争议的时代。而商鞅能拨开纷繁复杂的干扰，直捣症结的关键，抓住矛盾的根本，足可见商鞅的高明。到秦国后，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进行变法，终于使秦国一跃成为战国时期强盛的大国。
商鞅在秦国国内颁布《垦草令》，其主要内容有：刺激农业生产、抑制商业发展、重塑社会价值观，提高农业的社会认知度、削弱贵族、官吏的特权，让国内贵族加入到农业生产中、实行统一的税租制度等改革方略。
《垦草令》的实施取得了成效，商鞅进行了第一次变法，内容有：
（一）颁布实行魏国李悝的《法经》，增加连坐法法律，轻罪用重刑。
（二）废除旧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禁止私斗，颁布按军功赏赐的二十等爵制度；
（三）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特别奖励垦荒；规定，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可免除本人劳役和赋税，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并且限制商人经营的范围，重征商税。
（四）焚烧儒家经典，禁止游宦之民。
（五）强制推行个体小家庭制度。扩大了国家赋税和兵徭役来源，为秦国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一次变法使秦国迅速壮大起来，紧接着进行了第二次变法:。
（一）废除贵族的井田制，“开阡陌封疆”，废除奴隶制土地国有制，实行土地私有制，国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
（二）普遍推行县制，设置县一级官僚机构；“集小都乡邑聚为县”，以县为地方行政单位，废除分封制，“凡三十一县”，县设县令以主县政，设县丞以辅佐县令，设县尉以掌管军事。县下辖若干都、乡、邑、聚。
（三）迁都咸阳，修建宫殿。
（四）统一度量衡制，颁布度量衡的标准器；
(六)革除残留的戎狄风俗，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推行小家庭政策。规定凡一户之中有两个以上儿子到立户年龄而不分居的，加倍征收户口税。这是对第一次变法中“异子之科”法令的补充，也是对社会风俗的规范。
法家学派在政治理论等方面主张变法革新，要求加强君权，提倡以“法治”代替“礼制”，积极发展封建经济，鼓励“耕战”，而商鞅则将这些思想运用到变法中，颁布《垦草令》，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商鞅细化了许多具体法令，涉及行政管理，地税征收，刑罚制度，运粮制度等。他将法家思想运用实施，一张巨大的网，牢牢地笼罩在秦国之上，深深地渗透在秦国人生活的每一个缝隙。
商鞅强调法治是治国的根本措施，推行连坐制，轻罪重罚，是直接将法家思想的核心实践在变法中，纲举则目张，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代替了周朝所遵循的以“礼”为制度的生活方式，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首次出现了以强硬手段保证实施的规则。“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对于法治的实施，商鞅主张严格按法办事，“不以私害法”“善厚而信，刑重而必；不失疏远，不违亲近”“以功授官予爵”“刑无等级”“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
商鞅将“法”放在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法”不可动摇、不可轻视、不可偏私，只有对“法”能持如此刚毅的态度，真正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才能将他制定的耕战兴国为纲，明细法令为目的执政方式，坚定的贯彻执行下去。为了使“法治”的思想能够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占统治地位，韩非继承和发展了商鞅的“壹教”精神和措施，认为必须使国内做到“言谈者必轨于法”，意思是说要使每个人的思想和言论都符合法家的精神和遵守国家的法律。商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以法治国这一思想的，这为后来法家思想的行成与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商鞅也是明确的提出性恶论——法家人性论的基础，而后世荀子、韩非、李斯等法家人物都是基于性恶论继续阐述和发展法家思想。所以说商鞅是法家思想的实践者与奠基者。
商鞅不仅运用法家思想改变了秦国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格局，使秦国强盛起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社会生活中道德观的塑造与培养他也将法家的诚信观融入其中，并做出了立木为信这一经典事例，这正是对法家思想运用最好的体现。
商鞅对法家思想的贡献在今天看来仍具有很大的价值。商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以法治国这一思想的，这正是富国强兵，以法治国的法家思想的发展，虽然和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区别，但它仍具有启蒙作用。
相对于现代社会，制订法律，有法可依是现代社会法制建设的关键。没有社会各方面的法律，法律制度无从谈起，法治社会更无法建立。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在古代社会它体现的是专制君主的意志，而在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人民当家作主，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而商鞅在法家文化中所指的法律是礼仪制度和宗法等级制度上升为国家意志而形成的，法律的内容是维护阶级统治的伦理道德，法律只是辅助道德来治理国家。今天中国的社会不再是为了维护君主的意志，而是维护广大人民的利益的，而是在消除阶级的基础上建立的平等的、民主的、自由的和文明的社会主义社会。为了更好的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实现现代化的伟大目标，必须有健全的法制建设。
商鞅重法的法家思想对我们现代依法治国的方略政策是有其重要的现代价值的。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古代的法家思想与现代的依法治国都有个最突出的特点，即制订明确的法律，按照法律来办事，对犯罪进行惩罚。这就是商鞅对法家思想的贡献对我们最大的启示。
商鞅对法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虽有不足，如：极力夸大法律的作用，轻罪重罚等，但就如对待其它的传统文化一样,我们必须积极面对古代法家的法治思想对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我们不能在斩断传统的基础上来建设现代法治,而应当采取自觉、积极的态度去对待传统,“正如哥德所言,一种传统不能由继承而得它必须被争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转换,确立中国现代法治观,促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
中医与中国文化论文范文
我国有着五千年的悠久文明，在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呈现出了十分丰富的优秀的传统文化。
在很长时间以来，我国传统文化因为其自身独特的丰富内涵，养育了一批又一批的中华儿女。
但近些年来，在学校教育过程当中，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进行，这也导致了传统文化的传承出现了断层的问题，现代的学生对于传统文化并没有有效的进行认知，十分缺乏古代常识，而传统文化的传承缺乏，也使得现代学生出现了缺乏民族精神、传统美德等问题。
针对这样的问题，在《新课程标准》当中明确的指出，作为一种十分重要的交际工具，语文更是人类文化当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而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就是对语文的人文性以及工具性的统一。
除此之外，《标准》当中还强调要让学生能够在语文的学习过程当中认识到我国的博大的传统文化，并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吸收到民族文化当中的智慧精华。
并利用在教学当中渗透传统文化的方式来使得學生养成正确的价值观，最终使得学生的素质能够得到全面的提高。
一.以教材为立足点，挖掘传统文化内涵。
从初中语文的教材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其中包含着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而这些丰富的文化内涵则能够帮助教师更好的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
但是，在传统应试教育思想的影响下，很多教师只对语文的工具性进行了重视，却因此忽略了语文的人文性，一些教师在实际的教学过程当中，过于重视对诗文的传授但却忽略了对这些诗文体现出来的文化进行传承。
因此，本文认为，在实际的初中语文教学过程当中，应重视对教材当中的教学资源进行挖掘，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观、人生观。
我国的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不断的传承、发展，并散发出独特的魅力，正是因为我国的传统文化具有着“以人为本”的核心观念。
而以人为本的观念更在儒家、道家的思想当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尤其是儒家的思想，对于我国历史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其发展已有两千多年，直至今天，仍然还发挥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从这一点我们能够看到，儒家对于神学并不重视，而是格外的对人学十分重视。
儒家强调人格修养，激励人应该不断的努力奋进。
在初中语文教材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到这一点，例如《论语十则》等，这些文章都体现了儒家思想当中十分重要的人生态度。
而在古代，文人大多会表现出儒家的风范，《孙权劝学》鼓励人勤奋好学，李白也有诗云“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在道家的思想当中，也对以人为本有着十分重要的体现。
道家强调天人合一，崇尚自然，在《塞翁失马》当中就体现了道家的辩证思想，而通过对这些文章进行阅读，则能够发人深省。
古代的很多文人，在面临逆境的时候都常常利用道家的思想来对自己进行抚慰，陶渊明写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更是对道家崇尚自然的思想进行了体现。
2.礼仪教育。
中华民族又被称为“礼仪之邦”，从古代开始，中华民族就有十分完善的礼仪制度。
还以《论语十则为例》，其中写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吾日三省吾身”等，都是向后人传递如何待人接物，而《礼记》更是专门对礼仪制度进行阐述的经典论著。
这些传统美德的传承，对于现代的学生来讲，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含义。
3.爱国主义思想。
在初中语文教材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很多表现爱国主义思想的古诗文，文天祥写道“人生似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诸葛亮则在《出师表》当中写道“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这些文章都体现了古人忧国忧民的思想。
传统文化是十分丰富的宝藏，而我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包含的内容远远不止上文提到的这些。
作为一名语文教师，更需要从初中语文教材当中不断的对传统文化的内涵进行挖掘，从而更好的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的渗透。
二.以课堂教学为主阵地，渗透传统文化教育。
1.课前活动，激发学生热情。
古文是比较难学的，因此很多的学生都比较害怕对古文进行学习。
这就需要教师在实际的教学过程当中，能够根据教材的特点以及学生的实际情况，利用一些具有独特特色的教学方法来对古文进行教学，从而让古文能够以学生容易接受的方式出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例如，教师可以在上课之前的五分钟当中，利用一些课前活动来使得学生的学习热情得到激发。
例如“推荐一本好书”的活动，很多学生都推荐了外国的名著，但对于我国的古典文学却很少有人会推荐。
教师则可以从《红楼小讲》等一些对红楼诗词的讲解当中入手，吸引学生主动的对《红楼梦》进行阅读。
2.品读鉴赏，提高学生欣赏水平。
对于传统文化来讲，古诗有着十分重要的传承作用，而古诗文更是对古人思想精华的凝缩。
因此在对古诗文的教学过程当中，教师应教会学生审美，在更好的欣赏优美的诗词过程当中吸取传统文化当中的精华。
从而理解王维“诗中有画”的意境，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对这一联进行改写，从而更深刻的让学生了解到每局最后一字的妙处，例如“大漠孤烟立，长河落日悬”就缺乏了原文当中的动态美感。
中医与中国文化论文范文
“中医文化”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广义指中医是对人体病理、生理、防病治病规律的探索，有自然科学的性质，科学术语大文化，所以受中医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狭义指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的中国汉民族的医学。
(一)传统中医文化的起源与发展。
有关医药起源的说法，最早在皇帝时期就出现了。
在经过了长期与病痛的斗争之后，中华民族的医学知识已经是非常的丰富了。
关于在大众嘴里经常说的“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等就是对我们祖先的医学医学回忆。
医学早在夏朝、商朝跟周朝就已经是处于萌芽发展期了，中医理论体系主要是在战国、秦与汉三国时期形成的，其中标志性的理论著作有《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跟《伤寒杂病论》等。
从理论到实际临床的中医学新发展，最早出现在两晋至隋唐，并且还不断完善了中医学的文化内涵。
晋王叔和着了《脉经》，关于脉学的一些理论还有基本知识记载都是十分丰富的，《备急千金要方》最为我国最早医学百科全书由唐代医学大家孙思邀着。
宋金元时期，是我国医学的发达兴盛时期，形成了“寒凉派”、“攻下派”、“补土派”、“养阴派”金元四大家。
革新趋势的医药学最早是在明清时期开始发展的。
温病学派的出现，标志着中医学术发展又取得了突出成就。
(二)传统中医文化以医家为传承载体。
从历代名医大家著作中看出中医文化经过长期累积形成了特有人文关怀与伦理价值，唯物辩证思想、哲学思想、和衷共济思想等。
1.中医文化的形成受到儒家文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从汉朝的武帝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我国一直以来都是受儒家思想影响较大，儒家思想始终贯穿于我国历史的变迁，儒家经典更是影响着我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趋向。
儒家思想影响到我国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文化活动无不和儒学紧密联系，同样中医也离不开儒家思想对其的积极影响。
到了汉灵帝时出现了我国非常著名的与华佗齐名的医学家张仲景，因其所著的《伤寒杂病论》流传于后世。
张仲景在汉灵帝时举孝廉入朝为官，曾经官至长沙太守，经常定期为百姓坐堂义诊，当时以及后世都被称为医学大家，他也是儒家文化的发扬着，是亦医亦儒的典范，所以“儒医”角色起到了以儒学帮助医学、改造医学的关键作用。
2.传统伦理思想的价值取向等内容，大量渗透于中医学著作中。
大量的伦理学问题、众多探讨医生行为规范跟医患关系的行为准则等学术理论都在很多医学论著中出现。
唐代孙思邀在其所着的《大医精诚》中就有许多的记载。
通过及其简短的语言叙述，就能非常深刻的描述出中医文化的精髓之处，这样的行为规范被以后的医家记载传承。
3.中国崇古尊经的治学方式，对中医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亦起了重要作用。
儒家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崇古尊经，同时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征，并且还是中医学非常大的一种特色。
从《伤寒杂病论》跟《内经》出现以后，在中医学界就在沿袭着这样的作风，到清代的时期崇古尊经的作风更为突出。
中医虽然脱胎于中国传统文化，但是中医的血液里任然流淌的是中国传统的血液，其中无不渗透的都是传统文化的精神。
中医与其它形式的文化传统相结合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使之成为一体。
中医在发扬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中华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有着独特的表现。
(一)“心身合一”的有机整体观。
儒家、道家、佛家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三大家都把世界万物跟人看做是整体统一的，认为世界万物都在追其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整合，也就是所谓的“人天合一”
中医学中强调理论上“神形合一”“天人合一”，诊断上“司外揣内”“四诊合参”，治疗上“辨证论治”，体现了动态、联系、和谐的有机整体观。
(二)人贵论一的人文医学观。
儒家提倡的是无为而治，其中“仁”是根本，也是人本质特征的体现。
“仁”其最本质的就是“爱人”和尊重人，是对人文精神的最好诠释。
孔子还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人贵论”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是值得提倡的思想。
中医思想始终受到“人贵论”的影响，认识到人的“七情”“人格”“体质”和“行为”是一定社会文化的产物，从医疗模式上来，更趋向于个体化的治疗，不只是把疾病或者人当做一个单纯的生物体，而要把病人看作是失去健康并且有感情活动的复杂人体。
把“人”置于外部自然规律和社会历史文化之中又关注“人”的身心健康。
(三)道法“中庸”的和谐均衡观。
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在这里，孔子把中庸理解为人及自然之“德”的最高标准。
所谓“中庸”，就是恪守中道，坚持原则，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是儒家提出的处理一切事物的总法则。
在历史的长河中，推动天地万物生生不息运动不止，中庸所体现的正是这些过程。
(四)“忧患意识”下的防病养生观。
“忧患意识”――以对未知事物将会带来的消极影响作为一种警示，如“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化解忧患，趋利避害，遇难呈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未雨绸缪”。
在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主要包括对自然的忧患，对社会的忧患，和人自身的忧患。
这种“忧患意识”同样影响了中医思想，“治未病”就是人关于自身生命本体的忧患意识。
“治未病”其首要思想是防病于未然，强调养生、摄生。
其主要包括未病先防和既病防变两个部分。
“治未病”其首要思想是防病于未然，强调养生、摄生一一即未病先防。
这方面的专家孙思邈是贡献最大的其中之一，他最早把疾病分为3个部分，分别为“未病”、“欲病”、“已病”三个层次，“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
”所著《备急千金要方》中载有一整套养生延年的方法和措施。
参考文献：
[1]梅国强.伤寒论讲义[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滕荣欣.传统中医文化与现代中医医院文化建设[d].山东：山东中医药大学，.
[3]何敏，曹瑛.儒家饮食观与中医[j].中医学院学报，
[4]许华武.浅谈培养中医传统文化修养[j].光明中医，
中国文化
中国，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中国，一个承载着无数文明的古国；中国，一个充溢着希望的国度。五千年来，茶叶的清香在空中散发出的是中国人的情怀，粉墙黛瓦在水乡中维持着的是中国人的传统，毛笔在宣纸上静静地转动书写的是中国人的历史。夏日的荷塘月色，冬日的雪映长堤，随着七弦古琴的乐律，在中国的万里疆土上，永久地连接着它的过去和未来。
我第一次接触到国画是八岁，当初只是学了一些皮毛，但在那短短几年间，我却爱上了这些染着悠悠墨香的水墨画，爱上了笔墨纸砚。而宣纸，它留给我的印象最深，不是多么华美的形象，而是洁如雪，雅若梅，粗看之下，仿佛夹杂着日月的明朗，。它的味道总是微微染上墨香，从不像生硬的浓香。宣纸的气息，是让人心安的淡雅之味，也许，这便是中国文化之真谛吧，不张扬，但清丽。像那些用笔尖晕染，勾勒出重重意境的水墨画一样，像不染凡尘，轻灵洒的脱仙人一般，在墨香中移步于历史的长河。
一截飘扬的水袖，一段铿锵的乐声，几声充满绵意的轻柔唱腔，从戏台上，书本上，甚至电视上，带给了我无穷无尽的念想。在各类戏剧中，我尤其爱越剧，那台上女子婉转的唱腔，时而啼血悲诉，时而略带豪情，那长长的袖一扬，动作轻缓舒展，唱腔绵长轻盈，浓妆艳抹，金银挂饰之下是灵动秀气的心灵。越剧的美，还美在它的语言，如：“牡丹谢，芍药白，海棠青，杨柳带愁，桃花含恨”。一字一句无不带着柔美、委婉之意。渐渐地越剧对我而言，那生动的形象不再在那电视上停留，而是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暗暗地传播着中国经典文化的美韵。
光洁的表面，精美的青色花纹，是我对瓷器的印象，然而，这又是多么浅显的观察，它上面印的是落霞吗？要不怎有此番雍容。它上面印的是水流吗？要不怎有此番似柔似刚的风韵？景德镇瓷器上，精美的莲花给出了回答，它穿过历史的潮流，穿过年代的轮回，突破陈旧的灰土，在温润如玉的青瓶上，飞出了凤凰，绽开了锦花，光润的瓶身，在历史的沉淀中，静静地记录着那些金陵台殿雄伟和霓裳羽衣飞扬的那一瞬间，记录着属于中国的古典之美。
柔软地似水，明艳地似光，绵长光滑的丝绸就像时间似的从我手中流开，针脚熙攘之间，一个个生动又抽象的物体在眼前一闪而过，闪金的线条流畅地在华美的“画卷”上穿梭，不带一丝生硬，灯光摇曳之下，在手间拂过的“咝咝”声浸透着空灵的清音，在空中久久地回响着，穿过了千年的时光，穿过了那遥远的“丝绸之路”，穿过了那阵阵驼铃，一直向未来飞去。
窗外，雨在不住地下，浸着清凉的水珠从黑青的瓦上滑落，随之染上了晕黄的白墙，在青石砖上连成一片，汇聚成一条长长的水流。是的，在日月轮转，花开花落，云卷云舒之间，中华在静悄悄地雄壮起来，也在静悄悄地点燃着每个人心中的中国魂！
中国文化概论论文
艾孜买提5102049017。
摘要：“历史循环”是一种古老的观念。中国战国末期的邹衍曾提出五德终始说，用当时流行的五行解释历史的变迁和王朝的更换。他认为历史是所谓五德的相继更替、周而复始的循环。后来的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也宣扬过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社会，历史的继续只能是从这个顶点倒退到原始时代的观点。历史循环论承认历史按一定秩序变化，但曲解了历史变化的客观规律。社会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并不是简单的循环，更不是以资本主义为终点的封闭的圆圈，而是基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不断发展和上升的过程。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蕴含着无数珍贵的文化财富。众所周知，文化也是人类进化的产物，而文化本身也是不断的进化，不断地积累。回溯时间的长流，中国文化发展过程当中，就有了对于历史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的思考。从文化的角度审视中国历史的进化，我们会发现早期的对历史的进化思想有着很多值得重新思考的地方。其实说到进化思想，进化的思想并不是在19世纪末才如神兵天降般影响到中国的史学界的。早在千年之前的先秦及两汉时期，便已出现了朴素的、带有哲学思辨性的进化思想。
中国的史学自古便是极为发达的，早在上古三代时期，《易传》就充分肯定了事物变易是具有必然性的，正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而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们在阐述各家思想的同时，也不时透露出自己对历史的看法。其中最为有名的，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属“亚圣”孟子，以及他提出的“历史循环变易阶段论”。孟子提出了“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命世者”，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二元循环的，盛衰之世在循环之间又以五百年为单位交替向前变易，而且历史的推动力不是人民，不是生产力，也不是某些偶然事件，而是天降的圣人。
由于孟子在中国思想界的崇高地位，他的历史循环变易阶段论难以避免的影响到了后世的史家们。即使有史家希冀提出具有进化思想的理论，也会不可避免地陷入循环的怪圈之中，但是在历史循环的每一个阶段内，也蕴藏着历史进化、变易、发展的趋势，二者可谓是矛盾的统一。如下是春秋战国与秦汉时期最突出的几个史学思想。
首先是以金木水火土五行之说为载体的“五德终始说”。此说是一种解释王朝更替与历史变易的学说，包括两个解释系统。其一是由战国阴阳家邹衍创立的按照“土木金火水”相胜之序来解说自黄帝以来的中国历史，其二是西汉经学家刘歆创立的按照“木火土水金”相生之序来解说自伏羲以来的中国历史。两种说法都认为每一朝代都有它的一德，就好象每一个人都有属相一样。不同的是，前者认为一德克一德，一个朝代取代另外一个朝代是依靠“逆取”、“革新”，这就叫做“五行相胜”；而后者认为一德生一德，前朝将天授之大位“禅让”于后朝，五德彼此相生。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哪一种解释，都是为了统治者服务的，都是为了证明新朝代旧朝乃是承上天之意，是合理合法合乎统绪的。从中我们能看出“五德终始说”的提出者们在创建这一思想时，是带有一种朴素的进化思想的，前朝气数、德运已尽，故新朝携新生或新胜之“德”，已全新进化之姿态接受天命，登上历史舞台。但即使如此，“五德终始说”也还是难以跳出历史循环的怪圈，只是从孟子的二元循环变为了五元循环。
而汉初的史学、经学家们则将此类带有神秘主义倾向及天人感应色彩的历史循环或进化思想继续发扬光大。
首当其冲的便是西汉经学大儒董仲舒及其“三统”说。董仲舒的史学思想无疑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易传》和邹衍的“五德终始说”的影响，他提出了“有道伐无道”之说，自夏以来是“夏无道而殷伐之，殷无道而周伐之，周无道而秦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的一个相克相胜过程。但董仲舒的史学思想体系的核心还是“三统”说。“三统”说是一种肯定历史朝代必须按照黑、白、赤三统依次循环更替的学说，此学说认为凡是异姓王受命而王，都必须改正朔，由于正朔不同，物萌之时的颜色各异，也就有了黑、白、赤三色。三统说从其表述形式而言，无疑是一种历史循环论，其最强调的就是一个“复”字，但就其实际内涵而言则是进化的。首先，董仲舒的三统说是一种体现亲疏之义的尊崇新王之说，主张新王与上两代旧王并为一轮之三统，新王需存二王之后，且帝王愈远愈疏、愈近愈亲，这种尊新王思想，无疑是一种历史进化论。再者，与“三统”相对应的是忠、敬、文“三道”，此乃一朝之礼乐制度，三道的循环是以变革礼乐，对前朝礼乐制度进行损益为主要内容的，当然也是一种进化论。因此董氏的三统说是一种以循环为表、进化为里的史观。由于儒家及其发展形式——经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历史循环变易论一直占据着史学界的主流地位。
中国文化中展现出的早期的历史观其实就是“历史循环”，是一种古老的观念。中国战国末期的邹衍曾提出五德终始说，用当时流行的五行解释历史的变迁和王朝的更换。他认为历史是所谓五德的相继更替、周而复始的循环。18世纪意大利思想家g.b.维科认为历史的变化经过3个阶段：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凡人时代。历史变化经历了这个阶段以后，就会重新回复到原始时代，如此周而复始，循环不已。后来的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也宣扬过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社会，历史的继续只能是从这个顶点倒退到原始时代的观点。历史循环论承认历史按一定秩序变化，但曲解了历史变化的客观规律。社会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并不是简单的循环，更不是以资本主义为终点的封闭的圆圈，而是基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不断发展和上升的过程。文化的进步推动了历史观的进化，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了近代史，也开始逐步融入世界，以进化论为主导思想的史学观也深刻改变了中国史学界，当然也带来了新的文化思潮。为此奔走疾呼得最为卖力的当属国学大师梁启超先生，在著作《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中，便开宗明义的宣称，“是故凡人类智识所能见之现象，无一不可以进化之大理贯通之„„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而另一位思想巨匠严复则用妙笔生花的译作将西方进化论介绍至中国，除了最为有名的《天演论》外，严复翻译的另一部西方社会学著作《社会通诠》则明确展示了西方历史的“图腾社会—宗法社会—军国社会”的进化历史观。用形象的说法来描述进化历史观就是，历史是一条由野蛮到文明的“直尺”，尺上有诸多“刻度”，代表了历史进化的各个阶段，常见的“刻度”有“石刀期—铜刀期—铁刀期”、“渔猎—畜牧—耕桑”、“野蛮自由时代—贵族帝政时代—君权极盛时代—文明自由时代”。整个历史进化过程是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代代嬗变而来的，正如梁启超所说的，“此数种时代，无论何国何族，皆循一定之天则而递进者也。”历史进化论思想可谓彻底改造或颠覆了过去中国史学界那种在循环与进化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史学思想，进化论将过去可能是一个圆圈或是一个螺旋上升的曲线拉直了，直线两端伸向无穷远。而持历史进化论观点的史学家们的另一个重要理论便是历史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所谓“优”与“适”，并非是传统史家所谓的有道德的，恰恰相反，无道德的，甚至野蛮强势乃至无耻者才在进化之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只有且必须通过变法图存才能崛起于世界强国之林，与强者为伍。不然，若只是向世界宣示自己的弱小悲凄，或者说是“占有道德的制高点”，便只能走向灭亡，而这一思想便为清末的一系列改革变法乃至辛亥革命提供了思想理论支持。
或许当年达尔文在书桌前为自己的巨作《物种起源》写下最后一个句号时，万没有料到，他的思想早在千年以前，便以一种朴素的形态影响着万里之外的一个古老的国度，他更不会想到的是，他的思想还未经过太久，便已在那古老神秘的国度掀起了思想乃至政治的滔天巨浪。我想，历史的趣味便在于此吧。
中国文化概论论文
一、封面格式：
2010—2011学年第二学期。
题目：
姓
名：学。
号：院。
部：专。
业：
年级：
二、期末论文选题：
1、儒家文化（任选儒家文化的某方面来分析论述）。
如：分析孔子“礼”的思想；从“仁爱”思想来看孔子对人性的关怀；试析孟子的民本思想；试论孟子的理想人格；孟子“性善论”对当代人的启示；试析孟子的义利及对今人的启示。
2、道家文化（任选道家文化的某方面来分析论述）。
如：分析老子“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庄子名利观对当代人的启示；陶渊明田园诗的道家思想底蕴；魏晋玄学对士人心态的影响。
4、法家文化。
如：从韩非（商鞅）之死来看法家人物的精神；试述商鞅对法家思想的贡献；试析管仲在齐桓公霸业中的作用；法家与“依法治国”的法治观念的形成；法家与儒家历史观之比较。
5、科举制度。
6、姓氏文化。
如：姓氏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作用（或影响）；姓氏与家族本位观念的形成。
三、写作要求：
1、任选一题的一个方面来写，观点明确，层次清楚，语句通顺，格式规范,字迹清楚；
2、不准抄袭，否则不及格；
3、必须列举参考书目；
4、要求手写，正文字数不少于1500字，统一用大学稿纸。
中国文化概论论文
这个学期我选修了“中国文化概论”，学到一些中国文化中儒、释、道三家的思想，虽然只是皮毛，亦颇有体会。在学习儒家文化的过程中，我以为儒家文化中一些理论对于当今社会仍能有一定意义。特别是它的伦理思想，对于当今正建设的和谐社会，更有指导意义。儒家思想曾是中国社会数千年来一贯的主导思想，自汉以降历朝历代都以其为统治思想，它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统治者的治国方略，百姓的生活指导。
当今建设和谐社会，提出了“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道德准则。而早在两千年前，孔子便建立起了一整套完善的道德标准，提出了以此“孝悌”为核心的“仁”的思想。这套思想是值得借鉴的。在《论语·学而第一》中有这么一段话：“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意思是说，为人孝悌而喜欢犯上的人，世间是很少见的；而不喜欢犯上却喜欢在扰乱社会的人，那是从来都没有的；君子应该追求根本，根本建立起来，道义便从中产生。孝悌，就是“仁”的根本。
经过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已被大大削弱，而经济与文化的不同步发展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今天的道德真空。社会上经常可以听闻一些家庭内部的暴力、遗弃和虐待事件。这些家庭不和睦的事件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一方面家庭不睦导致了一部分家庭的破裂，使得社会上不稳定因素增加；另一方面，在这些不和睦的家庭中，家庭教育总是存在一些缺陷，从而导致这些家庭中成长的孩子心理上，或者说精神上产生不良的倾向，甚至使一些孩子成为社会上的“定时炸弹”，随时可能成为危害社会和谐发展的导火索。由此可见，家庭的和睦对于社会和和谐发展是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的。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细胞产生病变，则作为肌体的社会也不能“健康成长”。故建设起和睦的家庭，才能使社会和谐发展。儒家的“孝悌”之道，正是解决家庭和睦问题的良药。
“孝”，指的是子女对父母的尊敬，“悌”，指的是弟对兄长的尊重。在儒家的学说中，对人的各种仁爱都是由孝悌这种父子兄弟之爱推衍出来的，即上文中所说的“孝弟（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富裕起来的人们，便需要教化。而根据儒家学说，“孝悌”是“仁”的核心。因此，教人以“孝悌”，才能使人们学会“仁”。
如果家庭和睦，父母爱自己的子女，子女们便会报之以爱，都能孝敬父母，听从父母合理的教诲。从“爱父母”加以引导，可以让人们将爱扩展到邻人，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谓“泛爱众而亲仁”是也。
怎样才能家庭和睦呢？“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就是要用“仁爱”的心灵去关怀、爱护自己的家人。父母对子女的爱是本能升华而来的爱，是天经地义的。而“孝”可以说是父母对子女的爱引起的女子对父母的爱的回报。如果没有父母之爱，也就无所谓子女之爱，即无所谓“孝”。同样，“悌”也是如此。教之以孝悌之道，则父母子女兄弟手兄互敬互爱。而相爱的家庭很少不和睦的。
家庭和睦，则可把这种“仁爱”扩展到邻人继而扩展到所有人，使人们推己及人，从而天下“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与今天所倡导的“和谐社会”是相似的。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应当借鉴儒家的“仁爱”伦理，激发“仁爱”情怀，使“以人为本”成为人们立身做人的基本原则，在日常平凡工作中，能够自发去尊重、关心他人，使人们守望相助，患难相扶，使“仁爱”成为全社会人们的自觉行动。若能做到如此，则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到来，就指日可待了。
中国文化的论文精选
中国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在人类文明史中是一个极为独特的现象，原本它就只是对文字的书写和信息的传达，这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明中的书写是没有差异的。但是，以书写工具而言，中国的毛笔是一种神奇的书写工具，它的形状是锥形，它的尖、齐、圆的特性决定了不同于其他地区的鹅管笔，由于毛笔的这个圆锥的形状，使得运笔在不同的方向出峰，而表现出粗细不同的轻重变化。而那种鹅管笔就不能像毛笔一样表现出如此多变的变化。书写者在蘸墨的同时已经将宣纸规划，于是方块字就在纸间驰骋，而书写者的意志也在书写的过程中得到了宣泄。这整个的书写过程将中国文化的精髓表现了出来，法官前总统曾经这样评价中国书法：“在中国，书法乃艺中之艺，祖祖辈辈它一直是一个民族的记忆，这种艺术表现形式在我们画与书极少融合的西方文化中，尚鲜为人知，它既使人惊诧，也使人着迷”。写汉字的方式之所以被推崇为“艺中之艺”在于汉字具有独特性，一个单字就是一个符号，全世界的文字也就只有汉字能达到这样的一种艺术的层次，虽然世界其他的文字同样可以书写的很漂亮，但是由于它们都是一个一个字母组合起来的关系，所以它们看起来就没有方方正正的汉字看起来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汉字虽然偏旁可以写在上下左右各个地方，但是每一个写成的字都有很强的艺术感，所以对于书写者来说写字本身就是一种接受艺术的教养。虽然世界上有很多书写优美的人，但是这和中国书法是不能媲美的，因为书法是对人的性格的陶冶。书写的优美和流利是每个文字都追求的，中国书法区别于其他文字的书写在于意境的。营造。每个面对中国书法作品的人即使对书法作品一无所知也会被它的外形和结构所吸引，会把它想像成一幅幅小型的抽象画，这是由汉字的表意特征决定的。正是汉字的这种表意特征，书写者在完善书写技术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追求情景交融的意境之美。因为有意境美的存在所以中国书法在创造初始就在实用之外同时走上了艺术美的方向，成为了表达民族美感的工具。中国书法通过毛笔的运用更好地表现出了上下、有无、虚实、阴阳。在落笔的刹那一个生动的世界便跃然纸上，虽然只有两种色彩但是时间与空间在这一瞬间成为永恒。
一、书法的文化内涵。
这样对于书写者来说，书写本身就是对自身的一种艺术熏陶。不同时代的生活习俗、社会文化的信息、科技发展水平，都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对书写产生着影响，塑造着文化的品格。中华民族传统的学术思想、宗教信仰、规章制度、风俗习惯、文学艺术，都和毛笔书写的书法艺术密切相关，可以说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全面的映射。在中国文化的漫长历史中，毛笔书写满足了在当时的年代里书写文化、记录语言和历史的实际需要，为了书法艺术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精神、艺术的价值取向来看，毛笔书写汉字的书法艺术具有超越实用书写的价值内涵，成为民族独特的审美艺术，是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了解中国文化的另一个窗口。
二、书法中的人格精神。
病榻上的唐太宗要求儿子给自己寻找《兰亭集序》，他曾经形容王羲之的作品是“尽善尽美”可见唐太宗对王羲之的景仰之情。唐代具有较为完整的书法教育体系。《新唐书》记载书法考试的要求是：“凡书学，先口试，通。乃墨试《说文》、《字林》二十条，通十八为第。”不仅书法学生必修书法，其他专业的学生也要“日纸一幅”。除了考试选拔学生进入书学学习，还为贵族子弟提供到弘文馆接受书法教育的机会。唐代科举制度兴起，书法的优劣就成为选拔人才的重要标准之一。唐代的科举制把培养人才和选拔人才合二为一，“楷法遒美”作为选拔人才的重要标准，开启了楷书书写兴盛的时代。当时考生众多，吏部不能一一考察看考生的为人和言行，于是就出现了仅凭书、判的现象。书、判其实是选人判案的两个方面，书写水平就是看他们的书写是否端正，笔记是否优美，这些都会直接影响到判案的质量，因此书法又是试判的关键。唐朝在中国书法史上被称为“法的时代”，以书法为依托将知识分子的思想凝聚在“中和之道”上。同时，书法也体现出了一个人的人格，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不强的精神，在笔墨书写中可以得到极大的熏陶，颜真卿捍卫了唐王朝的尊严，他的书法是唐代的典范，他的人格是中国人的楷模，反面人物的书法作品单纯从书写美的角度来说是很好，但是和人品结合起来的话，人们是不会接受他们的艺术作品的，因为他们的为人和做事方法与态度不被世人接受，所以他们的书法作品同样被人们拒绝在了书法艺术殿堂之外。
三、书法在清代的发展。
到了清代，书法的主流是取法碑版，科举制倡导“馆阁体”，“馆阁体”成为入仕的基础，“黑、大、圆、光”是馆阁体的特点。当馆阁体发展到极致的时候物极必反自然会出现一种新的书法艺术形式—碑学中兴，尊崇北魏的碑帖。书法的审美取向也得到了普遍的改观。
中国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部分，中国书法既具有精神文化性质，又具有物质文化性质；既具有心态文化、行为文化的性质，又具有物态文化、制度文化的性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毛笔的丰富内容和深厚蕴涵，是我们的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是中华民族历史创造的结晶。虽然毛笔的时代已经逐渐离我们远去，但曾经作为中国人不可离开的书写用具，至今仍有着活的生命。在毛笔文化中所蕴涵的审美形态、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仍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
参考文献：
1、《书法作为一种文化》刘守安《新华文摘》第19期。
2、《中国书法文化精神》工岳川新星出版社版。
3、《汉字与书法文化》姚淦铭广西教育出版社7月版。
4、《中国艺术精神》徐复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版。
5、《汉字何以成为艺术》聂振斌中国书法，4月版。
中国文化软实力论文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的身份。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在历史上曾经占据过重要地位,对世界产生过深远影响。由于受近代战乱所致,中国文化的自身实力和影响力一度跌至谷底。新时期,我们再度扬帆起航,依托先辈们留下的文化宝库,结合本国的发展,使文化软实力有了大步提升。
第一，文化产业的发展成为“新亮点”。
文化产业是将文化从无形向有形,从意识形态向经济形态的一种转化。在文化市场不断繁荣的前提下,文化产业日益成为重要的新兴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随着我国社会的进步,人们对于精神生活的不断追求,国民用于娱乐、休闲等方面的文化消费支出也越来越大,这给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中国的文化产业虽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文化部发布的最新数据表明,“十一五”期间,我国文化事业费逐年增加,增长速度保持在18%以上的较高水平。“十一五”前四年,全国文化事业费为897.35亿元,年均增长21.6%。[zw(]jhcws/cwswhtj/01/.[zw)],中国国内电影票房(不含农村地区)总收入突破了100亿元大关,而《唐山大地震》更是创造了6.73亿元国产电影最高票房的新纪录。在20中国有47部国产影片销往61个国家和地区,海外票房和销售收入达35.17亿元人民币。[zw(]/201101/.[zw)]打破了长久以来国外大片主占中国市场,而中国电影无法走向世界的僵局。同时,一大批极具中国特色的文艺表演不仅在国内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赞誉,同时在国外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如聋人舞蹈《千手观音》、中华武术、杂技艺术等。
值得一提的是,这几年,国家为发展文化事业也做出了相当的努力,适当宽松的文化产业发展环境、财政上的支持、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等,这些都为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当前,文化产业已经成为我国文化对外交流和竞争中的一个有效武器,我们必须利用好、发挥好,使之成为我国整体综合实力增长的一个“新亮点”。
第二，文化价值观逐步得到认同。
文化价值观是一个国家文化的公共价值观,是国民对国家文化产生的价值认同和心理归属,任何国家和国民都不能离开本国的文化价值观而独立存在,它是国家凝聚力、吸引力和扩展力的核心。
中国的文化价值观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仁爱、诚信、善行这些都是其主要内容,并深植于国家文化所外现的各种事物之中。新时期下,我国文化价值观取得了进一步发展,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这源自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和为贵”的思想。这个观念从之前单纯的文化含义慢慢地融入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和谐社会”、“和谐家园”成为了与人们息息相关的话题。北京奥运会和年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行,更是提供了一个让中国了解世界,也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最佳平台。来自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文化汇同于此,充分融合、协调。在国际舞台上,西方世界所倡导的民主、法制价值观长期处于主导地位,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理念成为了中国文化价值观中普世性的最佳体现,它让人们了解到中国的和谐理念,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强烈的价值认同。
第三，“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深得人心。
国际形象是一个国家对外交流的名片,是衡量一个国家影响力的重要指标。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给世人的国际形象一直是友好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这与我国文化之精髓“仁义之道”是分不开的。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处理国家之间的问题提供了基本的行为规范；中国长期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获得了第三世界人民的好评；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坚持和平友好的对外政策,更是获得了全世界国家的赞扬和尊重。这些实实在在的形象工程彻底改变了旧中国“落后就要挨打”的国际局面,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近几年,个别西方的媒体针对中国的迅速发展发表了一些不实的报道,“中国威胁论”、“妖魔化中国”的声音甚嚣尘上,企图干扰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正常交往。20和发生在西藏和新疆的打砸抢烧暴力违法事件,更是给西方一些反华势力以可乘之机,大力夸大和渲染中国内部矛盾,给世人以误导,严重破坏了中国的国际形象。这是缺乏理论与事实依据的,也是中国人民不能接受的。我们在坦然面对各种声音的同时,对于一些极端、不真实的应该予以及时的、恰当的回应,减小其产生的负面影响,为国际社会提供一种真实的声音,传达一类事实的真相,为中国的国家形象提供支持。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与进步,我国的文化软实力提升很快。但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我国在这一方面起步晚、基础弱、经验少,同样存在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去关注。
第一，文化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中国文化丰富多彩、博大精深。华夏五千年文明孕育出大量的文化结晶,如仁义礼智信的道德理念、琴棋书画的艺术才能，四大发明更是令世界为之惊叹。然而,事实的情况却是：人们渐渐记不起《道德经》,传统的文化节日受不到人们的重视。中国虽然拥有这么多优秀的文化成果,但却没有把这些文化资源转化为强有力的文化竞争力。
首先,人们对文化资源的重视不够。在国家大力主导经济发展的时候,人们对文化发展的注意力明显下降,对文化是一种“软实力”的认识也明显不足。这就导致大量优秀的文化资源被我们主观所忽略,潜在的文化软实力没有被发掘。其次,一些文化产品被注入其他因素,降低了其本身的质量。许多的文化产品在运行中被大量注入商业的因素,本身的优势资源流失,结果反而在竞争中处于被动。最后,文化市场运行的不规范化。如文化产品盗版严重、低俗不健康的产品充斥市场等,要规范好我们的文化市场,才能为文化资源向文化竞争力的转化提供有利条件。
第二，文化逆差现象严重。
文化逆差,是指中国的文化贸易出口少于进口,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存在“赤字”的现象。多年来,中国图书进出口贸易大约是10?∶?1的逆差,出口的图书主要是销往一些亚洲国家和中国的港、澳、台地区,面对欧美的逆差则达100?∶?1以上。文艺影视也有类似状况。据北京演出行业协会统计,年国内艺术团体的北京演出次数与相比,减少1.56%,但与此相反,外国剧团在北京演出的次数增加36.3%。[zw(]/c6967/.[zw)]中国出口到国外上映的电影可谓凤毛麟角,而国外利用中国文化元素拍成的电影在中国市场上却赚到盆满钵满,《花木兰》、《功夫熊猫》就是最好的例子。
不难看出,中国在文化贸易这一块存在着严重的“文化赤字”,这不得不让我们担忧。其实,在中国深厚文化的孕育下,不乏许多优秀的文化艺术产品,然而传统文化的背景不同以及民族文化的差异性给我国对外文化交流和竞争造成了巨大的阻碍,使得我们的文化没有占据有利的条件,没有发挥其所具有的潜能。
第三，文化人才缺失,竞争力不强。
在我国文化对外交流的过程中,专业文化人才的缺失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大问题。现在我国文化软实力还不够强的一个原因,不是我们缺乏形成软实力的文化资源,而是在对外文化交流中我们不了解海外受众的需求,不了解国际文化市场的需求,不善于运用国际经验和惯例来传播中国文化。我国著名艺术家金曼指出,我们不仅需要一批一流的文化产品,我们还需要一批了解中华文化,了解世界文化市场,善于市场策划和运作的国际文化经纪人。许多我们认为不错的文化产品因为缺乏市场化运作,在海外没有引起反响甚至受到冷遇。文化经纪人的匮乏已经成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一个严重制约。因此,大力加强对专业性文化人才的培养是我国文化事业发展的当务之急。
对于我国文化“软实力”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如果不加以重视并及时改进,势必会影响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整体发展,进而影响到整个综合国力的提升。因此,采取必要措施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的水平势在必行。
第一，弘扬民族精神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内在动力。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的兄弟姐妹在这个大家庭中团结互助、融洽相处,共同孕育了我国独特的民族精神。党的十七大会议上,把中华民族精神阐释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等作为具体体现的一种精神。正是依靠这种民族精神,我国今天的文化事业才会取得好的发展前景,它为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民族精神中不仅包含着进步的、积极的、向上的,又包括有落后的、消极的、退步的。在发展我国文化“软实力”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大力弘扬和倡导民族精神中优秀的、积极向上的优良传统,摒弃那些带有封建迷信色彩、趣味低级、违反社会发展和科学规律的不良成分,这样，民族精神才能真正在提升文化“软实力”的进程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第二，打造民族品牌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强大武器。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其广大博深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然而,随着各国思想和文化在国际舞台上的交流和竞争,好莱坞电影、韩剧充斥着我们的眼球,肯德基、nike、“日韩流”成为年轻一代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面对国外文化的强大攻势,打造属于我们民族、我们国家的品牌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应当大力发掘我国文化当中的优秀因子,利用本国的资源优势,结合自身日益成熟的产业发展模式,强势推出民族品牌,努力减小文化逆差现象,真正实现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变。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大力发展基础教育事业,国民的文化水平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在满足基本需求的同时,人们开始更多地寻求艺术上的、更深层次的交流,文化艺术教育逐步走进千家万户,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目前,我国从初级教育到高等教育都开设了文化艺术领域的相关课程,并且还成立了专门的艺术院校培养专业文艺人才。在民间,人们对文化艺术的喜爱更是融入到日常生活中,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生活内容。这些都是我国文化的吸引力所在,也是繁荣我国文化事业的夯实基础。可见,文化人才的培养为我国文化的长期发展,提升文化“软实力”水平提供了后备军。
第四，开展文化外交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渠道。
中国文化“软实力”要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文化外交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古至今,中国在文化外交方面的经验十分丰富。古有张骞出使西域、郑和七下西洋、鉴真东渡日本,今有“乒乓外交”、中外文化交流年,这些都为传播我国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扩大了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力。此外,文化外交为我国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进行交流构建了平台。近年来,我国与世界各国进行了大量友好的文化交流合作。中国与世界上100多个国家保持着不同形式的文化交往,与数千个国外和国际的文化组织有着各种形式的联系；中国戏剧、民乐在世界各地成功演出,受到热烈追捧；中国的学生到世界各处或者与来自五湖四海的留学生们进行思想文化的交流等,这些都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优秀文化的丰富内涵和艺术魅力,对于吸收和借鉴世界的优秀文化,繁荣我国的文化事业,产生了深远的作用,成为中国与其他国家增进和巩固友谊的重要手段。
4结论。
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起步到逐步发展的过程,其国际地位及影响力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不断的提升。但总体来说,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发展还处于初始起步阶段,还存在着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在目前取得了一定成果的基础上,我们应该牢牢抓住这个难得的发展机遇期,制订适合我们国情的发展计划,传承民族精神,打造民族品牌,大力发展传统文化教育事业。同时,积极参与文化对外交流活动,积极施行平等互利、友好的文化外交政策,推动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实现又快又好发展。
注释：/gb/34961/90780/90789/.
书法与中国文化论文
当人们从现实生活中愈来愈深刻地体会到计算机信息网络对行为方式的影响，朦胧地预感信息化为社会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时，作为影响我国信息化全局的电子政务工程已经启动了。其来势之猛、影响之大、复杂程度之高往往超出了人们的思想准备。在这个时期对电子政务认识的局限性和多样化是不可避免的。而如何将我们的认识统一到相对科学的轨道上来，已成为电子政务战略规划所面临的首要任务。
当人们习惯地将电子政务的建设侧重于计算机网络，用传统的系统工程的思维方式来考虑电子政务建设思路时，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电子政务及其战略规划》一书提出了新的视角。这一新著将电子政务看作是以信息化方式推动的政务改革，而改革的实质是中国文化的跃升进程；作者强调通过规划方法论的研究来综合对国情的理解和对发展模式的探索。这一研究思路对于开阔眼界、应对当前统一认识的需求，以及规范电子政务规划工作无疑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电子政务及其战略规划》一书突出了两条主线来认识电子政务的建设：其一是从方法论的角度解读美、英等国电子政务战略规划范例，力求对应这些国家的`主客观条件提取其战略要点，并在此基础上较为详细地讲解了战略规划制定的方法论原则；其二是将电子政务的建设区别于面对客体工作对象(如铁路、机场、水库的建设)的传统系统工程，强调两者间的性质差别，认为电子政务的工作对象是处在变革、发展进程中的政务管理系统，它不仅包含作为客体对象的现代计算机网络，而且包含了体制的选择、文化传统特征、人们需求的情意性和满意性，特别是决策者的偏好及意志品质等诸多的主体内容。认为电子政务的建设是围绕着政务改革的目标，在经济全球化的竞争环境中，通过主客体之间相互渗透、相互改造、相互优化、协调发展的有机体的演化进程，而文化动力是影响进程的核心要素。
由于书中涉及的领域广、复杂程度高，作者期望从多重现象中探寻本质并连接成系统性的思维线索，无疑是一次大胆的尝试。书中所摸索的两条脉络提出了各自的雏形，在理论上还不够成熟，还没有解剖、填补两条脉络之间的有机连接关系，这些任务需要在实践中逐步完成。
电子政务的建设是一个与国情相适应，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同步，与中华民族文化相融合的长期任务。战略规划的实质是回答如何通过信息化实现政务体制创新的路径问题。在这一情势下这本书所讨论的观测视角和认识方法，无疑对拓宽电子政务的建设思路具有启发性。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中国文化软实力论文
100多年前，日本人福原有信从中国典籍《易经》“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一语中择“资生”二字作为其创办的药店的名字，从这一源自《易经》的店名出发，福原有信家族打造出世界级的美容化妆品集团——资生堂。
肯德基、必胜客的母公司百胜餐饮集团推出第一个中式快餐品牌“东方既白”其名典出苏轼散文《前赤壁赋》结语：“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创下“东坡肉”这道名菜的大文豪以另外一种方式继续影响中国人的“胃口”。置身“东方既白”店内一边进餐一遍还可以欣赏墙上影印版苏轼手书《前赤壁赋》不失为赏心乐事。
19世纪诞生的资生堂也罢，4年前面世的东方既白也好，都从纷繁的中国典籍中找到最具张力的元素，做那品牌的磁铁石。
两大品牌虽为外邦所创，但始创者能如此神妙地利用这些元素，可见其文化鉴赏力与不凡的眼光，对中国典籍的把握确有过人之处。
正是这样的品牌，让我等平日里念着全球化这本经的中国人，在日常消费的间隙也能一瞥中国典籍之美。
借中国文化的题材来写品牌的文章，虽非中国人所为，为憾事，亦为幸事。
如今，高露洁牙膏开始尽情玩起草本概念，宝洁公司的飘柔对于汉方也是信手拈来，《本草纲目》这样的老古董似乎成了大众读本;不仅仅是入乡随俗而已，这些“他者”对于中国文化业当然有一番更新奇的看法。
《左传》有语“虽楚有材，晋实用之”，说的是楚国人才虽多但都跑到晋国去了，为晋所用。今日中国文化的处境有时也不过大抵如此，我们整天说自家瑰宝多，但实际经营中却老想着法用些洋文化来镀金以提升品牌的价值感，殊不知老外天天想着要濡染中国文化的流风遗韵以抬升自己的品位。
当“中国风”越来越烈，文化与品牌相互为用的命题，似乎越来越能触动我们的思维。
这其中有文化的觉醒，有传统复兴的萌动，更有市场竞争中的战略考量。
国人曾经不以为然甚至认为与商业发展毫不相干的本土文化，正成为我们最重要的战略武器。
撒切尔夫人曾说“中国人不可怕，中国也构不成对世界的威胁，因为中国输出的是电视机、电冰箱，没有输出文化、输出意识形态。”
这就是铁娘子给予我们的启示：中国品牌要真正对竞争对手形成战略威慑效应，也必须能够输出文化;因为人家输出夏奈尔香水、哈雷摩托的时候，同时也在输出具有母国文化基因的意识。
因此，我们有必要理解品牌存在的另一种价值——无论中西，品牌已经成为文化传递最为重要的桥梁，且这种文化桥梁的价值随着时间的推进将日益凸显。
这一判断，基于对另外一种正逐渐弱化的趋势的认知。
7月，季羡林、任继愈两位国宝级的大学问家于同一日相继驾鹤西去。
两位文化巨擘作古，传统知识精英正成为比大熊猫还稀缺的珍惜动物。有人感慨中国已进入大师凋零的时代，开始担忧中国文化的传承问题。
此非杞人之忧。过去，文化传承主要依赖于知识精英，岳麓书院便是典型;“衣钵”一词，正能反映传统文化人际传承的特性。
书法与中国文化论文
中国的书法艺术与京剧、武术、针灸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四大国粹。在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汉字的书写逐渐升华为一门艺术，这在世界各种文字的发展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中国书法艺术与中国文化相表里，与中华民族精神成一体。中国文化的精神是天人合一、贵和尚中。这种强调整体和谐的思想，肯定事物是多样性的统一，主张以广阔的胸襟、海纳百川的气概，兼容并包，使社会达到“太和”的理想境界。书法的理想境界也是和谐，但这种和谐不是简单的线条均衡分割，而是通过参差错落、救差补缺、调轻配重、浓淡相间等艺术手段的运用，达到的一种总体平衡，即中国文化“和为贵”的价值观，通过书法艺术的中和之美得到了完美体现。
儒道互补、刚柔相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基本内容。儒家倡导刚健有为、自强不息，《论语》用“任重而道远”来勉励“弘毅”的“士”；《老子》主张“致虚极，守静笃”，引导士人以清静无为从喧嚣的尘世中得到解脱，成为儒家思想的补充。中国书法艺术对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的追求，毫无疑问受儒道两家追求理想人格的影响。当然，书法艺术中对阳刚与阴柔的表现，不是二者仅取其一，非此即彼，而是兼而备之，有所侧重。以王羲之为代表的晋人书法，由于晋代士人的价值取向，崇尚高迈俊逸的精神风格，洒脱清远的精神气度，其书法艺术总体上以阴柔为基调，含蓄蕴藉，寓俊宕之骨于清逸之气，柔中带刚；反之，清代又由于汉民族在心理上有着抑郁愤懑之情结，特别是金石之学昌盛，使书家从中获取一种强劲的动力，以释抑郁之怀。
先秦哲学中，道家的虚无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远。书法艺术中注重对空白的经营，强调在无墨处施展才华，计白当黑，正是这一观点的具体体现。在书法艺术中，一纸之上，着墨处为黑，无墨处为白；有墨处为实，无墨处为虚；有墨处为字，无墨处亦为字；有字处固要，无字处尤要。白为黑之凭，黑为白之藉，黑白之间，相辅相成；虚为实所参，实为虚所映，虚实之际，互为所系。老子的对立统一思想，被书法艺术中计白当黑之实践体现得淋漓尽致。
书为心画。就个体而言，书法作品中的笔墨线条，是书者情感的倾诉，心性的抒发，怀抱的展示：《兰亭序》可见王右军之飘逸，《祭侄稿》可睹颜鲁公之悲愤。就整体而言，自古至今的书法珍品，凭借着千姿百态的线条构建，共同聚集着对中国文化的陈述，对民族精神的彰显。
中国书法艺术对中国文化的诠释深刻而周详，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博雅而细腻。我们从对中国书法文化的研究中，看到了中国文化中富有生机的精华，更看到了书法艺术中所蕴涵的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
（选自《中国书法报》，有删节）。
5．下列对于中国书法艺术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中国书法艺术是文字发展史上的奇迹，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中国四大国粹之一。
b．中国书法艺术追求总体平衡，反映了中国文化和谐统一的思想。
c．中国书法艺术不是线条艺术，而是综合运用位置、色调、黑白等手段的艺术。
d．中国书法艺术周详地诠释了中国文化，蕴含着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
a．通过对书法艺术的`鉴赏，我们能够感受到“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和“清静无为”的中国文化思想。
b．书法艺术对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的表现，体现了书法艺术或受儒家思想影响，或受道家思想影响。
c．晋人书法艺术受儒家思想和民族心理的影响，总体上以阴柔为基础，含蓄蕴藉，寓俊宕之骨于清俊之气，柔中带刚。
d．清代由于汉民族在心理上有着抑郁愤懑之情绪，使得书家从金石之学中获取一种柔中带刚的动力，以释抑郁之怀。
7．下列对原文中作者观点的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中国文化的精神是天人合一、贵和尚中。这种强调整体和谐的思想与中国书法的中和之美构成了一里一表的关系。
b．我们对自古至今留存的书法珍品加以研究，发现每一幅作品都是凭借它千姿百态的线条构建聚集着中国文化的陈述。
c．中国书法艺术注重对空白的经营，强调计白当黑，在无墨处施展才华，这正是道家虚无思想对书法艺术影响的体现。
d．《兰亭序》体现王右军的飘逸，《祭侄稿》表现颜鲁公的悲愤，可见，中国书法艺术借助笔墨线条，倾诉情感，抒发心性。
参考答案：
5．c（“不是线条艺术”错误）。
6．a（b原文中是“阳刚与阴柔的表现，不是二者仅取其一，非此即彼，而是兼而备之，有所侧重”；c“儒家思想”应为道家思想；d“使得”关系不当，“柔中带刚”与原文“强劲”不符）。
7．b（并非每幅作品，而是“就整体而言”）。
中国文化软实力论文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世界各国正积极利用这一战略发展机遇期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提升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世界竞争力。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此基础上交通运输、城市建设等重大基础性工程纷纷破土动工,国防武器装备更新换代,军队战斗力水平不断提升。国家各项“硬实力”发展水平较新中国成立之初有了质的飞跃。但是我国“软实力”建设长期以来受重视程度低,相对欧、美等发达国家而言起步较晚。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学者约瑟夫•奈首先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在西方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奈在他的著作《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中对“软实力”作出了进一步规范,他提出“软力量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手段来达己所愿的能力。它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吸引力。”[zw(]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m］.吴晓辉，钱程，译.上海：东方出版社，（2）.
[zw)]奈把文化看做是“软实力”最重要的来源之一,认为文化是一种可以和政治、军事相提并论的,可以对国家的政策和发展起巨大作用的因素,体现了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的特殊地位。
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我国在世界各领域的多边合作和磋商中逐渐占据了重要地位。一时间,世界各国掀起了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热潮,人们正热切地想通过各种方式深入地了解中国。我国文化“软实力”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不断的提升和增强,对我国综合国力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中国虽然拥有五千年灿烂文明和丰富的文化底蕴,但其文化“软实力”的发展还尚未达到应有的水平。因此我国虽是文化大国,但却不是文化强国。下面笔者将就目前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发展现状,以及如何进一步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进行阐述。
中国文化作文
6月12日——我国第五个文化遗产日，我省70个景点免费开放。河南的文化遗产非常多，有商城遗址、城隍庙、二七纪念塔，还有洛阳龙门石窟、登封少林寺、开封龙亭……但是，我最喜欢的是清明上河园。
清明上河园是中国著名古都开封的一座大型历史文化主题公园，占地约27公顷，座落在开封城风光秀丽的龙亭湖西岸。它是依照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的传世之作《清明上河图》为蓝本建造的。它于1998年10月28日正式对外开放。《清明上河图》是中国古代一幅极为珍贵的社会风俗长卷，画中描绘了中国北宋时期人们的生活，虽然画中只有当时的一小部分，但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剩下的部分也难以逃过人们丰富的想象力。最有趣的是，一千多年前，张择端把它从现实搬进了画卷;一千多年后，人们又把它从画卷搬进了现实。徜徉其间，常令人有“一朝步入画卷，一日梦回千年”的时光倒流之感。
这些美丽的遗产展现了我国的繁荣、富华。让我们珍惜前辈们留下的美丽遗产，一起保护它们吧!
中国文化与管理智慧论文
所谓科举制度，就是中国古代设科考试、选才任官的制度。一般认为，科举制度产生于隋代(公元607年)。这项制度对于封建社会的中国政治、社会、学术、文化和教育等方面都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1864年，在狄更斯主编的英文周刊中刊载了一篇题为《中国的科举考试》的文章，指出科举的独一无二之处在于：“科举这个教育机器几乎是从不间断地实施其功能：它是唯一没有被动摇过基础的制度，是在权威一再崩溃和颠覆中唯一能维持全面而广泛的影响的制度，当其他帝国统治的代表一次又一次被推翻并被践踏为尘土时，它在全民族的眼中却是神圣的唯一避难所。”
科举制这艘航船，从隋代起锚扬帆，历经唐代、宋代、元代，进入明清，经过几百年平稳航行之后，整艘船的复杂精细的结构和部件已变得老化失灵。行驶至清末，在强劲的欧美“风雨”和列强坚船利炮的冲击之下，它已是破败不堪。1905年9月2日，清廷颁布上谕：“方今时局多艰，储才为急，朝廷以提倡科学为急务，屡降明谕，饬令各督抚广设学堂，将俾全国之人咸趋实学……科举不停，民间相率观望，推广学堂必先停科举……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至此，科举制度寿终正寝。
对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由于历史风云的遮蔽，使人们的认识难免有局限。本文仍试图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从科举制度本身的利弊出发，理性地考察其对学校教育的影响。
一、科举制度的积极作用。
纵观世界政治的历史，不仅是在封建社会的中国，甚至在欧美各国，科举制度都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较为科学地选拔人才，维护政治统治。
取士确是封建时代所可能采取的最公平的人才竞争机制，是选官任能的最佳形式和途径，是最大程度上吸引知识分子，尤其是社会中下层人士加入国家政治行列的最优制度。”因此科举制在保证统治者掌握对人才的选拔和任用权的前提下，同时使封建政权取得更多阶层的支持，造成了社会阶层的对流，相对缓和社会阶级矛盾，进一步扩大其统治基础，并且有利于提高封建官僚队伍的政治、文化素质，成为封建统治者强化其思想统治、巩固皇权的有效手段。
（二）影响现代文官制度的建立。
科举制度不仅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政治录用的典范，而且对近现代各国政体的人才选拔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欧美各国在18世纪以前，多实行贵族世袭制、君主恩赐制、政党分肥制等机制进行文职官员的选用。这些任用办法不可避免都会因为“人”的关系带来结构性的腐败，削弱政府的稳定性和行政能力。而我国的科举制度采取竞争考试、择优录取，政权尽可能大的向平民开放，倡导公平取士，唯才是举，正体现了“机会均等”原则。这与资本主义启蒙时期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不谋而合。因此，当西方了解了我国的这种选官制度后大为赞赏，进而仿效，成为近现代西方文官制度的胚胎。之后西方各国纷纷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由于英国当时国力强盛，所实行的文官考试制度又较为系统且卓有成效，因而成为其他欧美国家和日本等国效法的榜样。1883年美国也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并于1893年进一步完备。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我国借鉴西方文官制度以建立公务员制度，才发现西方文官制度是从我国古代科举制度学过去的。科举制对欧美现代文官制度建立的影响，堪称为我国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
（三）客观上推动了教育文化的发展。
展。明清时期，“科举必由学校”，各类学校就更加发达了。明朝南京国子监学生多达9000人，是15世纪中国规模最大的最高学府。清代府、州、县学的教官就有4000多人，府、州、县学及私塾的学生，大概有上百万人。用知识作为选拔的核心内容，确立了知识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就是科举带来的直接结果，其种种弊端和恶果自有定论，在此不作论述，但它确立了知识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也是功不可没的。强化国学和人文精神的修养，推动了文化普及和社会文明：读书人数的大量增加，科举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士人的学习积极性，在历史上，中国教育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选拔“人才”。人们接受国家正规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为自己能被国家权威部门选上并得到社会的认可。科考的内容主要是文化修养及对诸子经典的熟悉程度，对经、史、子、集等各类书籍注解和发展，虽然这样考未必合适，但无疑对社会重心和人格重心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读书人的国学和人文精神修养得到强化，大批书生从政，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社会的文明。
二、科举制度的弊端。
科举制度为历史所淘汰，必定是由于其自身存在的种种弊端，以及与社会发展不匹配所造成的。
（一）考试内容单一，知识结构僵化。
科举考试规定必须学习儒学经典，考试内容多是《四书》、《五经》、策论和诗赋之类，读书人所学内容均以科考为目的。科举制度发展到后期，明清的八股文造成了“因命题范围狭窄，士子揣摩试题，读时文选本，模拟仿作，而束书不观，不务新知”的现象。儒家历来重纲常伦理而轻技艺，因此大多数读书人为了仕途，为了出人头地，把学习的精力都集中在儒家经典上，对于其他自然学科的知识毫不关心。人们的知识结构逐渐狭窄僵化，思维被禁锢，甚至胸襟狭隘、目光短浅。此时科举制重伦理轻技艺，重才能轻德行，仅仅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工具而已，失去了选拔优秀人才的意义。
（二）与时代和社会发展严重脱节。
科举制作为一项选官制度，决定着政治人物的诞生和发展，必定与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中国科举制度的废除与中国封建社会的灭亡是有着必然关联的。随着历史的推进，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被动地走上了近代化道路，社会面临着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从经济上，新兴的工业经济对科学技术有着越来越高的要求，然而科举制的考核内容将自然科学完全摒除在绝大多数人的认知之外，在这样的选拔制度下，无法培养出需要的人才，也无法推动经济的发展。从政治上，科举制度造成官员普遍思想教条僵化、目光短浅的情况，无法应对政治制度的革新与变化，无法推动社会的进步。当陈旧的社会制度无法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时，必然将被取代。不论是当时的中国封建社会，还是当时的中国科举制度，都不能幸免。
（三）仍然存在选拔不公。
虽然一再强调科举制度体现了极大的公平和公开，然而用现代的观点来看，它不可避免的仍然存在很大的不公平性。在少数几类不允许参加科举考试的人中，就有女性。科举制度始终将女性排斥在外，这与时代进步所带来的“男女平等”观念是背道而驰的，因此也不为社会发展所认可。此外，科举考试的层层选拔不仅需要应试者投入大量的时间，更需要投入相当的财力。很多人因为家境贫寒而没条件读书，有的即便自学成才，也没有足够的财力承担其远赴京城参加考试。“学而优则仕”这条在当时几乎是唯一的出人头地之路，很大程度上只为了富裕人家、官宦人家以及书香世家的子弟铺就。因此，科举制的公平性是有限的。
三、科举制度对学校教育的影响。
科举制度对学校教育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隋唐以前荐举做官，隋唐以后，若想做官必须经过科举的选拔，才能取得接受吏部考试的资格，经吏部考试及格才能授官。所以学校的培养目标和教学内容都围绕科举而行。
（一）学校成为科举的预备机关或附庸，学校培养目标就是准备参加科举。
科举注重文辞，所以学校也注重文辞，而少实学；科举注重贴经、墨义，学校也采用这些考试方法，结果学生只重视记诵不求义理。科举支配下的学校教育培养出的是记诵经典章句、善于文辞而缺乏实学的人才。士子为科举而学，学校为科举而教，这就导致中国古代学校教育向应试教育发展的必然。
（二）科举考试的内容必然成为学校教学内容。
如唐代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学的教学计划就是按照科举“九经取士”的要求而安排的。把经书分为大、中、小三类，规定通二经的须大小经各一或中经二，通三经的须大、中、小各一，通五经的须大经并通，而《孝经》、《论语》则为共同必修。至于律学、书学、算学的教学科目与科举考试的科目相同，如注重习字、习时务策，也是适应科举的要求。又如，进士科注重诗赋，所以从唐朝至清代即使在乡村学校都普遍做诗，学诗成为当时的一种社会风气。
（三）对学习观和教育观的形成影响深远，“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
中举之路，举步维艰，但纵然是“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无所恨”，“三场辛苦磨成鬼，两句功名误煞人”。成千上万的士子终身追求，孜孜不倦，至死不悔，因为这是他们，尤其是平民布衣改变身份和命运的唯一出路。因此，社会上形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的畸形学习观和教育观，从而“官本位”思想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影响至今。为符合这种社会潮流，学校为科举而教，教育功能日渐低落。隋唐开始的古代教育走向应试之路，一直沿续到宋、元、明、清，持续了1300多年。科举制不仅影响了隋唐之后的中国古代教育，我们今天的教育模式仍受其影响，“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观念仍顽固地存在于大多数人的头脑中，所以当今教育界才有应试教育、片面追求升学率，大学生择业观不正确等问题的出现。
（四）科举本身就是一种应试教育。
科举考试就像一根灵通的指挥棒，科举考什么，士人就学什么，不考什么就不学什么。这种应试教育的最大弊病是士人都自动地挤到一条狭窄的成才之路上，科举考试所限定的科目和内容，不管你喜欢或不喜欢，只要你想参加考试就得接受特定考试内容的检测，这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个性的发展，束缚了人们的聪明才智。另一方面，科举不考体能，许多士人“三更灯火五更鸡”地苦读，不重体育锻炼，身体弱不禁风，许多人考过了秀才，中了举人，已是疾病缠身，英年早逝，何谓报国卫家?科举重八股制艺楷法试贴，士人便追求八股精通、楷法圆美。至于其他学问，统统弃之不顾。这种知识偏狭、学非所用的弊病越到后来越是暴露无遗，尤其是在列强环伺，民族危机的情况下，这种科举教育更是难以适应时代的需要，因而不得不加以改革，在改革还来不及跟上社会急速变迁之需时，则未能摆脱被废止的命运。
事实上，真正要评价科举这么一个复杂精细、影响重大的制度，需有一定的时空距。
离。离废科举越久远，人们越冷静客观，就看得越清晰全面。对科举制这么一个选拔了中国从隋唐到明清大部分政治家、文学家和著名学者的制度，对一个与1300年间几乎所有知识分子、所有地区和绝大部分书籍都有关的制度，对一个中国发明的被西方国家所借鉴的制度，在其存在1300年、废止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不应仅仅将它作为批判的靶子，而应对它进行全面的清理和研究，把它放入历史的长河中加以理性的考察，过滤其陈腐僵化的东西，肯定其合理积极的因素，并从中吸取对当今社会有益的智慧。
中国文化的论文
(一)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
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急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把它传承下去。
(二)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另一方面，中国的传统技艺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手中不断发扬壮大，中国人靠中国特色传统技艺使中国人的生活更加具有美感，使生活充满意境和乐趣，在传统男耕女织的时代里，成为了中国人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
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让外国人更加向往中国，作为即将走向社会的新一代的大学生，更要承担起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托，为中国未来的发展贡献出自己应有的力量。
二、传统文化在大学生素质教育中的积极影响。
书法与中国文化论文
钱穆先生曾专门写了《理学与艺术》长文，对理学影响艺术（主要论画）作了深刻的阐述。虽不少精思，启迪后学，但对书法评价阙如，实在遗憾。今从书法与理学角度析之，以补其缺。
每一个时代的美学思潮都来自哲学思想，而书论必然受到主流思潮的影响。三教合一对中国书法的渗透，奠定了中国书法美学思维的高度。儒家的文质彬彬，里仁之美，至大至刚；道家的大朴不雕，天地大美，玄淡清远；佛禅之空灵圆融，即心是佛，心法为上等，无疑左右着书法创作。只有到了宋代，文化转型带来了巨大的观念更新，历史进入到近古时代，书法也出现了变化。在书学思想中，典型的是“理学书论”的出现，影响相当深远。尽管许多学者深挖中国艺术精神的实质，高言是创变、阳刚等，实际上忽略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特殊性――致中和的书论思想方为主流。徐复观说中国文化是“心”的文化，应该限定在宋元明清，内倾性奠定了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这个时期在书法上，最典型的是“理学书论”的盛行，它是为理学文化之分支。理学文化是理学影响圈与书论所发生的种种关系的总和。宋代理学的发展促进了传统儒学的思辨化，作为宋学核心的.理学家涉足书坛而形成了理学书论，起点甚高。（参考吕总《宋代理学文艺论纲》）。
一、理学书论对文艺的影响。
自宋以来，融合三教而归宗儒学的理学，史称新儒学，有着包容多种学术思想而统一于儒家的气度，改造了原始儒学的思维结构。儒家为经学之丰流代表，其中以理学影响最大，宋元明清直到现在，虽然内部分化主要为道学、心学之异，也包括蜀学、洛学、闽学、关学、濂学、新学之争，最后都集中体现在程朱、陆王之论战中。尽管对“宋学”“汉学”之争各不相让，但经学作为主流文化，已经深刻地烙入书法理论与创作实践中。理学最大的思维特点是“外透天道，内彻心性”，即天人合一。自宋至清，可以说主流书论是理学书论（有专文论述）。理学对待艺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修身层面上，强调“敬”“反省”“涵养”“持养”的妙用，主张“艺道一体”。“涵养德性”是理学家共同之追求。子思《中庸》已提出“德为圣人”命题。程颢进一步提出：“德性者，言性之可贵，与言性善，其实一也。”实际就是“性即理”也。程颐则曰：“性禀于天，才禀于气”。养气修心如对至尊即对天理。钟人杰《性理会通》载：“程子曰：某写字时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这可以看出以书体道之典范。
（二）在文道关系上，或主张“文从道中流出”，或言“艺道双进”，或言“道重艺轻”。理学家认为：“和顺积于中，英华发于外。”认为学养的作用明显。但多数认为“道重器轻”，把文艺都视为“形而下”的东西。程颢认为：“文必贯道”“器必贯道”。
（三）在创作方法上，强调“心性”，力主“性灵”――性情与灵机的结合。强调“内外交相养”，从心性与天道两方面结合看问题。程子认为：“心通乎道”；朱子的“心统性情”说最为典型。心中未发则为“性”，无善恶；既发出来则为“情”，有善恶。最后还得回归“天”乃为“性灵”。
（四）在审美功用上，倡导“天趣”与“人功”的结合，最终追求“天人合一”。强调“格物致知”“格物穷理”，尤其重视“天成”“天全”“天放”“天德”等内容，所谓“尽性以知天”。
（五）在审美风格上，主张“沉潜敦厚”，“从容中道”，有圣贤气象为贵。也喜欢平正端庄，反对欹侧放荡。朱熹对苏东坡、米南宫的责难如“把字写坏了”，过分批评其夸张姿态，但有时又肯定其“英风逸气”。
（六）在艺术品格上，强调人品对艺品的作用，“书关德性”，“人品即艺品”。这是理学家追求“孔颜乐处”、仰慕“圣贤气象”、培养“浩然之气”的具体表现。而文艺之功用必须体现“圣贤气象”，体现一种超然、博大、刚正的人格，是宋儒普遍的共识。
理学家的文艺观有时前后矛盾，这是因为他们自身兼有道学家和文艺家两重身份的原因。
（七）思维上的“物必有对论”所开创的辩证精神。从《易》开始的“阴阳之道”“相摩相荡”到邵雍的“一分为二”命题，二程《遗书》的“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体现出宋学的理性精神与辩证法思想。
二、理学书论的巨大影响及特点。
自宋而后，尤其是南宋，理学逐级对书法的渗透，日见明显。元代统治者将朱子著作提升为考试标本，学术与政治结合，其影响至为巨大。明代更官方修著《性理大全》，以程朱之学作为取仕依据，清代统治者也注意理学的治世作用，偏于调和人民与统治者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重视心法。所谓“书为心画”，既重视古法，更重视心法。元代郝经提出了“书法即心法”的命题。明代相穆《书法雅言》特重“心相”之说。清刘熙载《艺概?书概》提出了“书尚清而厚，清厚要必本本于心行”之说。他由此提出“书为心学”之说。都丰富了“书为心画”之内涵。
（二）重视“静”“敬”的蒙养工夫，强调“养气说”。文徵明写字态度“非要字好，直此是敬”。董迪《广川书跋》云：“夫君子养心，必气和而在，物无累之，则浩浩搏天之外而若无所碍也。”黄庭坚《跋牛头心铭》亦云“学必以治心养性为本”，所谓“尽心性之蕴”，自成道种。刘熙载《游艺约言》提出：“不论书画、文章，须以无欲而静为主。”
（三）强调“胸次”，以积学和游览来开拓心胸，以雅去俗，神明而化之。如董《广川书跋》所谓“胸中磊落，自成丘壑”。钱穆先生《理学与艺术》认为：“宋代人论画，重人品心胸，又深涉性理，乃亦知重日常人生之修养。”其实，宋人论书亦然。胸中造化，吐露于笔端。所以张之屏《书法真诠》队为书法之美在二者：一曰气象，一曰风采。这都与书家心胸有关。
（四）重视“韵胜”之书。倡导“逸”格，从审美到人生都追求“逸”的态度。书观“气象”。书法涵蕴人之德性。书之韵在不俗，在远离尘俗。如李祖年《翰墨丛谈》所谓：“笔墨之道，以之陶写性情；着得一点尘俗，便不佳矣。”刘熙载《游艺约言》提出“人尚本色”，指出“劲气、坚骨、深情、雅韵四者，诗文书画不可缺一”。（五）强调方法上的“妙悟”，体现为“心通”说。书理与禅理相通，贵在“参详”“顿悟”。王维云：“妙悟者不在多言，善学者还从规矩。”朱长文《续书断》所谓：“天下之事不心通而强以为之，未有能至焉者也。”黄山谷认为“学书如学禅”，必须参悟。
（六）强调步骤上的“技进于道”。或言“道进乎技”。如苏东坡评秦少游书“技道双进”。朱长文《续书谱》云：“书之至者，妙与道参，技艺云乎战。”南宋刘克庄认为“艺不习则不工”等，都要求“技与道俱”，不可只停留在技法层面。
（七）学书原则上先在“明理”，然后“达意”。有常形有常理，理得而法正，法正则意新。张怀《画苑补益》曰：“造乎理者，能尽物之妙。”刘熙载《艺概?书概》认为：“是则理性情者，书之首务也。”便是明书理取近道也。
（八）书法欣赏在“神会”，不可以形器求也。沈括《梦溪笔谈》所谓：“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可以形器求。”欣赏艺术唯求“畅神”而已。张怀《书议》《书断》等系列书论中所谓“一字见心”，“以风神气骨为上”，便是的论。
（九）重视学问对于书法的作用。晋人提出了“积学以致远”。东坡提出“读书万卷始通神”。黄山谷诗云：“书是人间真富贵。”钱穆先牛说：“内基于性，外资于学，务学以开其性；理学家之精修道德，与画家之沉潜于艺术者，同条共贯，事非有异。”钱先生应该知道，书家何尝不是如此。
（十）重视“天趣”，主张“以人复天”，强调“天机自然”。所谓“得自天机，出于灵府”。（郭若虚《图画见闻志》）明代屠龙云：“人能以画寓意，胸中便生景象，闭端妙合天趣。若不以天生活泼为法，徒窃纸上形似，终为俗品。”张之屏《书法真诠》专辟“养气第十六”，尤其重“养天机之清妙”。他在“标格第十四”中云：“若夫天机高朗，骨格清苍，足以横绝古今者，当以王觉斯为第一”。
（十一）人品即书品。强调书法家人格修炼与书品形成的对应关系。如文徵明题画曰：“人品不高，用墨无法。”张之屏《书法真诠》“观人第十五”认为：“书画一道，肆习者固在天资高，尤赖根器厚。”这根器即在“人品”“人格”的魅力。
理学书论中的疑古思想、尚理明道、注重学养、融合多教等观念，确实拓宽了书论的范围，在更为广阔的领域内我们俯瞰书法，尤其从本体论来观察书法，获得更大的精神空间。这也是理学对书法的贡献。
三、理学书论的负面影响。
理学对书法的影响，自然也是双方面的，有着正、负作用。正面如上，负面影响如下。
（一）过分重视内在修养，忽略外在的形式美感。钱穆先生《理学与艺术》最后评价：“清代学者，虽亦高自位置，然既乏于济，复缺性灵，徒于故纸堆中骋心力，故文学艺术皆见不振。语其优者，不过为前代之后劲，无可分庭抗礼者。”，这更指出了大多数人的学习弊端。姚孟起《字学参》已经注意到“形”的作用：“晋人书，形不贯而气贯；唐人书，形气俱贯。”但这样的论述并不多见。
（二）过分注重人文内涵，简单地将书品与人品等观。造成了“自由人格”的失落。如元代郝经《叙书》等文中提出“道不足则技始以书为工”等语，有些忽略技法的倾向。人品与书品未必决然对应，如对赵子昂、蔡京、王铎、林彪等的书法认同，需要辩证理解。
（三）过分重视“端楷”，对于欹侧，放荡的行草等不能容忍。尤其是对于有创变意向的作品多视为“异端”，明显的受到朱熹等“淳儒”思想的影响，朱子就专作“端楷论”，有利有弊。陈绎曾《翰林要诀》所谓“笔笔有古意，字字有来历”，强调功夫精熟，并不注重专精、博览之后的“蜕化”，即是创新意识。这也是“院体”“台阁体”“馆阁体”等得以生存的原因。
（四）注重“文质相符”，对“写意精神”重视不够。连“难得糊涂”的郑燮也在题画中说：“‘写意’二字误多少事。欺人瞒自己，再不求进，皆坐此病。”虽然，他提倡“必极工而后能写意”，但当时所出现的反对“写意”的情况是一致的。如明代倪后瞻《倪氏杂著笔法》对王铎的变法大加挞伐，认为王书“魔气甚大”，对董其昌过分吹捧，令人生厌。项穆《书法雅言》对祝允明草书的非难“晚归怪俗，竞为恶态”，这有些矫枉过正了。
理学书论是丰富的，也是复杂的，甚至矛盾之处不少，反映出时代变化之丰富多彩。我们更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来分析，如许多书家在早期与晚期的理论出现矛盾，这恰好说明了时代所压，有时必须改变观念的趋势。研究者也应该知道书论演变的复杂多变，方能不拘泥于一端，如盲人摸象，那就很难管窥全豹了。
中国文化软实力论文
文化转化为软实力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这种文化要具有吸引力，二是该文化中所蕴含的价值、精神能得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人们的效仿、追随并转化为他们的价值、精神。正如李光耀指出:“只有在其他国家羡慕并期望模仿一国文化时，其软实力才得以实现。’所以，进行国家软实力建设，我们不能只是单纯的弘扬传统文化，更要深度挖掘其精髓，对原有的制度性文化进行必要的调整或发展，寻求具有普世意义的东西，以适应时代的需要。我们须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在延续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大力推进文化创新，使中国优秀文化推陈出新、焕发生机。通过文化开放，使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有机结合，提升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发掘同源文化、地缘文化的独特魅力和作用，维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维护多元文化交融的有益性，建构一种更具生命力的良性循环的文化环境，建构一个普世主义的文化思维框架，向世界展示中国富有感染力和包容性、能被世界普遍接受和理解并取得共识的文化体系，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
（二）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当前，中国社会正在加速向着以现代经济和现代科技为先导的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模式跨进，面向全球社会，中国的文化软实力研究应当立足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之路，确立全球视野。我们应坚持文化独立和文化主权，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不可在全球化进程中迷失自我，与传统隔离、脱节，“不能进入文化自恋和自我自足化的误区，要重新发现、探索、阐释东方思想”，“中国文化不仅应该成为东方文化的重要代表，而且应成为新世纪世界文化中的强音”；确立全球视野，谋求文化对话的对等地位，重新寻找自己的世界文化秩序中的位置，同时吸取其他文化的优点，用以治理和调整我们的社会生活，使之不断趋向公正、合理、繁荣与昌盛；立足东亚，推动东亚传统的当代重构；秉持“和谐”观念，参与全球伦理的构建，寻求不同国家间的互助合作与和谐发展，以及不同文化的核心价值与人类共存之间的平衡，为全人类的福社而努力。
（三）扩大汉语国际影响，增强文化传播能力。
我们应该抓住“汉语热”不断升温的契机，提高汉语的国际声望。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很多国家都在有计划的实施自己的语言战略。法国努力协调有34个国家和3个地区构成的法语区的语言问题；西班牙利用“西班牙语世界”这一概念向世界进行语言传播；日本、韩国建立基金会不遗余力地推进日本语、韩国语的国际传播。中国政府应进行长远规划，制定符合国情的汉语推广政策，大力推动汉语的标准化、规范化使用，并将其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性目标；并进一步加大财政投入，以此来加强汉语的国际影响力，维护中国的语言文化利益；形成科学有效的传播机制，扩大在国际传播中的份额，实现中文信息的全球性传播与分享，把我们的优秀文化介绍和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提高中国文化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四）加快文化产业化发展，打破‘文化逆差”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十分重视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先后出台了(冷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等，这对于中国文化产业化发展是十分有利的。促进中国文化产业化的当务之急是发展跨国文化企业。其次要完善产业运作机制，改革文化产业投资体制，完善文化产业投资政策。再次要打造响亮的中国品牌。国家应制定扶持政策，扶持文化支柱产业的启动，支持重点项目的开发。充分利用现代高新技术，加速文化产业实现两个转变的步伐，打造中国文化产业的品牌。此外，还应注重发展非物质文化的产业化。要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传统技艺的保护和传承工作；要进一步创新传承方式，对面向市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作为文化产业予以支持；要积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发掘传统技艺，再现传统生产技术和工艺流程；要广泛深入地发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人物，支持他们以各种方式培养传承人，完善对他们的激励机制。最后通过引进国外先进的文化产业理念，逐步缩短中国与发达国家在文化产业方面的差距，迅速建立起自身的文化产业体系并据此实现文化产品的升级换代。国家应对那些投资文化产业的个人或实体采取免税、减税、贴息贷款、税利返还、差别税率等经济手段，鼓励向文化产业领域的投资，使得有逐利性的资本转向文化产业，从而从总体上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