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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论文范文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出国留学人数的迅速增长，大学生的留学状况和和留学意向都悄然发生着改变.本项目研究前期，曾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以江苏三所高校的大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对当代大学生的留学意向进行了调查研究.研究发现，当代大学生留学意愿很高，大多来源于对于出国留学较高的价值判断、美好的憧憬、父母的愿景、盲目的从众心理以及国内巨大的就业压力.其意向也表现出盲目跟风、忧虑不安、过度依赖等问题.如果将我国改革开放至今的三十年按照年代划分为改革开放初期至80年代末、90年代和21世纪三个阶段，我国大学生的出国留学意向伴随留学背景及留学现象的变化，也呈现出变迁的过程.
本研究主要采用对文献法和访谈法两种研究方法.文献资料来源于自改革开放以来有关出国留学方面的研究论文、期刊和报道等.深度访谈主要是应用于对于前两个阶段大学生留学意向的研究.研究选取了五位访谈对象，都是大学毕业后出国留学，一位是80年代出国留学、两位是90年代有过留学经历，一位21世纪的海外留学生，以及一位准备出国留学的在校大学生.访谈在征得被访者同意之后，全程录音.每次访谈之后，将访谈录音整理成文字资料.此外，结合通过问卷调查所获得的21世纪当代大学生出国留学意向的研究结果，整理研究改革开放以后三个阶段中，大学生留学意向的变化脉络.
2.1第一阶段：
“初醒”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留学工作逐渐恢复，在“广开渠道，力争多派”的留学政策方针的指导下，留学生在人数方面较之改革开放之前实现快速增长，据统计，自从一九七八年扩大派出留学人员以来，截止到1982年1月共派出留学人员七千多人.80年代初，留学生大多是经过严格挑选后公费派出，国家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文革”后人才断层的危机，他们以外出留学和出国考察形式学习先进知识，增长见识，之后回国效力，但是这部分群体数量很少，分布也较为集中，多集中在沿海及发达城市的知名高校，专业分布也以理工科为主.他们当中学习自然科学的占80%以上；学习和研究语言的占16%，学习社会科学的只占4%.随着对外开发政策的不断深入，出现了留学热潮.以中国科学院为例，据不完全统计，1986年5300名在读研究生中，至少65%已经向国外有关单位联系或报考toefl；1985年一至十月份，自费公派出国研究生141人，占1985年研究生录取总数的8%.但伴随着也萌生出出国留学优于国内学习、“出国是好样的”等观念.[2]与此同时，自费留学开始兴起，但人数很少，大众层面的留学还没有大范围普及，个人自费留学也处在“睁眼看世界”的阶段，多数留学生出国就是为了增长新阅历，以学习外国的语言等为主.20世纪80年代，中国刚刚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留学还不流行，公费和自费留学的人数都很少，我在工作期间突然就萌生了想去国外看看的想法，并不是有什么特定的目的，只是想增长一些见识，多一种经历，自己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顺利通过了复旦大学语言班的考核，成功申请了德国科隆大学，但是当时留学没有语言基础，在国外也是以学习语言为主，顺便见识一下国外的基础设施水平.（受访者唐先生，80年代出国，德国科隆大学）对于那个年代的留学生而言，他们刚刚从封闭中走出来，甚至当时社会上排外的心理还普遍存在，敢于大胆走出国门的人需要相当的勇气和魄力，此外，长期的隔阂下，国人根本不知国外整体是什么情况，更不了解国外教育情况.对他们而言，出国的意义远大于留学.
2.2第二阶段：
“成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确立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的开放程度不断深化，特别是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科学地规划了“八五”期间和1991-2000十年间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国家人事部加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海外留学人员归国的优惠政策和措施，努力拓宽留学人员为国家服务的渠道.加之80年代出国留学精英的回归，民众对国外具体情况的认知也逐渐清晰，许多错误、偏激的观念也逐渐被纠正.许多年轻人看到了国内外的差距，立志走出国门“师夷长技”，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生产技术，国外相对较好的学习科研条件、先进的教育设备及学术自由的学习氛围、发达的经济条件和对自身专业宽松的择业范围都成为年轻人走出国门的重要原因，出国留学人数进一步增长.自己出国的原因很简单，完全是看到自己身上肩负的责任，怀着报效祖国的一腔热情去学习国外的真东西，因为对机械制造这个行业来讲，当时国内的基础设施和实验设备都无法为相关行业的科研创新提供必要的条件，而日本有着雄厚的工业基础，在机械制造行业享誉世界，那个年代的留学就是为了学到最先进的技术，带回国家，为国家工业的振兴提供相关的技术支持，自己是这样，身边很多人也是这样.（受访者钟先生，90年代出国，本科毕业后考取日本工业大学）90年代，许多外资企业进入中国，一些新兴行业也开始在中国生根发芽，国内教育内容相对传统，水平相对滞后，很多时候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国外管理学术界则百家争鸣，先进的管理理论遍地开花.
另外90年代，海外的一些院校也开始放宽了对中国考学生的限制，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选择出国留学，加上想要改变自己的强烈主观愿望，便选择了商科在上业界排名首位的哈佛商学院去学习.（受访者钱先生，90年代出国，本科毕业后考取哈佛商学院）90年代，自费留学已经屡见不鲜，留学无论从规模还是区域范围上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人数的增加是最直观的的表现，大学生的留学意向表现得日趋强烈.其次就表现在区域的扩展，留学人员的分布不再仅仅局限于沿海及发达城市，全国各个省、市，无论知名高校或是普通高校均有分布，专业也从以理工科为主变得更为多元化，金融、工商管理、会计、计算机、网络等实用型学科均有涉及.随着留学活动、留学形式和留学人员群体的不断扩展，中国留学生逐渐成为中国与世界沟通的桥梁，成为中国对外开放、了解世界的先锋.但同时，面对国外更高的经济水平，更好的生活条件，“国外月亮圆”的思想也渐渐萌发，“学成是否归国”成为了许多留学人员考虑的问题，国家面临大规模“人才流失”.改革开放以来大批的留学人员学成归国效力，但也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流失现象.据统计，截止1996年回国留学人员(主体是公派)仅占出国留学人员的30%.[4]留学生的回归问题也成为了90年代热议的焦点.针对这个问题，1992年，邓小平视察珠海留学人员高科技企业时说，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希望他们都回来，不管他们过去政治态度如何，回来就妥善安排工作.告诉他们“要做出贡献，还是回国好”.1993年，国家出台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出国留学方针，鼓励留学者学成归来，报效祖国.留学政策的转变推动了留学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在普通大学生中间开始了新一轮“留学热”.
2.3第三阶段：
多元化2000年以后，国内自费留学规模越来越大，出现“井喷式”爆发.根据《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5)》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留学生输出第一大国.“2014年度中国出国留学人员为45.98万人，同比增长了11.09%；从1978年到2014年，中国出国留学的人数累计已达351.84万人次.从2000年到2014年，15年间中国留学人员人数增长迅速，年均增长率接近22%.”[5]中国经济的迅速腾飞要求大量高水平人才的迅速成长，然而国内教育水平尚不能满足国家对于高级人才的需求，中国的教育能力与国际地位严重不相称，整个教育体系也屡遭诟病，随着留学机制的成熟和留学中介的发展，加上英语的普及和教育全球化的推动，留学低龄化的趋势开始出现，许多有条件的家长都把孩子送到教育先进的发达国家读本科，甚至是读中学，改变着留学的年龄结构.留学是一种深造方式，因为向往国外高精尖的技术水平和自由的生活方式，所以选择了出国留学这条路，近几十年中国经济腾飞，各行各业显现蓬勃发展的景象，但国内外差距仍然很大，企业和高校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国内现状却是小企业众多，知名大企业很少；高校众多，能够出科研成果的很少.
许多人都选择国外高校，确实是有现实的需求存在，当然也有镀金的心理因素，毕竟国内外的差距是真真切切存在的.（受访者冯先生，2003年出国，日本上智大学）目前就读于东南大学法学系的陈同学则认为，出国留学的目的还是为了更好地就业，拥有了‘海归’光环在很多时候更能在同等水平的求职者中脱颖而出，在工作单位和工资待遇方面也会比国内刚毕业的大学生要好一些.如果我有海外留学背景的话，职场这条路可能会走的更加顺利.（受访者陈同学，打算毕业后出国留学）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拥有强烈的出国留学意向，其中自费留学成为了主力军.留学目的也从学习技术，报效国家变得五花八门，多种多样，接受更好的教育、更好的实现职业理想、获得成就认可、对国外环境和生活的向往、受外界环境和人员影响、家庭的期盼和父母的决定、为找好工作积累“资本”等都成为了许多年轻人选择国外留学的原因.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面对全球化竞争，我国对高层次人才，特别是国际化商务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商科也成为21世纪后留学的热门学科.因此，商科曾一度成为21世纪留学的热门专业.随着国家社会经济、生活水平的迅猛发展，多数出国留学的大学生也会选择回国发展.留学归来的各行各业的精英们在社会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海归”在就业市场也备受热捧，导致国内留学一度火热.近年来留学人数日趋稳定，商科等热门专业也逐步降温，热度背后，我们也发现，现在的大学生也慢慢在寻求理性的回归，理性地选择和对待留学.
3.1意向的强烈化。
从改革开放发展至今，在留学意向上，80年代、90年代和新世纪以来，三个不同阶段的出国留学者表现出显著地变化和巨大的差异，似近代留学发展的缩影.改革开放初期，出国留学是精英化的学习路线，选择出国深造的大学生凤毛麟角，发展至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具有留学意向，且意向也越发强烈.从每年增长的留学人数，从出国留学人员的区域和毕业学校的差异，从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选择自费方式出国留学等方面都能够看出国留学越来越平民化，大学生的出国留学意向也越来越强烈.
3.2意向多样化。
意向的多样化主要表现为出国目的的多样化和选择的多样化.改革开放初期的留学是大胆的、超前的，更多是为了语言的学习和宏观了解整个世界经济形势下中西方的差异.90年代以后，出国留学是为了“师夷长技”，学习国外更加先进的技术.然而2000年以来，大学生纷纷都把留学看成一个更好的选择，去国外学习、交流、镀金，见识更广阔的世界，体验国外的文化和生活，为了提升学术水平、增强综合素质和拓宽国际视野.留学目的变得多样化，不一而足.大学生出国留学意向的选择方面也变得日益多样化.例如留学国家和专业的选择.之前发达国家名校和相关顶尖学科是他们的首选，而现在已逐渐打破名校和专业的壁垒.
3.3意向复杂化。
从改革开放发展至今，大学生出国留学意向也从原先的较为单纯，变得越来越复杂化了.随着国家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质量和水平都得到了明显的提升，出国不再是精英的出路，平民化、大众化的出国留学走向，让留学者清晰的自我认知和坚定的留学信念，在当今多元化思潮的冲击下，也参杂了不少“杂质”.大学生的留学意向变得更为复杂，不少大学生因为盲目的从众心理出国；为了父母的意愿出国；因为成绩不佳而选择出国；为了所谓的“光环”出国等问题也频频暴露出来.80年代的留学者处在“睁眼看世界”的觉醒阶段，90年代以后，中西方的明显差距，加上国家大格局下“走出去”战略的推动，许多外出留学生主动走出国外“师夷长技”.而在中国实力不可小觑的当下，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下，留学生不仅承担着个人的报复、国家建设的责任，且已然成为了国与国之间交流的使者.大学生出国留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由于社会发展背景的不同，也呈现出属于各自阶段的特点和“标签”.梳理改革开放至今大学生留学意向的变迁，是为了更好地了解留学意向的内外部成因，以便针对问题，为政府留学政策、制度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指导高校、留学机构、家庭等不同层面做出及时和相应的调整.
改革开放的毛概论文范文
中国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走上了千年繁华、世界闻名之路。以下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关于改革开放的毛概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查看。
时间不留人，转眼之间，改革开放39年在繁华富强中度过。这39年来，中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街上热闹非常，马路上车水马龙，一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人民的生活奔小康，国家的人才数不清;科技水平大大提高，经济繁荣惊叹世界;护卫和平永不打战，旅游景点游客拥挤……中国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走上了千年繁华、世界闻名之路!
回想从前的农村，孩子们除了课本，其它什么书也没有。不仅如此。人们的日子过的苦不堪言。以前中国穷，人们更是穷困潦倒。再加上赚了钱还要交税，只靠那剩下一点钱养家糊口。农村处境最不好，本来收入就最少，还要上缴农业税。孩子们上学要走很远的山路;各家各户的农民们每天要起早贪黑地工作才能挣到一口饭吃;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农村家家户户，全都穷得不像样!单说农村还不行，就是城市里也没几家能过好日子的。
改革开放的时候，母亲是8岁的年龄。回顾以前的生活，母亲很有感触。而我的感触是以前的生活无非就是两个字：穷苦。母亲给我说的一件事，我印象很深。列举出件事，更能让人悟到以前的穷苦。
“我小时侯，很久才来一次卖糖吃的糖贩子。我那时唯一的零食就是地里的番薯，所以糖贩子一来，我很多时候都要买来吃。家里当然不舍得给我那么多钱买糖吃，常常都没得吃或只有一颗吃。有一次，糖贩子来了，我向爷爷要钱买糖，爷爷没给我钱，不知道是舍不得还是没有那么多钱。那时我还幼小，不懂得太多事，爷爷便拿一张纸给我，糊弄我，我还以为是钱呢，拿着纸兴冲冲地去买糖吃。结果糖贩子说这不是钱，糖就又没吃成了。”
我听了，暗暗想，再穷，不会连糖也买不起!再想想现在，有的孩子每天都要吃糖，还不是一颗，要吃一大包。还有些孩子，每天都要吃一大堆的零食，何止一包糖啊!想想，之所以有这天壤之别，是因为——想必大家都明白，那是传奇千古的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巨大、无限的幸福!我们要好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这是中国的顶梁柱!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这是邓小平爷爷的心血，这是中国的心血!改革开放拯救了中国!如今已过去30年了，以前的日子，我们渐渐忘了。看看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处境，是多么悲惨吧：
“从前的年代，我们不奢求温饱，无论谁都不是最担心温饱问题，爸爸、妈妈、哥哥、姐姐、我……是担心学业问题啊!不是交不起学费——(这时我插嘴问了一句，我看那些书什么的都是写交不起学费的啊。糖买不起，学费怎么就教得起了?)哦，你说学费啊!你猜，多少钱?(我歪着头，起码几十块吧)要真那么贵，就真的交不起了。只要2块。我们姐妹和我一个哥哥一共大约就是一个月的钱吧!2块钱可是我2个月的零花钱啊!也算不上零花钱，我们还没那么富给孩子零花钱用。学校一般都很远，所以我们就住在学校。去的时候，要背一袋子米和咸菜去学校吃。若在学校吃呢，要7分钱一顿饭。这些都不用说了，学校也穷啊!学校没钱造那么多屋子，就只盖了一间弱不禁风的小屋子，好象是毛草屋吧!几个年级的学生全挤在里面，冬天还行，其它季节就不行了，教室里拥挤又闷热。没钱聘请高学历的老师，普通老师也聘请不了，只有一个老师教我们。老师这里教完教那里，环境不好，教室非常吵闹，那声音震天响!也就是因为师资不好，环境不好，当时村子里还没几个能读上高中，起码初中也不多。农村文化低，现在高多了。”
很难想象，以前的学生竟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读书!他们没钱买书，没钱吃肉，没钱买糖……而现在呢，我们满柜子的书，几个菜盘的肉，一大包的糖……不仅城市变得这样好，农村也是如此。现在生活变得越来越好。
先说交通。以前人们大多都走路，城市里才有摩托车啊，自行车啊等等。走路是个艰苦的活动，腿会瘫软，脚会酸痛。城市里那些骑摩托车自行车的，速度也没有多快，也累，特别是自行车。所以，以前如果要“跋山涉水”，起码也得好几个钟头。可是现在不同了。先谈农村，有了以前没有的摩托车，自行车，甚至还有三轮车。有些富一些的农家，竟也有了汽车。而城市里更不用说了，处处是车。汽车、自行车、货车、面包车、小轿车……这些都是私家车，看一下公家车：客车，火车，巴士……还有水里的船，天上的飞机，地下的地铁……特别是地铁，是近几年才有的。
除了车的方面，别忘了更重要的是路。城市里的路没什么太大变化，主要是农村的路。农村以前的路，根本称不上是路。路是自然形成的，坑坑洼洼全是石头和粘粘的泥巴。如今已修了水泥路，也渐渐有一些板砖路了。
第二个是饱。在说之前，不妨先看看如今中国人的身材。只要你长期注意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似乎人人都在减肥。这不就说明当今社会的中国人都在日渐长肥吗?为什么会长肥?相信大家都知道，那是饱的问题。是啊，现在的社会，即使是一个打工妹，也免不了要肥的。她们都是吃快餐什么的，可是你想得到吗，以前连快餐都吃不起。以前，他们很少吃白米饭，而现在我们每餐都要吃。以前的人总是瘦瘦的，是因为他们总是吃不饱。他们的主食只是自家种的一些菜和番薯。以前想找个胖子都难，而现在想找个骨瘦如柴的人都难。
第三个是温。冬天从没有热的时候，向来都是冷飕飕的。从前，买不起鞋子，脚钻心得冷。而床上用来御寒的也只有一张不厚不棉薄薄的被子。实在冷得不行，只能再加一层被子。不管多么冷，顶多有两层薄薄的被子。而衣服也是一样，当时哪来的钱买衣服呀，所以到了冬天，就是再冷，身上顶多两件衣服。房子也漏风。
转眼看看现在。我们再也不怕冷了。我们有厚厚的棉裤，有温暖的毛衣，有长长的外套，棉制的袜子，漂亮的围巾，密不透风的房子;到了床上我们有毛毯，羽绒被，棉被……我们穿好几层衣服，再也不用担心今年会冷了。
最后一个是“资”。“资”的意思就是钱。钱是人们存活的资本，没有钱，等于要过苦日子。而人们得到钱的途径只有工作。干工作，才有工资。有工资，才有钱。我们来谈谈工资的问题。
以前人们无论如何去辛苦劳作，工资始终就是几十块，最多也不超600。再比比现在，一个清洁工一个月起码七八百的工资。以前的话，恐怕只有几十。几十和七百谁都愿意干七百的。中间搁了600多块，再改革开放前的社会，600就差不多是个富翁了。不说七百的工作，很多人自己创业，一个月便是以万为单位的收入。还有的是在家创业，方式各种各样，收入逐渐日益增多。中国的经济由这样的趋势逐渐发展，到了20xx年，早已繁荣得惊叹世界。
记得有一次看改革开放的范文，看到邓小平爷爷南巡，搜查经济状况，竟查到渔民村(以前未建设的深圳)的平均收入竟然比他这个还要高!邓小平爷爷心里比蜜还要甜，改革开放还没多久，就见效了，效果还很显着!
改革开放，为中国立下了大功。是改革开放，让我们过上了好日子!是改革开放，让中国过上了好日子!我们要感谢邓小平爷爷，是他，让我们中国没有了战争，没有了闹革命，和平一片，幸福一片!
改革开放，一定会让中国的日子更加美好!
浅述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的毛概论文字【】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叫卖文化随商品种类的多样化和现代化发生变化。
叫卖形式从最初的走街串巷到如今的商业广告，叫卖的传播渠道也从纯粹的吆喝到如今通过电视、广播、新闻进行宣传；叫卖内涵由单一走向多元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商业发展迅猛，商贩的身影遍布大街小巷，商场、百货的叫卖各式各样，叫卖文化有了新的内涵。
本文以永川区的叫卖文化和商业发展为例，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叫卖文化的发展变化分析商业的发展趋势，得出叫卖文化与商业发展的关联性，进而预测商业未来的发展新趋势。
叫卖，指从事商业服务性行业人员为推销商品或开展商务而使用的一种特殊的口头语言表达形式。
叫卖本是商业行为，但随着城市发展，走街串巷的叫卖声越来越普遍，并且在中国历史上存在极为长久的时间，渐渐也沾上了文化气息，发展成一种商俗文化、民俗文化、口头文化。
（一）叫卖文化的特点。
历史悠久，从西周时期持续发展到现代社会；实用性强，与商业发展相辅相成；内涵丰富，不同的行业、地区具有其特色；口语化表达，风趣幽默，朗朗上口；语调旋律婉转，声调悠扬，节奏感强。
（二）叫卖文化的发展历程。
明清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推动叫卖文化进入繁盛期。据记载：明代北京叫卖已成规模，清末民初，北京叫卖发展至高峰。十九世纪后期，叫卖文化濒临灭绝，由于人们对传统文化重视程度提高，叫卖文化得到恢复。
改革开放后，蓬勃发展的经济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变化，永川区的叫卖文化随着经济发展而改变，主要体现在传播载体与内涵的变化。
（一）叫卖文化传播载体的变化。
最初，商贩在大街上用吆喝声招徕顾客，后来，他们唱起编好的内容新奇的歌谣来吸引顾客。永川方言风趣幽默，叫卖充分发挥其方言优势。
改革开放初期，随着经济发展，商贩的摊位趋于固定，常使用录音机播放提前录好的叫卖声。如今，更多商家在荧屏上播放宣传视频。纸质宣传单、电视广告等，叫卖已经从口头文化发展成为以现代科技为载体的语音、文字文化。
叫卖文化的四种形式：一是定点叫卖，商贩在街道上摆摊叫卖；二是不定点叫卖，游商携带货品走街串巷进行叫卖；三是将叫卖声编成曲调，通过人们的传唱进行叫卖；四是通过拍摄广告，投放到大众传媒上进行宣传。
（二）叫卖文化内涵的变化。
叫卖的目的是推销商品。随着时代变迁，叫卖文化成了一种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它宣扬了地域特色，文化内涵不断丰富。如今，叫卖声渐失传，靠民间艺人进行叫卖表演或穿插进影视作品等，展现地方特色民俗文化，叫卖文化成为了一种地域文化标志。改革开放以来，叫卖文化从单一的口头吆喝，融入了视、听的感受，从单纯地“叫”变为具体、形象的“演”。
改革开放以来，永川区的商业贸易量急剧增加，带动了商业的发展。商业的规模不断扩大，商业的形式不断更新，商品种类的不断丰富，促进了永川区经济的发展。
近6年来，永川区经济一直呈高速发展的趋势，也一直保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商品销售总额、对外辐射交易额、人均消费等四个“渝西第一”。
改革开放以来，商品种类不断丰富，品种向高科技化、信息化、集约化发展。由改革开放初期单一的日常生活品、食物等生活必需品，增加了高科技电子类高档耐用品。从改革开放前的国内自产到如今的国外进口，极大地突破了地域的限制。
传统叫卖文化是在近40年发生变化的，也就是改革开放后的这几年，商业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叫卖文化的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
改革开放后，人们的消费开始从生活必需品走向高档耐用品，体现了城市居民的生活状态和经济水平的变化，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永川区经济发展良好，居民对商品消费支出的增加、各类商品价格的上升都反映了居民对不同商品需求的变化，居民在衣着食品和个人娱乐保健等服务业的消费增加较多，在交通、维修服务的消费降低。
如今商业迅速发展，商业竞争激烈，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叫卖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以前的口头吆喝比的是嗓音和叫卖词，如今的叫卖靠的是迅速发展的传媒。
叫卖文化变化的背后是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从以前的小规模个体经营户到如今的多种私有经济的存在，许多股份有限公司这种较大的经济体开始存在，走街窜巷的叫卖形式已经不再适应现在的时代环境。商业经济的发展对叫卖文化的影响是必然的、巨大的。
由此，叫卖文化与商业发展两者紧密关联：叫卖文化的变化反映商业经济的发展，商业经济的发展影响叫卖文化的变化。
商业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人们在商品上的消费支出逐年上升，商业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因此想要在競争中生存下来就必须在质量和价格方面占优势，而随着商店租金的日渐提高，大多数小型商业户开始选择在网络上销售物品。近几年来的淘宝、天猫等一系列的网上交易平台的出现使商业开始向网络发展。
在网络上开店的成本低、销售范围广、交易方便，更多人加入到网络经商行业，由于资金有限，他们更多选择低成本的网络宣传来提高商品知名度，比如利用微信、微博、腾讯qq等更多社交软件、代理商扩大宣传。
因此，我们推测：商业叫卖在今后的发展将会从电视广告、网页广告和传单转向网络社交平台，微商将会成为商业用户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叫卖将会以网络的形式走进我们的生活，将会在无形中影响我们。
本文从改革开放以来叫卖文化的变化和商业经济的发展这两个方面出发，从叫卖文化的变化中看商业的发展，为改革开放以来商业经济的发展提供新的视野。从而得出叫卖文化与商业发展的关联性：叫卖文化的变化反映商业发展，商业发展影响叫卖文化的变化。结合现在商业的发展趋势，进而对叫卖文化未来的变化方向做出预测。但由于我们组成员调查区域局限性和对材料掌握的有限性，科研能力有限，对这一项目论述和研究还较为肤浅，在以后的学习工作中，我们组成员会继续关注这一课题，以期望能对这一课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我相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国家经济的发展，商业经济将会继续发展，而叫卖文化则会随着商业的发展继续丰富其内涵和形式，叫卖文化在我国商业文化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1]《重庆市永川区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叫卖声中说变化》，
[3]《叫卖:逐渐远去的声音文化》，
[4]《中国广告正尝试转变从叫卖式到人文式广告》，
浅述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的毛概论文字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全称《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是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7月出版的一本书，是中国高校学生的政治必修课。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品鉴！
摘要：本文以提高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为主旨，全面深入的阐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当代中国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我们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来表达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看法，分别为：什么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何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怎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确回答这些问题，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而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坚持以人为本的基础下，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实现社会主义资源、财富以及利益的公平分配，实现人与资源之间的和谐相处和和谐发展的格局，在体制的改革和制度建设的基础上形成一个民主法制、公平正义、安定有序的社会。
关键词：和谐社会、以人为本、民主、和平。
跨入新世纪以后，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处于一个极为关键的历史性时期，在这一阶段，随着改革和发展事业的深化，人口、资源、环境问题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日益突出;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日益不平衡，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以及社会资源与财富的合理分配;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进入的攻坚阶段，已经触及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
中国特色的和谐社会，是由中国共产领导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以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经济和社会、城市和乡村、东中西部不同区域、人和自然、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关系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又和谐相处的社会。
(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
中国古代思想家很早就提出“和”的概念，用以描述内部治理良好，上下协调一致的状态。例如，《易传》高度赞扬并极力提倡和谐思想，提出了“太和”的观念。孔子提出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思想。孔子及其学生所说的“和”,既是一个哲学范畴，又是一个伦理道德的标准和社会治理的标准，其本质在于统一和协调多种因素之间的差异。老子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并认为阴阳二气虽然处于不停的冲撞之中，但它们始终能够在“道”的统一下和谐相处。王阳明指出“天理亦有个中和处”。先哲们的这些经典论，对中国的政治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和谐观念成了治国安民的重要理想。
(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坚实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理论武器，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进行了有意的探索。1956年，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论十大关系》这篇重要著作，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1957年，毛泽东同志发表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篇重要著作，创立了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这些正确的思想对于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是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做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在2004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有和谐相处的社会”这一目标又被具体化为“维护群众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如今，我们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历史的必然。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符合新世纪新阶段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实践需要，符合我国改革发展关键时期客观形势的要求，适应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适应我们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面临的新挑战和新任务，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深化和拓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概括起来为三个符合：
(一)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中指出：“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主义是解放全人类的学说，人的充分的自由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条件和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由之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求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的唯物辩证法，从物质的存在——商品开始，进而到货币、资本、生产、流通，最后发现剩余价值，形成贫富两极分化，产生阶级和阶级斗争，直至得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必然到来的结论。胡锦涛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也是从社会现实出发，改革社会不合理现象，发展生产力，建立合理的劳动分配制度，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教育水平，营造良好的社会人文环境，建成富裕、和谐、幸福的社会。
(二)符合党和政府的根本宗旨。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改革开放、提高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根本目的，不只是振兴中华民族，洗雪一百多年的殖民史给予中华民族的痛苦和屈辱的记忆，更不是以牙还牙，对中华民族曾经带来沉重灾难的西方国家实施报复。我国近代史确实是血和泪、悲愤、痛苦的历史，但历史承载的是民族的过去，时代在前进，国际社会百年来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历史是个大舞台，即使中华民族再经过五十年的奋斗，实现了现代化，成为首屈一指的世界大国，她也应该以社会和谐发展充满亲和力为宗旨。首先惠及的是十五亿中国人民，其次惠及的是全世界人民。如果没有这样的理念，社会发展并不等于人民幸福。
(三)符合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
和谐社会当然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是全世界必须面对的课题。人口的迅速增长，对生活资源的无序开发，人类为了生存大量开垦荒地，滥伐树木，森林逐渐消失，森林、草原、湿地“自然之肺”功能减弱，致使空气污染、水污染、天气变暖，水土大量流失。人类为了改善生活，肆意向大自然索取，大自然能承受得起吗?没有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必将遭受自然的报复，有时这种报复的后果是极其可怕的。南亚的海啸和我国西南洪灾就是现实例证。
我们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从完善管理体制、提高领导能力等方面着力，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奋斗。
需要指出的是，在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时候，有许多问题是要深入探讨并加以注意的。
第一，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都是在坚持和发展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过程中，以胡锦涛同志为的党中央为贯彻落实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针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第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科学地理解和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就是以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使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我们党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政策、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人为本，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必将极大地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和谐社会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力地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第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还必须和社会具体实际联系起来，了解和谐社会的内涵。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前提，以安定有序为基础(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前提)以公平正义为核心，以诚信友爱为品质，以充满活力为状态，以先进文化为灵魂，以民主法制为保证。确实解决好现实社会中的医疗、上学、买房、就业等问题。
总之，我们要根据经济发展能够提供的条件来解决好社会问题。这里的关键，是要努力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正确处理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问题，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
参考文献：
[5]《华从际和谐与冲突》重庆大学出版2007年4月第1版黄囇莉著。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热点，大量学术研究成果不断涌现，通过对这一时期毛泽东早期文化观以及毛泽东文化观产生的渊源、特征、文化领导权等研究成果的梳理，为更好地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一定借鉴。
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引起学界高度重视。学者从毛泽东文化观产生的渊源、特征、毛泽东早期文化观、毛泽东文化领导权等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研究，成绩斐然。本文旨在对其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概括，以期为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笔者将改革开放以来的研究成果分为三个阶段进行梳理。
这一阶段出现了研究毛泽东文化观的热潮，对毛泽东文化观研究不断得到重视。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1.1对毛泽东早期中西文化观的研究。
1.2对毛泽东文化观的特征研究。
这一阶段对毛泽东文化观的研究趋于成熟、稳定，且侧重从微观方面进行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这一时期亦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更为客观地论述毛泽东文化观，牟岱以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为目的出发，对毛泽东倡导大众文化观的原因、特点和意义进行分析，指出毛泽东倡导大众文化观与其家庭生活经历、传统文化教育、“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关，受马列关于文化论述的影响、是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必然结果、是政治斗争的必然要求。[13]张慧明以建设好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为目的出发，深刻分析了毛泽东文化教育思想，指出毛泽东关于新文化教育的基本观点是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文化教育的基本原则，同时“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对待中西文化的正确方针。
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更加细致丰硕，主要研究成果分為以下几个方面：
3.1对李大钊文化思想与毛泽东文化思想关系研究。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以陶红霞等人的研究最为典型。关于李大钊与毛泽东中西文化观趋同性的研究，陶红霞认为李大钊与毛泽东中西文化观趋同性表现在对待中西文化都采取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态度，都主张中西合璧创造中国新文化。[17]管晓莉则认为李大钊与毛泽东对于中西文化观的趋同性主要表现在李大钊、毛泽东均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主静，西方文化主动，对中西文化都进行辩证的否定，均认为中国新文化源于中西文化的相互渗透和融合。
3.2毛泽东文化领导权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后，很多学者试从微观入手研究毛泽东文化观，譬如对毛泽东法制文化观、民俗文化观、民主行政文化观等方面的研究，研究成果如下：
覃梦早对毛泽东民主行政文化观进行了讨论，作者着重论述了毛泽东民主行政思想的提出、民主行政价值观的界定、民主行政本质的定义以及民主行政的一系列运作原则和方法，指出毛泽东民主行政文化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的民主行政文化观，对于当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行政文化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27]吴燕对毛泽东法制文化观进行分析，阐述了毛泽东法制思想的要点和党的法制方针以及共和国法制建设的曲折历程，探讨了毛泽东法制文化观对当今的消极和积极影响。周直对毛泽东革命文化观进行了探析，分析了毛泽东革命文化观的内涵、特点，论述了其发展历程，对毛泽东的革命文化观进行了反思，提出在现代化的新形势、新任务下，毛泽东革命文化观仍然有着警示作用。
除以上学者外，还有学者从毛泽东文化治理思想、文化创新思想、文化批判思想、文化政策思想等角度进行分析。譬如潘娜从建构现代国家文化治理体系的视角出发对毛泽东文化治理思想的核心要义进行分析，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突出体现了毛泽东文化治理思想的核心要义，同时指出传承和发扬毛泽东文化治理思想，要正确处理“一”与“多”的关系，强化法律和制度建设，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现代国家文化治理体系。亓娇分析了毛泽东文化大众化理论，指出毛泽东文化大众化思想是实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杨成敏分析了毛泽东文化创新思想，指出文化创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
这一时期学术界渐重视从文化建设的角度来研究毛泽东文化观。这一时期主要代表有康渝生、孙宏健等人。康渝生认为梳理毛泽东有关文化问题的理论建树，透视浸润于其中的致思理路，有助于进一步把握毛泽东文化观的精髓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33]孙泽学在分析毛泽东文化思想的基础时提出毛泽东关于文化建设应与经济、政治发展相适应、新文化建设要批判继承传统文化、吸收外国先进文化走向世界，文化的现代化与民族化的统一等思想，为初级阶段的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孙宏健在分析毛泽东文化观的基础上提出毛泽东文化观关于文化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成功经验，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和积极启示作用。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毛泽东文化观及相关问题探讨深刻而广泛，研究成绩斐然，但还有一些研究薄弱环节需加强。笔者认为纵观目前研究成果，一是对于现实价值还需深刻探析，深入把握，深入挖掘毛泽东文化观对现代文化建设以及文化自信建设的现实价值;二是笔者发现学界对毛泽东文化观对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影响论述欠缺，有待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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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改革开放后一系列经济制度变迁的结果。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并采取了渐进式、系统化推进策略以缓解改革阻力：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到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场规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进行了充分肯定、积极推广和科学优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系统化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因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不但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而且还实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要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变迁，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对外经贸高水平高层次发展，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还应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优势上升为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为其他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提供借鉴，并为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中国方案。
经济制度是由一组经济规则集合而成的，是对人们经济行为和方式的界定和规范，也是对经济主体利益关系的界定和维护。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来看，经济制度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随着生产力发展，经济制度也会不断变迁。人们对财富积累的追求使生产力持续进步，而从短期来看经济制度具有稳定性，经济制度可能促进也可能阻碍生产力进步;当经济制度阻碍生产力进步时，就必然要求改变经济制度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因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经济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然而，任何一种经济制度都会形成与其相依存的、相对均衡的利益格局，并被视为是合法的、不可侵犯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就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变革。从理论上说，经济制度变迁是用效率更高的新制度替代旧制度，新制度具有旧制度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终究会给全体社会成员带来日益增进的利益。但是在新制度的积极效应还没有完全释放以前，经济制度变迁必然会使有些既得利益者（即获得较大相对利益的人群）受到暂时性甚至长期性的利益损失。因而，旧经济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往往会反对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阻碍者;而能够从新制度中获得更多利益的经济主体往往会拥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推动者。需要强调的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国家和政党的形成与发展，使政府在经济制度变迁中起到关键作用。而政府本身（尤其是地方政府）也是经济行为主体和利益相关者，加上多元化经济、社会、政治理论和道路的并存，对于生产力进步驱动的经济制度变迁，政府可能是倡导者和推动者，也可能是抵制者和阻碍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站了起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苏联模式的影响下，中国建立了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中国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但这是一种集权式的经济制度，其固有的集中过度、统得过死等弊端严重地束缚了地方、企业、个人等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在当时乃至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都是一种低效率的经济制度。因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必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创造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在短短的四十年间使中国富了起来强了起来。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本身的成效及其带来的经济增长绩效都是极其显著的，并且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是稳定的、健康的，但这并不代表没有阻力。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虽然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但这种转变也是系统性的，必然带来利益分配格局的大调整，尤其是“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利益关系产生了巨大变化。因此，利益受损者会支持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合法性，反对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形成经济制度变迁的阻力。此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总体上是实践先于理论的，因而其还会受到传统社会主义理論和观点的干扰。对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选择了渐进式推进的模式[1]，即从改革阻力最小的领域入手，尔后逐步创造条件继续向前推进。目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深化阶段，将涉及更多的利益调整，可能面临更大的阻力。因此，有必要充分借鉴渐进式、系统化改革的经验，妥善处理好各市场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以进一步推动和深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邓小平指出：“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农村改革取得成功以后，我们就转到城市。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更复杂，而且有风险。”[2]117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选择农村为突破口，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阐述：
第一，农村是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严重的社区，从相对意义上说，农村居民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牺牲者”，而城市居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受益者”。突出的表现是，搞了20多年的社会主义，许多农民连温饱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论著《摆脱贫困》，主要也是研究农村的贫困问题以及如何脱贫致富。因此，广大农民群众对改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更高的积极性。与之相联系，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在启动阶段表现为“自下而上”地推进，带有很大程度的自发性。因此，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属于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称为需求主导型的制度变迁）。这种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是市场取向的制度变迁，是建立在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制度变迁，或者说是收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制度变迁。这种带有自发性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充分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众求生存、求发展的内在要求，其核心是把生产经营自主权还给农民，让权、责、利高度统一于农户。这种新制度的创立，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积极性，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了长期想解决而又未解决的温饱问题。
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取得如此显著的绩效，根本原因在于其把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承包户）真正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即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从一开始便具有市场化取向。塑造微观市场经济主体的核心是产权很明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在土地所有权属于农民集体的前提下，将农村土地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等划归农户所有，实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5]马克思这里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个人所有制，而是集体所有制与个人所有制有机结合在一起。按照传统的所有制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但是，根据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可以分开的。通过用益物权法可以破解这个难题。用益物权是指非所有权人对他人所有的物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当用益物权人在遵守相关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对他物权依法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时，所有权人不得干涉用益物权人行使上述权利。农户有了明晰的土地产权，则会形成刚性的市场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6]。该制度变迁源于农民自发的行动，是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是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制度变迁，也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是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方向，是正确的方向。与此同时，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也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一方面，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肯定、推广和优化比如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就是党和政府根据经济发展实际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進一步优化。，使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成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并有效促进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显著提高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在肯定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的同时，也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即坚持农村土地所有权归农民集体所有。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较大规模的包产到户在全国曾经出现过三次，但都被“自上而下”地压下去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也是被禁止或限制的，中央文件对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的态度先后经历了“不准包产到户”“不要包产到户”“少数边远山区和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直至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才明确指出家庭承包制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可见，对待人民群众自发推行的经济制度变迁，只要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政府都应予以支持，并积极进行推广和优化。邓小平同志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的。”[3]711-712习近平同志也指出，在农村选择什么样的经营制度，“要尊重农民意愿和维护农民权益，把选择权交给农民，由农民选择而不能代替农民选择。”[4]59从这里我们可以更深刻体会到习近平同志“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经济制度变迁中的指导意义和战略作用。
农村经济制度的变迁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功，必然会触动城市经济系统，进而引发城市经济制度的变迁。但与农村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经济制度变迁不同，城市改革是供给主导型（或政府强制型）的制度变迁，无论是财税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住房制度还是户籍制度，城市改革都表现为自上而下地推动。之所以会有如此显著的差别，原因在于城市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强大的地方，制度变迁带来的利益分配格局变化较大，改革的难度也大;而农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方，改革比较容易推进。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一样，城市经济制度变迁的方向也是市场化，但由于是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往往不容易一步到位，在改革初期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双轨制”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比如，“农民工”“城中村”等是城乡二元制度在城市的缩影。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是“扬弃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不是（也不能）采取推倒重来的“休克疗法”，不能即刻废除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既要依靠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又要进行经济制度创新，这是不可回避的矛盾。变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必然涉及经济利益的重大调整，如果步子迈得过大，既得利益集团难以接受，而其往往又具有占主导地位的话语权，改革会面对相当大的阻力，这就需要进行渐进式的改革。首先是选择能使所有人都能获得利益增进的经济制度变迁，如前所述的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其次则可以选择使部分人利益增进但又不损害（或损坏很少）其他人既得利益的经济制度变迁，即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领域率先改革，也称之为从“制度外改革”或“增量改革”入手。这种制度外增量改革突出表现在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上。
邓小平同志指出，“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2]238“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3]631乡镇企业之所以被称之为“异军”，是因为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下国有企业是“正规军”，国家工业化的推进要依靠城市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工业化与城市化相辅相成。谁也没有料到在广大农村也会自发地发展出与“正规军”（即国有企业）相竞争的乡镇企业（即草根企业），而且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市场化的，进而形成一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之外的在市场经济中运行的“异军”。早在1985年，乡镇企业产值就超过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成为发展农村经济、扩大农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渠道;20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2年乡镇企业总产值达16万多亿元，相当于1985年全国社会总产值;其中乡镇工业总产值达12万多亿元，约占当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5%，从业人员超过1亿人，与当年国有企业的职工人数相当。改革开放以来，很多有效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包括“长三角模式”“珠三角模式”“温州模式”以及“晋江模式”，都是建立在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基础上的。
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也是制度外增量改革的重要方面。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是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提高的，没有非公有制经济，就没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发展起来的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城镇新增就业的主渠道，对经济增长、国家税收、居民收入、科技创新以及对外贸易等的贡献份额持续上升，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中国民营经济对税收的贡献率超过50%，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60%，在高新技术企业中的占比超过70%，提供城镇就业超过80%，对新增就业的贡献达到90%。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占主体地位的国有企业），资本实力较为雄厚，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非公有制企业机制灵活，能够较好适应市场经济多变性和不确定性的要求，具有较强的市场潜力和增长能力。无论是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三个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创新和发展。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济质量不断提高的制度保证，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的集中表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匹配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种分配制度有利于兼顾效率与公平，防止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阶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匹配的经济运行机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将公有制经济主体与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置于统一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場竞争。
现在回顾起来，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增量改革，要做到完全不触动既得利益者是不可能的。因为传统经济制度结构下的利益结构是处于一种相对均衡状态的，并且各经济主体在此利益结构下的既得利益是受法律和制度保护的。传统经济制度外的增量改革推进到一定阶段，必然会打破制度交易的平衡，从而使传统既得利益者受到一定程度的利益损害。市场空间总是有限的，增量制度变迁的产物——乡镇企业、非公有制企业或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必然会对传统公有制企业的既得利益造成较大的冲击，两者成为竞争对手，冲突和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只是这种损害程度比起制度内存量改革要小得多，相对比较容易被既得利益者所接受。因此，只进行制度外增量改革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不是最优方案，只能说是次优方案。还必须进行制度内存量改革，将公有制企业也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并构建统一的市场体系、市场规则和市场运作机制，让其与非公有制企业在相同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场竞争和合作，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
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能够迅速打开局面，并不断地向纵深推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家庭承包制的建立和乡镇企业的崛起。如果说家庭承包制把“一统天下”的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打开了一个缺口，那么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则使中国经济制度不可避免地朝着市场化的方向演变。但是，这两项制度变迁都是农民自己创造的，都是源于农民群众的自发行动。农村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发源地，但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绝对离不开城市改革，离不开国有企业改革。在城市经济制度变迁及其制度内存量改革的启动阶段，为了减轻制度变迁遇到的阻力，在很多领域并没有立改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而是先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框架内做些政策性调整。这里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例进行分析。
为克服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对国有企业统得过死的弊端，改革开放后首先实施了对国有企业“扩权让利”的过渡性政策，即把一部分权力和利益下放给地方、企业和个人（包括利润留成、利改税和承包经营责任制等政策调整），以利于调动地方、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但是，一般情况下，这种政策性调整，只有激励机制，而没有约束机制，往往会导致工资、奖金、福利等的增长速度超过企业利税的增长速度，进而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从政策性调整转入制度创新。建立硬预算约束机制则是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重要标志，只有建立起硬预算约束机制，才有可能把国有企业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而要形成硬预算约束机制，必须具备四个基本条件：一是企业必须为自己占有的生产资源支付代价，二是企业必须按事先规定的标准向国家上缴利税，三是企业经营亏损时不能随意获得国家的财政补贴，四是企业必须严格遵守各项契约（包括信贷契约、商业契约等）。因此，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经过多年的改革实践探索，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股份制或公司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模式。
但是，要把传统的国有企业制度改造成为股份制或公司制，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尤其是国有资产产权问题。比如：如何准确评估国有资产价值，以防止在转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如何有效保障国家、集体和个人作为股东的合法权益，进而建立合理的产权激励和约束机制以及风险防控机制;如何管控国有股权交易，使国家、企业和个人能够平等分享国有资产增值利益;国家的股东职能应由政府的哪个部门代理，以有效避免可能出现的政企不分;等等。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标志着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通过产权流动或转换推动资本流动和重组，使包括资本在内的各种要素可以根据市场需求从效益低的部门流向效益高的部门，进而促进生产的集聚与集中以及效率的提高。与此同时，在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过程中，还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即国有股占绝大比重，導致股份制或公司制改造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因此，还需要为重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营企业进入创造有利的条件。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必须强调的是，国有企业改革离不开市场化的推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任何权利的获得都应通过市场交换实现，所有权也不例外。不完全的市场条件必然导致不完全的所有权形态，扭曲的市场关系必然造成扭曲的所有权关系。所以，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
进一步从产权制度改革来看农村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的差异性。表面上看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具有相似性，都是“两权分离”关于“两权分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需要从理论上厘清所有制与所有权的关系。西方经济学离开所有制关系谈所有权，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马克思提出了科学的所有制和所有权理论：所有制是一个经济范畴，是一系列经济关系的产物，所有权则是所有制关系的法律表现。所有制关系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其主体是同一的;所有权也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但与所有制不同，所有权的主体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分离的，即分属于不同主体。马克思把所有权关系或财产关系定义为“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7]。既然是法律用语，法律可以对此作出具体的规定，进而使所有权与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相分离有了法律依据。（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但两者的“两权分离”所带来的委托代理成本具有本质区别。由于所有者与经营者利益的不一致，所有权人把资产或资源委托给经营权人经营，就会产生代理关系带来的代理成本，使经营者的经营方向有可能偏离所有者的目标。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承包农户则是集体成员，经营者与所有者的目标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加上农业家庭生产经营规模及监督成本较小，因而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几乎没有代理成本;同时，包干制使农户的经营绩效与其自身收益密切相关，进而极大地激发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和经营活力，也为农民走向市场扫除了障碍。而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相对于“农民集体”，“全民”更为抽象，也有更多的目标取向，导致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可能具有较大的不一致性，加上企业生产经营规模较大、组织运行较复杂，监督成本也较高，因而国有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会产生较大的代理成本;同时，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收益与经营绩效的关联度相对较小，其努力程度也难以衡量，如果没有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但可能产生激励不足问题，还可能引发寻租、利益输送等弊端。此外，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和政府干预的惯性，简单的“两权分离”并不能使国有企业转变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还需要在诸多领域进行相应的市场化改革。可见，公有化程度越高的领域，改革的难度越大，产权越难明晰，越难与市场经济接轨。因此，某种意义上讲农村经济制度变迁是一步到位的，并在短期内取得了巨大成效;而国有企业改革面对的利益关系要复杂得多，需要逐步推进，其短期绩效也逊色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
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制度，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是难以想象的，阻力也是相当大的。加上没有现成的经济制度和经验可供借鉴，中国的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没有一下子全面铺开，而是在实践中探索前进，选择了以点带面、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路径。这种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在地域上表现为：先在条件较好的地区通过发展市场经济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再通过辐射效应带动全国的经济增长和市场经济发展;先在有条件的地区进行改革试点，再推广到全国。具体来讲，最为典型的就是根据不同阶段改革开放的需要，相继建立了经济特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新区以及自由贸易试验区等。
为了在经济制度变迁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同时保持经济发展的稳定，就必须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市场经济制度较易建立的地方开始，经济特区应运而生。1980年中国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1988年又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经济特区是以引进外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主的区域，一般设置在地理位置较为优越、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比重较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区。这些地区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制约较小，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外资经济比较容易发展。在当时投资环境较差的情况下，为了吸引外资，中央赋予这些地区特殊优惠政策，包括税收优惠、金融优惠、土地厂房使用权优惠、固定资产折旧优惠以及放宽外汇管制等。这些特殊优惠政策对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引进外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构建了经济特区独特的经济竞争优势，使经济特区以超常速度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并有效带动了全国的经济增长，也为全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窗口”和“试验田”作用。在经济特区实行特殊优惠政策，固然对突破旧制度、建立新制度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却不符合市场经济所固有的公平竞争规则，不符合经济制度变迁的最终目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特殊优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狭小直至消亡，而普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宽大直至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又先后建立了一批包括深圳、厦门经济特区在内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经济制度变迁从重点突破、单方面改革向综合配套改革转变的必然产物，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必然选择。顾名思义，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核心在于全局性、系统性、链条性，要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以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城乡、生态等方面多领域进行制度创新，形成相互补充、相互配套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以增强各方面、各领域、各层次的协调性，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中央选择有一定代表性又符合条件的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并把解决各地区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与攻克全国性制度创新难题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全面系统的制度创新，率先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全国其他地区的综合性配套改革发挥示范作用。应当说，创建经济特区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都是为了促进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如果说经济特区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開辟了道路，那么，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则是与经济特区一起，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创造条件[8]。
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规模效益的存在决定了市场经济是开放的。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扩大，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市场经济与外部的市场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为了适应新时代经济制度创新和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国范围内相继建立了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深化制度创新和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高地，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通过深化改革加快商品、服务、人才、资本、技术、信息等的国际流动，通过市场机制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同时，要从商品和要素市场的开放上升到市场规则的开放，不但要学习发达国家好的经验，也要坚持和推广自己好的做法，还要为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完善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优化作出积极贡献。截至2020年9月，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已形成260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为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也有效促进了国内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目的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要求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但需要逐步推进，还要求制度变迁是系统性的。这里基于中国市场体系的发展，进一步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的渐进性与系统性。高标准的市场体系要求实现市场准入畅通、开放有序、竞争充分、秩序规范：国内市场统一，不仅仅是地理空间上的统一，还包括市场规则的内在统一，要消除各种行政障碍，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市场开放不仅仅是对外开放，对内也要开放，即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部门之间相互开放，形成跨部门、跨地区、跨城乡、跨行业的商品和要素资源自由流动的统一市场体系;完整的市场体系不仅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商品市场，还包括资本、劳力、土地、技术、信息等要素市场，不仅包括现货市场，还包括期货市场。完整的市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分阶段逐步推进，进而具有渐进性、顺序性，具体表现为商品市场发育、要素市场发育和期货市场发育三个不同阶段。
与计划经济制度相辅相成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只承认消费资料是商品，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更不承认要素是商品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商品关系“只限于个人消费品”。。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把商品的范围从消费资料扩大到生产资料，但也明确提出“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不是商品，土地、矿山、银行、铁路等等一切国有的企业和资源也都不是商品”。因为这涉及要素和资源的核心问题，即所有制问题。然而，经济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通过放开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购销和价格，使商品供给根据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而变化，使供给与需求相匹配，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就要求要素配置也要市场化，让要素能够根据市场信号进行自由流动、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没有要素市场对资源进行市场化配置，只能发挥微观组织的比较优势，无法通过要素的自由流动提高要素生产率和报酬率。此外，要素市场还可以通过地区间、城乡间的要素流动和配置，缩小地区间、城乡间的差距。因此，没有充分发育的要素市场，也就没有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一个重要理论创新，就是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础性作用”上升到“决定性作用”，从而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理论基础[9]。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正式发布，这是中央关于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第一份文件。
浅述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的毛概论文字【】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建设和发展步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形势很好，城市正处于一系列激烈的社会经济变革之中，面对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调整、城市急剧扩张和城市化进程日益加速等诸多变化，传统城市规划受到了空前的挑战。提出了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如何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把握好规划原则，适应政府职能的转变，真正成为政府的重要职能部门。城市规划管理工作来说是问题与成绩同在，机遇与挑战并存。因此，有必要对当前城市规划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原因进行分析，寻求解决对策，使我们的城市规划和建设事业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改革开放城市规划建筑管理。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发展，城市管理工作日益得到重视。实现城市化、构建和谐社会则必须加强城市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如何提高城市的管理水平，一直是城市政府的努力方向，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城市管理现状和问题，并浅谈相应的对策，提供部分个人意见完善城市管理体系和政策法规，优化城市管理环境。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城市规划被认为是“国民经济计划的继续和延伸”。因此，城市规划对城市建设的调控主要采取的是一种机械的目标管理和计划控制的方式。但是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城市建设也逐步由以前的政府投资行为，转变为市场调节为主的多元投资行为。城市的开发建设表现为多种经济法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或者是经济法人与公众利益的关系。传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城市规划体制无论在自身机构、管理机制、还是规划方法等方面都难以适应这种新的经济关系。
主要表现在，一是传统的城市规划对城市土地和空间资源价值认识不足，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城市建设资金短缺；二是传统的规划管理强调的是计划性和强制性，若严格按照城市规划进行管理，则投资商没有任何选择余地，容易影响投资商的积极性，若规划执法不严又容易产生各种腐败现象；三是城市规划代表的是城市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目前我们低规格的城市规划管理机构（有的城市还没有独立的城市规划管理机构），难以承担起市场经济条件下调整和协调经济法人与公众利益关系的职能；四是传统的城市规划是以土地利用控制为核心的一种静态的物质规划，规划缺乏实施可行性论证和评估，造成了规划的目标过于僵化，实施中缺乏可操作性，难以适应干变万化的市场，从而造成大面积的违法建设；五是传统城市规划关注的是既定规划蓝图的实现，而忽视了城市规划对城市土地开发过程的调控功能，容易引起土地的投机活动；六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商对经济效益过度追求往往会侵害公众的利益，造成土地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而作为城市整体利益的代表，城市规划部门难以对这类行为进行有效的干预和调控，使得公众利益受到损害，社会公益事业的建设得不到有效保障；等等。
归结起来就是，我们传统的城市规划管理机制还难以协调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多种经济法人之间以及多种经济法人与公众之间的利益关系。这就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新的挑战。
建筑是组成城市的基本细胞，精制而富有特色的建筑最能展示城市的艺术性。建筑广义概念包括单体建筑物及桥梁、堤坝、高架快速路、电视塔等构筑物，是对城市形体环境质量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
城市规划的内容也能够细微到桌椅、灯具甚至标志物，是与建筑管理仍有质的区别。城市规划对城市是从整体形象把握，即使具体到任何细小局部时，设计师依然将每个细部作为城市空间体系中的一个部分进行设计，而建筑管理只是关心在特定空间的某一建筑，却很少关心它的邻居，缺乏对城市空间的总体认识和把握。
这就存在一个协调上的问题。城市规划以城市和建筑群体空间环境作为主要对象，而一个好的城市规划则在于整体环境的和谐、优美，不仅仅是单纯的建筑单体设计。沙里宁(en)在《论城市》中提出城市体形环境设计的三条原则，其中第二条就是“相互协调的原则。”他继承了c。西特的《城市建设艺术》一书中总结中世纪欧洲城市建设艺术中强调的“互协调要素”，并加以发展，指出自然界虽然千变万化，但又是相互协调的，因此，在人类建设新城也应该遵守这条原则。在沙里宁的实践中，把建筑管理、户外空间以及园林绿化等融为一炉，形成一个完整和谐的整体。
而我们的城市，最缺的就是关系，建筑与环境之间没有关系，建筑物与建筑物之间没有关系。单独看，有些还不错，放在一起就是乱七八糟。我认为这不是单纯建筑的问题，而是城市规划建筑管理相协调的问题。城市规划并不直接设计建筑，但是却对其区位、布局、功能、形态，包括体量、色彩、质地及风格等提出合理的控制与引导要求。要实现城市规划与建筑管理的协调，那么建筑实体对城市环境的影响，关键不在于一楼一房本身的优劣，而是建筑体和构筑物的群体效应，如对城市天际线的影响。组织建筑群体时，既要考虑其在城市环境中的历史文脉，也要考虑其环境文脉。古、旧建筑能够反映城市历史和城市文化，要尽力予以积极保护和合理利用。
城市建设既是提升地方形象、实现和谐人居的现实需要，又是改善投资环境、扩大对外开放的必然要求。建议在城市建设与管理中注重把握以下几点：
3.1规划与建设相统一。
以科学规划引领城市建设，以高起点规划提升城市品位，准确把握城市定位，把产业发展纳入城市规划与建设之中，依托当地城市特色产业的支撑，促进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双轮驱动。通过专业市场、现代物流和科技创新服务，构筑共建共享的城市平台，放大产业的集群效应、联动效应和辐射效应。
对重要规划建设项目，通过专家咨询、社会公示、举行听证、动态巡查和跟踪监管等，增加透明度和认知度，增强执行力和公信力。城市建设项目必须严格执行规划，坚持建一项工程，创一个精品，出一个亮点。
3.2新城与老城相融合。
在推进城南新区建设的同时，加快城北片区拆迁改造进程。在改造新建时留足公共用地，增加绿地面积和健身场所，不断完善公共配套设施，改造一块，提升一块，切实改善老城区的人居环境。
新城区的建设和老城区的改造，应注重建筑风格、人文特色、水绿风情的有机融合。严禁乱搭乱建，加大违章建筑拆除力度，降低拆迁的难度和成本，推进城市和谐有序发展。
3.3局部与整体相协调。
沿街建筑应适当退让，高低楼应注意协调，建筑群不宜过密，留足绿地空间。尤其是沿街南侧的高层建筑不宜过高过密，应考虑过渡空间和采光空间，以提高城市的通透性。
更多地引进综合实力强、开发水准高的大型开发公司，建设规模较大、功能较全的小区，力求达到开发一个小区、建设一片新城。同时对原有老小区整合改造，逐步解决小区碎片化问题。街道、片区的建筑风格、建筑样式、建筑色彩要相对协调，一街一景、一路一品，打造各具特色的商业街、文化街、美食街。
3.4地上与地下相配套。
根据地面道路和建筑物布局及其功能，超前编制地下管网详规，统一建设地下给排水、供气系统和管线网络，解决地上与地下不够配套问题。
供电、电信、广电、移动通讯等部门应加强合作，尽量实行一管多用，使地下管网一次铺设到位。对地下管网建设滞后的地段，要统筹协调，同步施工，避免地面“一破再破”、反复修补。
加强城市消防配套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公共消防网络，特别应重视高层建筑的消防，确保城市消防安全。在地面增设车库和停车场的同时，加大地下和空中停车场规划建设力度，力求更多车辆进场入库、有序停放，以缓解停车难问题。
3.5软件与硬件相兼顾。
大力建设公共文化设施，不断完善社区文化网络，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活动。充分利用淮杂“非遗”品牌，打造淮杂传承基地，进一步放大淮杂特色文化效应。
总之，我们在城市的规划管理的过程中，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以科学的态度规划城市，以务实的作风建设城市，以人性化的措施管理城市，就一定能建设适宜人类居住的生态、和谐、美好城市。
[1]孙启广，浅谈城市规划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中华建设，2009年第8期。
[2]刘伟，浅谈现代城市规划的新思路[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上旬刊），2009年第1期。
[3]庞春雨，对现行城市规划法规体系的若干思考[j]，学术交流，2008年第8期。
改革开放的论文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改革开放后一系列经济制度变迁的结果。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并采取了渐进式、系统化推进策略以缓解改革阻力：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到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场规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进行了充分肯定、积极推广和科学优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系统化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因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不但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而且还实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要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变迁，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对外经贸高水平高层次发展，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还应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优势上升为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为其他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提供借鉴，并为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中国方案。
经济制度是由一组经济规则集合而成的，是对人们经济行为和方式的界定和规范，也是对经济主体利益关系的界定和维护。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来看，经济制度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随着生产力发展，经济制度也会不断变迁。人们对财富积累的追求使生产力持续进步，而从短期来看经济制度具有稳定性，经济制度可能促进也可能阻碍生产力进步;当经济制度阻碍生产力进步时，就必然要求改变经济制度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因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经济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然而，任何一种经济制度都会形成与其相依存的、相对均衡的利益格局，并被视为是合法的、不可侵犯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就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变革。从理论上说，经济制度变迁是用效率更高的新制度替代旧制度，新制度具有旧制度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终究会给全体社会成员带来日益增进的利益。但是在新制度的积极效应还没有完全释放以前，经济制度变迁必然会使有些既得利益者（即获得较大相对利益的人群）受到暂时性甚至长期性的利益损失。因而，旧经济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往往会反对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阻碍者;而能够从新制度中获得更多利益的经济主体往往会拥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推动者。需要强调的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国家和政党的形成与发展，使政府在经济制度变迁中起到关键作用。而政府本身（尤其是地方政府）也是经济行为主体和利益相关者，加上多元化经济、社会、政治理论和道路的并存，对于生产力进步驱动的经济制度变迁，政府可能是倡导者和推动者，也可能是抵制者和阻碍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站了起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苏联模式的影响下，中国建立了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中国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但这是一种集权式的经济制度，其固有的集中过度、统得过死等弊端严重地束缚了地方、企业、个人等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在当时乃至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都是一种低效率的经济制度。因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必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创造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在短短的四十年间使中国富了起来强了起来。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本身的成效及其带来的经济增长绩效都是极其显著的，并且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是稳定的、健康的，但这并不代表没有阻力。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虽然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但这种转变也是系统性的，必然带来利益分配格局的大调整，尤其是“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利益关系产生了巨大变化。因此，利益受损者会支持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合法性，反对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形成经济制度变迁的阻力。此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总体上是实践先于理论的，因而其还会受到传统社会主义理論和观点的干扰。对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选择了渐进式推进的模式[1]，即从改革阻力最小的领域入手，尔后逐步创造条件继续向前推进。目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深化阶段，将涉及更多的利益调整，可能面临更大的阻力。因此，有必要充分借鉴渐进式、系统化改革的经验，妥善处理好各市场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以进一步推动和深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邓小平指出：“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农村改革取得成功以后，我们就转到城市。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更复杂，而且有风险。”[2]117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选择农村为突破口，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阐述：
第一，农村是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严重的社区，从相对意义上说，农村居民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牺牲者”，而城市居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受益者”。突出的表现是，搞了20多年的社会主义，许多农民连温饱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同志的重要论著《摆脱贫困》，主要也是研究农村的贫困问题以及如何脱贫致富。因此，广大农民群众对改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更高的积极性。与之相联系，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在启动阶段表现为“自下而上”地推进，带有很大程度的自发性。因此，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属于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称为需求主导型的制度变迁）。这种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是市场取向的制度变迁，是建立在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制度变迁，或者说是收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制度变迁。这种带有自发性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充分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众求生存、求发展的内在要求，其核心是把生产经营自主权还给农民，让权、责、利高度统一于农户。这种新制度的创立，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积极性，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了长期想解决而又未解决的温饱问题。
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取得如此显著的绩效，根本原因在于其把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承包户）真正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即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从一开始便具有市场化取向。塑造微观市场经济主体的核心是产权很明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在土地所有权属于农民集体的前提下，将农村土地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等划归农户所有，实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5]马克思这里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个人所有制，而是集体所有制与个人所有制有机结合在一起。按照传统的所有制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但是，根据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可以分开的。通过用益物权法可以**这个难题。用益物权是指非所有权人对他人所有的物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当用益物权人在遵守相关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对他物权依法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时，所有权人不得干涉用益物权人行使上述权利。农户有了明晰的土地产权，则会形成刚性的市场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6]。该制度变迁源于农民自发的行动，是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是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制度变迁，也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是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方向，是正确的方向。与此同时，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也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一方面，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肯定、推广和优化比如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就是党和政府根据经济发展实际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進一步优化。，使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成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并有效促进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显著提高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在肯定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的同时，也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即坚持农村土地所有权归农民集体所有。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较大规模的包产到户在全国曾经出现过三次，但都被“自上而下”地压下去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也是被禁止或限制的，中央文件对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的态度先后经历了“不准包产到户”“不要包产到户”“少数边远山区和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直至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才明确指出家庭承包制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可见，对待人民群众自发推行的经济制度变迁，只要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政府都应予以支持，并积极进行推广和优化。邓小平同志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的。”[3]711-712***同志也指出，在农村选择什么样的经营制度，“要尊重农民意愿和维护农民权益，把选择权交给农民，由农民选择而不能代替农民选择。”[4]59从这里我们可以更深刻体会到***同志“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经济制度变迁中的指导意义和战略作用。
农村经济制度的变迁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功，必然会触动城市经济系统，进而引发城市经济制度的变迁。但与农村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经济制度变迁不同，城市改革是供给主导型（或政府强制型）的制度变迁，无论是财税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住房制度还是户籍制度，城市改革都表现为自上而下地推动。之所以会有如此显著的差别，原因在于城市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强大的地方，制度变迁带来的利益分配格局变化较大，改革的难度也大;而农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方，改革比较容易推进。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一样，城市经济制度变迁的方向也是市场化，但由于是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往往不容易一步到位，在改革初期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双轨制”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比如，“农民工”“城中村”等是城乡二元制度在城市的缩影。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是“扬弃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不是（也不能）采取推倒重来的“休克疗法”，不能即刻废除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既要依靠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又要进行经济制度创新，这是不可回避的矛盾。变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必然涉及经济利益的重大调整，如果步子迈得过大，既得利益集团难以接受，而其往往又具有占主导地位的话语权，改革会面对相当大的阻力，这就需要进行渐进式的改革。首先是选择能使所有人都能获得利益增进的经济制度变迁，如前所述的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其次则可以选择使部分人利益增进但又不损害（或损坏很少）其他人既得利益的经济制度变迁，即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领域率先改革，也称之为从“制度外改革”或“增量改革”入手。这种制度外增量改革突出表现在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上。
邓小平同志指出，“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2]238“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3]631乡镇企业之所以被称之为“异军”，是因为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下国有企业是“正规军”，国家工业化的推进要依靠城市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工业化与城市化相辅相成。谁也没有料到在广大农村也会自发地发展出与“正规军”（即国有企业）相竞争的乡镇企业（即草根企业），而且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市场化的，进而形成一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之外的在市场经济中运行的“异军”。早在1985年，乡镇企业产值就超过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成为发展农村经济、扩大农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渠道;20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2年乡镇企业总产值达16万多亿元，相当于1985年全国社会总产值;其中乡镇工业总产值达12万多亿元，约占当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5%，从业人员超过1亿人，与当年国有企业的职工人数相当。改革开放以来，很多有效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包括“长三角模式”“珠三角模式”“温州模式”以及“晋江模式”，都是建立在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基础上的。
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也是制度外增量改革的重要方面。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是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提高的，没有非公有制经济，就没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发展起来的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城镇新增就业的主渠道，对经济增长、国家税收、居民收入、科技创新以及对外贸易等的贡献份额持续上升，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中国民营经济对税收的贡献率超过50%，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60%，在高新技术企业中的占比超过70%，提供城镇就业超过80%，对新增就业的贡献达到90%。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占主体地位的国有企业），资本实力较为雄厚，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非公有制企业机制灵活，能够较好适应市场经济多变性和不确定性的要求，具有较强的市场潜力和增长能力。无论是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三个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创新和发展。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济质量不断提高的制度保证，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的集中表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匹配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种分配制度有利于兼顾效率与公平，防止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阶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匹配的经济运行机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将公有制经济主体与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置于统一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場竞争。
现在回顾起来，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增量改革，要做到完全不触动既得利益者是不可能的。因为传统经济制度结构下的利益结构是处于一种相对均衡状态的，并且各经济主体在此利益结构下的既得利益是受法律和制度保护的。传统经济制度外的增量改革推进到一定阶段，必然会打破制度交易的平衡，从而使传统既得利益者受到一定程度的利益损害。市场空间总是有限的，增量制度变迁的产物——乡镇企业、非公有制企业或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必然会对传统公有制企业的既得利益造成较大的冲击，两者成为竞争对手，冲突和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只是这种损害程度比起制度内存量改革要小得多，相对比较容易被既得利益者所接受。因此，只进行制度外增量改革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不是最优方案，只能说是次优方案。还必须进行制度内存量改革，将公有制企业也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并构建统一的市场体系、市场规则和市场运作机制，让其与非公有制企业在相同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场竞争和合作，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
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能够迅速打开局面，并不断地向纵深推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家庭承包制的建立和乡镇企业的崛起。如果说家庭承包制把“一统天下”的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打开了一个缺口，那么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则使中国经济制度不可避免地朝着市场化的方向演变。但是，这两项制度变迁都是农民自己创造的，都是源于农民群众的自发行动。农村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发源地，但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绝对离不开城市改革，离不开国有企业改革。在城市经济制度变迁及其制度内存量改革的启动阶段，为了减轻制度变迁遇到的阻力，在很多领域并没有立改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而是先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框架内做些政策性调整。这里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例进行分析。
为克服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对国有企业统得过死的弊端，改革开放后首先实施了对国有企业“扩权让利”的过渡性政策，即把一部分权力和利益下放给地方、企业和个人（包括利润留成、利改税和承包经营责任制等政策调整），以利于调动地方、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但是，一般情况下，这种政策性调整，只有激励机制，而没有约束机制，往往会导致工资、奖金、福利等的增长速度超过企业利税的增长速度，进而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从政策性调整转入制度创新。建立硬预算约束机制则是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重要标志，只有建立起硬预算约束机制，才有可能把国有企业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而要形成硬预算约束机制，必须具备四个基本条件：一是企业必须为自己占有的生产资源支付代价，二是企业必须按事先规定的标准向国家上缴利税，三是企业经营亏损时不能随意获得国家的财政补贴，四是企业必须严格遵守各项契约（包括信贷契约、商业契约等）。因此，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经过多年的改革实践探索，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股份制或公司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模式。
但是，要把传统的国有企业制度改造成为股份制或公司制，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尤其是国有资产产权问题。比如：如何准确评估国有资产价值，以防止在转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如何有效保障国家、集体和个人作为股东的合法权益，进而建立合理的产权激励和约束机制以及风险防控机制;如何管控国有股权交易，使国家、企业和个人能够平等分享国有资产增值利益;国家的股东职能应由政府的哪个部门代理，以有效避免可能出现的政企不分;等等。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标志着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通过产权流动或转换推动资本流动和重组，使包括资本在内的各种要素可以根据市场需求从效益低的部门流向效益高的部门，进而促进生产的集聚与集中以及效率的提高。与此同时，在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过程中，还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即国有股占绝大比重，導致股份制或公司制改造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因此，还需要为重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营企业进入创造有利的条件。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必须强调的是，国有企业改革离不开市场化的推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任何权利的获得都应通过市场交换实现，所有权也不例外。不完全的市场条件必然导致不完全的所有权形态，扭曲的市场关系必然造成扭曲的所有权关系。所以，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
进一步从产权制度改革来看农村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的差异性。表面上看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具有相似性，都是“两权分离”关于“两权分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需要从理论上厘清所有制与所有权的关系。西方经济学离开所有制关系谈所有权，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马克思提出了科学的所有制和所有权理论：所有制是一个经济范畴，是一系列经济关系的产物，所有权则是所有制关系的法律表现。所有制关系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其主体是同一的;所有权也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但与所有制不同，所有权的主体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分离的，即分属于不同主体。马克思把所有权关系或财产关系定义为“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7]。既然是法律用语，法律可以对此作出具体的规定，进而使所有权与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相分离有了法律依据。（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但两者的“两权分离”所带来的委托代理成本具有本质区别。由于所有者与经营者利益的不一致，所有权人把资产或资源委托给经营权人经营，就会产生代理关系带来的代理成本，使经营者的经营方向有可能偏离所有者的目标。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承包农户则是集体成员，经营者与所有者的目标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加上农业家庭生产经营规模及监督成本较小，因而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几乎没有代理成本;同时，包干制使农户的经营绩效与其自身收益密切相关，进而极大地激发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和经营活力，也为农民走向市场扫除了障碍。而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相对于“农民集体”，“全民”更为抽象，也有更多的目标取向，导致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可能具有较大的不一致性，加上企业生产经营规模较大、组织运行较复杂，监督成本也较高，因而国有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会产生较大的代理成本;同时，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收益与经营绩效的关联度相对较小，其努力程度也难以衡量，如果没有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但可能产生激励不足问题，还可能引发寻租、利益输送等弊端。此外，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和政府干预的惯性，简单的“两权分离”并不能使国有企业转变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还需要在诸多领域进行相应的市场化改革。可见，公有化程度越高的领域，改革的难度越大，产权越难明晰，越难与市场经济接轨。因此，某种意义上讲农村经济制度变迁是一步到位的，并在短期内取得了巨大成效;而国有企业改革面对的利益关系要复杂得多，需要逐步推进，其短期绩效也逊色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
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制度，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是难以想象的，阻力也是相当大的。加上没有现成的经济制度和经验可供借鉴，中国的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没有一下子全面铺开，而是在实践中探索前进，选择了以点带面、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路径。这种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在地域上表现为：先在条件较好的地区通过发展市场经济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再通过辐射效应带动全国的经济增长和市场经济发展;先在有条件的地区进行改革试点，再推广到全国。具体来讲，最为典型的就是根据不同阶段改革开放的需要，相继建立了经济特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新区以及自由贸易试验区等。
为了在经济制度变迁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同时保持经济发展的稳定，就必须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市场经济制度较易建立的地方开始，经济特区应运而生。1980年中国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1988年又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经济特区是以引进外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主的区域，一般设置在地理位置较为优越、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比重较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区。这些地区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制约较小，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外资经济比较容易发展。在当时投资环境较差的情况下，为了吸引外资，中央赋予这些地区特殊优惠政策，包括税收优惠、金融优惠、土地厂房使用权优惠、固定资产折旧优惠以及放宽外汇管制等。这些特殊优惠政策对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引进外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构建了经济特区独特的经济竞争优势，使经济特区以超常速度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并有效带动了全国的经济增长，也为全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窗口”和“试验田”作用。在经济特区实行特殊优惠政策，固然对突破旧制度、建立新制度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却不符合市场经济所固有的公平竞争规则，不符合经济制度变迁的最终目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特殊优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狭小直至消亡，而普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宽大直至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又先后建立了一批包括深圳、厦门经济特区在内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经济制度变迁从重点突破、单方面改革向综合配套改革转变的必然产物，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必然选择。顾名思义，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核心在于全局性、系统性、链条性，要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以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城乡、生态等方面多领域进行制度创新，形成相互补充、相互配套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以增强各方面、各领域、各层次的协调性，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中央选择有一定代表性又符合条件的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并把解决各地区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与攻克全国性制度创新难题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全面系统的制度创新，率先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全国其他地区的综合性配套改革发挥示范作用。应当说，创建经济特区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都是为了促进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如果说经济特区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開辟了道路，那么，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则是与经济特区一起，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创造条件[8]。
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规模效益的存在决定了市场经济是开放的。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扩大，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市场经济与外部的市场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为了适应新时代经济制度创新和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国范围内相继建立了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深化制度创新和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高地，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通过深化改革加快商品、服务、人才、资本、技术、信息等的国际流动，通过市场机制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同时，要从商品和要素市场的开放上升到市场规则的开放，不但要学习发达国家好的经验，也要坚持和推广自己好的做法，还要为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完善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优化作出积极贡献。截至2020年9月，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已形成260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为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也有效促进了国内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目的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要求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但需要逐步推进，还要求制度变迁是系统性的。这里基于中国市场体系的发展，进一步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的渐进性与系统性。高标准的市场体系要求实现市场准入畅通、开放有序、竞争充分、秩序规范：国内市场统一，不仅仅是地理空间上的统一，还包括市场规则的内在统一，要消除各种行政障碍，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市场开放不仅仅是对外开放，对内也要开放，即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部门之间相互开放，形成跨部门、跨地区、跨城乡、跨行业的商品和要素资源自由流动的统一市场体系;完整的市场体系不仅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商品市场，还包括资本、劳力、土地、技术、信息等要素市场，不仅包括现货市场，还包括期货市场。完整的市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分阶段逐步推进，进而具有渐进性、顺序性，具体表现为商品市场发育、要素市场发育和期货市场发育三个不同阶段。
与计划经济制度相辅相成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只承认消费资料是商品，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更不承认要素是商品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商品关系“只限于个人消费品”。。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把商品的范围从消费资料扩大到生产资料，但也明确提出“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不是商品，土地、矿山、银行、铁路等等一切国有的企业和资源也都不是商品”。因为这涉及要素和资源的核心问题，即所有制问题。然而，经济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通过放开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购销和价格，使商品供给根据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而变化，使供给与需求相匹配，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就要求要素配置也要市场化，让要素能够根据市场信号进行自由流动、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没有要素市场对资源进行市场化配置，只能发挥微观组织的比较优势，无法通过要素的自由流动提高要素生产率和报酬率。此外，要素市场还可以通过地区间、城乡间的要素流动和配置，缩小地区间、城乡间的差距。因此，没有充分发育的要素市场，也就没有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一个重要理论创新，就是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础性作用”上升到“决定性作用”，从而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理论基础[9]。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正式发布，这是中央关于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第一份文件。
在中国经济制度变迁过程中，消费资料市场、生产资料市场、要素市场和期货市场的发育呈现明显的渐进性和顺序性，要素市场、期货市场的发育相对滞后。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观方面的原因主要是：认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公有的土地是不能买卖的;劳动者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人，劳动力不应当成为商品;既然土地和劳动力这两个最基本的要素都不是商品，不能进入市场流通，那么就不存在要素市场。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要在于：新中国成立后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追赶型经济发展战略，而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当时的条件下所必需的资本原始积累只能由“三农”来承担，其主要途径是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和城乡要素价格剪刀差，这就必然会抑制农村要素市场的发育，比如严禁农村劳力、土地在市场上流通和交换。中国“三农”问题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是其中重要的原因。长期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在供给侧。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供给侧和需求侧都有影响，但并没有改变供需关系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供给侧。只有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才能促使要素从低效领域向高效领域流动，提高要素质量和要素配置效率，推进经济发展动力转变、效率提高、质量提升，从而不断优化供给结构。而要发挥市场在资源（或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立健全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就必须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步伐，推动政府从“定价格”向“定规则”转变。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要素流动都要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直接干预，通过市场竞争形成要素价格，进而调节要素市场的供求关系，优化要素资源配置。
随着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形成与发育，客观上要求建立规避市场价格风险的机制，以防止市场供求和价格变化对经济社会正常运行造成的严重冲击。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规避和转移市场价格波动风险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借助于政府的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特别是经济手段，即根据不同时期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实施不同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过多的政府干预，不利于市场的发育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另一种是借助于市场经济所特有的自我调节、补偿和平衡功能，将价格波动风险进行分解和转移，比如由风险投资者承担，这主要是通过期货市场来实现。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相辅相成，是现代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基本功能有两个：一是规避价格波动风险，即通过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有效分解和转移现货市场中的价格波动风险;二是提供较为正确稳定的预期价格信号，减轻和削弱资源配置中可能出现的盲目性和短期行为，使价格信号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积极作用。因此，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还需要积极发展健康的期货市场。
除了各类市场发育程度参差不齐，要素市场和期货市场发育明显滞后外，当前中国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还面临诸多难题，主要包括：一是与城乡二元制度结构相联系的城乡市场分割仍然存在，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有待完善，若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城乡差别不断扩大的趋势将难以扭转;二是由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改革造成的市场分割较为严重，地方和部门利益膨胀限制了要素在地区间和部门间的自由流动，不利于区域和产业协调发展，也不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三是如何解决数据要素的确权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将数据作为一种新型要素提出，目的是促使其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当前中国制造业面临比较优势明显削弱的挑战，要重塑制造业国际竞争优势，必须加快推进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但是，数据交易中如何确權、单位是什么等问题尚在探索之中。，还有待于深入研究;四是市场规则建设滞后，市场交易行为不够规范;等等。由此可见，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需要积极推进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还很艰巨。
***同志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也是改革开放后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的结果。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起源于农民自发性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创新，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市场化取向，并逐步而坚定地系统化推进：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到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场规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渐进性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以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而又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为严重的农村为突破口，从农村到城市，从增量到存量，从政策到制度，从局部到全局，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是为了更好地协调各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减轻改革阻力，以维护制度变迁中的经济社会稳定。同时，这种渐进性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进行了充分肯定、积极推广和科学优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系统化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不但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而且还实现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但仍需不断完善，而且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将面临更多更大的利益关系调整，可能会有更大的阻力。今后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市场化方向，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也要处理好各方利益关系。新时代的经济制度变迁要着眼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也要放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必须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经济制度变迁，一方面要进一步促进生产力进步，实现充分发展;另一方面要平衡好地区间、部门间、群体间的利益关系，实现协调发展。在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经济制度变迁也要促进高水平高层次对外经贸发展，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强。在新冠疫情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等的冲击下，世界经济下行而中国经济独好，反映出中国的市场经济至少在集中力量办大事、减缓经济波动、缩小贫富差距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基于市场化方向，中国以往的经济制度变迁学习和借鉴了发达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有益经验，今后也需要学习和借鉴，但更应挖掘本土经验并进行系统化集成，以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势。因此，应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优势上升为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为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提供借鉴，并为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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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史论文心得体会
改革开放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基石，对于中国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研读相关论文，深入了解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和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我对改革开放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这篇论文中，主要分为五个部分进行叙述：改革开放的背景，改革开放的成就，改革开放的挑战，改革开放的启示以及对于未来的展望。
首先，改革开放的背景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在改革开放前面临了许多深刻的问题。经济发展滞后，社会秩序动荡，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较低。在这一情况下，中国决定改革开放，为社会发展开辟新的道路。改革开放的初衷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推动中国的发展。因此，改革开放并不只是一种选择，而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
其次，改革开放带来了巨大的成就。通过引进外资、开放市场、进行国有企业改革等措施，中国的经济快速崛起，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改革开放还促进了科技创新和社会进步。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也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这些成就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还包括社会制度、文化传承等方面。
然而，改革开放也面临着许多挑战。经济增速放缓、环境污染、社会不公等问题成为了改革开放时期社会发展的阻力。这些挑战提醒我们，在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需要寻找更加可持续的发展路径，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和环境保护。只有解决了这些挑战，才能够确保改革开放取得更加可持续的成果。
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启示。首先，改革开放告诉我们，只有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其次，改革开放告诉我们，只有开放的心态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机遇。再次，改革开放告诉我们，只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够促进社会稳定和谐。这些启示将指导我们在未来的发展中继续不断前进。
最后，对于未来，我充满信心。改革开放让中国走过了漫长的一段历程，但仍然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未来，我相信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不断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同时，我也相信中国的改革开放经验将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借鉴，推动全球的繁荣和发展。
综上所述，通过研读改革开放史论文，我对改革开放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的必然选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面临着诸多挑战。通过改革开放，我们学到了许多宝贵的启示，并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我相信，随着中国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我们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改革开放的论文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从播下革命火种的小小红船，到领航复兴伟业的巍巍巨轮，在百年奋斗历程中，我们党领导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书写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宝贵经验和精神财富。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丰富生动的教科书”。用党的伟大成就激励人，用党的优良传统教育人，用党的成功经验启迪人，用党的历史教训警示人，能够让我们认清历史方位，汲取前行的智慧与力量。
从1921年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走过了整整一百年的历程。这是用鲜血、汗水、泪水、勇气、智慧、力量写就的百年;是筚路蓝缕、披荆斩棘、艰苦创业、砥砺前行、充满艰险、充满神奇的百年;是苦难中铸就辉煌、挫折后毅然奋起、探索中收获成功、失误后拨乱反正、转折中开创新局、奋斗后赢得未来的百年。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主题和主线;“不懈奋斗史”“理论探索史”“自身建设史”，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主流和本质;把革命、建设、改革、复兴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鲜明特征;逐步实现救国、兴国、富国、强国的奋斗目标，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庄严使命。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可以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建立至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1949年10月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从1978年12月至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从2012年11月至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这四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完成和推进了四件大事。四件大事铸就了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
翻天覆地：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推进富国大业。
如何结合国情，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既然是探索，就会有失误。我们党在取得探索成果的同时，从1958年以后也开始出现失误甚至是严重失误，发生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挫折以及影响全局长达十年之久的“*****”内乱。面对“左”的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我们党进行了深刻反思。1978年9月16日至18日，邓小平同志在东北考察时讲：“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同年12月13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这就是那篇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他强调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这个讲话实际上成为此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成为新时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造成的危难局面，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定“三步走”发展战略，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创立邓小平理论，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中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989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国内外纷繁复杂的形势，在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坚定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据新的实践确立党的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创了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
2002年党的十六大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紧紧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积极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形成科学发展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成功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社会保持长期稳定。从1978年至2012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先后超过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出口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成为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继英国、美国、日本、德国之后的“世界工厂”，并于2010年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
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
改革开放史论文心得体会
改革开放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的实施使得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我在学习过程中深入了解了这一历史事件，并从中得出了一些重要的心得体会。本文将以五段式展开，从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和个人层面阐述我对改革开放的心得体会。
首先，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注重引进外资和技术，开展了一系列的经济体制改革，如建立特区、开放沿海城市等。这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力支持，并成功地吸引了大量外商投资。随后，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推行了一系列的开放政策，促进了贸易自由化和全球化。我深切体会到，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经济脱胎换骨，迅速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为中国人民带来了物质上的丰富和生活品质的大幅提升。
其次，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改革开放的实施使得中国逐渐形成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这使得中国政治逐渐向更加开放、民主和法治的方向发展。政治体制的改革不仅加强了国家的治理能力，也为人民提供了更多的政治参与机会。我认为，改革开放为中国政治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进一步推动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
第三，改革开放对于中国文化的变革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大大加强，这使得传统文化得到更多的传承和挖掘，同时也吸纳了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元素。作为一位年轻人，我深刻感受到中国年轻一代思想观念的多元化和开放性的特点。改革开放使得中国年轻人更加关注时尚与流行，积极参与各种文化活动，从而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和多样化。
第四，改革开放深刻影响了中国教育体制和教育理念。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教育体制以“铁饭碗”为主导，缺乏创新和灵活性。而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实行素质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教育的改革为每个学生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发展自己的特长和潜力。正是通过这种教育改革，中国培养了大批才华横溢的人才，为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持。
最后，改革开放对于个人而言，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和自由。我作为一个年轻人，通过改革开放，可以自由选择追求自己喜欢的事业和生活方式。我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国际交流和合作机会，为自己的未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总的来说，改革开放使中国实现了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迈向现代的历史转变。通过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就。我相信，未来的中国将继续探索和发展，不断适应时代的变化和需求，实现更多的发展和进步。对于我们年轻一代而言，我们应当保持进取精神，将自己的力量与中国的发展相结合，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改革开放的论文
实践证明，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改革开放条件下进行。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顺利推进改革开放的根本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围绕改革开放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特别是关于认真总结改革开放成功经验的重要论述，对于确保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把新时代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早在2012年12月31日，***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必须认真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并提出5点意见：第一，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沿着正确道路推进;第二，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在不断实践探索中推进;第三，改革开放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全面改革，在各项改革协同配合中推进;第四，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必须坚持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第五，改革开放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必须坚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推进。2018年4月13日，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讲到海南等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时，***总书记总结了“五个充分证明”，其中就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是改革的主体等。2018年10月，***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指出，我们要不忘改革开放初心，认真总结改革开放40年成功经验，提升改革开放质量和水平。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检验改革成效的标准，让改革开放成果更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并强调，总结好改革开放经验和启示，不仅是对40年艰辛探索和实践的最好庆祝，而且能为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强大动力。这些重要经验总结，主要围绕改革开放方向和道路、改革开放方法论、党的领导、人民首创精神等展开，构成了指导改革开放顺利推进的严密逻辑体系。
坚持正确方向和道路。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改革开放在方向和道路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改革开放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这个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当代中国不实行改革开放死路一条，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
改革开放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我们的方向就是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易张。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改革开放是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推进的，各种思想观念和利益诉求相互激荡，在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原则性问题上，我们必须具有强大的战略定力和政治定力，关键时候、重要场合要敢于亮剑。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首创精神。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首创精神，不仅是过去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重要法宝，也是新时代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基本遵循。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特质。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我们党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检验改革成效的标准，让改革开放成果更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着眼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关心的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突出问题，不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是改革开放的根本动力和力量源泉。***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深化，改革开放中每一个新生事物的产生和发展，改革开放每一个领域和环节经验的创造和积累，无不来自亿万人民的智慧和实践。”我们应尊重人民首创精神，不断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善于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推进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智慧力量。
坚持科学有效的方法。
科学的方法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在不断实践探索中推进。
***总书记强调：“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律，从实践中获得真知。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要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进行，加强顶层设计要在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来谋划。”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关于改革开放方法论的论述，不仅涉及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而且涉及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不仅注重改革实践中的大胆试验、大胆突破，而且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不仅坚持以问题导向深化改革开放，而且坚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开放;不仅包括创办经济特区，而且包括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不仅强调处理好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的关系，而且强调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等。此外，诸如“打铁还需自身硬”“空谈误国、实干兴邦”“逢山开路、遇河架桥”“功成不必在我”“钉钉子的精神”“踏石留印、抓铁有痕”“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等一系列既形象生动又铿锵有力的措辞，也构成了***总书记关于改革开放方法论论述的重要内容，体现了他一贯强调的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
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各项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政治保证，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关键和根本。坚持党的领导是方向性问题，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是完全正确的，充分证明了无论改什么、改到哪一步，都要坚持党的领导，确保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极大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增强社会发展活力，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推进新时代改革开放，必须旗帜鲜明坚持党的领导，将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改革开放方方面面。为此，要着力提高党把方向的能力和定力，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高度自觉推进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着力提高谋大局的能力和定力，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提高定政策的能力和定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实事求是，努力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提高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
改革开放论文范文
在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党带领全国人民不断开拓创新，积累了丰富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取得了巨大成就。回顾党领导改革开放的光辉历程和总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主要法宝党领导的改革开放是与解放思想紧密相伴的，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紧密相联。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推动下，我们党首先在思想领域内获得巨大解放，为我国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扫除了思想障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打开了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枷锁，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使全党思想获得了巨大解放。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们党开启了对社会主义再认识，提出要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一步摆脱了前苏联模式的束缚和对社会主义教条主义的理解，又一次巨大地解放了人民的思想；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正确认识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解决了姓“社”与姓“资”的迷雾，再一次极大地解放了人民的思想。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又掀起了解放思想的新高潮，进一步摆脱了制度崇拜和姓“公”姓“私”的思想束缚，还把非公有制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提供了新的突破口。特别是以建党八十周年的“七一”讲话和党的十六大为标志，掀起了新一轮以党自身为对象的解放思想的新高潮。其解放思想突出地表现在“三个解放出来”，摆脱了传统的党建模式崇拜和原则束缚，为新的社会条件下进一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以胡锦涛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必须坚定不移地解放思想”，认为这是我们“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党的十七大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号召全党要坚持解放思想、永不僵化、永不停止；党的十八大也进一步指出，解放思想是科学发展观最鲜明的精神实质,把“继续解放思想”提高到关系改革开放兴衰成败的战略高度，再次强调提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改革开放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不断向前推进，党的思想解放也必须随之向前发展，已成为我们党在工作中的新常态。我们要继续运用好解放思想这一法宝，把解放思想的新起点作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新的突破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不断推进解放思想。
社会生产力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根本任务改革开放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正因为我们党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始终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才推动了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快速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中，我们党强调改造社会的根本手段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们党经历了由广大农村的率先突破向着城市改革拓展，由几个特区试点向着沿海沿江和内地铺开以致全面展开，这些都是为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提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并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引人注目地放到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地位，还把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一项重要标准。党的十四大做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决策，进一步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党的十五大又明确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就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推进了解放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步伐；江泽民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历史过程，后来又提出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以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党的十六大以后，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提出一系列的方针政策，都是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也进一步推进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步伐。这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由上可知，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就是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社会生产力的过程，就是坚持以它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一项根本任务的过程，正如党的十八大所指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取向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不断提升和主人翁意识不断增强，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党所坚持和倡导的“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基本价值取向，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党纠正过去重国家利益轻个人利益的错误认识，提出要让人民群众拥有更多的物质利益，提出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提出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提出凡是符合人民利益、群众满意高兴的事情就坚持，提出“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跨世纪之交，党在科学判断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了“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提出要让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指出“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的十六大以后我们党提出，要坚持为人民群众办好事，做到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要牢固树立真心实意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提出只要真诚为人民谋利益，我们党的事业就会无往而不胜。党的十八大也指出，必须更加自觉地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中，中国人民感受到生活水平的提高，今天正在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进，体现了党领导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就是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以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使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断得到实现的过程，也就是坚持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取向的过程。
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课题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没有改变，我们党临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不断探索如何进一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就成为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战略课题。在改革开放初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面对国内外发生的深刻变化，提出全党要认真思考“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怎样才能叫善于领导”的问题；提出要按照革命化、知识化、年轻化和专业化的要求，坚持不懈抓党的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提出党要解决关于包括党的根本任务论、初级阶段论、市场经济论、精神文明论、义本质论和基本路线等问题的能力等等，这些都是探索如何进一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问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根据世纪之交变化了的新情况，提出党要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和总览全局的能力；提出了如何才能真正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为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这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这一时代课题。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要着力于推进党的执政方式的转变；号召全党要牢记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在新的赶考中取得优异成绩；提出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必须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习，大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进一步解决了新世纪伟大实践中怎样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大战略问题。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就是把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作为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课题的过程，也表明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实现执政使命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要切实改进党的作风，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巨大成绩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战略课题的最好解答。
社会主义的重要奋斗目标发展社会主义人民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我们党改革开放以来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改革开放中得到不断地丰富、发展和完善，人民民主的内容不断扩大，人民的各项民主政治权益越来越得到切实的保障。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也证明，党领导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不断实现和维护人民群众的民主政治权利的过程。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就提出和阐述了创造文明健康的政治生活的思想。党的十二大把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党在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目标，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并对党的组织制度作了重大改革。党的十三大更系统地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构想，提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要疏通党内民主渠道和健全民主生活，要切实保障党章规定的党员民主权利，提出要把民主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重要奋斗目标。党的十四大后，改革开放进一步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也进一步向前推进，提出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为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法理依据。党的十六大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作了高度概括，提出民主要更加健全，确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目标。
党的十六大以来，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继续推进。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指出，民主执政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执政的本质要求，要实现人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真正做到扩大人民民主，真正体现“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真正理解“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真正实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回顾改革开放的奋斗历程，我们可以看出，党形成了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形成了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机制，使基层民主的深度与广度得到切实发展，并使党坚定不移地走向政治文明，这也是改革开放赋予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荣使命。
改革开放的论文字
摘要：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是一个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渐进过程，我国改革开放34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与当年的那场实践标准思想解放大讨论是分不开的。没有解放思想，就没有今天的大好局面。只有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才有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关键期，时代进步需要我们继续解放思想，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的步伐。
关键词：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科学发展。
三十五年来，我国成功实现了从计划到市场，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所有这一切，都与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带领人民不断解放思想紧密相联，息息相关。
三十五年改革开放的进程雄辩地证明：旗帜、制度和道路决定大国兴衰。三十五年的改革开放大大促进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极大地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迅速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三十五年的改革开放描绘了了一幅大国崛起的历史画卷。
1、改革开放大大促进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1978年至2012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从3645.2亿元上升到51.93万亿元，平均年增长9.8%，2012年是1978年的142.5倍。
2、改革开放极大地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1978年到2012年之间，我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位，由第十位上升到目前的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国家财政收入1978年首次突破1000亿大关，达到1132亿元，2012年全国财政收入是117210亿元，2012年是1978年的103.5倍。进出口贸易额从1978年的206.4亿美元上升到2012年的38667.6亿美元，2012年是1978年的187.3倍，超过美国(38628.59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外汇储备1978年仅有1.67亿美元，2012年底余额达到了3.31万亿美元，2012年是1978年的19820倍。
3、改革开放迅速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35年来，我国迅速解决了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并总体上达到了小康。使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的30.7%下降到了2012年的10%。1978年，我国贫困人口为2.5亿，2012年减少到1.28亿，贫困人口比原来减少了49%。1978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379元人民币，而到了2012年，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38354元，是1978年的101倍。1978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居住面积仅为3.9平方米，如今城镇居民的人均居住面积已经超过30平方米。1978年私人轿车等于零，如今，私人轿车达到了5308万辆，大约有1.7亿多人拥有机动车驾驶证。1978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为68岁，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各国人口预期寿命数据，2010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4.83岁。
回顾改革开放三十五年，我们不难看出，解放思想孕育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创造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解放思想，就没有改革开放大门的打开，就没有中国的今天，就不可能开创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就不可能创造出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改革开放的每一步推进，都是解放思想为其创造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不断解放思想、不断推进改革开放中逐步明晰、发展前进的。
思想解放好比是改革开放的“总阀门”。打开这个“总阀门”，思想创造的源泉才会喷薄奔涌，改革开放才具有了原动力，各项事业才会在无限的空间中涌动起来，各项工作也才注入了生命力与创造力。
1、从计划到市场的体制转轨，激发了亿万群众的创造活力，打开了财富涌流的火山闸门。改革开放三十四年来，民营经济一枝独秀，一路凯歌，提供了越来越不能忽视的就业岗位和社会财富，为国营经济发展和正在进行的转调起到了良好的互动作用，毫无疑问，市场的发育是思想解放的硕果。
2、放眼未来，农村改革发展仍然是中华民族复兴巨轮的“压舱石”。纵向来看，伴随着三十五年改革开放进程，体制创新推动着农村的面貌有了沧海桑田的变化，这使我们对自己的事业充满信心和激情。但是，勿庸讳言，中国的问题，说到底，还是农业、农村、农民和农民工的问题。这个当前世界上最大的农民群体，要想有一个脱胎换骨的改变，尚需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激发智慧，再造辉煌。
3、有效参与国际分工，积极融入世界经济。基于对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准确理解，我们抓住了第三次经济全球化浪潮的难得机遇，搭上了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末班快车，创造了令世人嫉妒的“黄色”奇迹。如果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大解放，今天的局面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4、渐进式改革的路子，让我们划过了激流，走出了险滩，民族复兴之船扬帆起航。北方邻居俄罗斯的“休克”疗法，至今让这个民族没有缓过劲来，改革之痛不可谓不深。新一轮的思想解放融入了中华民族的睿智，使我们选择了渐进式改革的路子，先从体制外的增量改革开始，然后深入存量改革，从而避免了经济的大起大落，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软着陆”。渐进式改革的智慧选择，同样需要打破陈规、条条、框框束缚的思想创新。
三十五年的实践证明，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是一个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渐进过程，思想解放的深入推动了改革开放的进展，改革开放的需求又给思想解放提供了新的空间，思想解放在改革开放的最新成果中得到了认可与激励，改革开放在新的思想解放中得到进一步的巩固与提高，二者相互作用的结果是民富国强、民族振兴。无视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否认改革开放，思想解放也会化作海市蜃楼。
实践是变化无穷且不断发展的，这就决定了解放思想也必须与时俱进应时而变方能适应新的局面。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证明：实践的大发展无不伴随着思想的大解放，思想的大解放又每每促成了实践的大发展，面对新世纪的新问题新任务，要想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再续恢弘乐章，我们必须强化五种意识，进一步解放思想。
1、要破“旧”，进一步强化创新意识。“旧”即因循守旧，不思进取，拘泥于旧思维、旧模式、旧方法，用过去的眼光看待新形势，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因此，只有破除过去那种对计划经济发展模式的固有认识，破除那种根深蒂固的对社会主义的错误的、教条式的理解，破除对外国经验和西方模式的盲目崇拜，才能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创造出适合中国发展的新观念、新意识、新方法、新途径，也才会懂得改革开放没有违背社会主义，恰恰是坚持发展社会主义所必须的。
2、要破“满”，进一步强化忧患意识。“满”即固步自封，小成即满。取得一点成绩，就沾沾自喜，滋生了骄傲自满情绪，这是小农意识、封建传统的典型表现，是改革开放的大敌。因此，必须从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安于现状、小富即安、不思进取的自然经济观念中解放出来，自觉地把自己放到全国范围内、世界范围内比较，清醒地认识到存在的差距和不足，始终保持冷静的头脑，切实增强忧患意识和危机感，真正做到居安思危、戒骄戒躁、思想上永不自满、永不僵化，发展上永不懈怠、永不停滞、在科学发展道路上增创率先优势。
3、破“浮”，进一步强化实干意识。“浮”即工作漂浮，不抓落实。表现为思想浮躁，工作漂浮，不深入群众，精力不集中，目光短浅，急功近利，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甚至弄虚作假。“浮”是做好工作的大敌。必须通过解放思想，进一步增强党员干部的实干意识。各级干部要转变作风，想实招，办实事，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生产生活的第一线，把各项工作抓紧、抓细、抓实、确保党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4、破“难”，进一步强化进取意识。“难”即畏难发愁，思想困惑。面对困难和问题，有的同志精神不振，意志消沉，畏首畏尾，怨天尤人。必须破除这种思想情绪，全力提升开拓创新的思想，立足当前，放眼长远，强化竞争意识、机遇意识，正视困难，增强信心;分析困难，寻求办法;克服困难，迎难而上，在不断拼搏中开创新局面。
5、破“小”，进一步强化大局意识。“小”就是思想狭隘、目光短浅。表现为小农经济、小农耕作方式，小家意识，引伸而来的就是“小而全”，小富即安，小进即止等。其实质是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及其生活方式在今天的存留和影响，其最大特征是封闭，追求自成体系，自成王国。比如有的单位和个人本位主义严重，没有全局观念，为了小团体和个人利益，不惜影响和损害大局利益;有的封闭排外，对外来投资者不讲诚信，对承诺不兑现;有的服务意识不强，办事拖拉，推诿扯皮。必须通过解放思想，进一步强化全局意识、服务意识、开放意识和包容意识，强化政府和部门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百花争艳，万物勃发”的大环境。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大开放、大市场、大流通的观念。充分利用他方资金、资源和人才，大胆地“借鸡生蛋”、“借风行船”，利用开放带来的一切机遇，促进经济社会的大发展。
总之，我们要通过进一步解放思想，牢固树立科学发展的新理念，自觉用科学发展观来审视过去走过的发展道路，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维观念，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着力破除那些不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障碍;我们要通过进一步解放思想，全面确立优化发展的新思路，从传统的、过时的发展模式、发展路径中跳出来，积极转变发展方式、创新发展模式、加快我国的经济结构转型、由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由经济增长向社会发展转型，走出一条优化发展的路子;我们要通过进一步解放思想积极追求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在当前发展面临资源、环境瓶颈压力的情况下，各级干部一定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自觉克服发展上的“短视”、“弱视”，克服工作中的急功近利，敢于冲破“gdp”的束缚，敢于舍得数量、舍得速度、舍得名次、敢于抛弃一时的眼前利益和个人利益，敢于承担一些压力和误解，敢于做一些惠及长远、惠及民生、惠及子孙后代的好事、实事，努力追求经济社会更持久、更长远、更健康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魏恩政等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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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国国情与科学发展观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1)。
【6】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10)。
【7】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