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写读后感，我们不仅可以加深对所读书籍的理解，还能锻炼我们的写作能力和思维能力。接下来，小编为大家推荐一些经典的读后感作品，希望能激发大家的灵感和创作热情。
《尼各马可伦理学》读后感
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核心是两种观念，即公正是目的论的和公正是荣誉性的。在公正是目的论的论点里，公正对于权利的界定要求我们弄明白所讨论的社会行为的目的。在公正是荣誉性的论点里，公正是为了推理一种行为的目的性，或讨论之，至少要部分的推理或讨论它应当尊敬或奖励什么样的德性。对于理解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与政治学的关键而言，弄明白目的性与荣誉性之间的考量和关联尤为重要。
现代的各种关于公正的理论都试图将公平和权利的问题与荣誉、德性和道德应得的问题分离开来。它们需求那些中立于各种目的的公正原则，并使人们能够自己选择和追求它们的目的。亚里士多德并不认为公证可以以这样的方式来保持中立。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关于公正的争论补课避免地就是关于荣誉、德性以及良善生活本质的争论。
亞里士多德在讨论公正与不公正的表现行为时并未仅局限于一个人是否强占超过其本身所应当拥有的东西上，而是在许多其他形式的不公正行为上讨论。诸如怯懦、贪婪、吝啬以及对待他人的恶意都是不公正行为的一种，而这些不公正行为就成为了具体的恶。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公正，强调公正是一种适度的品质。“所有的人在说公正的时候都是指一种品质，而这种品质使一个人倾向于做正确的事，使他做事公正，并愿意做公正的事。同样，人们所说的不公正也是一种品质，这种品质使一个人做事不公正，并愿意做不公正的事。”
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公正意味着给予人们所应得的东西，公正是各得其所应得，而不公正则有多种意义，诸如怯懦、贪婪、吝啬以及对他人的恶意都可归为不公正的一种。但有些不公正的行为无法称之为“恶”。不公正有很多类型，那么同样，公正的意义也不仅仅有一种。在区分具体的公正上，主要应依据公正的适用范围和领域的不同而区分，主要分为分配的公正、矫正的公正和回报的公正。其中矫正的公正和回报的公正都可以理解为私人交易中的公正。
作为德性一部分的公正主要是指公正的道德属性或道德德性，即具有道德德性属性的行为，在亚里士多德这里，德性是公民一切行为的终极原则。“公正是一切德性的总括”。亚里士多德把公证看作是德行的总体，在所有德性之中，公正德性是与别的人相互关系着的。“公正最为完全，因为它是交往行为上的总体的德性。”具有公正德性的人不仅自身在行为处事时运用公正的德性，而且在和别人交往中也运用公正的德性。具有内在公正德性的人一定会做出公正的德行，但能够做出公正的德行的人未必一定具有公正德性。即“假如一个人做出的行为是出于自己意愿的，他就是在行公正或不公正之事；假如那行为是违反他的意愿的，他就不是或只是在偶性的行公正或不公正之事。”可以看出，在亚里士多德哪里，公正作为德性包含着三个方面的要素。即考虑、意愿和适度。我们考虑某人的某一行为是否公正的时候需要全面考虑这三方面的要素。在判断某一单独行为的时候我们只需要分析意愿和适度。亚里士多德的公正德性不仅体现在形式上，更是体现在行为者的意愿上，并且是处于自愿选择和认知的公正。
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政治的目的在于塑造好公民，培育好品质。“任何一个真正的城邦——而不仅仅是名义上的城邦，必须致力于促进善这一目的。否则，一种政党就沦为一个单纯的联盟……否则，法律也就变成一种联盟……‘是对人们权力的一种担保——而不是它应当成为的那种例如能使城邦的成员变得善良和公正的生活规则。”亚里士多德批判了两种主要的、灰队政治权威提出要求的制度——寡头制和民主制。亚里士多德认为每种制度都有一种主张，不过都是部分的主张。寡头制认为城邦应当由富人统治，而民主制则认为，出生自由是公民身份和政治权威的唯一标准。但是两者都夸大了各自的主张，因为他们都误解了政治共同体的目的。
以上两者都忽视了正当的最高目的，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这最高目的就是培养公民德性。国家的目的并不是“为相互间的防御提供一种联盟……或疏通经济贸易以及推进经济交往。”政治关系到某种更高的事物，它关系到试着怎样去过一种好生活。正直的目的完全在于：使人们能够发展各自独特的人类能力和德性——能够慎议共同善，能够获得实际的判断，能够共享自治，能够关心作为整体的共同体的命运。亚里士多德对待政治如同对待长笛一样：他从物品的目的来推理恰当的、分配它的方式。“那些对这种联盟贡献最大的人”，就是具有卓越的公民美德的人，也是那些最善于慎议共同善的人。那些具有最高公民成就的人——而并非那些最富有、数量最多的团体或最帅的人——就是那些应该得到最多的政治认可和影响力的人。
由于政治的目的就是良善的生活，那么最高的职务和荣誉就应当归于那些拥有最高的公民德性并且善于鉴定何为共同善。财产的所有者应当有发言权，大多数人的考量应当具有某种程度上的重要性；但是最大的影响力应当归于那些具有良好品质和判断力的人。这样一来在执行明智的政策下，将使每个人都过的更好，同时也因为政治共同体的存在是为了尊敬和奖赏公民德性。在这里，公正的目的性就同它的荣誉性相重叠了。
亚里士多德认为参与政治在某种程度上对于过一种好的生活而言必不可少，我们不可能在没有政治的情况下过一种完美的、好的、有德性的生活。我们只有生活在一个城邦或团体之中并参与政治我们才能够完全实现我们作为人类的本性。亚里士多德认为我们“注定为了政治联盟而存在，要比蜜蜂和其他群均动物更高级。”亚里士多德认为其原因是自然不会徒劳的创造任何事物，与其他动物不一样，人类拥有语言能力。其他动物能发出声音，声音能够表明快乐与痛苦。可是语言是一种与众不同的人类能力，它不仅仅是为了表达出快乐与痛苦，还要声明何为公正、何谓不公正，并在对错之间做出区分。我们并不是先默默地理解这些事物，然后再用词语表达出来；语言是我们识别、慎议善的介质。
我们只有在政治联盟中才能使用人类独特的语言能力，因为我们只有在城邦中才与他人慎议公正与不公正，以及良善生活的本性。“一个孤独自居的人——亦即一个不能分享政治联盟之利益的人，或由于自身已经自足了而不需要分享政治联盟之利益的人——并不是城邦的一部分，因此肯定要么是野兽，要么是神。”因此，只有我们运用语言能力的时候，我们才能实现自己的本性；这反过来也要求我们与他人慎议什么是对与错、善与恶，以及公正与不公正。
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政治并不是众多职业中的一种，但是对良善生活来说却必不可少。首先，城邦的法律灌输好习惯、塑造好品质并促使我们形成公民德性。其次，公民生活使我们能够运用慎议和实践智慧的能力，否则它就会处于休眠状态。只有通过进入场地，权衡各种备选项，争论我们的理由，统治与被统治——简言之，只有成为公民，我们才能善于慎议。政治是我们本性的一种表达，是一个展现我们人类能力的场合，是良善生活一个必不可少的方面。
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公正就是一种适合。分配权利也就是为了寻找社会制度的目的，是为了使人们符合那些适合于它们的、能够使它们实现自己本性的职责。给予人们其应当所得的，就意味着给予它们所应得的职务和荣誉，以及那些与他们的本性相符合的社会职责。
亚里士多德的公正思想对当时社会以及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我们说，没有一种理论是绝对完美、完全没有缺陷的，亚里士多德的公正观也不例外。由于其阶级性导致的理论内部矛盾。亚里士多德受限于当时的时代与社会背景：由于战争导致的社会不太平，希腊城邦出于由盛转衰的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发生极大的变化，又由于社会分配使得富人更富、穷人更穷，贫富差距悬殊，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希腊城邦的奴隶制度岌岌可危。在这一情况下，亚里士多德本人的公正观也充满了矛盾。作为奴隶主阶级的一员，亚里士多德一方面极力想要维护现存的奴隶制度、维护奴隶主阶级的利益。而另一方面，他又确确实实看到了现存制度的缺陷，分配不均导致的贫富差距的拉大使他对穷人们心生怜悯。
亞里士多德意图要改变这种现状，但是他又不愿意动摇奴隶制度的统治根基，于是，他选择了温和的折衷的方法，他希望仅仅通过对人们伦理观念的灌输、教化来达到改变希腊城邦现状的目的。这时候，公正的理念正契合他的要求。他的整体的公正观念一方面是个体的内在的德性品质，另一方面又是城邦维系的重要原则，他的部分公正在社会物资的分配、法律执法以及日常交易中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可是，他的公正始终是混乱的，他既想维护奴隶制度本身又想保障城邦公民的利益，这是不可能达到的，他的公正理论内在的矛盾性是由其阶级性决定的。这样，我们就罗列出了各种各样的矛盾：守法的公正是一种政治的政体公正，在执法上就成了部分公正里的矫正的公正；矫正的公正依据的是一种数量平等的原则，分配的公正依据的则是比例平等，贵贱有别、区别对待，实际上是一种不平等的原则。阶级的局限性导致了理论局限性，这是亚里士多德无法避免的。可是，从现代的角度出发来反思和审视先贤的思想始终对我们现在的发展大有裨益。
《尼各马可伦理学》读后感
两年前断断续续地拜读了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印象深刻。现如今重读经典，随着理解能力的增长，更能参透字里行间的意义，同样也为我的为人之道树立了一个准则。由此，我觉得有必要拿出其中的精华与大家分享。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三种生活，分别是享乐的生活、政治的生活以及沉思的生活。
第一种生活，享乐的生活。一般的人总是会亲近享乐的生活，因为在所有人看来幸福是人类生活追求的终极意义，而一般人总是习惯将幸福等同于明显的、可见的物质，诸如财富或者荣誉。
第二种生活，政治的生活是不适合青年人去体验的，亚里士多德曾说，“青年人不适合听政治学，因为他们对人生的行为缺少经验，而人的行为恰恰是政治学的前提与题材。”政治的生活是条艰难的道路，需要那些合乎德性的人去体验，由此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培养一代合乎德性，能从事高尚事物的公民理应成为政治学的终极目的，也理应成为政治生活的至善。因此第二种对于一个国度的公民而言，是具有条件的，更多时候甚至是具有选择性的。
第三种生活，沉思的生活，在亚氏看来是最为理想的一种生活，能选择此类生活的人犹如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哲学治国者，可谓凤毛麟角，屈指可数。追求并维护真理是成为沉思生活的关键，因为对于一个智者而言，为了维护真理而牺牲个人的喜爱，理应成为他们不可推卸的责任，或许对于过着沉思生活的人来说，真的已经把优秀当作了自己的习惯。
对于人而言，幸福是至善，理应成为所有活动的目的。
在最完善东西的定义上，几乎亚氏的定义成为数千年来的`代表，一种不会因物而值得欲求，而始终因其自身的东西通常称作最完善的东西。财富会因为社会的变迁而变化，名誉会因为社会的公共价值的变化而变化，同样我们身体的强健与否以及运气的好坏始终是个不确定的因素，而唯一不会变迁的唯有我们本身拥有的个性，优秀的性格品质具有稳定的德性特征，因此理应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达到了这些目标，那么我们就可以称作为幸福了。
善的事物被分为三类，分别是外在的善、身体的善以及灵魂的善。
外在的善包括，财富、高贵的出身以及好运等。
身体的善包括，健康、强壮、健美以及敏锐的反应等。
灵魂的善包括，节制、勇敢、公正以及明智。
接着上面的说，显而易见，为了幸福，为了追求最完善的东西，我们理应将灵魂的善视作最恰当意义上的同时也是最真实的善，当然在肯定灵魂的善的同时，一样不能忽略另两种善，因为正是另两种提供了人类追求灵魂善的基础，或者更实在地说，是一种物质基础。
在智者的脑中，始终有着一个递进式，那就是物质永远是为精神服务的，而物质的取得始终不应成为生活的目的地，追求合乎德性，追求高尚事物的行为始终将成为幸福的唯一途径。
信息简史读后感
作者运用十分诙谐的语言，通过各种所见所闻的故事，将每个时代的发展历程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事物——或工具或技术或理论——向我们娓娓道来，使千百年间的信息发展史如画卷一般徐徐展现眼前，令人读后不禁感慨于信息与时间的奇妙。
在这幅画卷中，非洲“会说话的鼓”引起了我的兴趣。这样一种原始而古老的信息传递方式，承载着非洲的风土人情和文化蕴涵。尽管这种代表了非洲文化的传信方式的速度要优于“依靠脚力、束缚于地面”的驿站等传讯系统，然而在用我们现代的眼光去探究时，它有着不可弥补的缺陷。
第一，信息量传递少。用鼓声传递信息，显然其所传递的信息量是极其渺小的。我不得不想象假如不考虑其他词汇发展等因素，而仅仅将现代我们一天所接收到的信息量用鼓声来传递，那么情况会是如何呢？或许一群非洲人不眠不休地击上几个月的鼓也未尝不可能。
第二，传播范围受限。声音虽然一定程度上可以传播到相对较远的地方，然而当绝对遥远的、超过一定传播范围的两方，如非洲的南端和北端，需要传递信息时，击鼓自然就不能适用。
第三，无法留存。声音转瞬即逝，如果没有设备进行记录，那么我们是无法得到第一手资料的证实的。
第四，同一系统内部无法保密。依靠鼓声传递信息在速度上固然要优于地面传讯系统，然而从另一方面考虑，信息的保密性又该如何保障呢？地面传讯系统有竹简封、木牍封、火漆封等多种保密形式，然而声音传播的介质——空气是不能加密的。因而当一群人载歌载舞、声音传达远方时，信息的内容也遭到了极大的泄露。第五，不同系统之间无法交流。鼓声所运用的特定语言、音素等都是该系统特有的，具有特定的意义，其他系统若不深入系统地学习是很难理解的。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阻隔了不同系统之间的信息交流。
尽管用现代的'眼光去看非洲击鼓传信时，会发现其中的许多局限性。然而当我们反思现代的信息系统时，却可以发现新的弊端依然存在。一对常见的矛盾便是尽管被海量的信息包围，我们却难以得到真正有用的信息。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使得人们更加适应碎片化阅读，现代媒体为了适应人们阅读的新特点便倾向于将信息进行“短”处理，而这些零碎的信息却很难使人们窥得事物的全貌。读后感·当这些信息无法给予我们有效的利用时，尽管数量庞大，却依旧失去了它作为信息的意义和价值。因此，我们需要以目的为导向，将海量的信息进行检索和整合处理，逐渐还原出事物的整体信息。
当然，我相信随着时代和科技的不断发展，如今的某些缺陷也会被新出现的技术所弥补，正如现代技术弥补了非洲鼓的缺陷一样。然而我们也不能否认，新的局限性也会伴随信息技术的发展一直存在。
伦理学读后感
（一）应该坐救生小艇的6人及顺序如下：
1、精于航海的船长：他拥有航海技术和航海经验，这些经验与技术，是救生艇安全抵达的前提，也是保证救生艇上各成员生命安全和日后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保障。同时，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有技能之人的推动，老船长在日后还可以将他的技术和经验传授给其他人。
2、青年模范工人：他作为模范工人，对社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我们应该充分肯定他的成就；他思想观念和价值理念高尚，能为他人起榜样作用；他年轻力壮，也正值其人生最辉煌的时刻，也是他实现其自身价值、回报社会的时候，对未来社会的发展将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3、企业经理：企业作为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基本主体，对促进就业和创造社会财富有着巨大的作用。而企业经理精通企业的经营与管理，他为企业界和社会作出了卓越贡献，我们应当予以肯定和承认；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企业经理的这些宝贵经验与技术，对日后发展企业、促进经济发展和创造社会财富将起着直接的推动与促进作用。
4、72岁的老医生：救生艇在逃险过程中，随时都可能遭遇突发事件和意外事故，而这时就需要急救。老医生精通医术，可以及时提供相关帮助，从而确保小艇上各人员的生命安全。逃生成功后，他还可以将自己毕生所学医学知识传授给后代，将健康带给更多的人。
5、自己：每个人都是自私的，都有求生的愿望，都有求生的本能。况且我还是学生，一方面，国家花费了很大一部分资金投入到我的学业中、家人也为我的成长付出了太多，而这些我都还没有予以回报。并且我也还没有投身社会，我的价值还没有实现。另一方面，我还正值青年时期，还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我人生中的辉煌时期还没有到来，所以我认为自己应该留下。
6、天主教神父：他是信仰的代表与象征。人不能没有信仰，尤其是在逃生过程中，信仰的积极作用就更加凸显了。作为信仰象征的神父，可以为处于惊慌和绝望中的人们带来生存的希望和对美好未来的期盼，他是促进人们活下去的精神支柱。
（二）不应该坐救生艇的6个人及排序如下：
1、精于航海、脱逃的劳改犯：他虽然拥有航海技术，有较高的智商和聪明的头脑，但他却选取了错误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选择了与人民和社会背道而驰，在实现其个人价值的问题上，他选择了错误的方式和手段。社会和人民也给予了他改过自新的机会，但他却没有一个正确的认错态度，不是认罪伏法，反而逃跑。这种屡教不改的人，始终会威胁到人民的利益和社会的安定团结，所以不应该留下。
基础上，用非法手段获取更多的财富，而这一行为是应该受到惩罚的。现在轮船遇险，也正值他为人民、为社会作出应有回报的时候。
3、妓女：每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利，我也尊重妓女的生存权，但是我不赞成她的求生手段。我认为她的职业取向观违背了社会的基本道德标准，也是社会大众所不赞成的。
4、新近的暴发户：也许此人是因自己抓住了某个机遇而大发横财，甚至是未经任何努力而得到的一笔意外财富，而不是通过自身劳动所得。此外，既然他是一个暴发户，那说明之前他是一个一般平民，甚至是一个穷人，这类人在一夜暴发之后，可能不会去珍惜这笔财富，去资助那些急需帮助的人，为社会作贡献。反而，他们会将这些资金大笔地消费，以满足自己原本的虚荣心，在别人面前显阔，甚至挥霍掉。这不仅对资源造成学浪费，而且还会对社会风气形成不良影响。如果他在此次风浪中不幸遇难，他的财产还可以为社会所用，为社会的发展作出贡献。
5、弱智男孩：虽然他也有坐救生艇的权利，但社会是发展的，这种发展也是以人的推动为前提的。在这关键时刻，应该衡量这些人对未来社会发展的贡献的大小，而弱智男孩对未来社会的发展几乎没有什么促进作用。同时，如果让他上救生艇，他不仅不会对整个逃险过程起到促进、帮助作用。相反，他还会给小艇上的其他人员带来麻烦。
6、患绝症的女孩：她身患绝症，死亡离她很近。社会在发展，她的存在对整个逃险和未来社会的发展起不到促进、推动作用。
二、选择的主要标准及理由。
（一）主要标准。
1、从个人自身价值量的大小来衡量。这里的价值量，既包括这些人在遇险前对社会所作出的贡献，也包括这些人对日后社会发展的推动力。一方面要对这些先前对社会所作出的贡献予以肯定，另一方面又要估量这些人对未来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的大小。
2、从这些人所从事的职业来衡量。我认为从一个人所从事的职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出他的“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如本案中的妓女，虽然她也是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这可以理解，但是我不赞同她的求生手段。
3、从他们的道德价值观来评价。在当今多元化道德价值观念的环境下，我主要对这些人道德价值取向是否违背了基本的道德规范进行考查。如这些人个人利益的获得是否合法、合理，对于自身错误的认知是否正确等。
（二）理由。
我之所以要从以上几个标准来进行选择，主要基于以下理由：首先，要从基本的道德规范来对这12个人进行评判，如是否遵守法律法规，所从事的职业是否能为大众所接受，是否遵守职业道德等，这是对一个人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凡是不符合此要求的，我都会予以淘汰；其次，在轮船遇险时，每个人都有上救生艇的权利，他们都有生存的权利，这是对生命的尊重。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只能12个人当中选择6个人。那么，我们就必须从其他方面进行评判。我认为社会是发展的，能上救生艇的人，要符合以下三个要求：
1、他们之前对社会作出过贡献的，我们应该予以肯定和承认；
2、他们在上救生艇之后，能在小艇逃生过程中起帮助作用；
3、能上救生艇的人，要能对未来社会的发展起推动作用。
三、
应有的道德理念。
在道德理念上，我认为总体上应该遵循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即“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除了这些，我认为还应该具备以下道德理念：
（一）要肯定和承认他人的价值。每个人都有其自身价值，不分其岗位的平凡与伟大，不看其付出的轰轰烈烈还是默默无闻，只要他为社会作出过贡献，我们都应该对其价值予以肯定和承认。
（二）不能违背法律法规和基本的道德规范。首先，当今社会是法制社会，每个公民不仅要学法，也要守法，对于违法行为更要严厉查处。这是促使社会有序发展的前提，也是维护个人权利的保障。其次，我们也要遵守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如尊老爱幼、真诚相待、善恶分明、有责任心、有孝心等。
（三）遵守职业道德要求。常言道“行有行规、家有家法”，无论从事哪种职业，我们都应该遵守最基本的职业道德，做到爱岗敬业。
（四）权利与义务并举。权利的取得是以履行义务为前提的，我们不能只是一味地索取，而要积极地履行义务。一个人可以放弃权利，但绝不能不履行义务。
（五）个人利益的取得不以损害他人利益为前提。我们在获取自身利益的同时，不能损害到别人的利益。这是使每个人合法利益得到保障的前提。
四、社会转型时期道德价值多元化问题之我见。
道德是社会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的总和，其基础是全社会形成的共识。一般来说，道德是随着人类历史进步不断发展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是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俗、人们的内心信念等力量来不断调整、完善的一种公众认可并自觉履行的行为规范。任何道德如果建立在社会共识的基础之上，成为全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准则，就会成为一种价值观为人们所信仰。道德价值观不仅影响个人的行为，还影响着群体行为和整个组织行为。
处在深刻转型时期的我国，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利益关系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利益主体的增多、利益来源的多样、利益诉求的公开、利益关系的复杂和利益差距的扩大等。尤其改革开放以来，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及利益观念的多元化，使人们的道德价值取向也日益多元化。
如何看待社会转型时期的道德价值观多元化现象？人们可能会站在不同的立场，给予不同的解答。
有人认为，道德价值观念多元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在改革开放以后，政策的调整，所有制结构和分配方式的多元化，导致整个社会利益的分化和利益结构的多元化。这就使得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个人利益的取得也更合法、合理。个人利益的追求不仅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且也推动了多种所有制经济的蓬勃发展。他们认为社会道德价值观念的多元化，是与人们思想文化观念多元化相统一的，也适应了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发展要求。
也不可避免地和现实社会产生了一些新的冲突。
现实生活中，太多的人在获取自己的利益时，从来不会考虑是否对别人的合法利益进行了侵害。这些人不仅不会因此而感到惭愧，反而觉得无比光荣，认为自己很聪明、很有“能力”。此时，我只会为他们用错其聪明才智而感觉可惜。在个人利益的获取上，我认为应该不以损害他人利益为前提。正如经济学家帕累托在《政治经济学手册》中所写的一样：“如果某种经济变化改善了某些人的境遇，同时又不使其他人蒙受损失，这就意味着社会福利的进步增进。”他的这一理论被称为帕累托最优。我想，这一理论也同样适用于社会道德价值体系中，将其作为评价人们在追求个人利益合理性的一个评判标准。
此外，很多人认为，集体利益总是高于个人利益，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我们必须要牺牲个人利益，以保全集体利益。但对于这一说法，我并不完全赞同。我我不否认以集体利益为重，但不是说事事都以集体利益为先，时时都以集体利益为重。当个人利益的追求合法、合理时，我们就不能一味地将个人利益让步于集体利益。试想，如果一个社会的集体利益时时都是以牺牲个人利益为前提的，那么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心惊胆战地生活，因为我们的个人利益随时都有被“合法”剥夺的可能。
总之，道德价值观念的多元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还是要遵守最基本的道德规范。我们可以不同意别人的道德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但我们应该坚持自己的道德价值理念。只有这样，才能让多元化的道德价值观念更好地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
信息简史读后感
《信息简史》由詹姆斯.格雷克七年磨一剑的著作，讲述了信息具象的存在，以及我们对信息的认知与研究。从非洲土著部落只有高低两个音的鼓声开始，一步步深入，解释信息不无悖论的本质。
在阅读的过程中，作者应用到了许多的专业术语，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力求对信息的解释近乎准确，这是本书的严谨之处，其中詹姆斯对信息代表的选取也有所考究，以传统的鼓声开始，衔接密码学、麦克斯韦妖、信息论、模因和量子学等书展一部巨著，让一步“简”史厚了起来。
在悠久的以前，我们就与信息遭遇着波澜壮阔的碰撞，如今，更是在爆炸般的信息时代中生存，身边充斥着各种各样复杂、庞大的信息。虽然我们和信息紧密接触，但是最为世界重要的组成元素之一，我们对它的解读可能并不那么完美，而香农的信息论，或许才是我们仔细了解、研究信息的开始，尽管它只有短短的几段。如果说科学革命让“物质”和“能量”占据了我们的世界观，那么自香农创建信息论之后的时代，“信息”已然成为我们世界的核心。
经过大量的科学的转变，信息论的发展已经不再只是当初的含义，它在各个领域都有所贡献，但同样作为信息的一种，不能很好得分析，仅仅随着洪流前行，不免会碰到死胡同。这些发生过的事件都作为了一种信息，供后来人解读，但“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种《哈姆雷特》”，同样的信息，接受者的思想水平决定了信息的价值。
村上春树说：“我的反应是以深刻内省和实证精神为坚实基础的，是作为暗喻的回声，是作为信息的游戏——同小孩子单纯的鹦鹉学舌有着本质的区别。”这就是那不一样的信息理解之一。
大家常说，我们身处一个“信息时代”，现在又有所谓的“大数据时代”。但转念想想，我们对信息的了解有多么深刻，对大数据的含义有懂得多少。“信息”的概念很宏大，也很模糊，更是“碎片化”的存在，究竟以什么样的定义才能解释信息呢？而有这样的一本读物，从中可以学会作者如何找到一根金线，把一盘珍珠串联成精美的项链，同时我们获得了一次机会，一次提升，可以尝试深入浅出地把人类沟通的立体路线图清晰的构建出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待事物，准确的说应该是信息。
作为学习计算机知识的学生，在许多人的`想法中我是更与“信息”靠近的人，但我对信息的理解也是小学生的水平而已，因为它实在是抽象、混乱的，从格雷克的书中（第一次阅读），我也只是觉得：信息贯穿了人类的发展史，今天的成果是过去一点点积累而来的；我们正走向又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会有的事物与信息的发展密不可分。
书的后记这样概括信息：我们是谁，我们哪里，我们去向何方。
而现在，写过的文字也成为了一种信息，存在于纸面上，对它的解读又会有怎样的不同？
伦理学读后感
——《公共管理伦理学》书评刚刚拜读完张康之教授的巨著《公共管理伦理学》，自己起初对伦理学茫然无知，渐渐被张老师严密的思维、宏大的视角和深刻的阐述所深深吸引，尤其是公共管理中的德制的部分深深地吸引了我。虽然现在国家提倡依法治国、以德治国，但是自己对什么是法治，什么是德治始终缺乏准确和深刻的认识。拜读了张老师的著作后感到深受启发，茅塞顿开。
张老师将社会治理行为模式分为三种：权治、法治和德治。在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中，以权治为主，法治和德治只是辅助手段；在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是以法治为主，在法制的规范下，也有着权治的内容，而德治是受到排斥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是德治的治理体系，它把法治与德治统一起来。公共管理是一种实现了法治与德治统一的社会治理模式。张老师分别就这三种治理行为模式展开论述，最后得出结论：今天人类社会对德制的选择是历史的必然，而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恰恰属于德治的社会治理模式。最后，张老师谈到了德制建设问题，主要是从制度层面上提及，将作为治理手段的德治提升为德制。
总的来说，张老师从历史的演化来论述德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尤其是张老师的理论与目前我们国家的一些治国方略有某些相似之处，例如张老师论述的法治与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德治和我们国家的以德治国基本方略，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与服务型政府。但我以前只是望文生义，缺乏理论思考。
由于本人理论水平有限，不能就德治的内涵做深刻的思辨性理解与阐述，只能就张老师的观点与现实联系起来做一些思考，这也是我读完这本书后的一些感悟，希望不会太过幼稚。
以德治为主的社会治理。
张老师在论及法治时谈到在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权力依然是社会治理的基础。但是这种权力是公共权力，需要制约，而法制正是出于权力制约的需要。而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属于德治的社会治理模式，它主要是德治与法治的统一。接着张老师又论述到公共管理是德治、法治与权治的统一，属于以德治为主的社会治理。
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江泽民同志的讲话主要是从二者的统一方面来论及二者的关系，但是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孰轻孰重则需要我们继续探究。
可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统一的治国方略与张老师德治与法治统一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一致的。
关于法律与道德两者何者应成为治国的主要手段，学者有过讨论。但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以德治国为基础。例如郝铁川在《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撰文认为，（1）依法治国需以以德治国为基础。这首先是因为道德是立法的基础，重要和基本的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的主要来源之一，先进的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的主要价值目标之一，良好的道德规范是评价法律规范善恶的主要标准之一。其次是因为道德是执法的基础，法律规范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能否公正地、准确地把握立法宗旨，取决于执法者的素质；执法者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能否恰当地运用这一权力，则取决于执法者的素质；执法者不可避免地具有证据采信方面的自由心证权，能否恰当地运用这一权力，则取决于执法者的素质。再次是因为道德是守法的基础。大多数人对法律的认同和信仰是法律存在的基础；权利是现代法治的核心，如何将法定权利兑现成为现实权利取决于公民的自觉和自愿意识；与权利意识相对应的义务意识也与公民的自觉和自愿意识相关联。（2）以德治国需以依法治国为补充与保障。以德治国着力于通过提高人的内心觉悟和建设人的动机文明，来端正人的文明行为；依法治国则着力于通过约束人的外部行为和建设人的行为文明，来开掘人的内心文明。以德治国着力于建设个体文明，通过榜样的力量促进社会主义群体文明水平的提高；依法治国则着力于建设群体文明，通过群体文明的提高，防范、震慑个体的越轨行为。以德治国着力于强调人的义务意识、责任意识，依法治国着力于维护人的权利，强调人的权利意识，两者相得益彰。
当然，这里所说的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与张老师的法治和德治的概念可能会有些出入，但它们当中应该有某些内涵是相通的。德治高于法治，德治能够使整个社会治理处于一种治者与被治者的互动之中，联系到现实中和扩大基层民主、扩大民主监督以及非营利组织的发展趋势恰好有异曲同工之妙。治者与被治者的治与被治的关系会逐渐淡化，道德不再是服从权威。正如张老师说的：他在接受那种体现着、凝聚着法律和道德的管理的时候，其实是在实现着自我治理；他在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中既是主体又是客体。
服务型社会与服务型政府。
张老师还论述到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属于德治与法治相统一的模式。只有在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中，德治与法治才获得了统一的基础。
张老师的见解不但在理论上很成熟，而且恰与时代特征吻合。目前我们国家正在推进建设服务型政府。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国家日渐重视公共治理模式的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致力于公共服务，符合德治的要求，这是在时代发展的大背景下党和国家做出的正确抉择。而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应该也必须在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大框架下来进行。可以说，建设服务型政府就是国家根据基本治国方略的要求而在操作层面对政府提出的要求。
当然，张老师指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不光包括服务型政府，而是一个广泛的社会合作体系，主要包括制度和个体两个层面，以制度为起点，扩展到个体，当然主要还是一种道德化的制度安排。我们国家建设服务型政府显然属于制度层面的建设，是一种按照道德要求建设的治理体系的一部分。
所谓服务型政府是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的指导下，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中，把政府定位于服务者的角色，并通过法定程序，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公正执法为标志，并承担着相应责任的政府，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政府管理领域的具体体现。服务型政府的主要特征是服务型政府是一个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政府、服务型政府是一个民主和负责的政府、服务型政府是一个法治和有效的政府、服务型政府是一个为全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政府、服务型政府是一个实现了合理分权的政府。
可见服务型政府的某些内涵如公民本位思想，政府是服务者、公共服务等思想体现了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中德制和公共管理的要求。
当德治被作为一种制度来加以建设，才会成为一种稳定的持续的社会治理方式。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以前国家提倡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但是效果总是不理想的原因。因为要想德治制度化，必须要在制度层面上建设德治，而不能单单从个体上也就是从公务员自身的道德修养上来建设。
总之，拜读完张老师的著作，使我对德治这种治理手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我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道德意识的觉醒，张老师所倡导的以德治为主的公共管理必将能够成为现实，成为一种全新的有效的治理模式。
《生物信息学》读后感
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成功实施使生命科学进入了信息时代。
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和生物芯片技术的发展，使得与生命科学相关的数据量呈线性高速增长。
对这些数据全面、正确的解读，为阐明生命的本质提供了可能。
连接生物数据与医学科学研究的是生物信息学(bioinformatics)。
应用生物信息学研究方法分析生物数据，提出与疾病发生、发展相关的基因或基因群，再进行实验验证，是一条高效的研究途经。
医学是研究生命的科学，医学研究在基础上就注定离不开对生物信息的了解。
我国目前医学研究生教学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医学本科教育延续过来的理论型,这种类型的教育是在本科教学大纲的基础上,按照教学计划进行理论讲授,最后按照导师指定的课题完成毕业论文。
这种培养模式突出理论学习,忽视了实验机能和科研能力的培养。
二是科研能力培养的前轻后重型,前期只是进行理论授课,后期由导师指导学生的科研。
这种模式虽然开设了一定的实验项目,但对研究生科研能力的培养缺乏系统性,并且前期的培养不足直接影响到研究生后期的学位课题和论文的进度、质量。
因此，笔者对生物信息学在医学硕士研究生中的教育初探，不但有利于该门课程尚未完全形成成熟的课程体系之际，为教师学习借鉴先进的教育思想与教学实践经验，更有利于医学硕士研究生对生物信息学的学习。
生物信息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涉及生物学、数学和信息科学等学科领域，并注定以互联网为媒介，数据库为载体，利用数学知识、各种计算模型，并以计算机为工具，进行各种生物信息分析，以理解海量分子数据中的生物学含义。
生物信息包括多种类型的数据，如核酸和蛋白质序列、蛋白质二级结构和三级结构的数据等。
由实验获得的核酸蛋白序列和三维结构数据等构成初级数据，由此构建的数据库称初级数据库。
由初级数据分析得来的诸如二级结构、疏水位点、结构域(domain)，由核酸序列翻译来的蛋白质以及预测的二级三级结构，称为二级数据。
创新算法和软件是生物信息学持续发展的基础，高通量生物学研究方法和平台技术是验证生物信息学研究结果的关键技术。
因此，现代生物信息学是现代生命科学与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数学、统计学、物理学和化学等学科相互渗透而形成的交叉学科，是应用计算机技术和信息论方法研究蛋白质及核酸序列等各种生物信息的采集、存储、传递、检索、分析和解读，以帮助了解生物学和遗传学信息的科学。
从其研究所涉及的学科上看，生物信息学是集生物学、数学、信息学和计算机科学一体化的一门新的科学;从其研究的主要内容上看，基因组信息学、蛋白质的结构模拟以及药物设计是生物信息学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1]。
《生物信息学》读后感
性别：女。
出生年月：1988年1月。
工作经验：应届毕业生。
毕业年月：7月。
最高学历：本科。
毕业学院：山东科技大学。
所修专业：基础数学。
居住地：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
籍 贯：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
求职概况/求职意向。
职位类型：全职。
期望地点：北京市，山东省青岛市，山东省济南市。
期望职位：生物信息学工程师数据建模、统计软件。
意向概述：我的研究方向是生物信息与智能计算，有丰富的系统生物学、生物信息学以及生物统计学方面的知识，可以熟练的使用matlab编写程序，熟练使用sas、spss等统计软件处理海量数据。多次参加国内外的数学建模大赛，并获得非常好的.成绩，对数据建模有很强的优势，善于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期间一直担任班级的班干部，有比较强的组织和领导能力，可以很好的领导和组织团体。
教育经历。
时间院校专业学历。
9月-206月山东科技大学基础数学硕士。
9月-206月山东科技大学数学与应用数学本科。
工作经历/社会实践经历。
时间工作单位职务。
年7月-2010年9月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马桥镇富康源消毒配送中心财务。
7月-207月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马桥中学数学老师。
担任时间职务名称学校。
209月-2010年6月学习委员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0年9月-年6月党支部书记研究生学院。
自我评价。
本人性格热情开朗、乐观向上，独立坚强、有毅力有韧性。为人诚实谦虚、待人友好，具有亲和力，平易近人，善于倾听别人。学习刻苦努力、成绩优异。工作认真负责、吃苦耐劳，多年的学生干部工作很好的锻炼了我的组织和与人沟通的能力。社会实践经历丰富，增加了自己的社会阅历，在工作中体会办事方式，锻炼了口才和人际交往能力。四年的大学生涯和两年的研究生生涯，让我的学习能力、组织协调能力、管理能力、应变能力等大大提升。
数学建模。
多次参加“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带赛”、“美国数学建模大赛”、“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大赛”，其中参加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大赛并获得一等奖，20参加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大赛并获得三等奖。善于运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简历一般性的模型。
科研方面。
组织能力。
本科期间一直担任班级学习委员、研究生期间一直担任班级党支部书记，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管理能力。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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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各马可伦理学》读后感
幸福是古典伦理学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现代伦理学始终绕不开的基本问题。在诸多学说中，《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幸福理论最引人注目，尼各马可的幸福学说被称为古希腊哲学史中对幸福认识的最高水平，被冠名为“幸福理论”，这一卓越成就使其成为人类追寻幸福的起点。文章主要从什么是幸福、幸福的特征以及如何实现幸福这几个方面就亚里士多德关于幸福问题进行了阐释，进而引导青年学生形成正确的幸福观。
幸福作为每个人都追求向往的一种精神境界，自古以来就备受人们的关注。但由于人们的生活水平、文化程度及社会关系等的不同，每个人都有自己对幸福的不同看法。在生病时，健康就是幸福；贫穷时，吃饱穿暖就是幸福；孤独无助时，有人陪伴就是幸福。尽管人们对幸福的理解不同，对幸福具体代表什么也不确定，但从人人都渴望幸福而言，还是可以概括出它的普遍意义。亚里士多德从伦理学的角度考虑，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第一卷和第十卷的一些章节当中对关于幸福的内涵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将其诉诸于对需要和欲望、快乐、善、道德等范畴的探讨。本文主要对亚里士多德关于幸福观的主要内容和实现途径进行研究归纳，以求引导青年学生形成正确的幸福观。
亚里士多德从人活动的特殊性出发，对人的活动和实现活动进行了阐述，抽象地提炼了幸福的普遍要义，这有利于人们加强德性、获得幸福。
（一）幸福是最高善。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指出“每种技艺与研究，同样地，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这句话可以说明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是有目的，而善是其终极目的。社会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人类实践活动、技艺和科学，它们的目的也许是多样性，有的是因为其他目的而被选择，有的则是因其自身而被選择，然而这些所有活动的目的都是善，而善也存在着最高善，幸福就是我们所追求的最高善，因为人们做任何事情的目的都是为了其幸福本身。因此，追求幸福、实现最高的善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最终目的。
幸福是完善的、自足的，是无声的感性的欢欣。其中完善是指人们所追求的是因为自己本身而不是因为自身之外的东西去做，称为“目的善”；而自足是指一种事物本身存在人们为其追求而且也能实现，因为它应有尽有，幸福最能够被看作是这样的一种事物。所以说幸福是完善的、自足的。
亚里士多德从目的论的角度考察了幸福的伦理内涵，将目的与善联系起来，又得出“幸福就是最高善”这一论断。我们做任何事，从事任何活动都有目的，且最终目的是幸福，所以幸福是我们从事任何实践活动的内在驱动力，正因为幸福是最高善，是最终目的，所以我们才能过着灵动的生活。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最高善不仅于个人而言如此，对城邦亦如此。为城邦善的获得，让其保持更加神圣，这种善显得更重要、更完满。他还推断出幸福的最高层级即思辨幸福，人不断的理性生活就能不断地离幸福更近，趋于最高级别的幸福。
（二）幸福是合乎德性的现实的实践活动。
1.幸福是一种现实的实践活动。亚里士多德指出，幸福不是一种品质，它也不同于所谓的快乐。假如一个人一辈子都在睡觉、过着植物般的生活，那么，这个人算不上是幸福的。有些享乐主义者觉得慢慢的消磨时光，无所事事的消遣是舒服的、是幸福的，实则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幸福，只能称其为简单的肤浅的快乐，快乐不能等同于幸福。消遣不是为了幸福，而是为了在消遣娱乐之后可以更好地进行劳动、工作，也就是说我们只有通过实践活动，依靠自己的努力去践行，从而获得相应的部分，这样才能称得上是幸福的。幸福不是专属于某个人的，它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不论出身贵贱，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力，但需要自己后天的不懈努力，这就是一种自足的现实的实践活动。
人是具有理性，通过思辨的理性主观能动的追求幸福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而“善”就是特殊功能所发挥出来的，这一部分被亚里士多德称之为包含逻各斯意义的实践，我们的生命也因努斯的运用而别于其他物种。宁愿在宝马车里哭泣，也不愿在自行车上笑，这是现实中悲催的一种扭曲价值观，收获的不是一种真正的幸福，而是伪装的表面“幸福”。说白了，就是虚荣的体面。幸福不是不劳而获，有些幸福看似得来容易，实际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无论是付出实际的劳务还是精神上的体贴关爱，必须通过自身的现实的实践活动才能拥有幸福，否则都是自欺欺人的虚假幸福。简言之，幸福就是自身符合道德律令、精神需求的理性的现实实践活动。
2.幸福是合乎德性的。德性也是亚里士多德幸福观中的重要概念，他认为德性是幸福实现的前提，是构成幸福的首要因素。“一旦没有了德性，他就会极其邪恶和残暴，就会无比地放荡和贪婪。”“只有那些有德性的人、行为高尚的人才有可能实现幸福。”这里的德性是灵魂的德性，亚里士多德把这种德性分为理智德性（智慧、明智等）和伦理德性（节制、勇敢等）。人活动目的的实现要借助人的理性思维，我们只有在实践理性的现实活动中才能真正地获得幸福。如果人们一生都实践着合乎德性的活动，那么这个人才能获得幸福。因为幸福是自足的，是最高善的，所以这种实现活动应该是合德性的，这种德性是道德德性和理智德性的结合。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十章第七节中写道：“如果幸福在于合德性的活动，我们就可以说它合于最好的德性，即我们的最好部分的德性。我们身上的这个天然的主宰者，这个能思想高尚的、神性的事物的部分，不论它是努斯还是别的什么，也不论它自身也是神性的还是我们身上是最具神性的东西，正是它的合于它自身的德性的实现活动构成了完善的幸福。而这种实现活动，如已说过的，也就是沉思。”这段话说明沉思是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完满的幸福在于更长久的自足的沉思活动。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说过一句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幸福的家庭都是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彼此的关爱与温暖，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情感和喜悦，是沉思后的自足和完满，是合乎德性的一种抽象，但又是体现在具体的事情上的。
之前新华公布过一个“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报告，调查结果是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比城镇居民的幸福感强。这一结果说明物质上的富裕对幸福而言，没有想象中那么重要。2016年百合网发布的《2015中国人婚恋状况调查报告》，结果显示不同年代群的幸福感均值在6—7之间，而“90后”、“95后”的幸福感和其他年龄层相比最低，而且调查还表明学历较高者幸福指数也高，学历与幸福指数呈正相关。得出“95后”幸福感最差这样的调查结果一个原因是出于社会转型时期，与以往时代不同的外在缘故，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被世俗影响，认不清自己，看不透名利，境界和格局小。而学历越高者幸福感越强说明在幸福感受的体会上，精神比物质更重要，进行沉思现实活动的生活更幸福，这印证了亚里士多德的“思辨是最大的幸福”论断。为了追求更大更完满的幸福，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讲述了几条通往幸福的途径，结合其方法途径和現实生活写出几点有关幸福的思考。
（一）加强德性的培养。
亚里士多德把德性和幸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幸福观告诉我们：人们为了追求幸福，就需要提升自身的德性。所以每个人特别是青年人，要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在信息呈爆炸性态势的今天，要严格要求自己，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不能随波逐流。在道德养成方面要加强德性的规范，遵守社会公德，做到诚实守信，成为一个文明人，使自己变为一个有德性的人。
《尼克马可伦理学》里讲到：“幸福是一种善的无目的的自觉行为，如果只是追求物质上获得，那就成了有目的的行为，这就不是内心的善行，就不称之为幸福。”在公交车上看到老人上车不由自主就会让座，之后内心会有一种自足感，这种感觉就是一种淡淡的幸福，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不以追求物质为目的的内心善行的外现。相反，比如现在总有极其个别老人倚老卖老或者讹诈碰瓷，使得一些年轻人不敢实施自己的德性，以致由此类现象衍生出来的晕轮效应使得整个社会变的越来越冷漠。类似这样的现象折射出人们德性在当今社会的缺失，德性的缺失自然会影响到人们的幸福体验。人们开始通过对物质利益毫无节制的追求，开始被不好的风气影响，仿佛只有物质的满足才能获得内心的富足和欢欣，实则并不能真正地获得幸福，真切地感受到幸福。人们只有合理追求物质保障的前提下，保持正义、勇敢等各种美好的德性，不断提升自己的德性，加强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这样才能摆脱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诱惑，成为一个有德性的道德主体，并追求到真正的幸福。
此外，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必定是合于我们的最好部分的德性，同时，这种实践活动是合于人的灵魂的有逻各斯的部分德性——沉思。亚里士多德认为，沉思是最高等的一种实现活动，因为它是我们身上的最好部分——努斯活动。沉思比其他活动更为连续和持久，其本身就是目的并且它是因其自身而被人们所欲求，除沉思本身不产生任何其他东西。亚里士多德认为沉思是最令人愉悦的，越沉思越幸福。
（二）践行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
在谈及何以获得幸福时，亚里士多德说：“幸福不是品质，并不能像拥有财产那样地占有；幸福也不是某种神的恩赐或纯粹是机遇的礼物。幸福是通过学习、某种习惯或训练而获得的，只有进行合德性的现实活动才能获得幸福。”行为主体只有通过合乎德性的道德实践，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创造所进行的活动，才能体感幸福，实现幸福。幸福是一个人既要具备德性的品质，又要求人们自觉地在德性的引导下，以积极主动的心态践行现实活动。总之，人们想要获得幸福，就要主动践行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幸福就会与你不期而遇。亚里士多德认为人身上具备的最好的德行就是努斯，努斯被亚里士多德赋予丰富的内涵，是高尚的、神性的抽象，是理论层面的，具有普遍必然性。亚里士多德将思辨活动作为首要幸福居于道德活动之上，这一点忽视了人性的现实性，也因此遭到人们的质疑。我们需要肯定的是获得幸福是必须将理论和具体的、多变的实践相结合。
（三）需要外部条件的支持。
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的获得必须有外部条件的提供。尽管幸福是自足完满的至善，但仍需要外在的善为补充，如拥有充沛的精力、健康的体魄以及朋友的相伴、一定的财富或权力等外在条件，甚至包括运气的成分。如果一个人仅有天赋和后天的努力而没有机遇和运气，也是不可能实现幸福的。亚里士多德对好运是幸福的外部支持这样表述道：“幸福还需要外在的运气为其补充。这就是人们把它等同于好运的原因。”但是，这些外在的东西不能过度，受到钱财他物的强制或挟持所生活着的状态都不是我们追求的善和幸福。财富不应只是物质层面上的拥有，还应是精神层面上的富足，物质财富只能起到保障作用，处于基础层次。而合乎德性的精神财富才是高级别的，人们应追求幸福的源泉。这也给我们青年以一定的启示作用，我们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可以有一定的外部条件的支持和补充，但是也不能过分地依赖外部条件。
梭伦曾表示过人们在物质生活的追求上不应太过，中等水平节俭点就好。亚里士多德认同他的观点，认为大多人们都是拥有中等水平的外部条件，这样做一些高尚的事情就可以享有幸福，不能放纵自己的私欲，太过看重物质。这也是我们中国人常常说的所谓的遵循中庸原则。因为幸福也不是无本之源，它也是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的。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幸福是需要外部机遇善或者其他外部善。不可能说一个出身卑微贫穷家庭的人是幸福的，当然也不能说不幸，因为真正的不幸是精神的潦倒。所以幸福既需要自身的合乎德性的实践活动，同时也得借助于外在的幸运对其进行补充。一般来说，有物质财富比没有带给人们的幸福感要更强一些，也比心理感受层面上的幸福来的确定。总而言之，亚里士多德认为的幸福基于自足的生活资料，不需要过多的财富，因为幸福更多的来源于精神层面。
（四）倡导集体主义原则。
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不仅研究个人的幸福，而且还关心致力于城邦（集体）的幸福，并把城邦的幸福和个人的幸福关联在一起。个人幸福和城邦幸福的关系亦如个人利益和国家集体利益的关系，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每一位青年才俊都应致力于国家的利益和集体的幸福，才能获得个人的幸福，个人的幸福是以国家和集体的幸福为依托的。试想一个战乱纷飞的年代是没有个人幸福可言的，有的只是人人自危。所以要想实现个人幸福就要有集体主义原则，关乎国家和集体的幸福和利益也要尽自己所能，要有这样的集体意识，这也是亚里士多德所提到的城邦幸福对个人幸福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是一种崇高的道德观，它对现实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告诫人们只有加强德性，以中庸之道行事，才能在实践中创造幸福、实现幸福。同时，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有利于引导人们提高自身的集体主义价值观，通过实现国家的利益达到个人的幸福。
大学生《伦理学》读后感
斯宾诺莎生活的时代是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盛行的时期，那是一个相信“知识就是力量”的时代，在这一时期哲学家表现出来的“野心”比政治家还要大，他们把知识和理性推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一方面是欧洲人对于中世纪宗教时代的一种反思，但是确实经过启蒙运动与理性经验主义洗礼的欧洲人，变得更重视科学、知识和技术，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在近代短短两百多年取得成就远远大于过去两千年。对于直接从封建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国来说，由于缺乏科学理性精神的长期洗礼，各种非科学现象在当代中国社会总是层出不穷。
斯宾诺莎将人的各种追求协调起来，建立起一个包容的理性伦理学，其伦理学还具有很强的实践色彩，他一生就是在践行自己的伦理学，对金钱的需要只限于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不贪恋荣誉和权力;他详细分析了人的各种情感，比如：快乐、痛苦、嫉妒、自卑、骄傲等，最终指出这些情感都只具有想象性，最有价值的生活是用知识和理性来滋养心灵，不是用感性来毁坏心灵，这符合那个时代精神。所以学习和研究斯宾诺莎伦理学，有助于使科学真正成为人们的信仰，有助于在全社会形成重知识的价值观，有助于人们形成符合时代需要的价值追求。
形成对科学知识的信仰需要一个长期过程，自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是第一生产力”的论述后，国家越来越重视知识和创新。江泽民提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亡发达的不竭动力。胡锦涛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全面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不断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这对引领社会风尚的主流价值导向，进一步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学习时强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决定着中华民族前途命运。斯宾诺莎理性伦理学有利于落实上述的国家大政方针，有利于青年树立正确的三观，其思想在以下三方面促进青年进步：
第一，有助于遏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社会现象的蔓延。当前中央集中解决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归根到得四风产生的根源就是对财富、荣誉权力和感官快乐的过度追求;对青年来说，即使在思想上认识到对这些东西的追求不应该成为人生应该追求的最终目的，将来在实际工作生活中并不一定按照这些认识原则来行为，但是就像斯宾诺莎的名言所描述的，“人对于情感的理解愈多，则我们愈能控制情感，而心灵感受情感的痛苦也愈少”，人在控制物欲方面的意志就会增强，理解本身就是进步。
第二，有助于形成崇尚科学、尊重知识的社会氛围。西方文明经历理性和科学的洗礼，直到现在西方发达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还处于领先地位，这与西方人重视科学，很多人把追求真理作为人生目标的社会氛围是分不开的。中国社会制度的跨越式发展，使得中国人思想还有封建社会的某些特征，整个社会求真的氛围还没有形成，这就需要我们正确评价知识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到是否求得真理是社会发展和人生价值实现的最高标准。斯宾诺莎思想使人相信，追去真理会得到他人的诚服，而不是追求感官快乐带来的他人怨恨;追求真理会获得他人的敬重，而不是追求权力带来的他人嫉妒;追求真理会收获真正稳定的幸福，而不是患得患失的财富感;总之，在斯宾诺莎的思想中树立对知识和真理的信仰是道德的最高标准。
第三，斯宾诺莎不是简单的否定对财富、荣誉和感官快乐的追求，而是把它们看作手段而不是目的，这有助于我们协调人的世俗追求和崇高向往，这对青年人具有特殊的意义。当今中国必须鼓励企业家精神，鼓励人们创造财富，要鼓励大学生去追求梦想，这梦想最主要的就是好生活，而好生活最重要的就是获得财富、荣誉和感官享受;虽然年轻人都需要经历这一阶段，但是年轻人不应该停留在这个阶段，人应该是为追求真理而求真，不是为了其他的东西而求真。所以斯宾诺莎在肯定青年追求世俗之梦的同时，为真理的追求留下空间，青年不可能立刻认识到知识真理的价值，但是随着其人生经历的丰富可能最终会认识到真理最值得去追求，过上最有价值的生活，“绝对遵循德性而行，在我们看来，不是别的，即在寻找自己的利益的基础上，以理性为指导，而行动、生活、保持自我的存在(此三者意义相同)”
伦理学的邀请读后感2
本来是带着挑刺的心理去分析的，最后还是被它折服了。这本书写得真是好。
最好的地方在于，它用最贴近我们最困惑之处的问题去开展论述。
如果说我还有什么真切的收获，那就是尊重他人的自由。联合scanlon关于desire和reason的区分，可以这样考虑：假定我们真的需要一种伦理学去指导我们的行为――即做个好人，你需要的行为应当服从reason而不是desire，你是有自由去选择这两者的。
确实我可以去选择对什么人付出，并且往往，让我们决定选择“这一个”的，并不是reason，而可能是desire或者cause。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没有办法把恋爱行为和其他行为在模式上彻底区分开来：一切的行为都包含着desire和reason的选择，尽管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天性使得desire的比重变得很大，但是如果我们还是坚持做一个好人，那么至少要在reason和desire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
尊重对方的自由，也就是规定自己的言行。在当前的情况下，这当然是一种非常吃力且痛苦的工作，但是我明白我自己选择做一个好人。请我的良心原谅我难以自控的时刻。
正因为我们可以选择，也就是可以寻求自己需要的、更好的事物，所以我们才会面临选错的可能性。选择是获得幸福的`权利，而尊重是保障他人可以自由选择的义务。这两者是在选择的先天性质中被规定的。也是“应当”所存之处。我多想可以不遵守这么强势的理智主义立场，但是问题是我很难反驳自己。虽然我知道自己在自己地盘自说自话不算什么，但我无法回避它的可能读者会有谁，因此我还必须遵守规则。
《伦理学的邀请》没有说过做好人很累。但是实际上，按它的立场，人都得对自己有很高的要求才行。它通过我们队事物的经验和博弈来处理“对”“错”的判断，所以人必须积极进取地与世界进行交流，但是没有告诉我们假如我们发现做好人真的很痛苦的时候该怎么办。我想这可能是这本书无法避免的一个严重的弊端。
好人是否幸福的问题，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使承认去做一个道德正确的人有一种内在的公正感，但是又有谁说这里的全部decisions比一个大情大性的人来得更有满足感？怎么证明好人的幸福感比起一切都值得追求？一个好人意味着放下武器，被自己的错误选择伤害之后，他还必须把自己放在理智的火炉上反复思考。他的困惑真的得到了解决？oh看来这里面还有很多问题要考虑。
《尼各马可伦理学》的读后感
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让我对生活有了很多新的了解，懂得了很多崭新而深刻的道理。
在这本儿书中，作者谈到了知识。知识分为可以使人生存的知识和使人有德性的知识。后者不能带给你任何钱财，但是他们告诉你怎样做能够成为一个有德性的人，怎样生存才能幸福。所以这本书，从根本上讲，我认为也是在谈论人怎么才能活的幸福这么一个话题。
那么，人怎么才能幸福的生活呢？亚里士多德说，幸福是一种实践活动，不是一种品质。也就是说，幸福在于人生的过程，而不是一种结果。具体怎样去做呢？他认为，我们应当按照自己的性情去做事。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都具有不同的禀赋与天性。我们应当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找到自己有天赋可以做好的事情，然后去做。当然，还有一些具有普遍性、规律性的东西需要我们知道并尽力去做到。如果要获得幸福，从总体上讲，我们首先要把自己的情绪控制好。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使感情始终主宰着自身，那么就无法通向幸福的道路。
对于人而言，幸福是至善，理应成为所有活动的目的。
在最完善东西的定义上，几乎亚氏的定义成为数千年来的代表，“一种不会因物而值得欲求，而始终因其自身的东西通常称作最完善的东西”。财富会因为社会的变迁而变化，名誉会因为社会的公共价值的变化而变化，同样我们身体的强健与否以及运气的好坏始终是个不确定的因素，而唯一不会变迁的唯有我们本身拥有的个性，优秀的性格品质具有稳定的德性特征，因此理应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达到了这些目标，那么我们就可以称作为幸福了。
善的事物被分为三类，分别是外在的善、身体的善以及灵魂的善。
外在的善包括，财富、高贵的出身以及好运等；身体的善包括，健康、强壮、健美以及敏锐的反应等；灵魂的善包括，节制、勇敢、公正以及明智。
接着上面的说，显而易见，为了幸福，为了追求最完善的东西，我们理应将灵魂的善视作最恰当意义上的同时也是最真实的善，当然在肯定灵魂的善的同时，一样不能忽略另两种善，因为正是另两种提供了人类追求灵魂善的基础，或者更实在地说，是一种物质基础。
在智者的脑中，始终有着一个递进式，那就是物质永远是为精神服务的，而物质的取得始终不应成为生活的目的地，追求合乎德性，追求高尚事物的行为始终将成为幸福的唯一途径。
看完这本儿书，我更加懂得如何明察地生活，明白了一些社会上的伏在表面却一直没有观察到的道理，也更加懂得怎样使自己幸福的生活。当然，对于古希腊罗马的阅读还会继续。毕竟，没有一本儿书会告诉你所有的道理。我们只能尽力多接触古典，接触大师。然后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不断体悟人生，不断思考怎样更幸福的生活。
《尼各马可伦理学》的读后感
什么是幸福?一般人会把它等同于明显可见的东西，比如说财富、快乐、荣誉等。不同的人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看法。人在生病时会说幸福是健康，穷困时会说幸福是财富。
尼采说：没有音乐的世界是一种错误，上帝也在唱歌，幸福所需的是什么，一只风笛的声音。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得出结论，幸福是灵魂的一种完全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幸福在认识论上具有了完满的内容，对人来说也便具有了一种可以明确的被捕捉的意义。人在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的展开之中，快乐自然而然地来临，它对幸福的肯定只是幸福自身确证自我的外化过程，快乐在这个过程之中恰恰成为真正的快乐，它是一种对欲望满足的适度，从而也真正地显示出了幸福自身。他依循前人，把善的事物分为三类，即外住的善、灵魂的善和身体的善，且每种类型的善，配以相应的德。如身体的善有健康、强壮、健美、敏锐：灵魂的善有克制、勇敢、公止、明智；外住的善有财富、高贵出身、友爱、好运。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幸福是对所有这些善的获得。
“最高善”的思想是由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最先提出的，这位伦理学的始祖始定“最高善”为“德福合一”之义。其后，另一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探讨了“德福一致”的问题。他认为，人与动物是有差别的，而这种差别主要在于人“为人之道”。“为人之道”之根本在他看来在于追求“最高善”，而“最高善”的意涵是“德性”与“幸福”的统一。对幸福的人的肯定，恰恰用做幸福的事这一过程来肯定幸福的人，赋予幸福的人以活生生的内容，从而真正达到了形式和内容的统一和融合。
“沉思中的幸福必然是合乎德性的'，它是我们本性最好的部分的实现活动，合于灵魂的最好部分即理性的德性。”沉思中的幸福是持久的、超越时空的、“最令人愉悦的”。这种沉思中的幸福也不是本真的幸福本身，我们作为人，其伟大之处也许不在于能够幸福，而是能够知道幸福是什么，能够向着幸福而往，从而不断地靠近幸福。“人听凭自己不断从他自己的灵魂里生成一幅他不能获得的满足图像。正是渴求真正幸福的这种信念使得不与之接合的每件事令人生厌和毫无生机。”
因此，人的至善也便是独特的，它就是“幸福”，人是向着幸福而存在的。追求着并实现着幸福的人必然会具有客观化的稳定持久的德性和他人的称赞，幸福在人的这些政治活动中进一步确认了幸福之所是，人之为人的特性就在于他的本性的丰富性、微妙性、多样性和多面性。人的善即合于德性而生成的、灵魂的现实活动。而在一种最高层次的意义上，灵魂的理智思辨与最高的德性、幸福、至善是合为一体的。人的一生都在为幸福而奔波、劳苦、喜悦、忧伤。也正是因为有了幸福的召唤，人类才有了向上的动力，才有了坚定不移的信念，才有了顽强不屈的追求，也才有了历史车轮的滚滚向前。
《尼各马可伦理学》的读后感
幸福这个话题，从古到今都是人们很感兴趣的一个话题，不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的伦理学中，它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古往今来不同的人对幸福具有不同的理解，但大多数都认为幸福是人生的潜在动力和最终目标。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时期也是整个西方哲学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从他的著作《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可以全面的了解他的幸福观和幸福体系。
先从总体上来说，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灵魂的一种合于德性的现实活动”。在他看来，幸福就是至善，幸福是终极的、自足的，我们是为了它本身而选取它，而永远不是因为其他别的什么。幸福是通过德性，通过学习和培养得到的，此外幸福也需要外在善的辅佐和合乎中道行为的才能得以实现。
最早提出“善”的概念的是苏格拉底。他提出“善是人生的最高目的”，同时从各个方面进行论述和探究。比如他说：“善是有秩序的安排；善是自由、自制、自主；美德是善的追求”等等。亚里士多德延用了这个“善”并作为他研究幸福的逻辑起点。
对善的理解是多种多样的，他认为“善”是一种目的，而善的意义和存在的理解也是很丰富的，比如豪宅、良机、财富或者是好的朋友和有德性的灵魂等等。所以善是具体的、多样的。
在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里，他主要研究的是人的善，即人的活动和目的。“善”与人的生活行为密切相关，行为的好坏决定了人的善与否，而善的行为品质本身就是幸福的一种显现，所以它与幸福是密切相关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善分为三种：外在的善(比如财富、好运、友爱)；身体的善(比如健康、强壮、敏捷)；灵魂的善(比如节制、勇敢、公正)。而“至善”就是三者的有机结合，就是善的顶点。因此，善的多样性和多层次性决定了亚里士多德以“善”来规定幸福的丰富性和完满性。人只有做到善，才有获得幸福的机会。
幸福并不是仅仅靠感性的观念而能被说服的，而只有善是不足以说明幸福的丰富内涵的，这是必须深入到现实的实践当中去感受的。因此亚里士多德又进一步把幸福理解为“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
首先，是理解“合乎德性”。亚里士多德说：“每个人只有在他固有的德性上才能完成的最好。”
他认为，在人的各种业绩中，没有一种能与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相比，而在这些活动中，人通过合乎德性而享有的幸福的生活，是最为持久的，也是最具荣耀和巩固的。在他看来，德性分为两种：一种是理性的，理性的德性大多数是由后天的教育培养出来的，是需要经过思考和推理的。另一种是伦理的，伦理的德性大多数是由后天的风俗习惯熏陶而来的，它由人的行为活动所表现出来。他认为人只有最大限度的实现自己的理性，才能达到自满自足的快乐，认为只有行为高尚的人才能赢得生活中的美好和幸福。
其次，是要把德性和实践联系起来。因为我们只有在实践德性的现实活动中才能真正地体现出德性，只有在待人接物的行为活动中，才会成为公正的或不公正的人，成为勇敢的或怯懦的人，而只有这样一个人的品质才能从现实活动中得到反映。一个人优秀地完成了他的功能，养成并实践了良好的德性，也就是达到了人的善，这样的人就是一个幸福的人了。所以，人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实实在在的获得幸福。
幸福是属于现世的幸福，它与人的实践活动是密切相关的，它存在于人的生活经验和理性能力的行为之中。因此，幸福没有固定的模式，它是动态的和发展的。此外，亚里士多德还认为，“人类的一切德性实践，最终将使他趋向他自己的灵魂在沉思中获得完善”，而那些内在于沉思活动的善则是最高的善。
首先，是公正。亚里士多德指出：“公正不是德性的一部分，而是整个的德性。”他说：“所谓公正，使一种所有人由之而做出公正的事情来表现出来的品质，使他们成为做公正事情的人，由于这种品质人们行为公正和想要做公正的事。”
在古希腊，公正是被看作是最主要的政治美德。柏拉图《理想国》中也把它视为是城邦伦理秩序的基本原则，亚里士多德就继承了希腊思想的这一传统，他也把公正看作是一种完全的美德。如果没有公正，人们也就没有获得幸福的保障，因此，公正对于幸福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保障。
其次，是快乐。在亚里士多德的观念中，幸福虽然不等同于快乐，但它也绝不会排斥快乐；而恰恰就是在快乐的生活之中才会获得幸福，它是一种现实的活动。当然，要获得快乐还需要现实的条件或手段来补充，否则任何事情都会很难做成，因此还要注意我们获得快乐所运用的方式。在此亚里士多德则强调把德性、理性与快乐相融合，这样才会有善的快乐，有理性的快乐，他认为属于善的快乐是高尚的，而属于恶的快乐是低级的。只有在人追求美好事物时所得的快乐才是本性上的快乐，这就是合乎德性的行为，做到了这一点，所得到的快乐才会让人感到幸福。
再次，是中道。“中道”是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的重要特征，也是其德性幸福观的一个重要原理。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德性是关于感受和行为的，而在感受和行为中就存在着三种情况:过度、不及和中间。过度和不及都会产生失误，破坏道德规范或是不能把事做好，而适度或者中间则会获得良好的结果并受到称赞。因此，过度和不及都不是合乎德性的，只有中道才是合乎德性的。在幸福的实践过程中，我们必须注意要遵循中道原则，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更好的运用中道的理性培养善德，而获得幸福。
最后，就是德性和至善。首先是德性，由于幸福是通过德性而获得的，所以德性在使人获得幸福的过程中也就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人若不具备德性条件，即使有再多的钱，有再高的荣誉也不会有真正的幸福。其次是至善，因为心灵的善就是幸福。但是幸福光靠内在是不行的，还需要有外在的辅助，所以人也必须具备外在的善，比如好的生活条件和高尚的朋友，这样好的生活才能有保障；还有身体的善，具备了身体的善，人才有机会和能力去享有幸福。当这三种善都具备了，才可能达到至善，得到真正的幸福。
总的来说，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所理解的幸福就是中等的外部生活条件，而且有着高尚的思想和行为，过着节俭适中的生活。他追求的是一种人的全面的善，而把这种全面的善贯彻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就是一种全面的积极的幸福观。这种幸福首先要求人们要注重内心的德性修养，以德性的标准要求自己；然后要以实际行动来实践这种德性，以平和中道的态度对待生活中的外在的事物，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最后也要尽量提高自己的物质生活水平，拥有协调和谐的人际关系，以保证必要的外在善的辅助。如果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能做到如此，就能以坦然的心态面对人生，以豁达的心境对待得失，从而获得真正的人生幸福。
《康德伦理学》读后感
曾经有人对中国的大学与一些世界名校的图书馆借书榜进行了一个对比，发现借阅前几位的书，中国的大学是《平凡的世界》、四大名著等，而国外大学的则是《柏拉图对话录》、《逻辑学》等著作，这体现了中西间的一种阅读差别，那就中国人更加注重感性和形象思维，而西方则更加注重理性和逻辑思维。当然，这里不是探求优劣，而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差别，当然，我们需要更加注重逻辑思维也是很有必要的。
这就要说到最近在看的一本书，邓晓芒教授的《康德伦理学：解读、研究与启示》，读完这本书，有这样的几个感受：一是启蒙意义。康德是18世纪的著名哲学家，对后来的中国人来说具有巨大的启蒙意义。这种启蒙意义，首先表现在对理性的运用上。
康德对启蒙的定义是：启蒙就是人们走出由他自己所招致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对于不由别人引导而运用自己的知性无能为力。在这里，所谓的“知性”大致相当于理性，通过要加加上超越的勇气。
二是批判意识。康德哲学思想的普遍意义在于，交给每个人一件锋利无比的思想武器，让他们学会开展纯粹理性的批判，对任何哪怕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都采取批判的眼光，不盲从，而是要问一个为什么，问一个何以可能。
康德的伦理学、道德哲学的基点是建立在人的自由意识上的，不是为了相信上帝的教导或者相信某个圣人的教导而遵守道德，而是出于自己理性的一惯性遵守道德，所以通过他的道德学说唤起了人的理性自觉。要意识到理性才是人的本质，他用这样的一种启蒙的原则反对传统的宗教对人性的束缚，反对用宗教教条束缚人的自由意志。
三是逻辑能力。读康德的著作，没有一定的逻辑能力是不可想象的。有的人把整本《纯粹理性批判》抄下来，有的读过几十遍，但是仍然似懂非懂。他们缺少的就是逻辑理解能力。康德的思维方式就是这种严格逻辑方式发挥到极致的产物。由于心中有坚强的逻辑支撑，他不怕走得更远，这往往使那些缺乏逻辑训练的人跟不上他的节奏，丢失了逻辑线索。但正因为如此，康德的著作在今天就是中国读者最好的思维训练营。
信息伦理学:应用伦理学研究的新领域论文
20世纪中国伦理学是中国伦理文化的创世纪，拥有五千年悠久伦理文明的中国，直到20世纪才真正拥有了学科化和系统化的伦理科学。20世纪中国伦理学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从19至新文化运动为形成阶段，五四运动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第二阶段，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底为第三阶段，此后为第四阶段。研究的主要内容有：(1)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与学科体系，(2)道德的.本质和类型，(3)社会的道德原则规范体系，(4)中国伦理向何处去及其道德建设等问题。总结20世纪中国伦理学百年发展的历程。给予我们许多历史的启示，其中最深刻的启示有三：一是开放的时代需要也离不开伦理学，二是应当正确对待古今中外的伦理文化遗产，三是伦理学必需面向社会道德生活的实际，为现实的道德建设服务。
作者：王泽应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刊名：东南学术pkucssci英文刊名：southeastacademicresearch年，卷(期)：”“(5)分类号：b82关键词：20世纪中国伦理学道德建设
《尼各马可伦理学》初中读后感
根据一些古籍的记载，我们可以了解到亚里士多德写了一百七十本书，其中仅剩四十七本被保存至今。并且这些作品都不够完整，大部分都是一些他演讲的笔记，因为在亚里士多德生活的年代中，哲学的主要活动还是集中在与人进行一种口头的辩论这一形式上。他的著作中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并且通过对他的老师柏拉图的观点进行批判的基础上，继承了老师的许多思想，他的主要思想包括：“没有天生的观念”、“一件事物的形式乃是这一事物的特征”、“自然界有各种不同的原因包括‘目的因、‘形式因、‘质料因、‘动力因”等，其中《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所体现的思想就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突出表现。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所谈的“友爱”一词与我们今天所谈的“友爱”一词大不相同。在今天，我们谈到友爱，大多情况下都是指朋友之间的感情，而亚里士多德所提到的友爱却有着更加广泛的含义：它既可指朋友之间的关系，同时还包括父母与子女之间、男人与女人之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老年人与青年人之间的关系等。亚里士多德这里友爱，与他的老师柏拉图所提的“爱欲”有所区分，柏拉图所谈的“爱欲”更多的强调的是肉体欲望，而亚里士多德所谈的友爱“是一种德性或包含一种德性”、“是生活最必须的东西之一”，同时“还是把城邦联系起来的纽带”，因为“没有人愿意过没有朋友的生活”、“如果人们都是朋友，便不会需要公正；而如果他们仅只公正，就还需要友爱”。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们生活就是为了追求幸福，人们的技能、选择与决定，都是将善作为最高的目标，友爱更是善的一种表现形式。那么，什么是善呢？我认为善就是人的一生所追求的东西，生活中我们用一生去为之奋斗的目标就是可行的善。亚里士多德将那些因永恒的自身价值而非物质欲求的东西称之为善的最高层级，与其它方面相比，幸福是善的最显著表现形式，我们总是因为幸福自身而非其外在物质条件而选择和追求它。友也爱是善的一种基本表现形式，它也带有善的特性，因此，真正的友爱也是源于内在真我的感受，本我的自足，自身的价值而非外在的物质，这也是与柏拉图的观点不同的地方。
亚里士多德又根据三种可爱的事物将友爱分成了三种类型，其中三种可爱的事物即：善的事物、令人愉快的事物和有用的事物，因此三种友爱便为：基于快乐原因的友爱、基于有用原因的友爱与完善的友爱。基于快乐与有用这两种原因的友爱双方，他们之间并不是因为他们对彼此自身所具有的德性而爱对方，只是因为对方能够为自己带来快乐或者对方能为自己所用而已。但完善的友爱确实“好人和在德性上相似的人之间的友爱他们相互间都是因对方自身之故而希望他好的人才是真正的朋友。”同时他还根据政治共同体的政体形式区分了不同种类的友爱，在此不做多说。
友爱作为生活的必需品，是一种生活的选择。现代西方所倡导的利己主义观念，更加强调对于自我价值的实现，从而忽视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与交往，忽视了共同体存在的作用，但是为了人类更好的生存和延续，共同体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显的尤其重要，因此在生活中倡导友爱这一理念是十分必要的。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倫理学》中用了两章的篇幅来谈友爱，可见其对于友爱观的重视。他还从个体的角度出发，通过城邦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交流沟通的关系进一步扩充了柏拉图对于“友善”这一概念的定义，并将“友善”延伸至“友爱”，同时还将其区分为三个层次，即善的友爱、快乐的友爱和实用的友爱。这三种友爱观对于我们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发展从道德层面提出了不同等级的要求，有利于促进我们共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步以及实现人类的全面发展，这不仅是我们个人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也为我们实现伟大的“中国梦”提供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