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材料主要是向上级汇报工作,其表达方式以叙述、说明为主,在语言运用上要突出陈述性,把事情交代清楚,充分显示内容的真实和材料的客观。那么什么样的报告才是有效的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报告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街道办调研报告篇一
xx村坐落在xx县西部，位于xx乡东北部，距县城十四公里左右。该村地属丘陵山区，但地理条件优越，交通条件便捷，气候适宜，广泛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同时，外出务工作为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全村共有228户人家，共计大约946人，辖5个自然庄。村中耕地面积2900余亩，粮田面积2500余亩。
近年来，xx村紧紧围绕新农村建设方针，按照乡党委的总体工作思路，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利用自身优势，发展各种产业，促进自身发展，积极推进新农村建设的稳步进行，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
农产品结构单一，抗风险能力较弱。种植业作为村民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渠道，农产品结构的单一化是制约农业发展的瓶颈所在。养殖业资金不足，存在着带动力不足，发展不稳定的现象。同时，农民素质不高，封建思想严重，法制观念淡薄，缺乏科技人才。
各种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基本配套；大力发展畜牧养殖；基层党组织建设进一步加强，村党支部达到“五个好”标准，在志村两委的带领下，将xx建设成为村民、集体双富，物质、文化生活宽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一）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农民增收
1、继续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加快建设优势农产品产业带，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大力推行特色农业、绿色农业和生态农业的发展。增加对三农的资金、技术投入，提高农业生产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建设现代农业。
2、推广健康养殖观念与养殖方式，使养殖业健康发展。同时，加大资金投入，发挥典型带动作用，将养殖业发展成为主导产业。
（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民生活环境
1、完善道路设施建设。力争实现100%“户户通”。
2、进一步治理村庄环境，实施村庄环境整治工程。对全村未绿化道路两侧的绿化进行统一规划，基本实现村道两旁绿化，鼓励农户进行庭院美化，建设生态良好、环境宜人、村容整治、生活舒适的新农村，做到人居与自然趋向和谐。
街道办调研报告篇二
党的xx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强调：“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总理指出：“建设创新政府、廉洁政府、法治政府。用法治精神来建设现代经济、现代社会、现代政府”。
积极推进依法治国方略实施，努力加快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切实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已成为全国各地的普遍共识。在时间和操作层面如何推进，在地方(区域)依法治理中如何实现，尤其是地方“法治城市”如何创建，是当前我国地方法治建设中共同面临的首要任务。我局承担着党委依法治市办公室职责，应积极行动起来，对标一流，把建设“法治太原”作为当前工作的有力抓手，全面开创依法治市工作的新局面。
通过实地调研、函、电沟通等方式，我们对部分省会城市的“法治城市”创建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
3月7日-3月15日，我们对杭州、成都、重庆、武汉四地进行了实地调研，调研采取座谈交流经验、查看实证材料、参观先进典型等方式进行。
四地市普遍认识到，“法治城市”建设是一项涉及到“点多、线长、面宽、体大”的系统工程，必须设立一个具有一定权威性的具体的机构来推进。杭州、成都、重庆、武汉四地均设立了法治建设领导机构，名称上略有差别，其中成都、重庆、杭州为“法治建设领导小组”，武汉为“依法治市(普法)领导小组”。成都、重庆、武汉的领导机构办公室设在司法局，杭州市分为“普法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和“建设法治杭州领导小组”，其中“普法依法治市领导小组”设在杭州司法局，“建设法治杭州领导小组”在杭州市委办公厅专设的法治处。
四地市相继出台了“法治城市”建设方面的一系列文件。杭州市出台了《杭州市争创浙江省创建法治县(市、区)工作先进单位考评细则》;杭州余杭区出台了《“法治余杭”量化考核评估体系》;成都市出台了《2019年成都市法治县(市、区)创建考核评估指标体系(试行)》;重庆市出台了《关于对申报评选重庆市“法治区县”创建活动先进区县开展自查评分的通知》;武汉市出台了《武汉市法治区、法治单位创建考评实施细则(试行)》《武汉市法治区创建考评标准(试行)》《武汉市法治单位创建考评标准(试行)》。
杭州市制定的《杭州市争创法治县(市、区)工作先进单位考评细则》，考核对象为全市各县(市、区)，市直各部门未纳入考核。考评细则内容包括考评和民意调查两大部分，考评指标分为依法执政、法治政府、公正司法、法制教育、基层民主5大类21项100条。杭州市的考评工作是在浙江省“开展创建法治市、县(市、区)创建活动”前提下开展的。主政浙江时期，提出“法治浙江”建设目标。2019年，以浙江省委相关文件的精神为指导。杭州市委为推动此项工作，在市委办公厅增设法治处，市属各区(市、县)委也有相应机构设置(余杭区除外)。杭州市委法治处年底对全市各县(市、区)创建工作进行检查验收。杭州市的最大亮点，是将法治市县的创建活动提高到了市委中心工作的重要地位，在具体的考评指标中引进了群众满意度测评指标。
2019年，杭州市余杭区(是杭州市唯一将法治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司法局的)，根据《“法治余杭”量化考核评估体系》对本区法治状况进行评分，公布了中国内地第一个法治指数“71.6分”，引起了全国的广泛关注。该评估体系由一个“法治指数”、四个“评估层面”、九张“调查问卷”组成，将余杭区提出的九大法治建设总体目标进行分解量化。针对区本级、区级机关各部门、各镇乡(街道)和村(社区)四个层面开发了四套法治建设量化考评方案，采用目标绩效的加减分制。同时设计党风廉政建设、政府行政工作、司法工作、权利救济、社会法治意识程度、市场秩序规范性、监督工作、民主政治参与、安全感和满意度九方面的调查问卷，并将该部分民意调查得分按一定比例纳入最后“法治指数”计算。尤为重要的是，余杭区成立专门考核组，考核评估年度法治建设工作任务的完成情况，并根据综合得分对镇乡、街道、余杭经济开发区进行排序通报。对被扣分单位，余杭区依法治区办受区委委托，分别约见扣分部门主要领导，面述法治指数评审过程中提出的问题，并且要求问题部门3天之内回复，由主要领导签字、盖章。同时，余杭区的领导干部年终述职内容涵盖述职述廉述法三项内容。这些举措使得法治指数不只是对现存法治状态的简单量化评估，更成为各单位发现和解决问题的着力点，成为推进法治余杭建设，提升整体法治理念的抓手。余杭制定的这套评估方法，法治以量化形式考评，因其所具有的开创性，对全国各地都有借鉴的价值。杭州市余杭区也因其法治建设的创新地方实践，连续四次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法治发展年度报告》的“地方法治建设经验”引用。
成都市制定的《2019年成都市法治县(市、区)创建考核评估指标体系(试行)》，考核对象为全市各县(市、区)，市直各部门未纳入考核。考核评估内容包括基础指标、特色指标、行业评价指标、绩效指标四大部分，其中，基础指标分为党委依法执政、政府依法行政、司法公平正义、社会安全秩序、经济法治建设、法律服务质量、法制宣传教育、基层民主法治、法治监督效能等9大类70项268条;特色指标特指年度1项最突出的工作成果;行业评价指标指市级牵头部门结合日常工作实际对法治创建工作的考核评估;绩效指标包括荣誉称号、经验推广、宣传报道、整体评价等4大类5项11条。成都市政府目督办将创建法治城市工作纳入区(市、县)目标绩效考评体系下达全市，市人大、市政协领导每年都分别率队，对创建活动进行调研和视察。
成都市的法治城市创建工作主要体现了以下四个特点。一是高规格的启动仪式，司法部副部长张苏军及省市主要领导出席启动仪式。二是市委2019年1号文件印发“六五”普法规划，政府9号文件印发创建全国法制城市的意见，体现对法治建设的充分重视。三是突出群众制定，构建开放型测评体系。成都市为保障法治创建考核评估指标体系制定的群众参与性，召开了1000余场群众座谈会，与23000多名群众面对面征求意见。四是在安排普法依法治理专项经费外，法治城市创建工作经费单独列入年度财政预算。
重庆、武汉市级层面的法治建设考评体系，基本上是对全国普法办《关于开展法治城市、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的意见》的贯彻实施，缺乏亮点。
为对全国的地方法治创建工作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我们向全国省会城市及重要城市采取发函发文、电话交流等方式进行了调研。截止目前，共收到13个城市的回函或回复。这13个城市分别是上海、南京、福州、沈阳、兰州、石家庄、合肥、郑州、海口、呼和浩特、贵阳、长沙、昆明。这13个城市，均设立了法治建设领导机构，名称上也基本分为依法治市(普法)领导小组和法治建设领导小组两类，或两块牌子同挂。合肥、郑州、武汉、石家庄、长沙、上海、福州、沈阳、兰州、贵阳、呼和浩特领导组办公室均设在司法局。南京市设在市委政法委，海口市设在市人大常委会。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上海市，上海1999年设立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司法局，2019年依法治市领导小组改为政治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委办公厅，2019年重新改设为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办公室改设在司法局。
13个城市对法治城市建设工作基本都有安排、部署和考核。上海出台了《法治城区创建评估指标体系》，合肥出台了《“法治合肥”创建工作实施细则》、《“法治合肥”任务分解表》，南京市出台了《法治城区创建评估指标体系》、福州市出台了《福州市法治建设考核测评指标体系》、昆明出台了《法治昆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长沙市出台了《关于成立法治长沙建设专项工作协调指导分支机构的通知》等。
昆明市历经3年创建出的《法治昆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较为科学系统，该指标体系由3个一级指标模块，13个二级指标，33个三级指标构成。它提供了三种不同使用方式，通过对3个一级模块的不同方法运用，服从于不同的评价目的，具体运用方式见下表：
昆明在指标体系构架过程中，成立了《法治昆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课题组，课题组由法治昆明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市委政法委、市政府法治办、市人大内司委、市政协社法委等部门及云南大学法学院、云南财经大学、昆明理工大学部分法学专家共20人组成。课题组组长由昆明市委政法委书记担任，其体系构建吸收借鉴了香港、杭州市余杭区、南京市等地的指标体系创设经验，历经了收集候选指标，征集社会意见，召开论证会等阶段，最终形成“法治昆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于2019年4月24日首次发布了“昆明法治指数”，成为全国第一个把法治测评委托给第三方评估，并公布测评结果的省会城市。
长沙市为推动法治长沙建设，确定了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公正司法、依法经营、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法治文化建设等六项专项工作，成立了六个专项工作协调指导分支机构。通过分支机构推动法治长沙建设各成员单位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多年来，我国的法治建设通过中央引导下的强力推动，已取得了可喜的变化。全国各地不同程度地呈现出推进地方法治建设的“快马加鞭”新景象。许多领导几乎都将法治建设作为本地区的“一把手工程”，纳入到重点工作中。一些地方先后提出了诸如“法治浙江”(主政浙江时提出)、“法治湖南”(周强主政湖南时提出)、“法治昆明”(主政昆明时提出)等建设法治社会的目标。尤其是部分城市、县区在法治城市创建中为了力争“全国首创”进行了有效探索与尝试。杭州市余杭区公布了中国内地第一个法治指数;南京连续几年推出“法治南京建设十件实事”的民心工程;昆明把法治测评委托给第三方评估，并公布测评结果;成都市构建对全市法治县区创建工作的考核评估指标体系;深圳制定45项举措推动深圳社会主义法治模范城市创建工作;苏州出台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等等。可以说，地方法治(城市)建设将在全国掀起新一轮热潮，法治(城市)建设将被作为重要内容纳入到地方发展的综合考核中。地方法治(城市)建设将成为地方党委、政府又一个积极追逐的 “先导区”。
对各地法治建设的调研，是我们了解外部社会法治进程的重要途径，通过对各地法治城市建设的分析对比，我们总结出以下可以借鉴的经验：
(一)党委重视程度越高，法治城市建设工作越有影响。我国的法治建设是在有着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历史上缺少民主法治传统，因此法治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必须凭借领导人的作用来推进和实现，地方法治建设更是如此。地方领导人重视，法治建设工作中遇到的权威问题、规划问题、组织协调问题、经费问题、编制问题等等问题，都容易得到解决。地方领导人重视程度越高的，越能取得不俗成绩，在全国法治城市建设工作中越能获得良好评价。
(二)办公室职能发挥主动的，法治城市建设工作越有实效。杭州余杭、成都、昆明的法治建设机构依照“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依法治市(法治建设)办公室设在司法行政机关”的模式设立，南京的法治建设机构依照“党委主导，人大监督，政府配合，依法治市(法治建设)办公室设在政法委”的模式设立。在实际运行中，将办公室设在党委的，权威性更高，将办公室设在司法行政机构的，执行性更好。无论是哪种模式设立，办公室发挥职能越好的，法治城市建设工作越有实效，越能推动法治建设步伐。
(三)制定评价指标体系的，法治城市建设工作越有力度。从对各地的材料分析中，我们看到各地普遍制定了城市的法治建设的总体规划。然而，引起全国关注和有力推动法治建设的是那些制定了法治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的城市。这些指标体系的创建，对法治运行的发展进程进行了具体的描述和呈现，对法律制度的公正性和社会适用效果进行了客观评价，不同层次展现了城市法治化发展的现实状态，是当代法治改革的一个尝试和突破。
(四)指标体系制定科学的，法治城市建设工作越有效力。良好的法制建设指标体系，呈现出准备充分、调研充足、论证严密、社会参与度广泛的特点。各地普遍设立专门课题组。吸收社会各界，尤其是全国知名专家、学者参与，经过严谨的调研论证，发动广泛的群众参与。昆明市更是以政府立项，专项招标的方式开展此项工作。实践证明，前期准备工作越充分的，正式实施后，统计数据越真实，推行阻力越小，社会效果越佳。
(五)人员经费保障充分的，法治建设工作越有动力。先进地区法治建设领导组办公室人员充足，比如，成都市16人，昆明市10人，武汉市16人，杭州市11人(依法治市办公室7人、市委法治处4人)。先进地区法治建设领导组办公室经费保障充足，具体情况见下表：
*部分城市和地区法治经费情况一览表
(昆明市的经费包括为构建指标体系，政府招投标专项经费30万，和后期测评经费20万)
*部分城市和地区人均法治经费一览表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我们调研的所有城市中，各城市法治创建中创新的一些先进经验和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一)政府购买法律服务。杭州市以政府购买法律服务的形式开展“律师进社区”活动，全市六个城区497个社区全部配备社区律师。社区律师每周定期到社区服务半天，政府每年向社区律师补贴6000元。法律服务覆盖社区，大大缓解了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引导大量的民间纠纷、上访案件进入法治轨道。《法制日报》等国家媒体给予相应报道。
(二)大规模的法制宣传主题活动。成都启动了“人人讲法共建和谐”的“法治大讲堂”活动，全市组建了37支1000余人的普法讲师团、1544名驻村(社区)律师队伍、4600多名村(社区)法治宣讲员队伍和492个法治文艺演出小分队，开展各类法治宣讲活动8000多场次，组织各类巡演2500多场次，印发各类法治读本近百万册。大大拓展了法制宣传的深度和广度，受到司法部副部长张苏军的表扬。
(三)成立法制宣传协会。武汉市成立社会广泛参与的法制宣传协会，吸引高校、民企、传媒、教育等广泛行业参加协会。全国成立法制宣传协会仅有四川和武汉。但真正有效运转的仅武汉一家。协会的成立充分调动了社会各界参与法制宣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有效的促进了法制宣传的纵深开展。
指出，要“努力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这是在贯彻落实xx大精神的新形势下，对深化改革开放，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的新要求。太原市被山西省委依法治省领导组推荐申报为“2019—2019年全国法治城市创建先进单位”，在法治建设的地方实践中，应该在《关于加快“法治太原”建设的意见》、《2019—2019年“法治太原”建设实施纲要》等纲领性文件的指导下，在吸收借鉴各地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对法治城市的建设有更大的作为。为此，我们建议：
(一)加深认识。“法治太原”建设是凝聚各方改革共识的重要途径和方式，是太原综改试验区整体推进、深度发展的法治保障工程。党委政府尤其是一把手要高度重视“法治太原”建设工作，把“法治太原”建设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将这项工作同太原城市建设的中心工作以及城市发展目标结合起来，同党委和政府的战略部署紧密结合起来，同全体市民的利益诉求和精神需要紧密结合起来，在法治建设方面开创吸引全国目光的新局面。
(二)加强组织。“法治太原”建设是一项法治系统工程，必须与本市的依法执政、民主立法、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法制宣传等工作统筹进行。客观上，必须有一个具有一定权威性的组织机构来组织推进。目前，我市主要领导在依法治市领导组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具体的法治城市建设工作则主要由依法治市办来组织推动。应加强依法治市办的组织机构建设，在“党委统一领导，政法委组织推动，部门协作配合，社会广泛参与”的工作机制下，设立专门的办公场所、配备专职的工作人员，加大经费投入，保障“法治太原”建设工作的有效开展。
(三)加紧实施。“法治太原”建设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和发展机遇，应加紧制定科学合理、重点突出、简便易行、切实管用的“法治太原”建设指标体系。应尽快成立以专家、学者、法治实践者为主体的课题组，经费上实行专项列支，以“项目”推动和引领“法治城市”建设的指标考评体系的搭建，要明确目标，落实责任，确定任务，列出时间表，画出路线图，提出推进方案。要赋予“法治太原”建设指标体系一定的拘束力和强制性，加大奖惩力度，切实保证相关指标对法治建设工作的推动落实。
(四)加快步伐。“法治太原”建设是展示城市形象和城市文明程度的重要内容。全国部分地市已经先行一步，通过法治建设塑造了良好的城市形象。但从各地出台的指标体系来看，虽各有特色，却也存在一些不足：昆明注重评价，指标体系未能与全市综合考核结合;成都注重考核，指标体系仅仅覆盖区县，未将市直部门纳入;余杭仅在区级层面展开，未能在杭州全市推广。“法治太原”指标体系若能在克服上述不足基础上，尽快形成《法治太原指标考评体系》，并予以加紧推进，明确实施起始时间，积极有为地务实工作，定能使我市的法治创建工作在全国傲立潮头。
街道办调研报告篇三
我国在当前正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社会变革过程中，在法制建设、普法宣传、严格执法等方面颇有成绩。然而，仍然存在大量法律不被尊重、得不到有效实施的现实状况。如今我国走向法治的最大困惑在于：传统的文化积淀依然深刻地存在于国民心理之中，影响着人们的行为，进而影响着已经颁布的法律制度的实现，导致许多法律在生效后并没得到较好的实施。我国的法治建设可谓步履维艰，困难重重，本文试着从熟人社会、人治社会、传统道德方面找出其原因。
一、熟人社会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中国的乡土社会已经远远不是那个传统的、不流通的、礼俗的社会。从全国范围来看，完成了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只是沿海少数农村地区，广大中西部地区的乡村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还是处于农耕社会时期，大多数中国人仍然生活在转型初期的乡土社会。在转型初期的乡土社会中，以户为单位的经营方式与沿袭久远的封建社会经营方式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家庭仍是核心，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目的的农业生产仍无法冲破封闭的壁垒，血缘、地缘关系的根基虽然有所动摇，一部分人脱离农业生产转入工业、商业、运输业，但农民终究离土不离家，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农民仍然把根扎在乡土社会，血缘与地缘相结合的关系仍是乡土社会的主导关系。
农村与城市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人员流动性的差异。农村由于其地理位置偏僻、经济发展模式单一，与外界交流很少、社会组成人员较为稳定，因此，虽然从整体来说，当代中国社会的血缘关系、亲缘关系日趋淡薄，正由熟悉人社会迈向陌生人社会，但具体到农村，尤其是西部偏远地区的农村，这种趋势似乎并不明显，熟人社会仍是这些地方的主要表现。受生产力水平等其他因素限制，村民生活和交往的环境具有小而稳定的特点，人与人交往异常紧密。此时，外界的评价对个体行为产生了强有力的约束，道德层面的要求成了人们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人们不需要《合同法》、《产品质量法》的保障，就能够确信交易的安全性，不需要《刑法》的警戒和惩罚就能够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性。人们的信誉保证机制、刑罚实施机制完全建立于熟人之间的信赖关系和私力救济层面之上。在这种秩序环境下，法律的介入反而让村民觉得麻烦，多此一举，简直就是画蛇添足，还充满了不可预期性，甚至效力还远远低于他们心目中的法。
当然，无论怎样，今天的乡土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它。曾经浸润在礼法文化中的乡土社会，面对现代化的冲击、社会的变迁逐渐失去了礼治的基础。然而，当法治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开始慢慢填补礼治退让出的秩序空白之时，却又遇到了难以想像的障碍，生长在异域文化土壤上的法律体系有着它的科学性，但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却似乎难以开花结果。
二、人治社会 贱讼情结
我国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以皇帝的中央集权、君无戏言而延续。皇上就是法，言出法随。一切制度因皇帝的兴趣所好改变，皇上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诸法合体、以刑为主。封建思想的束缚以及刑罚的威慑作用，一直影响着现在的一部分人。
中国古代民间有着深远的贱讼、厌讼或者无讼的传统，广大民众往往以息事宁人为由而回避诉讼，长期以来形成了忍字为先，委曲求全的心理。到了唐宋明清之际，随着社会的变革，经济的繁荣，曾几度出现过诉讼膨胀、健讼之风兴起的情况，终被封建正统视野下的舆论打压得无力生存，无疾而终。可见，这种回避、轻厌诉讼的贱讼情结甚为难解，而我国古代历史总体而言诉讼不兴的局面也因此得以形成。
在大多数统治者看来，诉讼纷争的提起在于小民当忍不忍、礼义教化未宣所致，是道德水平下降的表现。统治者曾对争讼有过唇舌细故而致争，锥刀小利而兴讼的评价，表明了其以争讼为耻的态度。所谓得己且己，莫妄兴词。一到讼庭，终身仇敌。璨相报复，无有休期。坏产破家，多由于此。 可见，当时正统视野下，那些受过儒家思想教化的人认为词讼可免则免，能用别的方法解决就尽量不要对簿公堂。提起诉讼有诸多弊端，不仅使得争讼者自身家破人亡，怨怨相报永无穷尽，而且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关系，败坏社会伦理道德，威胁社会的安定。因此，统治阶级大力倡导和为贵，克己修身，对民众进行伦理道德教化，使邻里、家庭自相慈爱以达到息讼，维护社会安宁的目的。再者，封建家长制的社会背景下，形成以家长处理纠纷的习惯，家丑不可外扬，家族礼法排斥提起诉讼。我国古代从西周时候起就建立了亲亲的礼治原则，确立了以嫡长子继承为基础的宗法制，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规范家族成员的不同地位，并提出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理想状态。经过演变和发展，最终形成了贯穿我国整个封建历史的封建家长制。这种家长制在唐宋明清等封建盛世表现都颇为突出，以至于今天在我国某些落后地区还可见其遗风的影响。
街道办调研报告篇四
根据市委关于做好重点课题调研工作的通知要求，市委政法委利用两个月时间在全市范围内就开展坚持依法治国方略，推进法治松原建设情况进行调研，多次召集相关单位负责人进行座谈，并书面征求了市xxx会、市xxx、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司法局及法学会的意见。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主要做法
法治，是现代制度文明的核心元素，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部署，深入推进法制中国建设。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五年来，我市围绕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决策，紧扣松原市振兴发展工作大局，坚持依法治市、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着重从立法、执法、司法、普法等方面入手，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开展法治松原建设，力争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为建设生态宜居、平安幸福松原营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
（一）严格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制定符合松原实际的地方性法规
2 正工作落实情况开展了调研，积极组织部分代表参加案件庭审和开放日等活动，为推进司法公正做出了积极努力。三是注重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市xxx会围绕“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的目标，建立起领导有力、责任明确、运行有序的备案审查工作机制。根据《吉林省xxx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条例》对《松原市xxx会备案审查办法》进行了修正，明确报备内容，提出备案审查工作具体要求，规范了报备格式文本。结合2015年公民提出规范性文件审查建议的工作实际，进一步细化审查建议受理、处理、反馈程序，推动被动审查工作规范化、程序化。建立了备案审查征求意见机制、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督查通报制度、备案审查的衔接沟通机制、立法和备案审查档案室，依法对市政府制订发布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备案审查从源头上维护法制统一。
3 的第一部实体性法规，召开了《松原市生活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条例》立法起草工作会议，对起草工作进行部署，明确分工，落实责任，有力推进法规起草工作，确保按时完成提交审议。
（二）统筹全面依法治市力量资源，保障法治政府建设蹄疾步稳。
五年来，我市不断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市委、市政府先后印发了《xxx松原市委关于深入推进法治松原建设的意见》《关于贯彻落实省委十届四次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市的实施方案》等文件，从严格规范性文件制发管理，加强行政执法人员培训，开展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强化行政执法监督，做好行政复议应诉工作等方面着手，让更多政府官员“放下架子”，意识到权力行使的法律边界，规范行xxx力运行，提高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水平和法治意识。
4 的行政审批事项清理减少幅度最大，保留数量最少。围绕我市重点工作任务和公众关切事项，我市公开主动加大对民生与扶贫等政府投资的重大建设项目信息、财政预算、公共资源配置、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及社会公益事业建设等领域的公开力度，将权力置于阳光之下，保障了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街道办调研报告篇五
————李三成 汪 健
根据县法治办要求，我镇抽调精兵强将组成调研组，紧紧围绕“如何深入推进法治营盘建设”这一重点课题，通过听取汇报、查看资料、走访座谈、参观考察等方式，对我镇建设“法治营盘”的进展情况进行了调研，现将主要情况报告如下：
一、当前“法治营盘”建设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对照建设“法治营盘”的总目标来说，我镇的创建工作还处在起步阶段，法治化水平仍然较大地落后于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法治建设中的各个工作环节都需要大力加强，法治环境有待于很大的改善，全民的法律素养与法治社会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可以说任重而道远。根据调查，当前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困难和问题：
(一)思想认识不够到位，习惯性思维误镇很难改变。
一是对法治概念望文生义。由于现代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于是许许多多的人就按照自己的习惯性思维简单地进行推演，片面地认为：“人治就是用人来治理社会，那么，法治就是用法来治理社会；过去人治用政策治理社会，现在法治要用法律来治理社会。”还有的认为：“搞法治建设，这都是司法和执法部门的事，与己无关”。更有甚者，只要单位、组织依法办事，而自己往往臵法律于不顾，随意违法现象时有发生。
二是对法治建设缺乏信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立法建制上和法治建设上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由于种种原因，法治的实效尚不很理想，在一些地方和部门还存在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监督乏力等问题。因此，有不少人对法治的作用表示怀疑，认为法治没有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能力，要实现法治目标实在-1 业务指导，使工作合力优势进一步发挥。但由于依法治镇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专职人员只有两名，不用说法治建设的理论研究、指标体系的研究制定、部门工作机制的改革等，就是日常性的工作研究部署、宣传工作的开展、全镇性工作的指导协调和检查督促也缺少人手，这对全镇的创建工作长期走在前列难免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二、进一步深化和创新“法治营盘”建设的几点建议： “十二五”时期是我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法治营盘建设工作要以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秩序为目标，以培育公民社会为发展方向，目前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全面建成，有法可依的问题已经得到基本解决，下一步重要的是各项法律法规能够得到全面有效的贯彻执行，构建确保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社会主义法治秩序。“十二五”时期，法治营盘建设要实现新的突破，必须在有法必依上下功夫，力争使公权循法而为、私权真正落实。
1.在依法执政方面，进一步突出增强领导干部法治意识与法律思维方式的形成。
2.在依法行政方面，进一步突出规范公共权力，建立法治政府和服务政府。
（一）把贯彻落实《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政府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切实抓紧抓好。
-3 法队伍的纯洁性和先进性。
4.在法治文化建设方面，进一步突出培育公民的法律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