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行为逻辑读后感篇一
《集体行动的逻辑》是公共选择理论的奠基之作，研究的是传统经济学很少置予关注的非市场决策的集体行动问题。在传统经济学家看来，这些问题是由于非市场因素导致的，违背了经济学的基本行为假设。然而，奥尔森对集体行动的逻辑的研究，恰恰证明了非市场问题依然可以用经济学方法来研究。
在这本书里，奥尔森紧扣“经济人”的行为假设前提，认为利益集团的成员都有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倾向，在没有选择性激励或强制等手段下，为了所谓的公共利益或集体物品最大化而宁可自己承担集体成本是不存在的。换句话说，即便是基于成员共同利益组成的集团在试图增进成员的共同利益，实现集团某些目标而采取行动，成员的行动并非是理所当然的，它都是建立在成员实现集团中某些特定利益的基础上。这就批判了传统经济学家的观点：有共同利益的个人所组成的集团是为他们的共同利益而行事，会在必要时采取行动以增进维护共同利益。奥尔森认为，即使集团采取的行动在实现集团目标之后，能够使集团中所有成员获得相对应的利益，也不能推导出所有成员一致自愿采取行动，实现这一目标。
集团或集体设立的最初目标是为了促进和维护共同利益，其组织的基本功能是提供公共或集体物品。在集团内部成员中，集体行动产生的集体物品属于公共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征。通常情况下，集团在采取集体行动过程中，某些成员的消极对待或少付出行为并不会影响其对实现了的集体物品的分享。这就可能导致了集体成员“搭便车”现象的产生，在这种情况下，集体成员宁愿不享受公共物品也不愿付出成本去实现集团目标，所以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集团的利益。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发现运用集体行动的逻辑可以解释很多事情。就拿安全性日益堪忧、形势严峻的食品问题来举例。当这些毒大米、三聚氰胺奶粉、瘦肉精猪肉等食品流入消费者市场时，假设最初恰巧发现问题的一小撮消费者，能够坚决地控告商家，同时给政府施予必要的压力，促使相关职能部门及时取缔商家，以最严厉的措施去惩罚这些为了赚取暴利，不顾消费者生命健康去生产有毒有害的食品厂家，或许就不会出现一大批消费者受害事件。对于消费者群体来说，获得安全卫生的食品是这个集体的共有物品或者说共同利益。当消费者发现危害共同利益的行为出现时，能够坚决说不，运用法律等手段去制止它，那些不良商家就不会这么嚣张地生产有毒有害食品。遗憾的是，我们会发现身边的消费者大部分人即使购买到有毒有害的食品，也会采取息事宁人的做法，扔掉这些不合格的商品。即便食用了这类食品，如果不是发生特别严重的疾病的话，一般都自认倒霉，自行承担治疗成本算了。因为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如果个人承担了数额不小的成本，比如法律诉讼成本、举报材料费等，即使让生产有毒有害的商家或厂家受到了应有的严厉惩罚，但在消费者个人看来，个人行动给消费者集体所带来的收益是由大家共享的，况且他们也不会分担自己所花费的成本，何况面对的是实力比自身强、拥有各种社会资源的厂家，挑战他们的胜算难以估计。最终，我们学会搭便车，都指望别人付出行动，或者受危害的群体越来越多时，靠舆论压力施压政府去解决。
既然集体中的成员都是自利的，都有搭便车的倾向，是不是就意味着基于共同利益的集体就不会采取集体行动去增进成员的共同利益呢？回答是否定的。在这本书中，奥尔森并不否认即便是没有激励或者强制手段，集团也会有集体行动的发生。
集团成员规模有大小之分。成员规模的差别，影响到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导致集体行动的结果也就不同。人数规模小的集团，由于经济激励和社会激励的存在，比如个别成员为了获取声望、尊敬、友谊以及其他社会和心理目标，宁愿承担相应的成本去付诸行动增进集体利益。成员人数少，成员间更容易互动，增进互信，因而集团成员更具有凝聚力，集体行动更具有效性。然而，成员规模大的大集团，由于不具有小集团的优势，一般不会轻易组织起来，除非运用强制或选择性激励措施。
在奥尔森论证小集团的凝聚力和有效性一节时，某个别的论证引起我一些思考。他引用并论证“‘我们发现当你期待行动时，委员会应该小一些，而当你希望听取观点、反映时，委员会相对就应该大一些’这一情况显然不只限于银行。众所周知，美国国会和州立法机关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是掌握在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手中的。”仔细观察我们所处的社会，我们发现很多决策机构人员安排非常符合奥尔森这一逻辑。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数只有7位，中国共产党在每一次涉及社会重大事件的重要决策时，可以及时迅速地做出决策，比如这次天津塘沽特别重大火灾事件，爆炸事故发生后，中国共产党最高决策机构中央政治局及时做出关于爆炸事故处置工作的七项决策，避免事态的进一步严重化，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然而，代表人员规模超过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并通过的每一项重要决策议题都要人大代表酝酿好几年后，才能出台相关决议或法规。
记得以前在论及中国与美国政治民主程度的比较时，常有人引用中央党校赵虎吉教授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中国目前是开大会解决小问题，开小会解决大问题，不开会解决关键问题。”我们当中有些人用这句话调侃中国政治民主不发达，羡慕老生常谈的美国所谓的人权。但在这本书中奥尔森关于美国民主的分析内容中，我们看到的是，以民主最发达著称的美国决策机制与中国大同小异，重要决策总是由关键人物主导并作出的。美国普通民众难以影响重要决策的产生，更多的是民意被代表化，或者上街游行反对对自己不利的法案。
事关重要的决策由少数关键人物做出，并不意味着这些决策是不公正的.、不合理的。但从决策成本来看，它的成本必定比全体成员共同决策所花费的成本小。节约的成本可以用来做其他有利于集团利益实现的事情。另外，从决策时效性来看，少数关键人物做决策相比多数人做决策，成员意见更容易统一，这是由于多数人组成的大集团，通常成员在许多方面存在差异，比如受教育程度、理解能力等方面，常常导致成员关于决策的意见不合，花费许多时间成本在说服彼此的过程，错过决策实现的最佳时机。
少数关键人物做决策确实有诸多好处。然而，在这由少数人做决策的过程中，我们要警惕奥尔森在书中论证过的少数剥削多数的倾向，避免因错误决策最终导致政策实施恶果让多数人承担。在中国证券市场上，我们很容易发现许多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或控股股东颇有兴趣提议关联交易、重组并购等影响股价重大涨幅的决策议案，借以此为炒作噱头，实现自身某些不可告人的目的，比如高价减持手中的股票、获取关联利益。然而，他们并不关心公司实体的经营业绩情况，管理机制是否完善，公司发展战略是否调整到位。所以，我们经常看到许多上市公司即便是重组并购之后，公司业绩依然惨淡，受此影响股价大跌，最终使广大中小散户割肉离场，利益受损。所幸的是，目前国家相关部门制定相关规定，对上市公司重大事件的披露要求越来越严格。
少数关键人物成为代表全体成员意见的最终决策群体的一员，可能由于自身拥有的诸如天生领导力强、社会地位高等条件促成，但这并不默许这一小撮成员有理由侵害多数人的利益。因此，基于保护集团全体成员的利益，我们除了关注少数关键人物做决策的合理性，更应该注重利益诉求的表达通畅度与决策执行的监督力度。
在论证国家和阶级的正统理论章节中，奥尔森理论对比分析了古典经济学家与马克思关于国家的理论。奥尔森毫不客气地批判，自由放任的古典经济学家们基本上忽略了公共物品理论，过度倾向于用一套详尽理论，解释为什么大多数经济需求要通过私人企业来满足实现，而认为国家理所当然地提供诸如国防、警察以及法律等公共服务，或者说是国家经济体现出来的是自我牺牲的集体精神发挥所致，一味地强调个人的自我利益至高无上。譬如古典经济学家汉斯・里切尔在提及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私人组织的关系时，他认为个人的自我经济利益在自由的市场经济中至高无上，利润动机几乎是决定相互关系的唯一因素。如果国家满足了个人的需求，或是只有通过联合行动才能实现的群体中的个体需求，它这样做只是为了岁入。人类精神有奇怪的两重性，在个人间进行交易时，自我利益至高无上，而在个人与国家以及与许多私人组织的关系中，自我精神又压倒一切。相对于指责古典经济学家没能建立一个明确的关于国家的理论，()奥尔森强调了马克思关于国家的理论是意味深长和发人深省的，强调了马克思对国家理论的贡献。他认为马克思以财产关系划分阶级是明智的，如果按成员的社会地位或特权来定义阶级，马克思也许就不能理直气壮的说他们有共同利益，因为收入来源不同的人可能拥有相同的特权。
晚清时代，主张废科举、兴学校、开矿藏、改官制等的变法维新领导者之一的谭嗣同，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下令逮捕屠杀维新派人物时，明明可以在别人帮助下逃离中国，可他却拒绝了出逃的建议，毅然地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变法而流血者，此国所以不倡也。有之，请从嗣同始。”他决心为变法而献身。如果仅是出于理性的功利主义，他完全保全自身，逃到他国生存。或许在他看来，他的心属于中国，逃到哪里心都不会安定，与其苟且偷安，还不如壮烈殉国，以自己的一腔热血唤起世人的觉醒。再看看前段时间热映的《十月围城》，很多人不惜牺牲宝贵的生命来保护革命伟人孙中山先生，用胸膛挡敌人的子弹、暗箭，他们名留史册、令人感叹。但仔细的考虑一下，那些牺牲的人当中有几个知道孙中山先生是谁吗？他们要保护的人对于他们的长远意义是什么？用一句现代流行词，那就是他们“被革命了”。可能仅是出于某种道义上的考虑，甚至他们都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就是被后人称赞的革命，而被迫参与革命。一些英雄们之所以冒死保孙，目的其实都是事先考虑了自己的某种利益，有的是为了完成父愿、有的是为了答谢主人的恩赐、有的是为了见到自己的女儿??总之，他们参加革命可能是出于个人理性的目的。但是革命能吸引那么多人参加，也说明了领导者的影响力是巨大的，这或许是奥尔森在书中没有想到的。
西方社会之所以没有发生像马克思预言的工人阶级革命，正是因为资产主义的一系列发展超出马克思的设想，使工人淡化对自己的阶级处境的认识，而不是真正的“理性人”的理性选择的结果。首先，社会的经济结构并没有像马克思预言的那样出现愈来愈简单化的趋势，反而变得愈来愈复杂。这是因为，尽管资本主义的经济集中进程十分迅速，但是独立的经济实体的总数并没有减少。中小型企业的数目，像雨后春笋一样在继续增加。国民经济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并没有由于经济的集中而消灭。其次，社会的阶级结构并没有像马克思预期的那样减少为两个矛盾相互对立的阶级，而是出现了进一步分化的倾向。中小企业的继续存在，使旧的中产阶级得以保留；同时，由于私营企业和公共管理机关的增加，这个阶级又得到了“新中产阶级”即白领工人和公职人员的补充。至于工人阶级本身，也由于教育、职业和收入的不同而走向更大的分化。并且，尽管私营公司纷纷合并，但是股份公司的出现却使分享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人数在增加。总之，社会的阶级结构不是简单化了，而是更加复杂化了。再次，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并没有像马克思预期的那样增加或扩大，相反，危机的程度及其影响还趋于减弱。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一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里更广泛地使用了信贷制度，二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内开始出现了经济组织（如卡特尔），三是国家调节经济的手段已大大改善。这些发展使得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不仅没有对其形成经济灾难的威胁，而且还使引发危机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另外，工人的经济状况并没有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越来越贫困化，相反，他们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现实的情况表明，虽然工人与生产资料所有者的收入差距在扩大，但工人的生活条件并没有持续恶化，反之，他们的实际收入明显地在不断增加，他们的处境得到了改善。这就是说，工人阶级的相对贫困化虽然还继续存在，但绝对贫困化已经不复存在了。最后，阶级斗争并没有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日益加剧，相反，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发展已经能够有秩序地解决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争端。这种发展主要体现为，国家的政治民主化和劳工立法，由于工会的努力而得到了改善，这就为解决工会和雇主之间的争端提供了广泛的基础。事实证明，民主制适合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有利于劳动人民的改革。在这样复杂的社会里，不可能由一个中央机构控制和管理一切生产资料，因此社会主义不能把社会化作为目的，并且不能立即和全面地由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模式取代资本主义社会，它只能通过不断的建设性的改革，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
作为“制度性公共选择理论”的奠基之作，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所提出的理论与方法具有极其深刻的意义。奥尔森的“潜在的集团”即发现了有组织的利益集团之外的无组织的潜在利益集团的存在及其行为方式，这样的研究无疑扩大了公共选择理论的领域。再者，他详细分析了大集团与小集团在实现集团目标的效果差异，启示我们对于组织大集团的集体行动时，要充分运用“选择性激励”。激励机制，可能是惩罚性的、强制性的，也可能是奖励性、社会性的，目的都在于激励成员为集体目标而贡献，调动参加者的积极性，有利于最终目标的实现。这种激励机制的精髓也告诉我们，在选择激励措施时，因人而异，对症下药。
每一种理论与观点的提出，背后都会有质疑的声音的存在，因为大家的认识角度不同，人生经历也不同。每一种理论都有它的局限，对待它们应采取批判与理性的态度。基于此，我们理论联系实际。学习古代，为了今天的中国，学习西方，为了东方的中国。我们认识每一种理论，都是为了汲取其中的精华、得到一定得启发来服务现实的建设与发展，因此，对待每种理论，不能迷信太深，也不能全盘否定，取其长处，反思我心，掌握知识，服务人民。
行为逻辑读后感篇二
小逻辑是把大目标拆分为一系列小行为的方法。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套行为科学框架，即由“设定目标、制订计划、承诺机制、奖励机制、分享机制、反馈机制、连接纽带”构成的行为脚手架，让选择困难而缺乏行动力的人，依据这些框架，确立、实现自己的目标。在整个框架中，我们所做的微小的改变，终将凝聚成巨大的飞跃。
在本书中，依据个人情况，我学习到了两点：
1、制定计划有三个规则：
规则1：保持简单化原则。
规则2：创建一个可行的计划。明确列出需要何时、何地以及怎样采取行动来实现每一个步骤。
规则3：把计划变成习惯。
2、如何建立良好的反馈机制？
规则1：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关乎自己的目标实现。
规则2：及时做出具体可行的反馈。
规则3：对比自己与别人。在某些情况下，和别人对比，这是最有力的反馈。
阅读完本书，让我明白“小”并不意味着简单，它需要聚精会神、尽心尽力并锲而不舍。将我们的目标分解成一系列可管理的步骤，依据书中的知识，优化每一步，这样选择也变得简单多了，我们也将能更快地实现自己的目标。
行为逻辑读后感篇三
近年来，随着大众对理财和社会经济问题的关注，财经类的畅销书备受追捧，各种讨论金融危机的观点相互碰撞，类似的讲座、报告也四处开花，大家似乎在一夜间看清了华尔街金融家的贪婪和罪恶，以及各种深藏不露的“阴谋论”。金融交易除了让华尔街、金融界赚钱外，对社会到底有没有贡献、有没有创造价值？如果有的话，是如何贡献的、如何创造价值的？陈志武撰写的《金融的逻辑》一书从全新的视角为读者拨开了这些迷雾。
陈志武是美国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是目前华人领域公认的最优秀、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和金融专家之一。
此书的一大亮点是让人们重新审视过去那些曾经理所当然的观点。过去我们总认为，国库里真金白银越多的国家就越强大，要借钱花的国家是弱国，一个国家财政经常赤字，要发行大规模国债融资，这是不好的。陈志武的研究发现彻底颠覆了读者惯性的认知：以公元1600年为例，一组是国库深藏万宝的国家，一组是负债累累的国家，现在来看，当年国库藏金万贯的国家除了日本外，都是发展中国家，而当时负债累累的却是今天的发达国家。而且我们又无奈地发现，将“未来收入”提前变现的资本化、证券化体系才是这个世界近200年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资本化是美国资本主义文化的核心。长期以来，美国欠下一身的巨额外债但发展势如破竹，而中国、印度这些在几千年封建发展史上一贯拥有大量金银储备的国家至今仍是发展中国家。
同样，用“货币化”和“资本化”也可以更清晰地理解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过去的30年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到90年代中期，其核心是给老百姓买卖东西的自由，他们有选择生产什么、到哪里卖、如何卖的自由，包括劳动力市场和创业市场上的自由，那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市场化”或说“钱化”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可以概括为“资本化”时期，就是让企业资产（包括有形资产和未来收入流）、土地和各类自然资源、劳动者未来收入流，都可通过产权化、证券化或者金融票据化转变为流通的金融资本。一个国家可以卖的东西越多，或者已经资本化或能够被资本化的资产和未来收入流越多，它的“钱”自然就越多，可能的资本也越多，而由资本和劳动的自由结合产生的巨大生产力正是我国过去30年高速增长的最根本的原因。
本书还从历史的角度探讨治国的金融之道。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是靠加征税还是发国债来维持财政，关键在于政府的融资成本和民间的投资回报率，只要纳税人的投资回报率高于政府公债利息，最优的国策就是少征税，把钱留给老百姓，藏富于民，政府尽量用公债补充财政赤字。如外国政府购买美国国债，美国政府用低息借到这些钱后，通过减税把钱转给企业和老百姓做生产性资产投资，这种策略的效果是让美国的财富超速增长，即是自己有蛋再“借鸡生蛋”的效果。由此我们终于明白了美国靠赤字、靠国债、靠减税做强的道理。由此我们很容易联想到我国目前增速超20%财政收入或许并不是好事。所以，目前我国的政策导向之一就是：一方面应该减税，至少应该控制税负过快增长，要藏富于民，同时政府进一步退出经济领域，让市场真正发挥作用，提高民间创业和投资的回报；另一方面可继续依靠国债促进发展。当然，这两个方面都有一个共同的提前，那就是政治制度构架必须要适应这种自由开放的市场。
行为逻辑读后感篇四
“一方面由于时代的艰苦，使人对于日常生活的琐事予以太大的重视，另一方面，现实上最高的兴趣，却在于努力奋斗首先去复兴并拯救国家民族生活上政治上的整个局势。这些工作占据了精神上的一切能力，各阶层人民的一切力量，以及外在的手段，致使我们精神上的内心生活不能赢得宁静。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现实，太驰骛于外界，而不遑回到内心，转回自身，以徜徉自怡于自己原有的家园中。现在现实潮流的重负已渐减轻，日耳曼民族已经把他们的国家，一切有生命有意义的生活的根源，拯救过来了，于是时间已经到来，在国家内，除了现实世界的治理之外，思想的自由世界也会独立繁荣起来。”
这是将近两百年前，黑格尔在柏林大学的开讲辞。读起来感觉多么亲切啊，真可谓历久弥新。我们这个时代不再是黑格尔的时代，但人好像还是黑格尔时代的人。“精神太忙碌于现实，太驰骛于外界，而不遑回到内心，转回自身，以徜徉自怡于自己原有的家园中。”“致使我们精神上的内心生活不能赢得宁静。”
一个时代的兴趣，一个时代的格局，一个时代的趋势，个人是无能为力的，最多只能“独善其身”。而且，很多时候，独善其身也很不容易，往往“树欲静而风不止”。
国人的习惯，喜欢上行下效。所以我常常想，要扭转这个时代的风气，可能还要从在上者做起，然后民众群起响应。
我常常想，假如为政者能有时间坐下来读点书，做点思考（总结和反思），想一点与经济无关的社会的事、文化的事，聊一点百姓的话题、精神的话题，甚至是诗意的话题，可能会出现一种清新的政治局面、管理局面。了解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古代受百姓敬仰的官员是亲民的，有人情味的，他们似乎不像现在的官员那样，成天到晚事务缠身，几无片刻闲暇。古代的官员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似乎总能从容处之，百姓对他们的评价是“日计之无近功，岁计之有大利。”()
假如学者们能坐下来安静地做学问，而不仅仅为稻粱谋，不仅仅为名利、为职称谋，可能会出现一种清新的学问局面、学习局面、文化局面。
假如各阶层的人们能放慢一点脚步，习惯欣赏生活，习惯欣赏自己，习惯于物质之外某种精神需求……可能会出现一种清新的生活局面、社会局面。
和谐社会必然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的身与心的和谐。远离精神、远离内心，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和谐。
行为逻辑读后感篇五
奥尔森开篇就否认了人们惯性认为的，又具有相同利益的个人所形成的集团，均有进一步追求扩大这种集团利益的倾向。
集团是与具有相同利益的人构成的，而这里所说的利益是只针对他们个人的，那么我们如果说追求集团的利益也就能推出我们是在追求个人里的基础之上的。但是我们把追求个人利益为前提，是不能推出个人是自愿实现共同利益的。而这一切都是在严格坚持经济学，承认经济人和理性人存在的情况下。就如奥尔森所说“除非在强制或者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共同利益行事，以实现他们共同的组织或集团的利益。”而不去实现共同利益的组织往往会消亡。而又由于我们都存在的利己性，（集团的群体成员对获得某一集体利益有着相同的兴趣，但他们对承担为获得这一集体利益而要付出的代价却没有者共同的兴趣）。
而这就导致了一些组织因此止步不前达到瓶颈。而这我觉得才是“集体行动的困境”。
沃尔森则发现了这个问题，他便开始思考各种因素与成员为共同利益的出力程度关系，他觉的存在着一种选择性激励――赏罚分明机制可以让集团成员在想获得集体利益的。成果的同时也同时付出努力，而我觉得这必须建立在一种各成员都通过的预定，而我认为这便是一种契约。将此种思想放入一个企业之中，这种机制我认为便是绩效管理，绩效管理的好坏绝对是一个企业是否成功的标志。有效的绩效考核能帮助企业达成目标，而这种考核是与利益相关联的这便是绩效工资。但是再好激励方法和游说都是需要花费的，就如书中所说“让个体生产者承担任何费用都是违背其利益的。而我们会发现绩效管理时出现于相对较大的公司和企业。确实，上述的.观点有很多事不适用于小集团的。
在研究时沃尔森便发现企业趋近于大则那么成员就越不会为集团的共同利益采取行动，组织成本也会水涨船高，而他提供的集体物品的数量就会最有数量，也就是说，集团越大就与不可能去增进他的共同利益。
但是小集团又出现了很大的弊端，那即是小集团中存在着少数剥削多数的倾向，一旦少数免费获得共同利益，而他便会丧失激励来提供另外的物品。
而对此我们又有很多方法可以借鉴，例如大国要不成比例的分担多国任务，并且联合国的经费其中各国的会费主要是依照各国的经济实力以及其他一些因素来决定的，联合国会费缴纳比例每三年修改一次。
而这我又想到如果大集团有如此弊端为何不将大集团分为若干小集团个集团，当然过多个小集团会增加更多的组织费用，但如果适中又何尝不是一种办法。
除此之外，在我看来解决也可以另辟蹊径。
上文中提到，在“特殊手段”下成员会自愿付出努力。我认为其中包括暴力强制，盲目崇拜，民族主义，宗教信仰等等。而我觉得企业文化也可算作一种手段促进一些集团成员为了共同利益做出努力，这种文化管制并不适用于国家间的组织，更适用于经济范畴的企业例如品牌公司或者跨国公司。这种手段不是说成员放弃个人利益而是说促进人们更好的为集体利益出力。这何尝不是解决大集团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瓶颈的一种办法。
行为逻辑读后感篇六
当仔细品读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都积累了属于自己的读书感悟，何不写一篇读后感记录下呢？但是读后感有什么要求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经济的逻辑》读后感，欢迎大家分享。
这周我读了一本经济理论类的书《经济的逻辑》。
作者黄威用全球化的视野切入到大家热衷关注的欧债、美元、中国发展等经济问题，用比较通俗易懂的、幽默风趣的语言向读者们讲述了一个个关于经济学的知识，还原了金融真相。
乔布斯在书里写道：“我一生都以我的父亲为傲；因为他不会为了成交生意而花言巧语，或低声下气巴结客户，当个马屁精。”他真正的榜样不是巴菲特，也不是比尔盖茨，而是自己的养父。他绝不会让金钱来破坏自己的'认识，相信过多的物质欲望会腐蚀人生的灵魂。其实这点真的很可贵，这其中的道理我们需要细细去品味。 这个地球上有一大批名字叫做“年轻人”的人，当他们踏出成长的起点的时候，却发现已经抵达了终点。陈文茜在《只剩一个角落的繁华》这本书中说她经常想起欧元区主席荣克的担忧之语，在脑海中挥之不去：“这些人将成为失落的一代，因为全球经济复苏可能需要接近十年……这一代可能成为永久失业的一代。”确实，当经济复苏的时候，又有多少人的完整人生已经被彻底耗尽？当一张灰茫茫的天网向我们靠近时，没有一个地球上的观众可以逃离。
一旦欧洲金融崩溃之火烧起了，我们亚洲人除了诧异惊慌的眼神外，什么也不能做。我们只能苦苦、默默地承受——“当欧洲金融风暴钟声响起时，它捎来的不是教堂天主的祝福，而是世界的摧毁”。陈文茜说，错的不是这批年轻人们，错的是这个时代。 经济学是一门严谨的学科。当我们越学越深入的时候，就会恍然大悟，原来自己竟然已经在转行学数学了。在现今的经济学研究中，的确是越来越借助数学这个工具，甚至有些人还会这样认为，如果你的研究中没有一些复杂的数学公式，那么你就肯定算不上高深和前沿，也称不上是“专家”。可是在《经济的逻辑》这本书里面，就完全没有数学公式，也规避了数学公式的深奥难懂的缺点，但它清楚有趣地告诉了我们什么是经济学的逻辑，以及如何运用经济学理论来撬开经济的大锁。 就好像是一部恐怖片，人人都要自危。在中国人未来的财富之路这一章节里，作者黄威告诉我们，随着中国的经济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地提高，人们的收入更是和几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虽然老百姓的口袋越来越鼓了，但是作者却感觉“咱们很多人对财富的认识还停留在古老阶段”。中国人未来的财富之路究竟在哪里，这是值得大家一起探讨的。在最后的章节，作者还举例说，在20xx年10月底，欧洲的人们以为二次衰退阴影已经渐渐远去，天终于快亮时，希腊众神在瞬间就将天全部转黑了。
行为逻辑读后感篇七
看完这本书，最大感受是相见恨晚。陈教授出版这本书出版的太晚了。如果早在几年前能看到这本书，恐怕本人就不会做出提前还房贷的决定了，现在可能就是拥有几套房子的业主了。
二、两方面评价：
1、积极的方面：本书用通俗的语言，独特的视角，对金融的本质做了一个经典的阐述。个人印象最深的核心观点主要有三大方面：一是钱、资本及财富的三大关系；二是国家财富、企业资产与收益、个人未来收入、土地和自然资源四大资本来源；三是市场化、私有化、法治化等资本化三大助推因素。
2、不足的方面：一是关于孝道文化的阐述有偏激之嫌。有孝心是作为一个人所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家庭道德，随着社会发展的特别是市场化的发展可能会在孝心表达的形式、方式上发生变化，但绝不是不再要孝道，终结或淘汰孝道文化，而应该是在文化体系的部分内容上发生变化，但人应有孝心的根本要求不应改变。
二是对以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陈教授一语中的，指出是因为委托与代理的链条太长、花别人的钱不心疼而导致而成，但对如何防范和治理金融危机，特别是对我国在今后大力发展金融业的过程中如何有效防范金融危机，并未提出系统、具体、专业的对策与举措。
三、三层面反思
1、对于国家层面：一是金融的发展会带来财富的增长，我们国家的金融化程度还很低，国家应围绕三大助推因素，创造各种有利条件，不断提升资本化水平；二是国富不如民富，国家应尽量用公债来补充财政赤字，少征税，藏富于民，把钱留给国民投资创业。
2、对于公司层面：一是对于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企业，要认清形势趋势，紧抓大好时机，借势实现跨越发展。二是要学会把企业资产与未来收益资本化，让企业自身更富有，更有实力。
3、对于个人层面：一是要学会用将个人未来收入资本化的手段来增加个人财富，均衡使用、享用个人财富。二是为了降低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或者提高未来收入水平，避免因年龄等原因而贬值或加快贬值速度，我们应着眼长远，面向未来，一方面要立足自身职责，扎实做好工作，用我们的才华与智慧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因为只有公司基业常青，我们的未来收入才有保障；另一方面，我们要持之以恒地加强自身，丰富个人实践，不断提升个人素质能力与市场竞争力，通过个人价值的不断提升去应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避免资本化的`前提、基础出现偏差。
四、四点延伸思考：
1、我们应当购买什么样的股票？在资本市场不够健全发达的情况下，更多的是靠投机，但在资本市场比较发达的前提下，我们应当购买公司未来收益较大且确定性较高的股票，应当搞价值投资。
3、公司在资本化、金融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公司在国家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其地位将越来越高，作为一名企业人，我们倍感自豪，推荐大家看一本书，即中央电视台的大型纪录片《公司的力量》，会对公司这一企业形式的发展历史及其在社会发展中扮演的角色与所起的作用，有一个更加全面系统的了解和认识。
4、要正确对待财富。正如《财富如水》中所言，财富与水有着许多共性，都可流动，都有可能会蒸发或挥发，甚至被冻结。最重要的一点，水有两面性，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没水喝人会渴死，但喝多了则会撑死或毒死，财富亦是如此。我们要明财性，审财情，结财缘，还财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散之亦有道。
行为逻辑读后感篇八
传统观点普遍认可这样的观点：有共同利益的个人组成的集团通常总是试图增进那些共同利益。如许多工会理论、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补偿权力”概念、及对压力集团的研究都是建立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的。但奥尔康教授却在本书中明确指出这种论断是错误的。当然各类组织的成员总是期待增进他们的共同利益，工人期待工会为其争取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条件；农场主期待农场组织为其成员争取更有利的法律；股东期待公司为其增进利益。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以现代大公司为例，不像股东人数少的公司，在股东数量众多的现代大公司，管理人员拥有自主权，他们能够控制大公司，甚至为自身的利益而牺牲股东的利益，这样的事实却是令人惊讶。在股份公司里，普通的股东拥有解雇管理人员的法定权利，如果管理人员把公司作为谋取自身利益的该工具，股东集团受到了损失，自然有足够的理由解雇他们，可是大多数这样的情况下股东是不会这么做的。究其原因是这样的，在一个有着成千上万股东的大公司里，典型的股东要解雇管理人员的努力可能不会成功；而且，即使成功的话，由于典型股东拥有的股票只占股票总额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回报（更高的红利或股价）的大部分也会被其他股东分享。公司收入对股东来说是集体物品，因而通常情况下典型股东不会对管理人员发难。
也就是说，在一个集团内部，集团利益是公共性的，即集团中每个成员都能共同且均等地分享它。这也就意味着，不管个人是否付出成本，他都能享受到集团的共同利益，而这样的性质促使集团的每个成员都想“搭便车”坐享其成。集团越是大，分享收益的人越是多，为实现集团利益而进行活动的个人分享的份额就越小。所以，在严格坚持经济人及其行为的假设条件下，经济人或理性人都不会为集团的共同利益采取行动。
奥尔康教授还将小集团和大集团进行比较，发现两者不仅有量上的差别，而且尤其关键的是二者在质上也是完全不同的。他主要的研究对象是大集团行为，在研究中他发觉大集团行动是相当困难的。首先，因为集团规模大、成员多使得集团组织运行成本极高，加之收益的分享问题、吸引成员加入的方法问题都使得组织大集团行动陷入困境。其次，组织集团行动以实现利益增殖问题，也只能是可能性。因为总要防止集团成员“搭便车”的行为倾向，它已变成解决集体与个人利益的关系问题。为此，在多个成功案例的研究中，奥尔康教授发现了这样的运行机制，即强制入会制和“有选择性的激励”，大集团或申请法律强制其潜在成员入会，或向其成员提供大量有选择性或非集体性收益并排除其他非成员分享，使得潜在成员知道加入集团对自己的益处而不加入可能总成的损失远远多于会费，从而吸引更多成员加入。此外，对集团的每个成员区别对待、“赏罚分明”。
当说到小集团时，奥尔康教授特意申明：他的关于大集团的理论都不适用于小集团。小集团因其成员人数少。为实现集团总收益而付出的成本小，即使有些成员必须承担提供集体物品的所有成本，他们得到的好处也要比不提供集体物品时来得多，在这样的情况下，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是相一致的，可以假定会提供集体物品。所以，小集团比大集团更容易组织起集体行动；具有有选择性激励机的集团比没有这种机制的集团更容易组织起集体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