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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形势论文篇一
电视剧艺术创作者应该亲近观众，具有平民意识，但是这是感情上的平民化，而不是思想上的平民化。电视剧创作者不能以思想导师自诩，但要以思想导师自律。因为，观众所接受的思想，所获得的信息，最终都回归到社会实践中。正如曾庆瑞先生指出的，电视剧作品从生成到功能实现的系统流程中，说到底，是一个从物质到精神，再从精神到物质的流变过程。每一流变过程的终结，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有所增益、丰富、变形和信息反馈。同时，又是一个主客观相互融合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里，所谓客观融入主观，是指生活现实，经由审美对象、创作过程融入电视剧的艺术文本。在这个过程里，当生活现实进入审美对象和创作过程中的时候，作为创作主体应赋予理念、情感以形式，让内容融于形式。所谓主观融入客观，是指电视剧的艺术文本，经由观众接受、社会实践，融入生活现实。在这个过程中，当电视剧的艺术文本进人观众接受和社会实践过程中的时候，作为接受主体或者说审美欣赏主体的观众，通过接受形式而达到对情感理念内容的把握，也就是说，电视剧的存在，不单单是在某一个凝结点上，它的惟一真实的存在，是一个具有整体构成意义的常新的精神流程。
因此，观众接受只是电视剧存在过程中的一环，不是最终的一环，更不是最高的一环。而观众的“精神”会转化为社会实践的“物质”，所以，电视剧更应该去提升观众的价值追求，而不是仅仅迎合，以形成更好的社会互动和良性循环。总之，悲剧性电视剧通过其超越的.悲剧审美，使人有顿悟的感觉，在否定之否定中，使人获得精神高度的快乐和自由，使电视技术、科技力量不再以“异己”的形式存在。正如席勒所言：“艺术和自然、或者更恰当的说，和自然的创始者，抱有同一目的，即施与快乐和使人幸福。”
3结语
电视剧艺术创作者应该更好的理解和把握电视剧的悲剧性，以便可以更好的夯实电视剧的艺术地位，更好的维护社会文化的生态平衡，从而更好的建设我们的心灵家园。在电视剧和电视文化义无反顾的躲避崇高、向娱乐化进军的情景下，电视剧悲剧性的存在与成长对中国电视剧艺术良性发展的显性意义、对中国社会文化的深远的隐性价值和对个人精神自由的艺术提升都应该大有裨益。
但是，仅看到这一点还不够，悲剧性作为电视剧的美学追求在社会文化层面上表达出来的一些不好的思想倾向也要引起我们的警惕和批判。总的来说，电视剧悲剧性表达存在两个方面的突出问题：首先，缺乏直面现实的勇气和智慧，对现实生活中很多的悲剧性体验、悲剧性事件选择了回避;第二，在帝王题材电视剧中经常选择将帝王塑造成悲剧英雄形象。而与这两点形成对比的是现实题材喜剧的增多和非悲剧英雄帝王形象的隐匿。这样的反向运动无疑加剧破坏了这一题材的生态环境。
中国的经济形势论文篇二
电视剧是满足观众的精神需要，不是迎合观众的低级趣味，不是对观众的一味谄媚，应该以真、善、美的综合价值体系作为自己追求的境界和目标，提升观众的精神追求。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说过的：“艺术对象创作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因此，电视剧追求经济效益，更应该追求社会效益;是文化产业，更是严肃的文化事业。“一个民族的文化水平，它既不取决于最上，也不取决于最下，而电视剧水平恰恰可能是一个坐标。就是说我们多数人的思想和欣赏口味最能说明这个民族的文化水平。对于观众的口味，我觉得不能一味顺应。”
中国的经济形势论文篇三
悲剧性在电视剧中不仅以悲剧人物、悲剧冲突、悲剧激情等宏观的、整体的构架存在，它更深入中国电视剧的文本中，也正是对其在电视剧文本中的提炼，才有其宏观上的景观。接下来要从电视剧文本自身入手，从电视剧本体研究出发，看电视剧的悲剧性在电视剧具体的文本中是如何存在的。“如果艺术具有表意性和象征性这两个特征，它必然会是一种什么东西呢？答案是：‘艺术必须是语言’”。88电视剧也正是依托其视听语言来实现其表意性和象征性，来实现其画面情感和审美元素的表达，它的表意和象征是基于它特殊的语言体系。因此，有必要从电视剧的言说方式入手，看悲剧性在电视剧具体的文本中是如何存在的，悲剧情感是如何表达的，悲剧意境是如何营造的。
中国的经济形势论文篇四
内容提要：基于新中国的社会时代背景，本文从实在宪法的视角讨论了当代中国政制架构中纵向-中央与地方-分权问题。本文的分析力求表明，影响当代中国高度中央集权的关键因素可能有两个：国家统一与建国，以及革命政权的转型；进一步指出“两个积极性”作为一种非制度化的宪政策略在协调这一特定时空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上的政制意义；随着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当代中国有必要基于中国政制的成功经验和基本格局进一步制度化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最后简单阐述了本文政制（宪法宪政）研究进路的学理意义。
关键词：政制，纵向分权，政权常规化，两个积极性，制度化
一、统一与建国
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面临着一个巩固政权、治理国家的问题：必须寻求一种适合中国的基本制度。这就是政制问题，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中央和地方的分权。
今天，中外学术界谈论分权问题似乎更多集中于横向分权，即所谓的三权分立的问题。但在我看来，纵向分权，至少在现代中国，也许是一个更重要问题。首先，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只要不是极小的城邦，历史上任何国家都必定存在某种形式的纵向分权，即在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配置不同的治理权力。在传统社会中，由于交通通讯的'限制，仅仅是有关治理之信息传递就很耗费时间、人力和物力；如果民族众多、各地条件不同，各地所面临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应当不同；解决具体政治问题不仅需要一般的、抽象的知识和原则，而且需要大量的具体的判断和地方性的知识。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治理都由中央政府统起来，治理不仅不可能有效，甚至完全不可能。因此，从历史上看，任何国家的政治治理就不可能由单一层面的政府来完成；即使是最独裁的政府也无法做到一切公共决策都由中央做出。在民族众多、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往往会采取更大程度的中央和地方的分权，常常表现为联邦制。因为在大国，由于空间的延伸，中央和地方分权的问题不是一个要不要的问题，而只是一个如何分的问题。
这种分权也有更多的好处，尤其是对疆域辽阔的大国。分权不仅可以分担治理的责任，而且有收益。由于各地制度的差异会带来不同的制度收益和成本，从而形成一个制度市场，使人们有更多的制度选择，包括“用脚投票”；在某些情况下，就会导致各地制度的相互吸收和相互影响，甚至取代有效率的制度取代无效或低效的制度。从这个角度来看，允许地方自治或在治理上有一定的自主权，实际上具有一种激励制度创新的功能和制度竞争的功能。
当然，实行较高程度的分权也可能有一些弊端，除了有地方割据、分裂甚至战乱的风险外，还可能有，例如，各地的规则不统一意味着没有法律的同等保护，以及规则不统一和繁多带来的交易费用过高等；但是，分权的弊端和风险必须同集权的弊端和风险综合平衡考虑。
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的大国，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自然从古以来都无法避免这个分权的实践问题。由于政治统治的需要，自秦汉以来，一直都以不同的方式维持着一种多级政府的体制。这种体制主要以中央集权为根本特征，没有联邦制的分权概念；但由于种种原因，也一直有某种程度的中央和地方的分权；甚至形成了“皇权与绅权”共治的局面。尽管缺少学术的自觉，但作为一个政治的实践理性问题，分权问题的讨论也时断时续地一直在中国社会中存在。秦代围绕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这一政治制度变革的辩论，汉初贾谊、晁错有关“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削藩”、“治安之策”，只要稍微作一种学术语汇的转换，就可以发现其中隐含了纵向分权问题的辩论。
中国的经济形势论文篇五
在电视剧《乔家大院》第四十五集，晚年的乔致庸回忆自己的一生，面对着镜子中的另一个“我”，像是面对自己的敌人，又或者是一位老朋友，发表了一番庄生梦蝶般的感慨:“昨晚我做了一个梦，刮来刮去，这个房子，直接就刮到了自己的院子里。怪了梦见我变成了一阵风。刮来刮去，这院子还是这个院子。我都不认识了。那说的话，我都听不明白。穿的衣裳，我也没见过，怪了!你觉得你这辈子过的咋样?值吗?你就干了几件正事，挣了点银子，盖了个大院子，我还得感谢你。我恨你!我恨你!我讨厌你!你把我给毁了，把我一辈子给毁了!你知不知道，我有才学，我有智慧，我有勇气，我有热情，我要是能按照我自己的路走，我何尝不是一个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现在呢?一个大地主。一个大地主坐在这个院子里，一个老财主。这不是我想要的，不是我想要的，我守着这个大院子有什么意思呢?我守着那么多银子有什么意思呢?你把我的一辈子给毁了。你还救国，你还救民，你连你自己都救不了。
我一想起来，我一辈子都没有了，都一去不复返了，我就感觉好像有一个她用手掐住我的脖子，勒得我喘不过气了。过去，什么他娘的过去，我也没有什么过去，我的过去葬送在一大堆莫明其妙乱七八糟的琐事上了，我的热情我的勇气，白白的浪费了。就像是一道阳光，落进了深渊里。真希望一天醒来我的过去都只是一场梦，都烟消云散了，一个崭新的生活开始了，该多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