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在传达信息、分析问题和提出建议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报告帮助人们了解特定问题或情况，并提供解决方案或建议。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报告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影响篇一
读完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我感触良多。毛泽东当时在湖南做了三十二天的考察工作写成了这份报告。毛泽东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而写的。当时毛泽东意识到农民阶层对革命的重要性，当时党内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不愿意接受毛泽东的意见，而坚持自己的错误见解。在以后的革命运动证明了毛泽东的独特见解是正确的。
当时国民党右派说：“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是惰农运动。”也有人向共产党的领导人反映说：“农民-运动难以成为革命的同盟军”。毛泽东并不认为如此，坚持深入农民阶层了解真实情况，在此期间，毛泽东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也为这份报告做足了准备。通过大量的数字和例子充分有力地说明了要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取得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那就必须牢牢依靠和发动广大的农民。也证明了农民是革命最强大的主力军，想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的联合农民阶层的力量。农民-运动是对革命的最强烈有力的冲击。
可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被国民党的反动潮流所吓倒，不敢支持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为了迁就国民党，他们宁愿抛弃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使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当时的农会组织的反封建，反帝国，反军阀运动不被中央的领导所认同，大都领导人认为这是野蛮运动。在毛泽东看来，这次农民-运动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民主革命发展。这次农民-运动可以说是农民在几千年封建地主势力压迫下有力的反抗。农民受够了封建土豪劣绅的压迫和欺凌，忍无可忍地站出来反抗，他们对民主有了更强烈的追求欲望。
当时，有些领导人没有做调查就相信一些人小人的胡言乱语责备农会做了很多“坏事”。但毛泽东深入调查，发现这些所谓的“坏事”值得赞扬，并一一列举出来作为报告的内容。农会做的这十四件“坏事”推翻土豪劣绅的封建统治， 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对封建思想的减弱也有了很大的冲击。一定程度上，农会推动了革命的发展。这次农民-运动带给了我们的启示是只有团结和领导农民中最贫困的这部分人，拉拢那些在革命中也会获得好处的人们，争取和革命对象有矛盾，有过节的人们的支持与认可，获得与事件无关的人们的同情或默许，才能建立一个最大程度上孤立敌人的，对自己有利的形势。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易做文解，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毛泽东说的这句话反映了对于这样一种要推翻一种绵延了几千年的少数人占有多数财富，少数人拥有权力的社会，建立一个平均分配财富，人人都有权力，平等自由的大众的社会，为这个理想所奋斗的人们，对于旧体制没有极大的冲击力、破坏力是不可能实现目的的。
这份报告明确的指出了只有联合农民阶层才可以拯救中国，取得革命的胜利。农会是同盟军的主力军，只有联合他们才能解决实质性问题。在农村建立革命政权和农民武装是很有必要的，我们应该看到农民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伟大作用，着重宣传了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革命思想。在以后的革命中，验证了毛泽东的看法是正确的。
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这种方法不仅对当时的革命有很大的好处，同时也适合当代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有着巨大的作用，可以指导我们更好的建设新型社会主义。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影响篇二
随着国共两党合作的深化与北伐战争取得重大的发展，中国正急需一场暴风骤雨式的革命来推翻帝国主义、旧军阀、贪官污吏。农民-运动就此顺势兴起，迅猛异常，但遭到国民党右派人士的百般阻挠和非难，令人遗憾的是，就连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右倾机会主义被国民党的反动潮流所吓倒，不敢支持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为了迁就国民党，他们宁愿抛弃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在这种舆-论的环境下，为了解析和回应党内外的不满和责难，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农民-运动最为蓬勃的湖南省，实地考察当地的农民-运动，写出了这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
纵观这篇报告，可以归纳出毛泽东所要论述的几个观点：
一：充分阐述了农民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强调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重要意义。 二：坚持和发挥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的的理论，明确论述了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的必要性。
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具体的分析了农民的各个阶层的政治经济状况，论证了贫农是农民中最革命的力量。诚如他所说的，“没有贫农阶级，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
四：深刻地阐发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
我觉得读这篇文章要客观，不要因为文章有过激的论证而嗤之以鼻，也不要因为毛泽东伟大的光环而影响文章局限性的判断。老实说，一开始读这篇报告，有一些观点我是不敢苟同的，觉得有些论证未免过于偏激，以今天的角度去评论之，不妥者甚众。如果不是通过查阅资料了解当时的社会的背景和毛泽东写这报告的目的，我还只是管中窥豹，只见一斑而已。非但我，现在的很多人对这篇文章写作背景以及毛主席的用意不了解，就随便地给这篇文章扣上一个“逻辑”的帽子，但其实毛泽东写这篇文章是有他的主观目的的。君须知，当时国民党及一些保守的革命人士都对农民-运动嗤之以鼻，轻视农民-运动的力量。毛泽东只有写得坚决一点、激进一点才能坚定自己的立场，如果在文章里面承认农民-运动的确有些松散，不正规，就容易被反动人士抓住把柄，不利于革命的顺利进行。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地从字里行间感受到毛主席的那股凛然正气，那股血气。
不难看出，毛泽东是在竭力为农民-运动正名。国民党对农民-运动的非难，在于农民-运动作为无产阶级的运动，明显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利益相违背。国民党在制造农民-运动的谬论的出发点，真的只是在乎农民-运动手段的不妥吗？非也。农民-运动本身的特点，就是反对封建宗法制度以及野蛮的土地佃租制度，是对不公平的社会秩序的强烈撼动。而国民党却确认为农民-运动尽是些懒农、流氓痞子的运动，身无分文，却像强盗一样要求和他们分资产，他们根本不会去理会什么农民-运动是革命的主力军的问题，这一切在他看来就是乱来、胡闹。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想想，假如毛泽东态度有所退让，唯唯诺诺，是何异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再者，国民党对农民-运动所言的“过分”问题，其实可以也看出他们对农民-运动的仇视。但毛泽东又是怎样回应的呢？“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诚哉斯言！古今中外，有哪个政权是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取得的？两千年封建统治下，人们深受其害，必须采取“过分”之手段才能有力地打击地主阶级的统治，以及进一步解放广大农民的思想。
民-运动失败是必然的。然则为什么古代农民-运动会失败呢？我想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就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可是，共产党是先进的马克思政党，完全可以领导农民革命，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倘若对形势没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就此徘徊不前，受困于经验主义，岂不是错过了革命的大好时机？所以说陈独秀是右倾主义者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在很多书籍上，当提起毛泽东时，动辄以“伟大”、“天才”评价之。我们就是这样，总是以超越现实的高度去讴歌英雄、去颂扬生命，却忽视了诸如勇气、坚守等等最原本、最本质的存在，这多少让我感到遗憾。以前觉得未免肉麻，但读了这篇文章，我却真实地看到了毛泽东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一面，对毛泽东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试想一下，在当时中共党内投降主义气氛浓厚的的情况下，他无所畏惧，直抒己见，热情地讴歌农民-运动的胆略和气魄着实让人钦佩。在当时他应该被视为另类和愤青了吧。但是，没有这样坚持真理，头脑冷静的“另类”“愤青”，中国革命还会不会有未来呢？答案绝对是否定的。我就是非常欣赏毛泽东的那种激情和勇气。对比一下现在的学生，就连我自己想来也觉得惭愧，因为我们总是习惯于被驯服，总是习惯于老师或某些权威专家对某些问题所给出的结论或标准答案，像接收指令般机械地前进着，严重缺乏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于是乎人云亦云也就在所难免的了。非但理智思考的能力缺乏，就连质疑事物，与所谓的权威抗争的那种血气都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精神上的慵懒安逸。一颗心，恬睡于宿舍小阁之中，流连于儿女私情和电动游戏，遑论出高境，至高格！或许这才是最可悲的。高晓松就曾经说过，“从来都没有年少轻狂，我们的青春就是不完整，读再多的金庸、古龙也是不管用。”必须要认识到这种问题的严重性。遥想当年梁启超的：“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弱则国弱”，至今犹如晨钟暮鼓，震耳发聩！我们年轻的一代必须要雄起了，否则一事无成，碌碌无为，算得上什么祖国的花朵、祖国的未来？在物化的社会我们欲望太多，要是我们的灵魂里真的多了柏拉图所说的理智和血气，成为伟人倒不敢说，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那么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了。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影响篇三
1927年3月5日，毛泽东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这是针对当时党内外对农民革命斗争的批评而写的。竣工于武昌都府地41号。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品鉴！
因为工作关系，当年经瞿秋白推荐到中宣部工作的已故老人羊牧之的女儿羊苹，曾多次向笔者讲述其父亲当年所回忆的，在上个世纪2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宣传部的许多往事，听来颇为感动，特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1922年2月，瞿秋白在莫斯科经张太雷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3年1月25日，瞿秋白在苏联生活、工作已近两个年头。鉴于国内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他同赴苏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的陈独秀一起回到了北京。1923年6月中旬，瞿秋白赴广州参加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他主持起草了党章、党纲草案，并向大会作了报告。1923年6月15日，瞿秋白担任了刚创刊的中共中央理论性刊物《新青年》(季刊)的主编，同时又参与党的理论刊物《向导》和《前锋》的编辑工作。同时还为《民国日报》、《东方杂志》等期刊撰写文章。1923年7月，瞿秋白受中央派遣，前往国共合作期间创办的由于右任担任校长、邵力子为副校长的上海大学，主持教务工作，并经李大钊推荐兼任了该校的社会学系主任。丁玲在回忆中说:“瞿秋白给我们上课，讲的面很宽，既讲希腊、罗马，讲文艺复兴，也讲唐宋元明；不但讲死人，也讲活人。瞿秋白是最好的教员。”
1924年1月24日，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瞿秋白参与修改了主要有孙中山提出的“联苏、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核心内容的大会宣言。1925年1月，在中共中央于上海召开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瞿秋白作了长篇发言。他明确提出并阐述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会后他与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彭述之等组成了中央局，领导全党工作。同年“五卅”运动后，他又担任了中共中央出版的《热血日报》主编和主要撰稿人。这份报纸共出了24期，瞿秋白平均为每期报纸撰写了两篇文章。
1925年7月，正在上海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的瞿秋白，与已是10年未见的好友羊牧之重逢。经瞿秋白的推荐，羊牧之于1926年的夏季来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从事文件的校阅和一些杂差。瞿秋白对羊牧之说:“在中宣部工作，要注意和重视思想战线上的动向，对各种反动的思想，要给予坚决地打击；而打击的唯一方法是通过说理，不能靠漫骂的办法，因为漫骂是一种无能表现。”他还幽默地说:“你看有几个泼妇骂街的骂赢了的？”一次彭述之要羊牧之将《近阶段宣传要点》送给瞿秋白。在羊牧之的记忆中，此时瞿秋白的肺病发作得很厉害，身体消瘦，脸色苍白，医生要他卧床休息，但他仍然坚持工作。他郑重交待羊牧之说:“这个要点还要征求基层同志的意见。”接着又说:“宣传要点，关键是在‘要’字上；基层的同志在一线，他们最有发言权。”瞿秋白说到这里，停顿一下后，指着书架上的《水浒》风趣而严肃地说:“鲁智深三拳解决了镇关西，可见这三拳都打在了要点上。”
正在瞿秋白谈及其对《近阶段宣传要点》的意见时，交通员送来一个文件，他阅看后兴奋地说:“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现在北伐战争已经打响，周恩来、林伯渠、李富春、叶挺等一大批我党卓越的军事干部，都在北伐战争中担任了主要骨干，看来革命形势将会出现突破。”说着，他拿起了《近阶段宣传要点》对羊牧之加重了语气说:“宣传要点里要增加宣传北伐战争伟大意义的内容，要宣传北伐战争取得的一个个胜利，进一步做好唤起工农群众、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拥护我党立场的人士，使他们支持北伐、参加北伐，争取北伐战争的全面胜利。”
羊牧之曾回忆说，瞿秋白一直提醒他，在与国民党的合作问题上，要持慎重的态度，既要注意合作，但也不能抱有幻想。他在介绍1926年1月于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情况时说:“在这次会议上，坚决贯彻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民党的右派受到了斥责，制裁了西山会议派；但是，以戴季陶为代表的反动思潮，仍然是一种潜伏的最大危险，一定要在理论上揭穿它的反动本质。”他接着说:“会议期间，我和毛泽东等代表正在楼上一起交谈，这时戴季陶等几个国民党顽固派人物也上了楼。毛泽东礼节性地与他们一一握手。可在与戴季陶握手时，毛泽东对他说:‘在台上握了手，可不能在台下踢脚啊！’戴季陶听后，呈现出了尴尬的神情。”据羊牧之回忆，瞿秋白在1925年冬季至1926年的一、二月间，先后撰写的文章有20余篇。其中在《向导》周报社于1925年8月出版的《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和1925年9月11日出版的《向导》第129期上刊登的《五卅运动中之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以及1926年1月发表在《新青年》(月刊)第3号上的《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国民党右派与国家主义派之分析》等重要论文中，他在迎头痛击戴季陶之流的荒谬言论的同时，准确全面地阐明了他自己关于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等问题。
据羊牧之生前的回忆，在一次晚饭后，瞿秋白神情严肃地对他说:“蒋介石在上海悍然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这是他看到了我们党的右倾软弱的致命伤，所以他才敢于这样做。”他停顿了一会接着又说:“我们真的太幼稚了，这一着棋输给了蒋介石；血的教训，真是太深刻了，我们对不起牺牲的同志。”由于讲得过于激动，引起他肺部的隐痛。他随手抚摸着胸口，稍停一歇后继续说:“我作为党中央的常委，也是有责任的。我深感在第一线的斗争经验太少，单靠读了几本马克思主义的书，是干不好革命的。”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在汉口武昌第一小学礼堂召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羊牧之作为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参加了这次大会，站在主席台对面的看楼上。这次出席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都想通过陈独秀的工作报告，进一步认识当时严峻的形势，提出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时，也很想听听陈独秀在会上做出的自我批评。但使大家失望的是，陈独秀依然坚持他的反对土地革命、反对武装农民的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叶挺听了就问羊牧之:“他的报告经中央集体讨论过没有？”羊牧之回答说:“不知道，但这应该是讨论的。”这时一位四川口音的代表对另一位代表说:“不管他(陈独秀)怎么讲，格老子还是像以前那样干，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为使瞿秋白了解代表对陈独秀工作报告的强烈不满情绪，羊牧之就走到主席台后面的休息室，向瞿秋白汇报了叶挺等代表的反映。瞿秋白听后黙不做声，神色凝重，只是一口一口地抽着烟。
就在这次代表大会第二天的下午会议上，每位代表的座位上都显赫的放着一本署名瞿秋白的《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的小册子，扉页上的副标题为《第三国际还是第0国际？——中国革命史中之孟塞维克主义》。这篇文章在系统地阐述中国革命的任务、性质、前途、动力、领导权、统一战线等根本问题的同时，对陈独秀、彭述之等人的右倾错误理论进行了尖锐地批判。陈独秀看到了这本小册子，表示大为不满。陈独秀的追随者彭述之则坚决支持陈独秀。他拍拍小册子说:“这是见了鬼？”而绝大多数代表看到了这本小册子，边阅读边交谈，情绪一时间活跃了起来。恽代英对坐在一旁的杨之华说:“这篇文章写得好，写得尖锐！文章中对谁革谁的命？谁能领导革命？如何去争取领导权？这些问题问得实在是好！”会上，蔡和森、恽代英、任弼时等代表，他们在阅读瞿秋白的文章后，纷纷站立了起来，激愤地批判陈独秀和彭述之等人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就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土地改革和建立人民政权两大政治任务，并讨论通过了关于没收大中地主土地、发展工人运动等问题决议。瞿秋白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会议结束后的6月3日，瞿秋白被补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明确主管中宣部工作。这年的7月，瞿秋白已事实上接替陈独秀担负起中央的领导工作。羊牧之看着工作更加繁忙而身体日益衰弱的瞿秋白感到很心痛，于是经常上机关二楼去看望住宿、工作在这里的瞿秋白。这位同乡老友带着淡淡的笑意说:“现在是形势紧迫啊，我已经跨上了战马，除非中弹倒在枪口下，能不向前猛冲吗？”
1926年7月，北伐军势如破竹，不到半年时间，即打垮了吴佩孚、孙传芳的封建军阀的主力。当时形势大好的又一个标志是，农民运动如火如荼。
但在对时局的估计和对待农民运动的态度以及如何与国民党相处等方面，中共中央高层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瞿秋白与陈独秀和彭述之等人的观点相悖，争论异常激烈。瞿秋白这时因肺病日趋严重，在党组织的催促和安排下，住进了医院的单人病房。谁知他一到医院，就要杨之华按照他开列的书目送书来，他说要乘机多读点书多写点文章。他边读书，边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思考着许多问题。他说:“我一天不做事，就会感到不舒服。”
在这期间，他撰写了20多篇文章。其中在有关中国革命与农民问题的文章中，明确论述了中国革命必须依靠农民的重要观点，认为没有农民的参加，就不可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1926年8月间，他又在广州，带病在毛泽东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里演讲了《国民革命中的农民问题》。就在这篇演讲里，他提出了“必须要重视解决农民问题，解决他们的土地问题，这是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的观点。他还提出了耕地农有、武装农民、农民参加政权、剥夺买办地主阶级政权等方面的具体主张。瞿秋白的这些论述恰好与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指示相吻合。斯大林在他对于中国无产阶级应该如何去领导中国革命使之能够取得胜利的指示中特别强调指出:“农民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和内容，共产党人如果不能把千百万的农民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并满足他们的土地要求而成为他们的领袖，革命事业就不可能胜利。”
羊牧之曾回忆说，瞿秋白于1927年3月中旬到达武汉，在了解了党内在对待农民运动的分歧意见后郑重对他说:“目前，中央有些同志不敢支持已经开始或正在开始的农民革命斗争，反而横加指责，今天一个过火，明天一个越轨。毛泽东则不同，他针对我们党内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在1927年1月亲自到湖南农村，作了32天的实地调查，写出了针对性很强、很有说服力的调查报告。毛泽东在文章中痛斥了我们党内一切怀疑、否认农民运动的错误论调，大加赞赏农民运动，满腔热忱地给予支持。”瞿秋白显得异常气愤:“毛泽东的这份调查报告，在湖南省委机关周刊《战士》上首先刊登了部分章节，对湖南、湖北的农民运动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可是，在毛泽东将这份报告寄到中央后，陈独秀、彭述之却不准在《向导》周刊上全文发表。”
羊牧之生前清晰地记得，有一天的深夜里，他已经熟睡了。瞿秋白开会一回来就叫醒了他说:“我已看过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调查报告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这是一篇好文章。”瞿秋白说后就交代他要单独刊印成小册子。羊牧之因当夜睡眼惺忪，一时未能弄清楚单独刊印的原由，出于是老乡熟人，他就去找住在楼上的瞿秋白，欲问个明白。谁知瞿秋白却问羊牧之有否看过这篇调查报告？还未来得及阅看的羊牧之脱口回答说:“只是翻了一下。”瞿秋白听了羊牧之的回答，显得很不满意。他严肃地说:“这不行，我们部里的同志，对党内任何同志送来中央的报告文章，都要认真地研究，并提出自己的意见。”说着，他站起来:“只是翻了一下，我们旧衙门里的‘师爷’！”看到瞿秋白对自己的好友和部属这样严肃的批评，站在一旁的杨之华感到不服气。她接过瞿秋白的话头说:“牧之昨天翻了一下，今天可以再翻几下，你抓住人家一句话不放，我看啊，你才是摆出了旧衙门的官僚架子来了。”杨之华这一插话，使得3人不由得都笑了起来。
羊牧之说:“瞿秋白看到了党在陈独秀右倾错误路线的指导下，已经发展到非常危险的境况了，必须要及时纠正，所以他急着要赶印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羊牧之记得，瞿秋白为了使党内外的同志都能够重视这篇调查报告，他还特别在4月11日的深夜赶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序言。”笔者找到的序言是这样写的:“‘匪徒、惰农、痞子……’这些都是反动的绅士谩骂农民协会的称号。但是，真正能解放中国的却正是这些‘匪徒、惰农、痞子……’中国农民都要动手了，湖南不过是开始罢了。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的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在这篇序言里，瞿秋白称毛泽东、彭湃为“农民运动的王！”
羊牧之在上世纪90年代还回忆说:“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瞿秋白所写的序言，在瞿秋白对我交办后，我就郑重交给了一位熟悉党的出版机构武汉长江书局的负责同志，是这位负责同志去办理了赶排出版单行本的事宜。”出版后的单行本，其书名改为《湖南农民革命(一)》，一时间广为传播，影响很大。
《湖南运动考察报告》小册子印好不久，恰好杨之华从上海来到了武汉。谁知她刚见到瞿秋白，瞿秋白便从抽屉里拿出了几本书来，认真地对她说:“你要冷静下来，不要被革命高潮冲昏头脑。”说着，又特别拿起了《湖南农民革命(一)》这本小册子对杨之华说:“人人应该读几遍，这是一篇好文章，你必须读！你要好好研究这几本小册子，这算是我在武汉给你的见面礼。”
关于这本《湖南农民革命(一)》的小册子，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于1927年5月27日和6月12日，先后用俄文和英文发表了。当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的布哈林在执委会第八次扩大全会上说，这篇调查报告“文字精练，耐人寻味”。（沈伟东）
1927年3月，毛泽东的经典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问世后，引起广泛关注。这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纲领性文献，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为革命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推动了农村大革命运动的继续发展。90年过去了，再读《报告》，追溯《报告》形成的过程，我们不难发现，毛泽东调查湖南农民运动不单是为了回应党内外对于农民运动的责难，还有其认识、实践、心理基础；毛泽东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农民作用的肯定、对农村建设的关注，仍不失其当代价值。
1927年3月，毛泽东的经典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先后在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战士》周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汉口《民国日报》的《中央副刊》、《湖南民报》刊发，引起广泛关注。4月，汉口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出版单行本，瞿秋白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说：“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5月、6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的俄文版和英文版先后转载《向导》周报刊发的《报告》。英文版的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当时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评价《报告》“文字精练，耐人寻味”（《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3页）。在《报告》发表90周年之际，本文追溯《报告》形成的过程，对其历史作用和现实启示略作解读。
毛泽东青年时期就开始接触社会、了解社会。1920年3月，毛泽东在致周世钊的信中指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施的调查，及研究。”（《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474页）在这里，毛泽东把调查研究、通晓国情作为改造中国的起点。
1925年2月，经中共中央同意，毛泽东回韶山养病。于是他利用这一机会在韶山进行社会调查。经过同各类人士接触、交谈，了解了韶山附近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农民的阶级状况和各种社会情况。1926年5月，毛泽东在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时，曾主持拟定租率、田赋、地主来源、主佃关系、抗租减租、农村组织状况、农民观念、民歌等36个项目引导学生作调查，并要求学生把家乡的情况，按调查项目填写。9月1日，毛泽东为《农民问题丛刊》写序言时，深感研究农民问题的材料缺乏，希望在不久的时期内，“从各地的实际工作实际考察中引出一个详细的具体的全国的调查来”（《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167页）。因此，国共合作后，毛泽东十分重视农村调查，这些关于农村调查的具体实践、问题选择与行动倡导，为农民运动调查奠定了基础。
1927年1—2月，毛泽东历时32天，对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进行考察。每到一地，“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所得材料不少”（《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2月16日，毛泽东就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况写报告给中共中央。报告指出：“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在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全不同，始发见从前我们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党对农运的政策，应注意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纠正政府、国民党、社会各界一致的“农运糟得很”的议论；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纠正各界一致的“痞子运动”的议论；以从来并没有什么联合战线存在的事实，纠正农协破坏了联合战线的议论（《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179页）。这些基本观点，构成了《报告》的主要内容。
正是基于实地调查，毛泽东在《报告》中，对湖南农民运动有了自己的认识和看法，澄清了关于农民运动的不实之词。针对农民运动“糟得很”，农会的举动“太过分”、有一点“乱来”，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等说法，毛泽东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在他看来，农民运动“好得很”，成就了“奇勋”；农会的所谓“过分”举动具有“革命的意义”；农民是“革命先锋”。国民党右派关于农民运动的种种说法是道听途说，缺乏调查基础；而毛泽东关于农民运动的结论是基于实地调查，因而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在舆论混杂、是非难辨的情况下，有利于赢得话语优势和话语主动权。美国学者布兰特利·沃马克在论及《报告》时说：“毛泽东是以农民运动专家的资格在说话”，“长期的实地调查赋予了他在论述农村问题的权威性。”（《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页）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调查湖南农民运动的亲身经历，使他说这番话有足够的底气和自信。
当前，中国农村处于变革之中，各级领导干部制定农村政策，推动农村改革发展，仍需要对农村进行调查；在对农村进行调查时，要开调查会，广泛听取农民的意见，进行实地考察，不能走马观花，搞形式主义。只有经过充分的农村调查，才能制定适应当代中国农村状况的改革发展政策。没有农村调查，就没有资格在农村问题上发言。
毛泽东在农村环境下成长，尊重农民、敬畏农民，对农民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在寻找中国革命力量时，如果说1924年前对工人关注较多的话，那么，1925年后则将目光主要聚焦于农民。《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通过对各阶级的革命态度及形成原因的透彻分析，认识到中国农村所蕴藏的革命力量。
1926年1月，毛泽东发表《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将中国农村分为八个阶级和阶层，即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乡村手工业者、游民，对各阶级的革命态度进行具体分析。在此基础上，强调将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乡村手工业工人组织起来，成为中国革命力量。6月，毛泽东为第六届农讲所学生讲授农民问题时，从人口、生产、革命力量、战争关系、革命目的五个方面，阐明了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得出“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的结论。9月，毛泽东为《农民问题丛刊》写序言时说得更直接：“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163页、第166页）。这些认识，揭示了农民革命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为毛泽东在《报告》中定位农民及农民革命的作用奠定了基础。
在《报告》中，毛泽东依据自己的观察，断言“农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业，农民做了国民革命的重要工作”，这是对农民运动革命性、正义性的总体肯定，彰显了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在《报告》中，毛泽东对农民的革命态度进行了具体分析，将农民分为富农、中农、贫农三种。在他看来，富农的态度是消极的，中农的态度是“游移”的，贫农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是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9页、第20页）。农民的力量，来自农民的组织、农民的武装、农民的权力，来自针对农民的政治动员、文化教育。农民的力量，主要体现在推翻农村社会的封建统治，建构新的社会基础、社会秩序。经过这次农民运动调查，毛泽东认定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选择提供了支撑。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在国民中所占的比例逐渐缩小，但农民的绝对数量仍不容忽视。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新农村建设依然需要依靠农民力量；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需要农民的智慧和探索；农民为城市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促进了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各级党和政府必须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满足农民基本利益诉求。
毛泽东不仅重视农村革命，也非常关注农村建设和发展。1926年6月，他为第六届农讲所学生讲授农村教育问题时指出：“农村教育是现在社会很大的问题”，对当时农村盛行的封建教育表示了极大忧虑。8月14日，毛泽东以第六届农讲所所长的身份参加中华农学会第九届年会开幕大会。他在讲话中指出：“农民是农业的根本，也就是中国的根本！”（《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165页）他鼓励与会代表到民间去，直接指导农民，从根本上救治中国农业。
在《报告》中，毛泽东所关注的14件大事，既是农民革命的内容，也是农村建设的重点。如通过农会将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农民武装，建设廉洁政府，破除迷信与神权，普及政治宣传，严禁牌、赌、鸦片，办农民学校，建立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修道路、修塘坝，实际上已涉及农村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毛泽东期待通过农民革命改造农村权力框架，实现农村制度变革，改良农村社会风气，提升农民文化素养，促进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建设取得了明显进展，农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但也应当看到，城乡之间在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差距依然存在，有些传统观念制约了农村发展，部分农村尚未走出贫困状态。如何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农村成为现实；如何促进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同步推进，在完善村民自治、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协调推进农村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如何在谋求农村发展的同时，通过制度创新，把农民组织起来，走专业化、标准化、集约化道路，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作者：陈金龙，单位：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1927年下半年起，随着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北伐大革命的胜利进军，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迅速发展起来。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贪官污吏和旧恶势力等各种封建宗法思想和封建统治制度，引发了深刻的农村社会大革命。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遭到国民党右派和封建地主豪绅的诋毁和破坏，也遭到党内右倾错误领导的怀疑和责难。
为了回击和驳斥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责难，1927年1月4日到2月5日，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回到当时农民运动发展最为迅猛的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在32天里，毛泽东步行700多公里，实地考察了湘乡、湘潭、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情况。在乡下和县城，毛泽东广泛地接触和访问广大群众，召集农民和农民运动干部，召开各种类型的调查会，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2月5日毛泽东结束考察回到长沙后，在湖南区委几次作关于农民问题的报告。2月12日，毛泽东回到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驻地武昌，在武昌都府堤41号住所的卧室内，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重要的马列主义文献。从3月5日起，这篇报告先后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周报、汉口《民国日报》、《湖南民报》等连载。当时主管中共中央宣传工作的瞿秋白非常重视这个报告，他于3月间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刊发表了这篇文章的前两章。4月，汉口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单行本出版发行。瞿秋白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说：“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
1927年5月27日和6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杂志俄文版和英文版的《共产国际》先后以《湖南的农民运动（报告）》为题，转载了《向导》刊载的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是毛泽东第一篇被介绍到国外的文章。英文版的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当时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在执委会第八次全会扩大会上谈到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说：“我想有些同志大概已经读过我们的一位鼓动员记述在湖南省内旅行的报告了。”并称赞这篇报告“文字精练，耐人寻味”。
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热烈赞颂大革命中的农民群众推翻乡村封建统治势力的革命行动和历史功绩，尖锐地批评党内外责难农民运动的各种谬论，阐明农民斗争同中国革命成败的密切关系。他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他明确地提出，一切革命的党派和同志，都应当站在农民的前头领导他们前进，而不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更不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他强调，必须依靠广大贫农作“革命先锋”，团结中农和其他可以争取的力量，把农民组织起来，从政治上打击地主，摧毁封建武装，重组农村政权。这是继《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之后，进一步解决了无产阶级正确对待农民这个最主要同盟军的重大原则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工农联盟的理论，成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纲领性文献。
这篇报告发表后，很快就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它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为革命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推动了农村大革命运动的继续发展。在湖南，广大农民群众从掌管乡政权发展为要求掌管县政权，从减租减息发展为要求没收地主土地和公平分配土地，农民群众夺取地主武装、扩大农民武装的斗争也进一步开展起来。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基础，在随后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的极为险恶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才能够领导工农群众，从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中成功地转向土地革命战争。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影响篇四
这份报告写于1927年3月，通过实地考察，毛泽东提出要重视农民问题，也提出农民力量是革命的根本力量。在重视的基础上要把这个庞大的群体组织起来，组织起来干什么呢？组织起来打倒土豪劣绅，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等一切阻碍农民运动的阶层。
详细分析和说明了农民运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具体做的事情，重点肯定了农会做的十四件事：
1、将农民组织在农会里
2、政治上打击地主
3、经济上打击地主
4、推翻土豪劣绅的封建统治---打倒都团
5、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
6、推翻县官老爷衙门差役的政权
7、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
8、普及政治宣传
9、农民禁诸
10、清匪
11、废苛捐
12、文化运动
13、合作社运动
14、修道路，修塘坝
从字里行间都透露出毛泽东对权力的绝对控制和对一切异己势力的零容忍，同时这些事件，在30年后的1957年逐一上演，一直持续到1977年。什么叫革命，革命是要流血牺牲，你死我活的，不管是武力的`，还是文化的。就像毛泽东报告中所说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从一开始，毛泽东就很清楚具体要怎样革命，他想要的就是一切都要打倒推翻，在按照自己的想法重建。分析深刻，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大的方向把握住了，其他的无非就是边走边补充。1927年的报告已经奠定了他此后50年的方向和施政方案，不由得让我想起一句话：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
都说"命有高低，运皆平等",所谓大格局之人，必定大起大落；而普通格局的人，则会一生平稳。或许是吧，毛泽东的一生转战南北，从多次被排挤，到重掌权力，有他的性格和格局决定，也由他的能力所决定。在1927年那样一个时期，他能说出："很奇怪，南昌方面传来消息，说蒋介石、张静江诸位先生的意见，颇不以湖南农民的举动为然。湖南的右派领袖刘岳峙之辈，与蒋、张诸公一个意见，都说："这简直赤化了！我想，这一点子赤化若没有时，还成个什么革命革命！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这和叶公好龙有什么两样！"
这在当时可不是简单的意见不同，而是在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时期的对骂，不得不说毛泽东真正是中国最有成就的"愤青",在一定程度上，中国需要愤青，需要这种对很多不好现象的"破口大骂",在毛泽东的骨子里，除了对中国古代的一些诗词歌赋很赞赏以外，对传统文化的成见很深，其实也是的，包括我自己，很多人也说我是愤青，对很多事情看不惯，而我们的老师或是长辈经常教导我们：见怪不怪！不是和我们一道去解决问题，反而劝说晚辈，忍一忍就好了，正是这种对忍让文化深入骨髓的沉淀，造就了我们保守的一面，造就了我们羊性文化的精神，造就了我们容易得过且过。
正是忍，让我们忍到国土沦丧，正是忍，让我们喜欢稳定。慢慢才发现，忍这个字的力量太强大了，正是这个忍字让中国皇权的封建制度经历千年，也让人民被压迫千年。每一位统治者，都会利用这个字来教化人民，你要学会忍，于是乎，我们忍，逆来顺受，一直忍着被统治者统治！
我们呼唤正义，呼唤公平，却一直忍着，哪里来的公平正义？
难怪毛泽东评价鲁迅为中国人的灵魂，"沉默哦，沉默哦，不再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
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结果，一时都忍了，还在乎另一时吗？继续忍着吧！在悬崖边上，退一步就永远没机会进一步了！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影响篇五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一篇长达30页，内容多，写读后感如文字过少容易失之笼统，故而只针对“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一语写点感想。
农民是中国革命最主要的同盟军，为了迁就国民党而不敢支持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毛泽东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历时三十二天，在湖南步行了七百公里，做了详尽的考察工作后写下此文。
“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的说法，其实是要回答当时的湖南农民运动是否“过分”的问题，是“糟得很”还是“好得很”的'问题。
中层以上社会、国民党右派认为革命“糟得很”；中派则认为农会“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所以是“过分”的、是“矫枉过正”的、“未免太不成话”。而毛泽东通过深入调查后，认为这些观点都是错的，农民革命“好得很”呢！他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
他的依据主要有两条：
一是，一些所谓“过分”的事，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
二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之所以说出“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是由于农民运动已被一些反对者定性为“矫枉过正”，他是为了与这种观点针锋相对，是为了驳斥这种错误评价而将“矫枉过正”的成语予以改写，因此，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从根子上就认为：要矫枉，就必须用过正的方式来办，才是对的。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毛泽东的“矫枉必须过正论”，就能解释，为何毛泽东（虽不是同一时期）但其实是同意“过犹不及”的思想方法的。毛泽东在1939年致张闻天的信中，肯定了过犹不及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并从质和量的统一来说明了过犹不及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