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美好的回忆。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阿尔兹海默症论文事件篇一
黑白蓝相交融的迷彩服，服朴素而庄严。多少曾娇(口真)的女孩穿着它昂首立足于训练场上，勾勒出一道美丽的风景。我骄傲我是其中的一员。
炎炎烈日下，汗水渗出我们的额头；跌倒在训练场上，血液涌出我们的肌肤。我们没有流泪，军训中我们学会了承受，我们劳记”流汗流血不流泪。蚊虫叮咬，我们不曾理会，即使在疼痛中默默忍受，也不愿害集体受罚。军训中我们懂得团结，我们铭记”团结就是力量”。
暴雨中，任凭雨水渗透我们的军服，模糊我们的视线，在教官的带领下，我们仍在拼搏。军训中我们学会坚持，我们深信”坚持就是胜利”。
”寒风飘飘落叶，军营是咱温暖的家。”同学们长着军歌，在嘹亮的歌声中我们想家，却不因想念家人而逃离军训。军训中，我们正在长大。
军训是艰苦的，我们是快乐的。
下午开始训练，一下就通杀除齐步和正步的内容。虽然说是“欲速则不达”，可是这是极其简单的内容，何况我们在南澳还学过一次。这下不是“欲速则不达”的问题，将齐步、正步之类那后几天怎么办？能休息当然最好，只要不是整天无条件罚我们做蹲下起立就行了。后来几天，教官就故意“磨蹭”反正就4天，就过去吧：第二天一整天练习齐步行进与立正，第三天早操学会一套军体拳，然后练习一整天；第四天上午参观了各种大炮，还去那块“军事重地”的深处射击，每人三发彩弹。射击是打仗中必不可少的本领，军训自然也要训练一下。有一些同学偷偷带彩弹回来，全被教官没收了。下午考虑到第五天上午结营时还要考试，就把稍息与立正、停止间转法、敬礼与礼毕，只要是军训是学过的东西，一股脑儿复习了一遍，因为教官说不及格回不去，这是4月1日的把戏。第五天，各班同学进行考试，考完后，黄埔军校深圳分校的副校长希望我们回去后不要马上忘记，也不要又变回娇生惯养。
我这次去军训虽然学了一些已经会的东西，但这次更详细地学了内务整理、还学会了一首军歌《我是一个兵》和一套军体拳。最重要的是，我进一步学会了军队中的团结精神，一个人动，全体一起罚，这就是团结精神。而且，我加强了我的自理能力，所以这次军训我还是很有收获的。
阿尔兹海默症论文事件篇二
(山西师范大学 山西 临汾 041000)
摘要：2012年9月10日，日本政府执意推动钓鱼岛“国有化”进程。中国如何才能化被动为主动夺回钓鱼岛的实际控制权，就目前局势来看，通过“准军事手段”解决钓鱼岛争端不失为一条有理有力有节的权宜之计。
关键词：钓鱼岛；“准军事手段”
2012年9月10日，日本政府不顾中国的强烈反对决定以20.5亿日元的价格，从栗原家族手中买下钓鱼岛中的3个岛屿，并于11日签署买卖合同，正式将钓鱼岛收归“国有化”。
钓鱼岛列岛由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和3块小岛礁，即大北小岛、大南小岛等8个无人岛礁组成。主岛东西长约3.5公里，南北宽约1.5公里，面积约4.3平方公里。地势北平南陡，中央山脉横贯东西，最高峰海拔362米。距温州市约356千米、那霸市约417千米。
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固有领土。中国最早发现、命名、管辖钓鱼岛，并且通过先占原则取得主权，长期以来都是我国沿海渔民进行捕鱼、采药、避风、休息的重要场所。
从地理特征上看，钓鱼岛与台湾列岛同属远古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产物。钓鱼岛位于冲绳海槽的西侧上沿，是中国东海大陆架的自然延伸，依据1964年6月10日生效《大陆架公约》，理应为台湾岛的附属岛屿。
从历史依据来看，中国关于钓鱼岛的最早记载可追溯到隋朝，隋炀帝招琉球归顺时，途中就经过钓鱼岛。中国自明朝初期就已对钓鱼岛实行有效管辖。明洪武元年，倭寇屡犯东南，“航海侯”张赫被派到福建负责海防，“最后追寇至琉球大洋”即琉球海沟。此时，钓鱼岛已被纳入中国的海防范围。
明永乐元年出版的《顺风相送》“福建往琉球”航路上明确记载了“用单乙取钓鱼屿南边，用卯针取赤坎屿”。书中对钓鱼岛、赤尾屿等名称做了十分清晰准确的记录，表明至少在15世纪中国人就已经发现并命名了钓鱼岛，并将其作为台湾的附属岛屿进行管辖。中国明清两朝曾先后24次向琉球国派遣册封使，把钓鱼岛作为出使琉球海上必经之路的标志。明嘉靖十三年陈侃所著《使琉球录》是现存最早记载中国与琉球海上疆界的中国官方文献，明确记载了：“过钓鱼屿……见古米山，乃属琉球者”。日本最早记载钓鱼岛的《三国通览图说》“琉球三省并三十六岛之图”也明确肯定钓鱼岛为中国领土。除此之外，19世纪美英等国地图，都载明钓鱼岛属于中国版图。日本一些历史学家经过认真考证后，也得出钓鱼岛自明代以后即为中国领土的结论。
从法理依据看，1895年甲午战败后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全岛及钓鱼岛割让给了日本，1941年中国政府对日宣战后，宣布废除中日间一切不平等条约。1945年日本战败，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规定，日本“只能保有本土四岛”。二战结束后，美国长期托管冲绳及钓鱼岛，并于1972年把钓鱼岛私相授受给日本，这才引发了中日之间围绕钓鱼岛的一系列争端。东海地区长期以来就是中日两国的兵家必争之地，如今因钓鱼岛事件，两国又产生了严重的对立。2011年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战略中心重返亚太，使得主权之争蜂拥而起。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曾表示“钓鱼岛问题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为日本的行为壮胆撑腰，企图给美国寻找一个合理介入东亚的借口来制衡中国。美国的战略意图很明显，就是要在钓鱼岛放火，使中国左右碰壁，顾此失彼。所以任何一场发生在中国周边的军事冲突都有可能导致美国的直接干预，也将影响中国在亚太的和平崛起。
2012年9月9日，胡锦涛同志在出席apec会议期间，当面告诫日本首相“中日关系因钓鱼岛问题面临严峻局面，日方必须充分认识事态的严重性”。11日，中国政府公布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基线声明”，这实际上意味着中日钓鱼岛争端陡然提升至官方对抗阶段。与此同时，济南、南京、广州、成都四大军区进行了联合军演，实施大规模登陆与反登陆等实战演练，明显带有一定的武力警告意味。中日两国正面临着自1972年以来最严峻的时刻。反观日本政府却一再坚称“一厘米的土地我们都不会退让”，拒绝与中国进行领土问题谈判，实际上是想通过“极为丑陋而又笨拙的耍赖”，将其非法侵占钓鱼岛的野蛮行径合法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是日本对中国的“不宣而战”。
研究中日争端，离不开对日本民族性的了解。美国露丝·本尼迪克特在其代表作《菊与刀》中指出：日本的国民性是“尚力”，精神核心是“耻感”，奉行“力同度德，德同量义”的原则，意思就是“实力第一”，从来都是只佩服和尊重强者。公元663年中日白江之战，中国把日本打成了学生，日本开始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1863年英日萨英之战，英国把日本打成了学徒，日本开始学习西方的近代化工业。1945年美国的两颗原子弹把日本打成了奴才，日本彻底沦为了美国的仆从国。所以对日本一定不能抱有幻想。示弱，只会重蹈甲午覆辙。
然而纵观当前国际形势和对比国力，中日两国因钓鱼岛问题而爆发全面战争是不智的，也有违中国的和平发展理念，而经济制裁手段时间漫长、见效甚微且对中国自身发展也有较大的损伤。2012年7月，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长罗援少将曾提出“东海版的六个存在”：包括行政存在、法律存在、军事存在、执法存在、经济存在、舆论存在。其中“军事存在”中提出的在钓鱼岛附近设立军演区、导弹试射区，将钓鱼岛作为航空靶场、武装上船就可以理解为一种“准军事手段”。因此，以“准军事手段”——军演、导弹试射应对钓鱼岛当下面临僵持的局面，并阻止美国伺机“介入东亚”，应该是当下一个不错的选择。在涉及主权争议，中国往往采取国与国、一对一的谈判方式解决纠纷，由于美国的介入下，钓鱼岛争端也变得错综复杂，日本也一直希望借助美国的势力将问题国际化，使得中、日、美因钓鱼岛问题相互发生碰撞，最终形成一种力量均势，让钓鱼岛问题乃至东海问题长期僵持化，继而鲸吞蚕食巩固既得利益。笔者认为，如果中国此时在此区域选择实施导弹试射，或可以率先打破僵局，逼迫日本承认争议而重回谈判桌，达到战略战术上“打草，惊蛇”的目的。现代政治军事紧密结合，战略战术融为一体，而这正是“准军事手段”的特征。在政治外交因素的制约下，“准军事手段”可以展现国家战略和政治目的，以导弹试射为契机，不但可以凸显钓鱼岛主权问题，降低擦枪走火的可能性，也符合“反介入、非对称”作战理念。
外交是政治的延伸，军事是外交的后盾。在外交谈判无果，提升至战争状态又将引来美国介入的情况下，中国以导弹试射等“准军事手段”来打擦边球，既可打击日本的嚣张气焰，又使美国不至于轻举妄动。世界对中国经济有着强烈的依赖，不可能会让中日局势一发不可收拾，并且北方四岛、独岛问题隐约之间也在遥相呼应，为破解美国插手增加了话语权，避免了与美国正面冲突的机会。在“”前后进行导弹试射，也可以释放国内民众、鹰派将领有关钓鱼岛问题的不满情绪，表明国家态度，凝聚人心。
201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当年周恩来和田中角荣等老一辈领导人深谋远虑，恢复两国邦交，使中日关系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而今一些日本右翼政客却逆潮流而动，破坏中日间良好的发展势头，使两国关系波谲云诡。中国政府和人民维护领土主权的意志是坚定不移的，我们有决心、有能力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随着中美两国综合国力的此消彼长，世界各国将会根据自己的最大利益来重新调整对华关系，除了将“准军事手段”作为解决钓鱼岛问题的权宜之计外，中国也一定将会运用更加强大的实力去解决钓鱼岛争端。
阿尔兹海默症论文事件篇三
我和妈妈乘电梯下来，突然一声轻微的碰撞声，电梯的门在二楼打开了。“咦,谁按了二楼啊?”妈妈疑惑地问。
电梯停在了二楼，上不去，下不来，门一开一关的，二楼外面有一张写着“*告：此路不通，禁止通行。擅自入内，后果自负”的白纸，贴在了两边的墙上。纸的前面堆着一些垒起来的箱子，里面装着一些装修瓷砖、瓦片。好象是别人的仓库，外面黑漆一片，仓库的门也锁了。我也觉得很奇怪，要知道我们这栋楼的电梯二至六层是不停的呀!我们遇到困难了，我心里这么想。
妈妈在给管理处和爸爸打电话，我在一旁着急的转来转去。我按下全部楼层的按钮，顺便按了一下紧急呼叫，尖锐的响声瞬间响起。“别按了，如果能把电梯的电源关掉，重新启动应该就可以了。”妈妈冷静的说。可我们没有电梯开关的钥匙。只能听任电梯自动一开一关。
经过42分钟，电梯公司的人从隔壁的电梯出来，让我们乘隔壁的电梯下来，我们终于被解救了。经过详细了解，原来一号电梯上次就没修好，看来电梯公司维修的人要负责一点哦，不能让有故障的电梯危险运行!
这次真是有惊无险啊!
阿尔兹海默症论文事件篇四
摘要：孙中山的思想和业绩是中国近代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在处理国内民族问题时，孙中山和谐思想正是基于对中国社会不和谐的原因而形成的。他赞成“五族共和”，反对民族歧视，主张各民族和谐共处，促进各民族发展，不仅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统一的自觉认同意识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对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也是构建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重要思想基础和解决民族、宗教问题的参照标准，同时是中国特色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孙中山；民族和谐；和谐社会
翻开历史，不难发现人类古往今来所有世俗的、宗教的思想学说，以和谐理念为其终极与归宿，以和谐社会蓝图为目标和旗帜，号召人们为之实现而努力奋斗。回顾并总结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对于21世纪如何对待民族和谐问题无疑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
一、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一）形成的背景
孙中山民族和谐思想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大动荡的年代。在此期间，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日益扩大。孙中山之所以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1]正是孙中山对社会的不和谐认识基础上提出的。这不和谐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在政治方面，孙中山痛感“中国现行政治，可以概括之曰：无论为朝廷之事，为国民之事，甚至为地方之事，百姓均无发言或与闻之权。”[2]第二，在经济方面，针对因中国的生产力落后、区域经济不协调、经济结构畸形、经济秩序混乱等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因素而造成的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障碍，孙中山提出建立生产发达、区域协调、公平正义、充满活力的和谐经济。第三，在文化方面，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形成冲突，多元文化和各民族的精神文化存在现实差异。不同的人文及文化背景，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不同的行为方式，都需要创新文化和主流价值观进行对话、融会、整合与引导。最后，在个人经历方面，与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的形成是密不可分的。孙中山学习中国经史，不但对孔孟的忠恕之道和仁义思想情有独钟，而且完全继承了孔子所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早年在海外学习、流亡，受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崇尚西方民主。他为了民族和谐，一生为之奋斗。
（二）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的发展过程
1894年11月，孙中山成立资产阶级早期的革命团体——兴中会，提出要“驱逐鞑虏，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说中指出，“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3]他明确地提出要推翻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就必须推翻满洲贵族的统治。但这一时期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还是处在狭隘的排满状态。1905年同盟会成立，同盟会的章程中规定“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4]为盟会的政治纲领，同盟会成立以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思想已经渐为人知、深入人心，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把这个政治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三民主义，后来统称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则是孙中山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纲领和原则。“满洲以一民族宰割于上”的民族压迫制度，实现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完成祖国的统一和“中华民族自求解放”，实现“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5]。由狭隘的革命的民族主义变成民族同化的民族主义。
新三民主义时期，孙中山的民族观产生了新飞跃，在反帝为首要任务和民族自决原则上，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基本上达成一致，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和国民革命时期的旗帜。孙中山先生高举起民族主义的大旗，从“民族自治”到“必须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1]。为促进中华民族的觉醒、为克服民族自卑感、为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的主要内容
孙中山的和谐社会思想依据中国国情而形成并不断发展的，并经常将其作为论证和谐社会的依据。
（一）政治领域
政治领域分别体现在政党和政权方面：第一，政党问题。孙中山不仅领导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人民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仿效了西方政治，他指出“要知文明各国不能仅有一政党，若仅有一政党，仍是专制政体，政治不能有进步。吾国帝皇亦有圣明之主，而吾国政治无进步者，独裁之弊也……要皆为利国福民者也”[6]“夫法久必弊，施行者终有不适之时，学勤益精，研求者自有特优之点”[6]。力图把政党政治引入到中国的轨道，推进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现代化进程，以促政治日日向上。第二，政权问题。孙中山抨击了其黑暗现状，专制政体的种种弊端。他对民国的政治蓝图作了精心规划，高举“废除专制，实行共和”的大旗。通过权力的分解、制约而达到社会和谐，是其核心部分。
（二）文化领域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很早就具有了“和谐”的意识。道家宣扬的“天人合一”说是其最高理想境界，古代人们向往和追求友善、和睦相处、平等对待，社会财产为公共所有，孙中山先生“天下大同”的社会，对以后国家政治生活和民族性格的形成，均有广泛的影响。与我们今天所倡导建设的和谐社会，在本质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在民族共和下，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共和”类似于现代人们所说的文化（宗教信仰）多元主义体制，就是说，在同一个体制下，各种文化和宗教和平共处。文化多元主义的本质不是让各种文化的载体居住在特定的空间，而是在同一空间里，各种民族或者族群共同生活和互动。各民族之间的日常互动会发展出一系列的行为规范，有助于和谐状态的达成。因此，继承发扬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应当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有机结合起来。
三、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的历史贡献以及借鉴意义
（一）正确理解孙中山的民族和谐的内涵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从“民族自治”到“中华民族为统一体”等这些民族和谐思想。孙中山先生提倡的“民族必须独立”、“祖国必须统一”、“天下为公”等思想文化，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这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从文化层面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是对孙中山文化思想在新时代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
（二）民族和谐的内涵是构建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重要思想基础
民国建立以后，孙中山更是重视一个和平的环境对于国家建设的重要意义，多次呼吁各方力量“以和平方法促成统一”，表示自己一定要尽心竭力，实现敦促和平统一，并倡导南北议和，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但是，恰在祖国大陆迅速崛起的时候，在海峡对岸“台独”势力最为猖獗的时候，“台独”不但不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甚至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我们必须从正反两面提醒中国人。在对待“台独”的态度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从构建和谐世界的大视野出发，本着两岸的互赢共生，用和平的手段，极大地改进了两岸关系的生态。对等、对话、对流，代替或部分代替了对立、对抗、对垒。因此，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是构建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重要思想基础。
（三）民族和谐思想是解决民族、宗教问题的参照标准
孙中山在就职演说中庄严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7]民国成立，他强化民族和谐，依法打击民族分裂势力。这对中国共产党处理民族问题提供了借鉴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我国少数民族、民族地区、民族关系的面貌都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以雄辩的事实印证着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主旨：在统一的中华民族大家庭里，进行多民族间的多维交流与对话、健全民族和谐的制度保障，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观念将有助于我们实现民族和谐，促进各民族的共同发展。中国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充分发挥民族政策对民族和谐发展的促进作用。
考虑民族问题的同时，不能无视宗教。《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7]。这对中国共产党处理宗教问题提供了借鉴意义。1957年1月，周恩来同__在印度新德里谈话时明确表示：“我们欢迎发展宗教联系，不但和印度，而且和东南亚各佛教国家均要发展这种联系。但是，我们反对那种以宗教为外衣而以政治为内容的活动。……如借宗教名义向我们进行颠覆活动，那我们就要坚决反对。”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再一次提出，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
（四）民族和谐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前进方向，继承“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借鉴人类有益文明成果，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确立牢固的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是社会和谐的精神纽带和思想基础。孙中山崇尚以人为本，重视人生价值，倡导自由、平等和人与社会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下大同”、“中华民族和谐统一”等文化思想传承了五千年中国传统文化与智慧文明，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一种不断地丰富发展、兼容的文化集合。它的内在含义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先进理论有着众多不谋而合之处，是以科学理性精神、人文价值精神为支撑的现代文化精神主流，是社会主义和谐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孙中山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75.
[5]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行易知难[c]//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87.。
[6]孟庆鹏。孙中山文集(上)[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7.
[7]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c]//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2辑）[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阿尔兹海默症论文事件篇五
今天，我们牛通社小记者跟随着王记者来到了火车东站，分组来观察乘坐电梯不规范的旅客，并进行劝说。
我们先听老师讲有哪些乘坐电梯不规范的行为，然后，王记者给我们分了组。
多东西，坐自动扶梯不安全，乘坐升降电梯安全点。”而那叔叔连头都不抬，迅速地坐上了自动扶梯。
“什么？！”小孩子说地对，大人也不能听吗？！我要再试一次！我想。
突然，王记者叫我们集合。
阿尔兹海默症论文事件篇六
摘要：戊戌变法和改革开放作为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中的两次伟大变革，其结局的巨大反差的背后隐含着有关改革成败的某些规律性结论，诸如改革的客观现实、改革的领导权、改革的战略选择、改革中的社会共识等等。在比较政治学的视角下分析戊戌变法和改革开放，对于不断深化中国的改革至关重要。
关键词：戊戌变法；改革开放；差异性
1898年，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掀起了一场救亡图存的改革运动，这就是著名的戊戌变法。戊戌变法最终虽然失败了，但却预示着“亚洲觉醒”[1]的到来。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时至今日已近35年。改革开放给中国人民的生活面貌以及精神面貌带来了历史性的变化。这两场伟大的变革，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同为改革，戊戌变法和改革开放有许多相同之处，同时也有显著差别。比较两者的成败因由可以从客观环境、主观领导权、战略选择和社会共识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此来发现成功改革所需要具备的规律性因素，对中国今后的改革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客观现实的差异性
以救亡图存为己任，戊戌变法发生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内忧外患的矛盾异常尖锐。比较而言，新中国成立后的改革开放，国内外大局趋于稳定，人民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由于两者的客观现实不同，必然导致结果不尽相同。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国家争夺殖民地和瓜分世界的斗争日益加剧。明治维新使日本让成为亚洲强国，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道路。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在打败清军后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兴民族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提出了一系列变法措施，史称“戊戌变法”。从客观条件来看，戊戌变法的失败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首先，遵循黄炎培先生的“王朝周期律”，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到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的2100多年间，许多王朝此亡彼兴，但都有着相似的历程，即兴盛――停滞――衰亡，最后被新的王朝所取代。清朝自努尔哈赤1616年建立后金，至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已经历200余年，即便没有外敌入侵，王朝也已走向没落。其次，清政府统治危机加剧。戊戌变法前，清王朝刚刚平息了太平天国运动，可谓元气大伤。随着甲午战败，民怨四起，国内动荡的局势日益加重。最后，帝国主义侵略不断加深。自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社会逐渐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至甲午战争后，大量的割地与赔款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总之，戊戌变法前的客观环境决定了变法很难获得成功。
与之相反，20世纪70年代的改革开放则是另外一种景象。新中国成立后，经过50年代中期生产资料公有制改造，国民经济得到了极大地恢复。但到了70年代末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消极现象：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思想僵化和教条主义盛行。面对亟需改善的国内状况，1978年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大胆而勇敢地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成功地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与戊戌变法相比，改革开放处于一个较好的客观环境下。一方面，同理“王朝周期律”，改革开放发生时新中国政权刚刚成立30年，正处在一个国家政权的上升期。虽经历了““””的动乱，经济水平有所下降，但整体政局稳定。另一方面，作为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面临外交范围的挑衅，但敌对势力的侵略和强占已不复存在。从50年代的“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到60年代“两个拳头出击”，再到70年代“一条线、一大片”政策，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中美、中日等关系改善，由此可见中国已经为改革扫清了所有外患障碍。可以说，良好的客观环境为改革开放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因此，从改革的客观现实看良好的客观环境是改革成功的前提。作为改革的领导者和执政党，应尽可能地使改革处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并为之创造良好的环境。这样改革的领导者才能对社会的主要矛盾有更为清晰的定位，才能为下一步实施改革创造可能性，而不会造成失控的局面。改革开放便很好地利用了这一优势，从而使改革在可控的轨道上稳步前进。
二、领导权的稳定性
任何改革都需要掌控者，戊戌变法和改革开放也不例外。历数历史上成功的改革，不仅仅需要统治者对改革过程的掌控，而且还需要社会大众的广泛参与。两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但在一个社会的多数成员都主张变革的前提下，变革成败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维持领导权的稳定性。在这方面，戊戌变法和改革开放也有明显的差异。
戊戌变法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领导权的不稳定造成的。甲午战争失败后，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很快传到北京，康有为、梁启超领导上京举人1000余人联名向光绪皇帝上书反对《马关条约》，史称“公车上书”[2]。“公车上书”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并将光绪皇帝推向了历史洪潮的前台。但戊戌变法仅仅一百天便被慈禧太后派兵镇压，最终以失败告终。戊戌变法失败的如此迅速与领导权的不稳定有很大关系。一方面，戊戌变法的领导者们并没有真正掌握实权。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们，他们把改革的希望寄托于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维新派们认为“变之自上者顺而易，变之自下者顺而难”。至于光绪皇帝手中并无一兵一卒，实权仍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最终变法失败更加说明了改革的领导者如不能掌握实权改革根本不可能取得成功。另一方面，戊戌变法受到了中央顽固派和地方实力派的阻挠。光绪皇帝将改革的重任交给了康有为、梁启超等知识分子，但这些知识分子却毫无任何政治经验，并不懂得官场的游戏规则，而他们的思维方式又非常激进、大胆，这就直接导致了改革一定会触犯那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他们势必联合起来对付维新派。
与戊戌变法不同，1978年的改革开放，建立在共产党的稳健领导基础上。首先是以共产党为执政党的国家领导集体，他们深刻意识到若不及时主动进行改革，中国将无法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巨大机遇和挑战。1978年，邓小平在不同场合17次明确谈到“改革”，内容涉及多个领域。同年10月，邓小平接见外宾时，谈到了我国“实行开放政策”。这是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第一次明确地在讲话中把开放作为我国的一项政策。1984年2月9日邓小平在厦门考察时，明确提出和使用了“改革开放”一词。“不开放不改革没有出路，国家现代化建设没有希望”[3]。可以说，改革开放的领导者们具有开阔的世界眼光和紧迫的历史责任感，领导核心一致主张改革，这为维持领导权的稳定奠定了前提。其次，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根本之处还在于执政党始终没有放弃自身的历史责任与政治责任，发挥了执政党在改革进程中的历史主动性，确保了改革领导权的稳定性。邓小平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4]。最后，改革开放的领导者威望甚高，对社会下层的可控性也更强。改革开放时新中国刚成立三十年，虽经历了若干挫折，但人民群众对领导者的信赖度很高，人民群众坚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国力必将走向复兴。这些因素，都使得中国当代的改革开放置于执政党的坚强领导之下，保证了改革政策的实施。
由此可见，要在一个大国推进改革必须在相当长时期内维持领导权的稳定性。没有一个坚强的致力于改革的领导集体，就无法设想结构性的社会体制变革。在当代中国，要全面深化改革，就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不仅仅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也是长期以来中国基本国情的必然要求。而当代中国改革开放比较百年前戊戌变法最大的政治优势，就在于当代中国有一个政治威信高，动员能力强，不断创新的执政党。
三、战略选择的系统性
改革的系统性，决定了改革不仅是某一领域的改革，势必涉及多个层面。如果改革领导者无法对一国的全局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必然导致改革无层次无重点，那么改革的失败可想而知。
戊戌变法之初，面对急需变革的中国社会，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对当时社会整体状况没有清醒地认识和完全地把握之前，在短短100天的时间内促使皇帝推行了300多道改革的命令。这样的改革更像是一种乱枪打鸟的“顶层设计”。但与真正意义上的“顶层设计”不同，戊戌变法只有顶层决定性，没有应有的整体关联性和可操作性。一方面，这些改革命令虽然范围很广，但相互之间没有关联。顶层设计强调设计对象内部要素之间围绕核心理念和顶层目标所形成的关联、匹配与有机衔接，而戊戌变法颁布的指令虽然涉及政治、经济、文教、军事多个方面，但相互之间并没有形成关联，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改革核心。另一方面，当时变法的推动者并不了解社会底层的状况，只是一味地在政权顶层推行变法，变法的诸多命令根本不能在社会中间得到广泛实施。而推广实施作为“顶层设计”当中最重要的一环，在戊戌变法当中恰恰没有体现。随着变法推行的命令增多，触犯的利益也越来越多，最终遭到了当权者的镇压。
反观改革开放，执政党在改革之初并无特别清晰完整的改革策略，许多重要的改革措施都是慢慢在实践中确立。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从1978年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之后，到党的十三大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不仅为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更加明确了改革的基本方向。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3]。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进一步阐述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性。他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3]随着改革的深入，从秉承“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到逐步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布局改革，从1979年开始试办经济特区到1992年正式通过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改革开放在实践中稳步前进。这样，一个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以发展生产力为直接目的，以改善人民生活，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为根本目的的全面改革战略就逐渐形成。
比较而言，我们可以得出：改革需要执政党和领袖对本国国情有清醒的认识，并以此为出发点选择一个改革的重点，围绕这个中心实施下去，这样才能达到改革所需要的目的，才能为全面完成改革提供可能性。反之，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中心，这些改革措施又不能得到系统的执行，这样的改革不仅不能起到应有的效果，还会给国家和社会带来更大的危机。
四、社会共识的重要性
戊戌变法与改革开放同为政治学中的改革范畴，结果却截然不同。我们不得不反思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异性就是改革所需要的重要社会资源――社会共识。历史上许多改革之所以步履蹒跚，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社会共识在不断流失。在这方面，戊戌变法和改革开放也形成了比较鲜明的反差。
戊戌变法从一开始就是在没有社会共识的基础上进行的。首先，当权者内部之间没有形成共识。戊戌变法表面上的推动者是维新派和光绪皇帝，但实权仍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作为传统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慈禧太后从早期对变法的默认到后期的反对，无不体现了当权者内部的混乱，直接导致了变法的失败。其次，地方势力派与皇族势力互不信任。戊戌变法的某些措施触犯了地方势力派的利益，他们竭力反对变法。以光绪皇帝为首的皇族势力，虽主张变法但碍于手中无实权得以实施，地方势力与皇族势力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戊戌变法并没有赢得社会底层广泛劳苦大众的支持。其一，维新派自身为了抵制“揭竿斩木”之“忧危”，他们害怕革命，主动抗拒群众，使变法运动无法建立一个广泛的群众基础；其二，作为“顶层设计”的结果，当时社会底层的大多数人受限于自身教育水平与当时的舆论环境，不清楚甚至不知道变法。总而言之，1898年的“戊戌变法”由于社会共识积累不足，注定是一场不会成功的维新运动。
反过来看改革开放，社会共识的不断累积，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战略抉择。首先，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自改革伊始就果断地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将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移到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直接目标的经济建设上来，这就使改革开放主动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其次，客观公正地处理了““””时遗留的历史问题，尤其对毛泽东等上一代政治领袖的正确评价，使人民大众的凝聚力得到加强，更加坚信在执政党的领导下改革会取得成功。这是社会共识的又一次显著提升。最后，执政党注重了改革开放中“开放”的观念，主动让国民了解西方先进科技带来的巨变，让民众和官员自主地意识到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从而促成他们改革上的自觉性和紧迫性。当然，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改革开放中的一些措施已经影响到了社会共识，这无疑对执政党敲响了警钟，是今后必须引起重视的地方。
可见，社会共识是一个国家推进改革最为重要的社会资源之一。卢梭有一句名言：“只要谈起国家大事时，人们说：‘那与我有什么关系’。那么可以断定，这个国家就算完了”。积累社会共识需要执政党和人民大众的共同努力，并十分审慎地加以维护。作为当代的改革，我们应进一步巩固并积累社会共识，让人民大众意识到社会共识的重要性，唤醒民众的觉醒，只有这样中国的改革才能进一步发展，并最终取得成功。
综上所述，以比较政治学的观点分析戊戌变法和改革开放之间的差异，我们不难看出改革中的某些规律性的因素，诸如：良好的客观环境是改革成功的先决条件，因此应尽可能将改革控制在一个良好的客观环境之中；稳定的领导权是推行改革成功的有效保证，需要将自上而下的稳定领导与自下而上群众参与进行有机结合；系统性的战略选择是对改革的整体把握，改革的战略选择应该具备一个明确的中心并得到系统的执行；社会共识是改革成功应具备的群众力量，所以必须做到在争取和累积社会共识基础上进行改革等等。戊戌变法和改革开放截然不同的结局，我们都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找到答案，从而得到合理的解释。
纵观新时代的中国，由于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必将延续下去。指出：“应对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矛盾和挑战，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从纷繁复杂的事物表象中把准改革脉搏，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规律，特别是要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5]。可见，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由之路。我们应审慎地对待以上概括的重要政治经验，在今后的改革中继续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中国的改革开放必将越来越成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定会越来越美好。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67.
[2]黎仁凯，主编。救亡图存的近代化改革进程[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171.
[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77，373.
[5]。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脚踏实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r]。湖北省领导干部座谈会，2013.
阿尔兹海默症论文事件篇七
周日我去上课，妈妈送我去的时候才12点30，要知道，我们1点才上课。
于是我便慢慢吞吞的走到里面，转悠转悠，来到电梯口，我一进电梯就按了楼层，到了那里，我在门口徘徊了一会儿，看了看表，才过去五分钟。实在是有点早，同学们一定没有来，我决定先不进去。那么怎么办呢？我想了想，我就乘电梯上下上下的乘着？我要乘多少个上下才能碰到同学？我一下子兴奋起来，于是就迈进了电梯，按了一楼。没想到电梯在我想让它“走”慢点的时候，它偏偏“走”的那么快。从1楼又上去，到了23楼，再下来……上去下来，来回来回的乘了八趟，没有碰到一个同学。无聊极了，我又想到去爬楼梯。
电梯上的数字到了7，伴随着“叮——”的一声，门打开了，有两个人，一男一女，诧异的看着我（好像没见过人似的），我傻笑着走出了电梯，看了看窗外的风景，那个中年女人开口：“你在干什么？”我笑着回答：“无聊嘛！我过来上课，时间有点早，就乘电梯上下逛呗！”那个女的好像很鄙视我似的，说：“吃饱了没事干啊？”我笑而不语，不跟她计较。
随后我走进了另一部电梯，电梯又动了……这次到了16楼。走进来一个男生，他按了1，没一会儿“叮——”第一层到了，我没出去，没想到这回我的同学来了，几个人笑着，运气还真好啊！于是我们一起到了上课的地方。
这就是我逛电梯的经历，同学们，没事千万不要早来啊！免得像我一样！如果没有电梯，岂不是要爬楼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