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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研究论文的摘要包括篇一
摘要：从新航路开辟以来，世界逐渐连为一个整体。
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文化差异造成的误解和隔阂不可避免。
如何打破这种隔阂，使得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能够相互理解，让世界各国人民能够平等友好的交流，是本文主要探讨的问题。
本文从中西方文化方面的差异入手，分析双方交际方式不同的深层次文化原因，最后从中提炼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启示。
关键词：文化差异;跨文化交流;人际关系
前言
中华文明孤悬于亚非欧世界岛的东侧，数千年以来建立了丰富多彩的独特文明，产生了特有的民族情感和思维方式。
欧洲基督教文明则从罗马的辉煌中一路走来，在大陆的西侧书写了无数传奇的篇章。
崛起于中东地区的伊斯兰文明为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之间的联系建立了桥梁。
每一个文明都有着自己的一整套社会、宗教、文化习俗，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从很早便已开始，到了近代，这种交流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
为了更好的进行跨文化交际，深入研究中西方的文化差异是有必要的。
一、人际关系交往的差异
(一)交往原则的差异
中华文化安土重迁、聚族而居。
有血缘关系的亲属聚集在一处，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家族和宗法体系。
同族之人要互相照顾，互相帮衬，家族是最便利最强大的人际关系网。
基于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中国人对于家庭、家族的观念不同于其他地区的人。
中国自古就有家族式集体主义的思想，每个人都需要为本家族做出贡献，甚至是做出牺牲，而家族也有义务维护本家族成员的利益。
在中国文化中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有抱负的人实现自己理想的三个基本步骤。
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就相当于一个巨大的家族，国家对平民有家长式的权威，同时也有关爱平民的义务，而平民则收到国家保护的同时，视国家为家长，自觉的维护本国利益。
因此，中国人对家国有着强烈的归属感，在人际交往中，往往不重视对对方隐私的保护，而是力求表现出亲热的关系，尤其对于本家族成员，喜欢对对方的各种事情“操心”。
不照顾亲戚、只顾自己的个人主义是最大的禁忌[1]。
而西方文明有着悠久的商业传统，家族利益转型为社会利益。
因为一个运转良好的商业社会必然需要健全的法律制度和人人平等的社会原则。
因此西方人在人际交往中往往倾向于“六亲不认”、“公事公办”。
充分尊重每一个人的共性，父母和子女可以直呼其名，与人交往不喜欢谈论个人问题，喜欢aa制，不太顾及人情。
实证研究论文的摘要包括篇二
摘要：大学在从社会边缘走向社会中心的同时，逐渐陷入自我迷失和本体危机之中。对此，唐纳德·肯尼迪从学术责任的角度认为大学应坚守其核心价值观来积极应对社会提出的各种挑战。他提出，学术自由与学术责任是“一体两面”，学术使命与社会服务并行不悖，学术与人格有机统一。唐纳德·肯尼迪的学术责任思想对于消解大学危机、恢复大学使命、树立大学自信心以及实现大学的价值追求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
关键词：现代大学;学术责任;学术自由;大学教师：唐纳德·肯尼迪
一、现代大学的自我迷失与本体危机
随着大学的不断发展，其职能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大学从最初只是一个培养人才的机构，到19世纪初柏林大学创办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科学研究功能，再到20世纪提出的社会服务功能，从而使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成为当前被公认的现代大学的三大职能。大学职能的演变，说到底是大学对时代和社会变化的回应。随着大学职能的发展和演变，大学从社会边缘走向社会中心，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也由此展开。在知识经济时代，面对社会的期待、压力、挑战和诱惑，大学对其社会服务职能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逐渐失去了自我，并面临着严重的本体危机。其实，这是大学面对时代和社会变化作出回应时所处的两难困境，即大学的需要和价值追求与社会的需要和利益之间的冲突。为此，我们需要寻求切入点，找寻大学的合理性和应对之道，为处于迷失和危机之中的大学寻找身份认同。
大学存在的合理性，不仅建立在大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上，而且必须以大学核心价值观的坚守为支撑。偏离了价值追求，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就要受到质疑。因此，大学的本体危机与其说是在大学与社会之间xxx时所产生的大学对社会的不适应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对大学的质疑和不信任，倒不如说是大学自身所产生的自我认同危机。“所谓大学自我认同的危机，乃是指大学丧失了自身赖以生存的普适性的价值观。”作为一个学术性组织，大学的核心价值观是拓展知识、发展学术、追求真理以及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正是由于这一核心价值观的动摇，造成了大学的本体危机。因此，大学要从自我迷失中走出来以及消解本体危机，就需要肩负起应有的学术责任。
二、唐纳德·肯尼迪的学术责任思想
唐纳德·肯尼迪(donaldkennedy)，美国当代最负盛名的高等教育思想家之一。他曾任斯坦福大学校长(1980-1992年)、美国科学促进会(americanassociationfortheadvancementofscience，aaas)主办的著名杂志《科学》(science)的主编(2000-)，现为斯坦福大学名誉校长、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丰富的工作经历和的大学校长生涯对唐纳德·肯尼迪教育思想的形成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他的教育思想不仅体现于他本人的工作中，更为集中地反映在他的著作《学术责任》(academicduty)中。唐纳德·肯尼迪以学者和大学校长的双重身份，面对“大学的价值观与不断变化着的社会之间”的冲突，从学术责任的视角阐述了大学如何恢复大学使命和忠诚的价值观这一核心问题。
1.学术自由与学术责任是“一体两面”
学术自由的确立是基于对知识的追求与探索，是现代大学理念的核心要素。只有保证学术自由，大学才能更好地促进学术研究的顺利进行。作为一种内部保护和外部防御机制，学术自由看起来好像是大学教师的专业特权，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这种自由的基本理由完全是为了公众利益。“学术自由既要对社会进行谴责而与此同时又要对社会负责。”虽然高深学问的探索需要尽可能广泛的学术自由，但同样需要对社会和公众的期望和要求做出相应的回复。因此，学术自由和学术责任密不可分，学术自由与学术责任之间的对称与均衡构成了利于学术发展的张力，在大谈学术自由这一权利时绝不能忽视与其对等的学术责任意识。
学术责任的实现需要有学术自由的保障。大学为了保护学术自由，就必须履行相应的学术责任，但大学教师更多地关注学术自由，而对学术责任的重视程度则远远不够。人们虽然理解自由对于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必要性，并且顺理成章地接受了它，但是，与之对应和平衡的义务却模糊不清，从而使得学术责任在象牙塔内也披着神秘外衣。正如唐纳德·肯尼迪所言：“人们很少对新的教师成员提及责任，在学术文献中也很少能找到关于教师责任的内容。这也许是学术自由传统的一部分……但是其结果之一是，不仅学术圈中的人们对教授职位的期望是模糊的，而且公众对此的认识尤为如此。”可见，学术责任一直没有得到清晰的说明，致使产生“教师拥有太多的自由，然而却缺乏规范”的印象也就不足为奇。这种认识与做法的直接后果是一部分教师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学术责任，因而也就不能有效地将学术责任自觉承担起来;同时，也为部分学者片面强调学术自由对学术发展的重要性，进而逃避学术责任提供了借口。内尔·汉密尔顿(neilhamilton)对美国大学教授协会(theamericanassociation0funiversityprofessors，aaup)的1940年学术自由宣言内容也给予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因为aaup只关注学术自由，却没有对担当相应学术责任的人进行调查和检举。必须把学术自由与学术责任有机地统一起来才有利于大学发展和学术繁荣。
因此，在现代大学中必须处理好学术自由和学术责任的关系，不能因为坚持学术自由而拒绝履行学术责任。学术自由与学术责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是互为补充与相互对应的关系。正如约翰·加德纳(iohngardner)所认为的：“自由和责任，权利和义务，它们是交易的关系。”大学在享用学术自由的权利时，必须意识到它对国家、社会、民众所承担的学术与社会责任。
2.学术使命与社会服务并行不悖
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和大学的发展。大学已经走出象牙塔进入社会的中心，大学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也必然不能完全超脱于社会现实，再也不像以前能做到完全的学术独立。尤其是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重要的经济资源，面对社会的期待和压力，大学高度重视并积极承担社会服务责任，日益满足社会的需要：与此同时，大学还通过提供社会服务获得了丰厚回馈，为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除此之外，随着政府投资紧缩以及大学办学经费需求的增加，大学逐渐增加了与营利企业之间的互动，通过争取来自企业的“横向’’课题、承担技术产品开发项目以获得更多的办学资源。大学对经费的依赖和对实际利益的过度追求，不但会使急功近利的氛围在大学中蔓延，而且会影响到学术独立和学术自由。这正是大学在开展社会服务活动时所处的困境，即大学的价值追求与社会的需要之间的冲突和矛盾。
诚然。大学在发展过程中需要有相当的资金，但学术与利润不该混在一起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正如唐纳德·肯尼迪向我们警示的那样：如果教授突然变得富裕和精明起来，象牙塔和普通公众之间融洽的社会契约就会破裂。毕竟，作为学术组织的大学与以营利为目的商业活动相结合是很危险的。其实，作为美国“硅谷”摇篮的斯坦福大学，是“学、研、产一体化”的典型代表，是德国研究型大学传统与美国实用精神的有机结合，它体现出大学学术使命与社会服务之间并行不悖、相互促进的关系。诸如，唐纳德·肯尼迪不但强调原创性工作是学术研究的核心标准，而且还允许教师从事有益的社区项目，并明确把教师参与社会服务的工作业绩作为教师评价的重要标准。由此可见，只有保持大学的学术使命这一“本体”与社会服务这一“功用”的各自限度并将两者有机结合。才能在学术使命和社会服务之间做出较好的平衡。
因此，面对“大学的价值观与不断变化着的社会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唐纳德·肯尼迪认为，大学教师不但应该向社会强烈表达(必要时捍卫)大学价值观，而且还要明确自身的社会责任并自觉承担，唯有如此，才能从大学自身的存在价值出发进行积极应对，真正承担起大学的责任与使命。可见，唐纳德·肯尼迪探讨学术责任有两个目的：一是向公众明确学术责任，二是对未来的和在职的大学教师进行学术责任训练，希冀“大学应该更主动地迎接就自身和公共责任做出解释的挑战”。
3.学术与人格应有机统一
随着学术的高度专业化，在大学教师的评价上，对学术成就的要求几乎取代了注重品德的传统要求。一方面，导致大学教师对自身道德素质不重视;另一方面，也使得很多大学教师在追求学术成果时存在学术抄袭、学术造假、学术xxx等很多不端行为。然而，学术本位并不意味着人格要素不重要。唐纳德·肯尼迪认为，大学教师承载着培养有思想、有教养、有知识的.人才的社会使命，应该追求学术魅力与人格魅力的有机统一，学术与人格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对此，唐纳德·肯尼迪认为：一旦在学术的追求中伴随着个人利益、贪婪或者虚伪，那么就会严重威胁到人们对学术价值的信任，因为“公众对学术的信任依赖于学者对学术的令人信服的追求”。因此，“大学要获得社会的信任，就应该让公众认为大学的工作是基于诚实的行为，这一点尤其重要。其部分原因是社会要相信大学所创造的知识，而更深层的原因是，公众认为大学是接受他们的委托以培养青年一代的场所，如果负责教育学生的高级学者们对自己的工作都缺乏责任感——尤其是，如果他们把年轻人的思想和成果据为己有——那么，整个社会对大学的信任程度就必然会下降。在公众眼中，教授应该是道德高尚的导师，如果他们不能热心、细致、大度地对待自己的工作，那么他们注定会失去人们的尊重。”另一方面，学生进入大学更看重的是精神生活，追求知识比获得一个文凭、找到一个好工作重要得多。对许多年轻人而言，老师实际上是学生模仿与学习的对象，对他们影响最大的常常是一、二位改变他们一生的良师益友，这正是我们传统师道中所说的“身教”。以身作则，为学生们树立良好的榜样，或许就是教授们最重要的“学术责任”。
针对当前部分大学教师学术与人格失衡的情况，唐纳德·肯尼迪认为：“我觉得我们在培养年轻的学术接班人时偏重于他们各自的学术领域，却忽视了那些让他们成为成功的负责任的学术公民所必需的其他知识和技能。”“使学生今后的生活对社会和个人有益显然是学术责任的一部分，甚至是核心部分。如果我们在培养博士生时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没有尽到一个基本的义务。”鉴于此，他在卸任斯坦福大学校长职务后为有志步入学术职业生涯的在学博士生开设以学术责任为主题的研讨课并出版《学术责任》著作。在台湾学者杨振富对此书翻译的台湾版本《学术这一行》中，台湾中央大学前校长刘兆汉写了题为“以身作则，建立榜样”的序，呼吁学术行内人要做到学术与人格的有机统一。
三、对现代大学学术责任的思考
从学术责任的角度来解读现代大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不但可以为处于迷失和危机之中的大学寻找身份认同的合理性、纠正当前大学发展的偏向、有效地消解大学的本体危机，而且还能更好地把握大学的实现方式。唐纳德·肯尼迪的学术责任思想给了我们诸多启示，也促使我们进一步坚守现代大学的学术使命。
1.努力坚守现代大学的学术责任使命
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要求大学走出象牙塔，融人社会。德里克·博克在《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中的“bevond，”一词，并非仅仅只是走出、离开而已，还具有“超越”、“超出……的范围”、“除……之外”等意思，即大学不仅仅是象牙之塔，同时还承担着社会责任。博克面对大学如何恰当对待社会及自身传统职责的关系时，他认为应该从大学基本学术价值出发来积极面对社会诸多问题的挑战，“纯学术研究”作为象牙塔的坚固基石是不能动摇的，只有基于这一点来考虑社会需求，大学才能从“传统上向国家提供最伟大的服务”。这与唐纳德·肯尼迪认为的大学应首先坚守其学术责任具有契合性，即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其实是以大学的学术责任为前提，只有从学术责任出发才能更好地应对社会的需要和挑战。因此，大学首要的是坚守自身的核心价值观，履行学术责任。
中国大学是当时救亡图存的产物，“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使其从一开始就缺乏西方大学的学术精神。面对“市场化”、“大众化”和“全球化”的冲击，中国大学缺少厚重的文化传统来守护自己的精神家园。是在没有自己“象牙塔”的语境下谈论“走出象牙塔”的，从而存在着抛弃其自身存在价值而以社会服务为主的危险，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大学会出现自我迷失和本体危机的重要原因。因此，就中国大学现状来说，必须先谈“走进”象牙塔。才有资格谈“走出”。当前最重要的是，大学需要在社会服务中进行自我沉思和守望，努力重塑和坚守“象牙塔”精神而不是自我放逐。
2.在坚持学术自由的同时积极承担学术责任
“自由不仅意味着个人拥有选择的机会并承受选择的重负，而且还意味着他必须承担其行动的后果，接受对其行动的赞扬或谴责。”“学术自由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它也要有限制，也要求有责任，要求学者们认清自己的研究领域，追求真理。”学术自由是一种有限度的自由，没有学术责任的对应，所谓的学术自由只能是一个空壳。责任的缺失使得学术自由无所依附，其后果必然是社会对大学的期许与大学看待自身的方式发生错位。
学术责任是学术自由本身所内在具有的，并非政治干预和公众干预的结果。在大学中，之所以把学术自由作为极其重要的制度安排，是因为我们对真理的认识需要自由探索，换言之，学术自由是为大学的核心价值观服务的。如果大学只强调自由，而忘记了讲求学术自由的目的，那恰好就是方向上的迷失。进行自由选择就要敢于自我担当。大学及大学教师履行学术责任，是大学自身价值的一种必然体现。
然而，大学履行学术责任并不代表着大学不需要社会监督。“就像战争意义太重大，不能完全交给将军们决定一样，高等教育也相当重要，不能完全留给教授们决定。”四回顾大学发展史可以发现，大学是在与社会干预这一张力中不断发展与演变的。大学的发展需要社会支持但又需要有度地独立于社会。因此，从权利与义务的关系来看，学术发展需要学术自由作为保障，而这是社会给予大学及大学教师的一项权利，权利的获得总是建立在责任和义务之上的，必然要为之担负必要的学术责任。正如唐纳德-肯尼迪所言：“大学遭受批评的根源在于，大学内部不能认真承担责任。社会慷慨地赋予大学以学术自由，而我们却没有注意到事物的另一面。它和我们怎样看待自己的责任，我们的赞助人及顾客怎样看待它有关系。如果我们能澄清对责任的认识，并获得公众对它的接受，我们就已经履行了对养育我们的社会的一项重要义务。这项义务构成学术责任的最高制度形式。”
3.积极培养大学教师的学术责任意识
大学核心价值观的坚守，归根到底是由大学教师来体现、传承和践行的。因此，我们应该努力培养大学教师的学术责任意识和学术品格化的价值理念。
学术化品格的职业理念是进行学术研究和学术创新的大学教师职业的核心标准，它要求大学教师应当从对职业道德规范的遵守转向对职业本质内涵的理解、领悟和内化。可见，培养大学教师的学术精神和学术品格，有利于重建大学教师的自我认同，实现大学的核心价值观和精神诉求。
针对当前的学术失范现象，从外在方面加强制度建设、从内在方面增强学者自律意识，成为大家的一致共识。然而，这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因为现实中的学术体制与结构设置基本健全、学者道德素养并不差，在实际行动中屡屡不能实现意味着其中有更加深层次的问题尚未揭示。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吉林大学孙正聿教授认为：“在当前的‘学术规范化’的讨论中，似乎还仅仅停留在‘技术’或‘道德’的层面上，而没有深入到对‘学问’本身的规范上。”为此，学术规范亟须从道德层面回归学术层面，需要大学教师认同学术研究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更要培养学术化的人格和品格。
为此，我们既要从制度层面规范大学教师的职业责任，还要从道德层面教化大学教师的职业道德，更重要的则是从理念层面培育大学教师的学术化品格，使其真正承担起学术责任。目前首先要做的便是提高学术研究水平，一方面，既能强化学术力量的理性权威，有利于大学自身主体性的提升;另一方面，又能提高学术自信，推动学术独立自主意识的形成。
参考文献：
[1]周光礼，学术自由与社会干预——大学学术自由的制度分析[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3.3.
[2][18]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52.32.
[3][4][6][7][8][9][10][11][12][19]唐纳德·肯尼迪，学术责任[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4.5.4.15.20.303.290.264.68-69.4.
[5]neilon，academicethics：problemsandmaterialsonprofessionalconductandsharedgovernance[m].westport：praegerpubfisher，2002.4.
[13]唐纳德·肯尼迪，学术这一行[m].台北：天下文化，2000.序.
[14]德里克·博克，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350.
[15]f.a.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83.
[16]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危机和出路[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28.
[20]靳晓燕，罗骥，学术规范：从道德层面回归学术本身——访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吉林大学孙正聿教授[n].光明日报，2006-06-21(6).
实证研究论文的摘要包括篇三
摘要：本文利用我国1981年―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影响我国财政收入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影响我国财政收入的因素很多，比如税收收入、国内生产总值、就业人数、税收体制等等。经过比较分析税收、国内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就业人数等变量对财政收入的不同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税收，其次是国内生产总值，同时发现财政收入主要取决于税收和gdp两个因素，并且税收在财政收入中占有绝对地位。最后本文根据此结论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分析与建议。
关键词：财政收入；税收；国内生产总值
一、引言
财政收入是一国政府实现政府职能的基本保障，对国民经济的运行及社会的发展起着非凡的作用。首先，它是一个国家各项收入得以实现的物质保证。一个国家财政收入规模的大小通常是衡量其经济实力的重要标志。其次，财政收入是国家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杠杆。财政收入的增长情况关系着一个国家的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因此，研究财政收入的增长显得尤为重要。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各项税收收入，此外还有政府其他收入和基金收入等。同时一个国家的财政收入的规模还受到经济规模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本文就建立财政收入影响因素模型，实证分析影响我国财政收入的主要因素，为如何合理有效地制定我国的财政收入计划提供一些政策性建议。
二、影响我国财政收入增长因素的实证分析
1、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研究财政收入的影响因素离不开一些基本的经济变量。回归变量的选择是建立回归模型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如果遗漏了某些重要变量，回归方程的效果肯定不会好；而考虑过多的变量，不仅计算量增大许多，而且得到的回归方程稳定性也很差，直接影响到回归方程的应用。通过经济理论对财政收入的解释以及对实践的.观察，对财政收入影响的因素主要有税收、国内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就业人数等。
（1）税收：税收具有征收的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特点，可以为政府履行其职能提供充足的资金来源。
（2）国内生产总值：会促进国民收入，从而会提高居民个人收入水平直接影响居民储蓄量，并与财政收入的增长保持一定的同向性。
（3）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主要通过投资来促进经济增长，扩大税源，进而拉动财政税收收入整体增长。
（4）就业人数：就业人数的上升伴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从而间接影响财政收入的增加。
本文以《中国统计年鉴》为源，使用了1981年―2009年税收、国内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就业人员数的数据，数据真实可靠。为了消除异方差，对数据做取对数处理，利用e―views进行回归分析，排除以往模型存在的多重共线性，建立财政收入影响因素更精确模型，分析影响财政收入的主要因素及其影响程度。
2、模型的建立
iny=c+c1inx1+c2inx2+c3inx3+c4in
3、模型的分析
利用e―views对上述基本模型进行ols参数估计得到如下结果：
其中：所有方程括号内均为t值，r2=0。991156f=672。4216
首先，由于税收是政府的财政收入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财政收入的充裕状况；国内生产总值与财政收入的增长保持一定的同向性；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通过刺激gdp增长，间接使财政税收收入整体增长；就业人数的上升明显使我国财政收入的增加。所以，财政收入一般和税收、gdp、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就业人员数呈正相关关系，即c1至c4应该均为正值。而且财政收入中税收应占很大一部分比重，即c1的数值应该比较高。上面模型得到的c1和c2都为正符合经济理论，但c3与c4却为负与经济理论相悖。其次，税收、gdp、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就业人数的t统计量值分别为4。596、4。353、2。153、―4。304。在显着性水平为0。05时，t（29―5）=2。064，可见它们除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外对财政收入的影响是显着的。再次，模型的f值为672。4216，在显着水平为0。05的情况下，f（4，25）=2。76，所以拒绝方程不显着的假设则回归方程显着。由此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税收水平高低，国民生产总值规模的大小是决定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内财政收入规模的主要影响因素。最后，可决系数r2=0。991156，模型的拟合程度很高，即我国的财政收入可以很好地被税收、国内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就业人数来解释。
4、模型的修正
首先根据向后剔除法我们将回归模型剔除变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就业人数，结果如下：
财政收入不仅受税收的影响，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而gdp又是影响这些因素的一个重要指标。模型中变量lnx1通过了t检验且c1值较大，说明税收是影响财政收入的主要因素，因为毕竟税收在财政收入中占绝对地位。尽管c2的t值没有通过检验，可能由于经济变量之间固有的惯性、模型设定的偏误等原因所导致。因此lnx1与lnx2仍全部保留在方程中，即方程为iny=0。5377+0。8555inx1+0。0797inx2的值也很高，这样得到财政收入模型的形式变得更为简洁，拟合的效果又好。
5、模型得到的结论
（1）该模型的经济意义很明显，即财政收入主要取决于税收和国内生产总值两个因素。lnx1的系数为财政收入的税收弹性，即税收增加1%，财政收入将增加0。8555%；lnx2的系数为财政收入的国内生产总值弹性，即gdp增加1%，财政收入将增加0。0797%。可见税收变化相当影响财政收入的变化。
（2）两个弹性系数之和为0。9352，与1非常接近，说明财政收入的增加基本上全部来源于税收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
（3）税收与国内生产总值高度相关，因此它们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密切。增加财政收入不一定要采取提高税率、增加税种这样的税收手段，如果国家的经济发展形势良好，经济总量持续扩大，财政收入的规模也会随之扩大。
三、相关对策分析与建议
（一）财政收入与税收的对策分析与建议
1、加强税收征管，提高财政和税收收入
目前，我国的税收已是财政收入的最主要来源。税务部门要大力组织税收，确保国家税收为政府履行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提供可靠的财力保障。这就要求税务机关要依法治税、依法征税，通过加强各方面管理和服务工作，不断提高税收征收率，保持税收随着经济的发展平稳增长。
2、加强税费改革、推进税制改革调整各项税收政策
税收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具有内在稳定器的功能，对经济运行产生调节作用。进行税费改革并不意味着把所有的政府收费全部改为征税，而是要将两者之间的比例保持在合理的区域范围内。国家可根据不同时期的经济形势，制定和实施相应的税收政策来调控经济总量、调整经济结构、推进税收制度改革。
（二）财政收入与gdp的对策分析与建议
1、保持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合理并促进共同增长
保持财政收入合理的规模，首先要使财政收入增长同步于gdp的增长；其次，财政收入和gdp的增长速度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基于我国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未来的几年我国将继续实施稳健的宏观财政政策，才能确保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合理化。因此保持财政收入和gdp的共同增长一方面要有良好的宏观财政政策做后盾。
2、扩大gdp总量，提高财政收入
gdp的增长是财政收入增长的前提条件，财政收入的增长有赖于gdp的增长的同时也会受到gdp增长的约束。近些年来经济增长的主要牵引力依赖于投资、消费需求始终不足，但是投资、最终要转化为消费并受制于消费，因此应减少投资需求的膨胀，扩大消费需求提高消费对gdp的贡献率，来提高财政收入的增长。
参考文献：
[1]李子奈，潘文卿。计量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4]马海涛。中国税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5]张晓峒。计量经济分析[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6]陈共。财政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实证研究论文的摘要包括篇四
我国会计界接触规范的实证研究方法；始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当时的一些学者尝试将实证会计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介绍到国内，包括翻译了瓦兹和齐杰瑞合著的《实证会计理论》一书。但是；直到90年代中期，仍然以介绍为主。最早出现的，可称之为实证研究的论文，应当是赵宇龙发表在《经济研究》第7期上‘会计盈余披露的信息含量”一文。该文的发表，标志我国会计界对实证会计研究从方法介绍进入到实际应用。
197月到现在，也只有3年多的时间。从时间维度来看，回顾似乎跨度太短；难以形成有意义的结论；但如果从实证研究论文发表的数量、涉及的研究问题、递增的速度来看，总结并评价过去，不仅有充足的论文为依据，对未来我国实证会计研究的走向，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鉴于目前国内一些学者已经对实证会计研究的成果作了归纳与总结，本文不再重复这一工作。我希望在这篇短文中；就我国实证会计研究已有的成果和现象，作一些评论与讨论。
如果对我国过去三年实证会计研究作一个总结评价的话，我个人认为，截止到目前的所有卖证会计研究，主要仍停留在模仿阶段，即运用西方成熟的实证会计研究的方法，以我国资本市场的数据来验证西方已有的实证会计研究的假设，甚至，一些研究问题也是模仿性的。比如，赵宇龙的论文模仿ballandbrown（1968），开我国实证会计研究之先河，但后续的很多研究也是如此。
理论是继承性的实证研究的核心就是通过大量的经验证据验证或修正前人的理论与假设。以我国资本市场数据来验证西方已有的成果，有些适合，有些不适合。但是；理论的重要作用就是对现象提供有依据的解释，从而能为现象的未来发展提供有依据的预测。这样，仅仅是验证西方现有的理论，何者在我国的资本市场环境下具有解释能力，何者不具备解释力，显然不能形成真正基于我国市场环境的理论与假设，从而也就无法形成对我国经济现象具有解释、预测能力的理论。遗憾的是，由于我国过去三年的实证会计研究，主要是模仿因而，绝大部分研究问题都是‘引进的”，真正基于我国市场环境的理论与假设，为数极少，其中；10％现象是其中最为突出的假设。
10％现象是指上市公司通过盈余管理，使其净资产收益率达到配股及格线要求的10％。这一现象的产生，与我国资本市场特有的制度环境有关，即；中国证监会起要求上市公司连续三年净资产收益率不得低于10％方可申请配股。有学者发现，这一制度出台后，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的分布朝10％的区间集中，且略大于10％的比率显著高于往年。10％现象的提出，不仅对实践具有较好解释力，也可用以预测上市公司的未来行为：那些距离配股及格线不远的上市公司；总是力图通过各种方式；将净资产收益率提高到10％；以达到配股的目的`。该研究的政策性意义也很明显中国证监会接受了学者有关10％的研究成果，逐步降低配股的门槛要求（如最低6％）；甚至基本取消这一要求（增发新股）。
10％现象的研究成果对我们的启示是进行实证会计研究，不仅需要有规范的研究方法，更重要的是关注理论与方法背后的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一个主目标就是对现象提出合理、有效的解释，而现实世界的各种现象又与相应的制度环境密不可分，如果不关注现象背后的制度与制度环境，解释就难以做到充分、有效。就笔者对已有实证会计研究文献的观察，目前一些实证会计研究中应当特别关注的制度因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市场有效性的验证有效市场假设是实证会计研究的前提，因为，有关会计盈余有用性的研究必须以相对有效的资本市场为理论前提。否则，一个无效的资本市场上，即使发现会计盈余与股价报酬之间存在统计意义上的相关性，也不能就据此认为会计盈余数据被市场有效利用了。但是，我国资本市场上很多现象表明，单纯从方法上检验我国资本市场的有效性问题；而忽视相应的制度环境，其结论将是令人怀疑、甚至是误导的。我国资本市场的特殊的制度环境包括上市公司的主体是国有企业，资本市场上大量的资金来自国有资本；资本市场规模与容量有限，交易方式单一；资本没有其他盈利渠道，无路可退；无论是上市公司；还是机构投资者；它们在资本市场上都不承担法律责任，或承担极小的法律责任；这更助长其非理性行为或操纵市场的行为。基于这样的制度环境，或者，不讨论上述特殊的制度环境对资本市场效率的可能影响；而直接采用诸如事项法、随机游走、公开信息等公式来检验我国资本市场的效率，其结论的有效性是令人怀疑的。
我国资本市场所发生的一些案例可为上述猜测提供部分支持，比如，5月19日所出现的‘5．19”行情；记安科技初的股价过百元游戏；初中科创业事件；红光实业、郑州百文等虚假上市事件，等等。这些事件对资本市场效率的影响有多大，是否足以损害到资本市场的效率；尚缺乏有效的研究。另外，在近乎于零的法律责任下；一些上市公司配合机构投资者操纵股价，包括不乏利用虚假的会计盈利消息。这种会计盈利信息与超额市场回报之间的关联性，究竟是“功能锁定”，还是‘沛场有效”，仍需要严谨、科学的研究。
关于资本结构问题从mm定理产生之日起，资本结构的研究就一直是热点话题之一；并形成了多个理论假说；如信号传递、融资优序等等。但是，这一理论的前提是：成熟的资本市场；使得企业可以相对自由地选择融资方式；有效的市场监督与治理机制，使得企业必须谨慎地选择融资方式。但是我国包括上市公司在内的几乎所有企业，都不能自由选择融资方式；且融资制度的成本与不确定性都很高。这样，资本结构的选择本身失去其信号传递的功能，包括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内的各金融机构，尚未很好地解决自身的代理问题，因而，金融机构对企业的监督能力不强；除少数上市公司效益好、内源融资能力强外，绝大部分上市公司效益相对较差；缺乏内源融资的能力。未来关于我国企业资本结构的研究，应当充分关注这种制度背景的差异，提出真正属于我国制度环境的资本结构理论。
关于代理成本理论代理成本理论和作为其进一步发展的“契约成本”理论，激发了丰富的实证研究成果，其中，专门讨论会计政策选择的实证研究就是在代理成本理论之上发展起来的。目前很多实证会计研究的成果中，都能发现代理理论的痕迹。在我国，代理成本显然也是适用的，但是，其表现形式将显著是不同于美国。比如，基于契约成本理论所形成的实证会计三大假设之一的“政治成本”假设认为，企业规模越大，越有动机降低利润。在我国；企业只有做大，才能引起政府重视，才能得到各种政策扶持，前一段政府主导性的企业合并和”500强”情结，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此时，简单地套用西方的假设，将是不确当的。又如，西方的代理理论主要关注经理人员与股东之间的利益不一致，在我国，绝大部分国有上市公司改组上市时；都有一个同名的、国有控股母公司，这样，在大、小股东之间也存在利益不一致的现象，讨论诸如股利政策、公司治理等问题时，就必需要关注我国这种特殊的制度安排。
对制度与制度环境的关注，将会引导我们去研究那些真正属于我国经济环境下的问题，并因此而采用一些确当的研究方法。比如；我国资本市场历史较短，公开信息披露不足；因此；对一些特定的问题；通过案例研究的方式，追踪个案，将比试图采用大数据量的经验分析更为有效。又如，针对我国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各种现象，通过构建确当的理论，对现实世界所发生的现象提供个案似的解释、说明，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只有真正从我国的制度环境入手分析、讨论我国的经济现象，才能形成基于我国经济环境的实证理论与假设，这应当是实证研究的根本涵义之所在。
作者简介：刘峰，男，1966年2月生于安徽省无为县，1994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会计系，获经济学（会计学）博士学位，晋升为教授。现为中山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现代会计与财务研究中心主任。
自1986年起，先后在《会计研究》、《管理世界》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刊余篇，出版《会计准则研究》、《会计准则变迁》等著作、教材近20部；主持过两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科研课题及其他层次课题；关于会计基本理论、会计准则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目前的研究兴趣为：我国会计准则制订与实施效果的验证等问题、银行监管政策变化的市场检验及相应的债务结构问题研究、珠江三角洲区域专业化下中小企业的生存模式与成本战略。
先后荣获教育部霍英东基金会‘福等院校优秀青年教师基金奖”（19）、教育部首届高等院校优秀青年教师奖（19）、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等全国性奖励与荣誉。论文获中国会计学会年度优秀论文一等奖等奖励，专著或合著先后获教育部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福建省第三届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三等奖等奖励。
实证研究论文的摘要包括篇五
90年代末期，研究者开始从工作价值观和人类基本价值观中的其它领域的关系角度出发来研究工作价值观。elizur()对生活价值观和工作价值观进行了整合并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工作价值观多层面理论。elizur认为以往很多的关于工作价值观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和人类生活价值观的研究相隔绝。同时，关于生活价值观的研究也常常忽略工作价值观领域的研究成果。同样，个人基本价值观可能会和生活的不同领域相关联。比如，一个人的工作价值观中“追求金钱”和“追求有趣的工作”等因素很可能受到家庭生活的影响。这样，只有将两个领域的研究结合在一起才能同时促进工作价值观和基本价值观的研究进展。
elizur结合自己的层面理论将生活价值观从三个层面进行定义：“价值形态”、“聚集度”和“生活领域”。第一个层面“价值形态”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物质形态，这些价值因素能直接对人产生比较具体的影响，比如健康、体格、经济保障、报酬和工作条件；第二种形态是情感形态，这些价值因素主要表达了生活中人际关系中的情感，比如爱、被同事尊重、公平的监督等等：第三种价值观形态是认知形态，这些价值观因素只要表达想法、信仰和观点等等，比如生活和工作乐趣、成就、责任感和独立。第二个层面是“聚集度”(focus)，有的.价值观的含义是收敛的，也就是说这些价值观非常容易分清和它们相联系的行为和环境，比如金钱、好朋友、工作成绩受到承认；而有些价值观则是发散的，也就是说这些价值观很难区分与之相联系的行为和环境，比如有意义的生活和工作、对社会的贡献、人格受到尊重等等。这个层面和elizur(1984)针对工作价值观提出的绩效层面非常相似。第三个层面“生活领域”层面是指一个价值更针对具体的工作领域还是更泛化的存在于生活(主要指家庭生活和个人生活)之中。比如“工作乐趣”是工作价值形态而“有趣的生活”则是生活价值形态。根据价值观的生活领域形态还可以更详细的分化出文化价值观和信仰价值观等。工作价值观和生活价值观第一个层面和第二个层面上具有类似的结构，区别在于第三个层面。
ros和schwanz(1999)从基本价值观和工作价值观整合的角度对工作价值观进行了研究。但schwartz认为elizur的三层面理论中的“价值形态层面”忽略了一些层面要素。他们的研究认为从“价值形态层面”上划分，工作价值观具有四种类型：内向、外向、社会和声望。他们的研究方法同样采用了层面理论和ssa的分析方法。ro时将基本价值观的研究引入了工作价值观的领域，并从基本价值观和工作价值观整合的角度对工作价值观进行了研究。ssa分析和直接相关检验显示工作价值观和基本价值观结构具有一定对应关系，但更深层次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