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件事情上得到收获以后，写一篇心得感悟，记录下来，这么做可以让我们不断思考不断进步。那么心得感悟该怎么写？想必这让大家都很苦恼吧。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关于学习心得感悟范文，希望会对大家的工作与学习有所帮助。
全面贯彻法治中国的体会与感悟篇一
法治社会是指国家权力和社会关系按照明确的法律秩序运行，并且按照严格公正的司法程序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决社会纠纷，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不是依照执政者的个人喜好以及亲疏关系来决定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公共事务。在法治民主的社会中，法律和行政法规等由规范的民主程序产生和制订出来，并且其司法和执行过程通过规范的秩序受到全社会的公开监督。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正常运行是需要法律的管理与约束的，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经济、文化、政治水平也是与国家法制建设息息相关的，然而人民作为国家最根本的部分，更是与法制建设密不可分。所以对于法制社会的建设我们要积极探讨和深入学习。
一、建立法治中国是历史发展的趋势、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法制社会是历史趋势的必然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更是社会良好发展的基础。只有一个社会有完备的法律法规，并且能够按照正确的方式进行法律裁治，那么这个社会才能稳定地进步。公平正义不仅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也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和主要内容。社会公平的实现，是以完善法制和建立必要的法律秩序为基本条件的。也就是说，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依赖于法治。针对社会公平要求，法治提供了统一的行使强制力的程序和标准，从而使一个社会获得普遍的社会公平成为可能。
二、建立法治中国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需要。一个国家难以避免的会有犯罪的发生，这是不可能避免的。但是作为智慧的人类，我们应该采取正确的方法尽量减少犯罪的发生，这便要求我们要进行法制社会的建设。在我国目前这样一个社会转型阶段，各种社会矛盾激增，法治以其强制力和威慑力预防和消除各种不安定因素的产生和发展，缓和矛盾增长趋势，防止纠纷发生，保证社会各种活动正常有序地进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秩序保障。在社会生活中，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利益追求，这种差异容易造成人们之间的冲突和混乱，如果有大量的社会冲突不能得到有效解决，社会秩序无法形成，更谈不上社会和谐。法治为控制无序与混乱不仅提供了一系列的法律规范来协调、支配和控制人们的行为，还设定了独立的司法机关由其依法做出裁判，使冲突和纠纷得到缓和或解决。
三、建立法治中国是建设建设诚信社会社会的必要条件。诚信友爱是社会中基本的道德准则，它离不开法治的保障，必须通过法治这个强有力的手段，才能在全社会形成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平等友爱、融洽相处的良好风气。诚信要求社会成员自觉遵守社会规则、规章制度和公共秩序，并按这些规范行事。诚信友爱与法律密不可分，因为严重的不诚信、不友爱的不道德行为，也许就是违法行为。法律通过对严重违反道德的行为的处罚来维护社会诚信和社会友爱。同时，诚信友爱反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中，就需要经济主体将它尊奉为经济活动和公共生活中最基本、最起码的准则。现阶段，建立健全民主法治和诚信体系，需要加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它至少包括社会信用的诚信体系、传播发布体系、监督奖惩体系等部分，涵盖企业及单位信用、个人信用和公共信用等各个方面。
全面贯彻法治中国的体会与感悟篇二
曾在不同场合引用过培根的一段名言，即：“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他借此想说明，如果司法这道防线缺乏公信力，社会公正就会受到普遍质疑，社会和谐稳定就难以保障。基于此，xx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
公正司法的前提是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当前影响公正司法的因素主要表现为司法行政化色彩比较浓厚、司法地方保护主义比较普遍。因此，要保证公正司法，就必须去行政化和去地方化。在去司法的行政化方面，《决定》明确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支持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为了贯彻此要求，《决定》特别规定了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在现实中，有些法官和检察官不敢抵制来自各方特别是某些领导的干预，乃是因为其有后顾之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决定》明确规定，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将法官、检察官调离、辞退或者作出免职、降级等处分。在去司法的地方化方面，《决定》也作出了多项改革。如，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审理跨行政区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办理跨地区案件，等等。
要保证公正司法必须司法公开。司法公开体现在多个方面，此次《决定》明确要求，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并建立生效法律文书统一上网和公开查询制度。以公开促公正、以公正树公信。
要保证公正司法必须保持司法中立。当前一些司法人员作风不正，办关系案、人情案。《决定》明确规定，规范司法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的接触、交往行为;严禁司法人员私下接触当事人及律师、泄露或者为其打探案情、接受吃请或者收受其财物、为律师介绍代理和辩护业务等违法违纪行为。
要保证公正司法必须有高素质的司法队伍。作为法治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必须思想政治素质好、业务工作能力强、职业道德水准高，必须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
全面贯彻法治中国的体会与感悟篇三
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必须高度重视依法行政工作，着力从以下六个方面大力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第一，确立法治政府理念，推进政府治理理念根本转变。要牢固树立依法行政的理念，推动政府治理理念从主要依靠政策治理向依法治理转变，严格依法行使权力;从“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坚持法无授权不可为;从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转变，依法保障公民权利。
第二，坚持职权法定，依法规范行政权力。要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推行权力清单制度，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完善决策和执法程序制度，明确行政机关行使权力的方式、程序、责任;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第三，健全依法决策机制，着力推进重大决策法治化。要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建立健全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积极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依法追究重大违法决策、决策失误的法律责任。
第四，深化重点领域执法体制改革，健全行政执法体制机制。要进一步深化“大部制”改革，大力推进重点领域综合执法体制改革;深化“省管县”体制改革，完善市县两级政府行政执法管理;进一步深化经济发达镇综合执法体制改革，明确界定区县(园区)部门与镇街执法职能;严格实行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罚缴分离和收支两条线管理制度;完善案件移送标准和程序，实现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无缝对接。
第五，加大重点领域执法力度，依法惩处各类违法行为。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切实维护宪法法律尊严，着力提高法律权威;加大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保护公民合法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保障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质量、环境安全、社会安全稳定等重点领域的执法力度;严格依法监督和规范执法行为，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强化行政执法人员严格依法行政的责任，健全行政执法错案责任追究机制。
第六，全面推进政务公开，着力建设阳光政府。要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制定政务公开清单;推进从决策、执行、管理、服务、结果等各个环节信息尽量公开;健全政务公开责任制度。
全面贯彻法治中国的体会与感悟篇四
党的xx届四中全会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为加快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行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作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通过学习xx届四中全会，我有以下的心得体会：
同志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总体上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应该是保证法律实施，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有了法律不能有效实施，那再多法律也是一纸空文，依法治国就会成为一句空话。这告诉我们，当前实施依法治国的关键环节就是有效地实施法律。政法机关作为执法司法的主体，能否做到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无疑是实施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关键。
从重立法转向重执法司法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必然要求
实施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重心从“有法可依”逐步转向“有法必依”，特别是突出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既是法治发展一般规律的要求，也是我国法治发展历史阶段的要求，更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从法治发展的内在逻辑及世界范围法治国家建设的经验看，有效地建设法治国家，首先必须制定法律，然后才能严格实施法律。特别是在完成大规模立法活动之后，必然面临如何实施法律问题，即如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十六字方针，其中排在首位的就是“有法可依”。直到20xx年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都实现了有法可依。
强调改革开放以来立法工作的重要性，并不是说执法和司法在以前不重要，而是说过去30多年来，中国法治建设的主要矛盾始终是如何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实现有法可依。如今，这个战略目标已经实现，虽然这个体系还要不断完善，但中国法治建设的主要矛盾已经从有法可依转向有法必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执法和司法工作有了巨大发展，不仅建立起完善的执法和司法体制，而且建立起一支具有专业素质的执法和司法队伍。但是，与人民群众对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的渴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特别是执法不严、司法不公、司法腐败问题还很突出。这就意味着要进一步实施依法治国，就必须将法治中国的战略目标转向有法必依，转向执法和司法。
严格依法办事不仅是我国法治建设的要求，而且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同志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两者相辅相成。”如果说有法可依属于治理体系的范畴，那么，有法必依则属于治理能力的范畴。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体现国家制度的执行能力，它不仅是法治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只有推动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强化国家制度的执行能力，才能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严格执法、公正司法需要处理好三个关系
从建设法治中国的总体布局看，着眼于提高执法司法公信力，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要做到他律与自律、法律强制与道德约束相统一。
在今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同志再次明确指出，做到严格执法、公正司法，还要靠制度来保障，让执法司法权在制度的笼子里运行。对执法司法权的制约除了依赖制度约束，还要依赖人民群众的监督。在互联网时代，政法机关要变被动为主动，尽最大可能做到执法公开、司法公开，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权力运行不见阳光，或有选择地见阳光，公信力就无法树立。执法司法越公开，就越有权威和公信力。公开的目的就是为了接受人民群众监督，最终目的是为了做到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提升执法司法公信力。
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提高执法司法公信力，不能忽略整个社会特别是政法人员的道德建设。同志特别强调，要坚持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法律规范人们的行为，可以强制性地惩罚违法行为，但不能代替解决人们的思想道德问题。法是他律，德是自律，需要二者并用。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看，法律强制与道德约束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都有助于制度的落实。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提升执法司法公信力，在加强外部制度约束和监督的同时，必须不断强化整个社会自觉守法、自觉依法办事的道德习惯，尤其要加强政法队伍的道德自律意识和职业伦理建设。
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看，着眼于政法队伍职业伦理建设，坚持大局意识与依法办事相结合，做到执法为民的职业良知与秉公执法的法治精神相统一。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意味着面对社会功能的分化，要克服总体化治理存在的弊端，而采取功能分化的治理模式。就法律治理而言，要特别注意政法工作的特殊性，不能把政法工作与行政工作、政法人员和其他普通公务人员混同起来。因此，对于政法人员不仅要讲政治信念，而且要讲职业伦理和职业操守，甚至要把政治信念转化为职业伦理，从职业伦理的角度来贯彻落实政治信念。正是基于政法机关职业伦理的特殊性，同志指出：“政法机关的职业良知，最重要的就是执法为民。”政法队伍只有将执法为民的职业良知贯彻在每个具体执法司法活动中，才能“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法律不同于政策，不仅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而且具有制度刚性。执法司法权不同于行政权，自由裁量的弹性比较小，有时甚至没有自由裁量余地。执法司法的这种特殊性决定了政法队伍必须秉持和坚守法治的职业伦理，只服从法律。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秉公执法，不枉不纵。正是针对法律职业的特殊性，同志强调政法队伍要信仰法治，坚守法治，要把法治精神当作主心骨，做知法、懂法、守法、护法的执法者，站稳脚跟，挺直脊梁，只服从事实，只服从法律，一是一，二是二，不偏不倚，不枉不纵，铁面无私，秉公执法。
执法为民是秉公执法的前提，秉公执法是执法为民的保证。一旦离开了法律，脱离开秉公执法，执法必然受到权力、金钱和私情等因素的腐蚀和影响，执法为民就会变成一句空话，甚至蜕变为执法为权、执法为钱、执法为情。因此，面对权力干预、金钱诱惑、私情影响，政法队伍要敢于担当。政法队伍只有树立起捍卫法治、坚守法治的职业信念，才能“不信邪”，做到刚正不阿、勇于担当。同样，政法队伍只有秉公执法、勇于担当，才能逐步提升执法公信力，使得老百姓逐步信仰法律，在整个社会培育出依法办事的社会风尚。
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长远目标看，着眼于全社会依法办事，实现依法治国，要坚持法律制度与社会风尚相结合，实现实施法律与信仰法律相统一。
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环节，法治建设承担着克服传统人情社会弊端、构建新生活形态和新社会风尚的重要使命。做到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政法机关就必须与传统人情社会陋习进行坚决斗争。同志指出，要从政法机关做起，坚决破除各种潜规则，杜绝法外开恩，逐步改变社会上那种遇事不是找法而是找人的现象，关键是要以实际行动让老百姓相信法不容情、法不阿贵。这就意味着政法机关要在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事业中成为开路先锋，起到率先垂范的模范作用。
只有将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才能通过执法司法让人民群众理解现代法治的精神，改变传统思维习惯，养成依法办事风尚，形成法治信仰。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也就不再停留在法律书本上，而是铭刻在每个人的心中，成为我们“日用而不知”的文化道德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领导是实现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的最大力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动法治中国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对党的领导提出了更高要求，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必须正确处理党的领导和确保执法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的关系，使党的领导成为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的根本保障。
在建设法治中国的过程中，坚持党的领导就必须改善党的领导，提升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以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为此，同志指出，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是管方向、管政策、管原则、管干部，不是包办具体事务，不要越俎代庖，领导干部更不能借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之名对司法机关工作进行不当干预。
一旦明确了这个原则，那么，党的领导不但不会干预执法司法，反而为执法司法提供强有力保障。党的领导可以为执法司法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协调各方职能、统筹各方资源、建设政法队伍、督促依法办事、创造执法环境，保障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保障宪法法律统一正确实施，推动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落实，推动法治中国建设。
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必须正确处理党规党法和国家法律的关系，使党的各级组织、党的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带头严格依法办事，成为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的模范。
党规与国法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如果党的组织、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不严格遵守党规党法，那就很难保障实现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因此，在法治中国建设方略中，党的领导必然包含党领导人民带头执法、守法。同志指出，党的政策成为国家法律后，认真实施法律就是贯彻党的意志，严格依法办事就是执行党的政策。党既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也领导人民执行宪法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
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应当具有比普通群众更高的理想信念和道德素质。如果说遵守法律、依法办事是普通老百姓都必须守住的底线，那么，对于各级党组织、党的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来讲，无疑要成为严格遵守法律、严格依法办事的模范。在这个意义上，党的领导成为推动实现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的最大力量，最终在全社会形成依法办事风尚、形成法治信仰，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全面贯彻法治中国的体会与感悟篇五
党的以来，法治中国作为一组信仰和价值的集合，其观念、价值、论说正在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主题。落实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战略部署，转型时期诸多社会难题终将克服。在此过程中，司法作为法律适用的中心场所，传播法治文化、凝聚法治共识的核心场域，其实效的发挥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
法治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法治中国的内涵十分丰富，“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被称为建设法治中国的“新十六字方针”。“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是新时期全面实施法治建设的系统规划。它继承和发展了人类社会的法治文明，在借鉴西方国家法治经验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中国的政治理念、文化传统、社会诉求和具体国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法治中国不是政治变革和经济改革的副产品，而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谋求现代化努力的一部分。法治是现代化事业的一部分，实现法治是中国现代化实践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其核心是改造旧的法律观念，塑造新的行为和认知方式，在改变原有社会结构的同时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模式。研究法治中国的正当性，不是要否定其理论和实践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而是希望通过理性的检视，使其成为更广泛的社会共识而得以彻底实施。
法治应以维护合法权益为核心
转型时期的中国经济社会迅猛发展，既加剧了社会竞争，也使得社会内部越来越动荡和不安定。这种情况表现在法律上，便是诉讼案件的大幅增长。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制度供给不足所造成。与此同时，改革引起利益的再分配，使得社会在变迁过程中带来种种意想不到的矛盾和冲突。中国社会必须同时面对和解决其他社会在不同历史阶段分别遇到和处理的问题：公共权力的合理分配与合法行使。
同时，法治在文化层面上也遭遇一定程度的挑战。它涉及人们观念中司法(法律)的性质与功用，涉及人们对规则的看法，也涉及人们对司法(法律)与正义关系的认识。在一般意义上，传统中国人并不否认法律、规则及其与正义的关系。相反，他们常常诉诸法律和运用规则，肯定法律与正义之间的内在联系。只不过，司法(法律)在人们心目中并不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规则如果妨碍结果的公正，就可能被违反甚至抛弃。同样，为了实现实质正义，人们经常漠视和牺牲必要的程序。在这样一种传统中，司法(法律)当然被视为手段，并且仅仅被视为手段。与现代法治理念格格不入的就是这种根深蒂固的法律工具主义传统。
司法公正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根本
把公正司法置于法治中国建设这一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加以审视，是准确认识其历史和现实意义，进一步明确其性质、力量和限度的重要视角。公正本身就是对司法裁判的要求，司法与公正在字源上的联系实际是通过“司法”的概念实现的。由公正方面去讨论司法，后者的重要性尤为彰显。实际上，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司法(法律)以及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动态关系，既是我们理解中国法律现代化运动的重要方面，也是人民司法发挥实际功效的关键所在。
公正司法是提升法治公信力的根本途径。司法是社会中的司法，司法是民众可以直接感受的法治。在现代社会，法律主要通过司法机构予以系统地适用。人们很容易了解到立法的重要性，然而就生活经验而言，我们在大多数时间生活在规章制度构成的现实生活秩序之中，而非宪法、民法通则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之下。从实效方面看，对我们发生实际作用和令我们感受到的规则总是经过执行机构解释和适用的那些。与此同时，对法治的信任乃至信仰不可能只靠宣传和教育达到，而要靠对具体的法尤其是法的适用的经验。归根到底，法治是一种生活经验，它像任何其他生活经验一样可以在实践中逐步获得、积累和改变。而历史和经验都已经表明，中国的普通民众从来都不缺乏对自己利益作出判断和根据环境变化调整其行为模式的实用理性。而公正司法，正是社会公众累积法治信仰的重要途径。如果法治不能被认真对待和实施，人们将对司法改革乃至法治本身产生怀疑，甚至失去信心，则法治中国建设的正当性也就将荡然无存。
公正司法是平衡国家和社会、个人之间冲突的最佳选择。法治以及现代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反映了社会的现实需求。全面建设法治中国，国家(包括政府及其机构)和社会结构甚至个人便不可避免地成为改造的对象。当国家本身成为改革的对象，而社会力量和法治水平尚不足以实现这一任务时，只能寄希望于公正司法。它本身也是一项复杂的事业，不仅涉及原则和制度，而且涉及认知方式和生活经验。要使社会矛盾和冲突不至激化，要把改革带来的社会震荡减至最低限度，只能依靠法律机制，依靠司法这样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从而实现国家、社会与个人之间的适度平衡，即在国家和社会、个人之间建立起权责利明确界分的有机结合。在此情形下，如何通过司法保障个人权利、如何限制和规范行政权力的不当行使，比对政府提出积极有为的要求更来得急迫和重要。
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防线。人们对通过运用规则来建构社会秩序的要求，对法律本身的正义和通过司法实现正义的期待，不但是司法制度得以建立和实施的基础，也是今天推行和实现法治不可或缺的资源。公平正义是人类的永恒追求，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在要求，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价值追求和价值取向。强调当代法治所欲保护和促进的诸多基本价值，对于一个正致力于建立法治的社会来说，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中国今天面临的最紧迫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与其说是重修宪法和法律，写进去更多更好的条款，不如说是通过一系列制度性安排和创造一种可能的社会环境，使业已载入宪法和法律的那些基本价值、原则逐步得到实现。后一种任务，正是司法体制改革和公正司法的核心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