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哲学方面的论文题目篇一
思考和追问我们自己的事情和问题，仍难以摆脱既有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先入之见，舍弃意识社会历史内容的先验还原，可能得到的是单纯的意识机能冲动，而难以获得意识的原理和最终基础。在我看来，我们能否或者说我们为什么不能平凡、真实和快乐地生活？这个提问应是较为原始具有普遍性的问题。
首先，对于平凡的渴望是每个普通、平凡的人对自身解放的吁求，对平凡的正义性、道义性、合理性的肯定。说平凡的要求是解放的要求，意味着卓越、伟大、崇高的文化规范和意识形态话语已经是我们难以承受的意义负担，它让每个普通人在自己的生活中超凡入圣，让每个人背负起无限理性、无限意义、无限责任和义务的崇高使命，致使每个人都只能在羞愧中、罪感中谴责自己的懒惰、无能和渺小。我们总是觉得自己活得太累，即便已做了很大努力，却仍觉愧对父母、子女、亲朋乃至国家和社会。这种永远难以消除的精神负担，永远不能完成的使命，从根本上剥夺了我们的幸福感，从而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后现代者所说的压制性的权威话语系统，一个文化和社会的合谋或圈套。对于社会、道德等的这种欺骗性，中国道家看得透彻，老子说，“圣人以百姓为刍狗”。伟大、崇高的高义宏词，或者是后现代所说的“宏大叙事”，往往是君王之策、霸主之谋。拒绝崇高，并非是对精神创造的放弃，而是对欺骗的解构、拆穿。也许平凡才能真正伟大，因为我们是有限理性的个人，我们只能承担有限的责任和义务，我们的日常生活也只有有限的意义和价值，真实地面对我们的有限性、平凡性才能有人性而非神性的骄傲和伟大。
其次，是真实地生活或者是本真地生活。由于我们的文化传统陈义太高，对人的期待和要求太高，事实上即便个人竭尽全力也不能真的践履笃行，这就不可避免地弄虚作假，造成虚伪的两面人格。孔子对虚伪的“乡愿”加以痛斥，而“伪君子”成为中国历史和现实中大批量生产的典型人格。即使是如孔子一样的圣人，以及流芳千载的忠臣、孝子、贞妇、烈女，也常有好事者揭其短处，大曝其丑。自海德格尔以来本真的生活和生活的真理已成为哲学思考的重要方面，如何才算过得上真实的生活，已是重大的哲学疑难。按照孔子的想法，言必信、行必果的言行一致和由衷之言，应是真实生活的重要标准。而在我们的公共话语空间却充斥着假话、空话、大话，这种人们习以为常不觉怪异的说话方式，实际上是一种虚假的生活方式，是不真的生活。从科学理性和经验科学的标准看，假话、空话、大话是无法被经验证实或证伪的废话，它没有经验科学的意义。从生活的观点看，假话、空话、大话虽然没有科学意义却有生活意义、意向意义，它是某种现实存在却是不真的生活方式的必然形式。自改革开放以来，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风气得到倡导，假、大、空的说话方式受到人们的普遍厌恶，但却难以从根本上消除和杜绝，体制的、文化传统的、现实利益的诸多因素是这种话语方式的生存基础。过一种真实的生活或仅仅是说真话的生活，必定是多方面的深刻变革，当代中国哲学于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必须的自我反思。最后是我们为什么难以快乐地生活？趋乐避苦是包括人在内的所有动物固有的生命本能，也可以说是生命的基本原理。快乐也许不等于幸福，但肯定是幸福的基本条件。快乐需要欲望的满足，需要自由和安全的保障，需要此时此地的沉迷和留连。无限的责任和无限的意义将使任何美好的时刻变成只有目的论意义或者否定意义的东西，快乐需要断裂和遗忘。用后现代眼光看，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也是一个宏大叙事，经过数千年的精致化它已把衣食住行的全部日常生活纳入到伦理意义的宏大结构中，一言一行、一颦一笑，无不具有伦理的标准和尺度。源自自然生命的激情和欢乐本有自己的自然节律，它不可能无休止地持续和疯狂，否则将导致物种的毁灭。但我们的传统文化基于对欲望和欢乐的恐惧逐渐把本能的生命欢乐锁上文化的链枷，把自然的节律赋予伦理的意义。中国传统文化也可以说是泛伦理主义，至新中国的左的思潮又出现了泛政治主义。海德格尔曾沉思荷尔德林的诗“如当节日的时候”，节日本应是自然节律和人的劳作的周期的契合，节日的欢乐就是本真的生活。节日是大自然对人类的馈赠，我们却把它文化化、伦理化、政治化，幸好我们缺少黑格尔的思辨能力还难以把它逻辑化。
平凡、真实、快乐的生活是我们对生活真理的正确直觉吗？它似乎是社会生活世俗化以来或者如韦伯所说社会生活祛魅化以来人们共同的向往和渴望。我们难以获得平凡、真实、快乐的生活，说明我国的精神文化中尚有许多神圣的、虚灵的幻象需要消解，启蒙和现代性是未竟的事业。这样的判断明显有西方话语主权的嫌疑，它似乎是用西方现代性的尺度批评我们的生活，从而平凡、真实、快乐的生活就是西方话语对我们的生活意向的建构，而不是我们自己生活的本真要求。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和普通大众的内在渴望中，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生活向往。“农夫荷锄立，相见语依依”的自然和亲切，“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的沉醉和欢乐，多种流传至今的民间艺术和民间节日的火爆、热烈的激情渲染，都在诉说着我们祖祖辈辈对平凡、真实、快乐生活的追求。思考这个简单的生活真理，将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经历一番艰难的考验和拷问，各种哲学为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幸福做了什么？还能做些什么？这无疑也会为中、西、马哲学的相互交流、相互对话和相互理解找到一个相对牢靠的生活基点。
东西方哲学都是人类文化、人类智能极致化的精巧建构，它和埃及金字塔、中国长城等文化奇迹一样显示着人类能力的极限和高峰，热爱哲学就是热爱人类自己的智能、智慧和伟大。从苏格拉底以来的西方哲学，发现了人类理性能力的高贵和伟大，他们把理性看作是人所具有的接近神性的东西，而理性能力的充分实现就是人的目的和幸福。所以，实现理性能力的哲学就是自由人自我实现的最好生活方式，就是自由人真实和快乐的生活。而东方的智者则发现了人区别于动物的道德能力，人所具有的爱人之心、恻隐之心、是非之心等良知良能是伟大高贵的根源，充分实现人的道德能力成为生活目的和最好的生活方式，也是君子们生活快乐的源泉。孔子多处讲到君子的快乐，如学而时习之、有朋自远方来；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赞扬颜回不为贫困而改其乐，等等。总之，古希腊哲学和中国儒家学说最初都是源自生活、更好生活的快乐哲学，都是发现、实现人的积极能力的建设性哲学，其中较少否定、压制的话语霸权。但有一点也是共同的，即希腊的自由人和古代中国的君子都是社会中的少数群体，他们或富或穷（如苏格拉底和颜回）都不直接或主要不是以生产劳动为生，他们所示范和追求的幸福生活方式不能成为普遍的生活样式。
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具有丰富的历史意义，其中最重要的是马克思对哲学阶级性的揭示，哲学作为占统治地位阶级的思想不仅是该阶级生活理想的表达，也是该阶级意识形态统治的工具。原本鲜活的生命意识和自身发展的冲动和渴望，在漫长的演变中与政治权利交织、合谋，成为福柯所说的权威话语系统，成为压制他者、阶级统治的霸权话语。在我看来，马克思哲学变革更深层的意义在于他不仅揭示了哲学的阶级性和意识形态性质，而且还指出了哲学实现自身的现实基础和道路。在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生产力中，马克思看到了哲学世界化、世界哲学化的可能性，即以合理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就可以满足全社会成员的基本物质生活需要，并且随着工业革命而来的教育的普及，全体社会成员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有了现实的基础，从而表达古希腊自由人生活理想的哲学有可能成为所有人共享的哲学。在这样的意义上马克思对传统哲学的颠倒既是对它的批判和否定，也是对它的超越和完成。每个人的全面的自由发展，是全人类共同的美好生活理想，它超越了东方和西方、阶级和民族，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美好的理想。
为了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理想，马克思的理论工作首先是批判，是继费尔巴哈宗教批判之后的社会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批判等，最重要的是诉诸实践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武器的批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的批判规划了现代哲学的思想方向，批判、否定和拆解一直是现代哲学包括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主流和主要形态。从根本上说，批判的主题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现实生活幸福的要求，是每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的要求，是平凡、真实、快乐地生活的要求。马克思之后的西方哲学家虽然较少自觉地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立场出发，其中也有如海德格尔一类的哲学家在对现实的批判中缅怀已经衰落的古典的贵族生活理想，但总体说来，西方现代哲学是对真实、自由和快乐生活的追求，是对虚假的崇高、等级的压制和、边缘群体痛苦生活的揭示，其哲学主题是在马克思所开辟的思想视野之中。
20世纪西方哲学继续着马克思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哲学的批判，拒斥形而上学、叛离黑格尔、不断地宣告哲学的终结，成为这个世纪一些最响亮的哲学号召。这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哲学创新的宣传性的招术和广告，而是确有真实社会历史内容的利益的斗争。20世纪特别是“二战”以后是资本不断扩张走向全球统治的时代，资本自身增殖的逻辑是一切哲学话语的深层语法。资本扩张、增殖的要求定义了高等教育的学科体系和知识形态及知识权力，科学技术成为资本增殖的强大动力，从而为自然科学带来话语主权。以自然科学为典范的理性形式成为理性的标准，以科学理性、技术理性的尺度重新审视传统哲学，其舛错、谬误和丑陋一览无遗。现代科学技术以经验的标准、操作的效用重新定义了真理和真实，从而也定义了生活的真理和真实。在资本的逻辑展开中，以专门化的知识和技能获得优厚的薪酬，过上高质量、高消费的物质生活，这就是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真实、快乐的生活。以历史乐观主义的信念反思西方现代哲学的科学主义，我们仍然可以认为今天的中产阶级生活样式较之马克思时代产业工业阶级的处境有了历史的进步；科学理性、科学的真实和真理较之思辨理性、形而上学的美好谎言更加接近生活的真理和真实。中产阶级的消费主义也给广大社会成员带来了花样翻新的快乐，但这肯定不是马克思设想的真实、快乐的生活。
哲学的批判不能休止，种种受到马克思影响的哲学流派仍坚守着对资本的批判，寻找着抵制
资本逻辑的现实力量。这并非仅仅因为对理想信念的忠诚，也是因为西方中产阶级的太平盛世存在着难以弥合的裂痕和难以消除的危机。首先是资源、环境、生态不能长久支持资本主义生产的不断扩张；其次是资本自身增殖的逻辑不能支持长久的高水平的社会福利，不能进入中产阶级行列的边缘群体享受不到资本增殖的好处；再次是高度专业化的职业生活在资本的压力下紧张、单调，马克思所批判的劳动异化并未克服；最后是资本全球化的扩张必然导致资本之间、资本和劳动之间、民族之间、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对抗和斗争，使世界不能太平。现代和所谓后现代西方哲学不可避免地延续着批判、拆解的哲学主题，科学理性、技术理性的充分发展，也同时训练了哲学家思想的精细和锐利，在自反性的现代性中，生态主义、女权主义，各种马克思主义、各种后现代主义和民族主义等以科学理性和技术理性的精巧，瓦解着科学理性、技术理性的同一性，种种隐蔽的暴力和压制，种种意识形态的幻象和欺骗，更为根本的是资本统治的真实逻辑，使哲学批判仍然保持着思想的活力和激情，保持着哲学的尊严和骄傲。
近些年来出现的历史终结、意识形态终结、哲学终结等终结论者的判断和宣言，表现出对无休止的批判的厌倦。然而，自苏格拉底以来哲学就是主流文化讨厌的东西，它讽刺、批判、诘难，经常使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当众出丑，惟此哲学才保留着对更好的可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反思我们中国人自己的问题和困惑，追问我们自己的生活体验和希望，马克思以来的西方哲学给我们的根本教益是，要永不厌倦地批判思考，这也包括对我们自己哲学的不倦的反思和批判。
哲学方面的论文题目篇二
“创建学校的环境文化，归根结底是为了让学校各种环境因素发挥出教育作用，并在此过程中彰显本校的文化特色，让学校成员通过有本校特色的方式实现自主成长。”基于这样的本质意义与目的，我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构建优质的学校环境文化。
立足学校办学理念，系统建构环境文化
学校环境文化建设，一个基本要求是既能在不失整体和谐与美的体验的基础上彰显学校文化特色，又能充分整合各种资源发挥最大的教育价值。为了达到这样的要求，必须以恰切的设计理念为指导来整体设计、系统建构。那么，学校环境文化设计的理念依据从何而来？我认为，应该从学校的核心办学理念与定位中来，因为一所学校的核心办学理念决定着这所学校办学的基本价值定位和未来发展方向。而且，一所学校的核心办学理念通常是充分考虑了国家教育的大政方针、学校的发展历史与现状、学校所处区域的特色与文化、学生的特色与需求等因素综合确立的。学校环境文化整体规划只有充分考虑到这些，才能体现其应有之义。
坚持核心素养培育，打造学校空间课程
随着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基于学校文化特色规划学校课程、构建具有校本特色的课程体系，已经成为我国中小学内涵发展与品质提升的核心路径。在这一思路的指引下，越来越多的校长开始意识到，课程是一个很宏观的概念，学生在学校生活中接触到的所有人、事、物都有可能成为课程的一部分，都能发挥其特有的育人价值。因此，学校环境作为学生每天浸润其中的场，必然应该成为课程的一部分，让学生的生命在环境的浸润中得以成长。
从北京市中小学办学实践来看，很多学校在进行课程规划时，都能充分开发与运用现有空间，为学生提供丰富的课程资源，使学校的建筑空间本身成为一种重要的隐性课程。具体的措施包括以下几种。
第一，对学校环境进行合理的规划与功能分区，充分利用校园中的公共开放空间，将公共空间划分为不同的功能区域，以不同的主题为学生提供专题性课程资源。例如，北京工商大学附属小学以体验为主题，建构了十大体验实践区，即：种植体验区、阅读体验区、艺术体验区、科学梦想体验区、生活技能体验区、运动体验区、传统文化体验区、自主发展体验区、童年游戏体验区和职业生涯体验区。通过这十大生命体验区的建设，学校将环境文化建设融于学生体验场中。
第二，将学校建筑空间进行综合开发与整体布局，使学校空间的教育功能得到充分彰显，凝聚更为丰富的课程内涵。在传统的学校布局与建设中，学校每一个空间都具有明显的区域划分，空间所承载的教育功能体现出较强的单一性，教室就是教师讲课、学生听课的地方，操场就是学生运动的地方，图书馆则只是承担藏书与阅览的功能。随着现代教育理念的渗透，大家逐渐意识到学校建筑空间的功能绝非单一的而应该是多元丰富的。以学校育人目标为指引，充分挖掘学校每一个空间的综合功能，使其蕴含更为丰富的课程价值，才能更好地发挥其育人功能。例如，石景山区高井中学学生在地理课学习地图相关知识时，教师以亲自绘制校园的平面地图作为学生的学习素材，让学生在切身体验中掌握地图知识、感受地理学习的魅力，这就拓展了校园作为学校空间的课程意义。再如，很多学校致力于开发阅读课程，而阅读课程的开设场地不在教室而在学校图书馆，将图书馆变成了一项重要的课程资源。
第三，学校的建筑与装饰蕴含着丰富的教育意义，让学生在进入环境时，潜移默化地受到熏陶。我国传统的学校环境建设中，建筑统一规范，“名人名言”是学校墙壁装饰的标配，这些都使学校的建筑只是“房子”，而能呈现出的教育意义微乎其微。在近些年的学校文化建设中，“让学校的一砖一瓦都能说话”成为了校长的一个基本信念，学校建筑与装饰的教育意义受到极大重视。例如，石景山区古城第二小学在两栋教学楼中间的空地上绘制出带有各种标志的马路标识线，作为一种隐性课程，引导学生学习相关交通知识。
第四，构建与学校文化气质相吻合的特有文化景观，学生在文化景观旁驻足时可以获取相关的知识，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可以融入相关资源，另外，也可以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充分利用相关资源，让学生在实践学习中有所收获。例如，清华大学附属小学在校园内构建了彼此抵达、知识之门、我们的家园、鸣鼓论道、桐荫乐园、竹林小憩、水木之夏、人文科学、丁香书苑、春华秋实、福寿之园、凝固的风景十二大文化景观，成为学生丰富的课程资源。
总之，在学校育人目标的指引下，学校的环境文化建设应该致力于打造更为丰富的空间课程，服务于学生的核心素养形成。
基于学生特点与需求，形成学校环境视觉特色
学校是学生生活学习的地方，是他们发展成长的关键场域。学校环境文化的规划与设计需要以学生为中心，考虑到学生的身心特征，基于他们的审美习惯与发展需求，形成学校环境的视觉特色。
从学校整体色调的选择上看，不同阶段的学生在审美上存在较大差异，幼儿园小朋友更喜欢丰富多彩的颜色，因此，幼儿园的整体色调更适合色彩斑斓的风格。小学生对色彩的偏好不像幼儿园小朋友那样丰富多彩，也不及中学生那样稳重大气，因此，小学校园在选择整体色彩时，以一到两种清丽活泼的颜色作为主色调更为适宜。而中学校园整体色调则应该凸显出一种稳重和大气，才能更好地彰显中学生的特点。例如，西城区培新小学的主教学楼采用了学生喜爱的三种颜色――绿色、橙色和蓝色。绿色代表低年级学生，犹如嫩芽，慢慢舒展、长大；橙色代表中年级学生，在培新校园逐渐成熟，无论知识、能力，都有所收获；蓝色代表高年级学生，学生的翅膀逐渐硬朗，也快要离开母校，祝愿他们的未来能在蓝天展翅高飞。这样的色彩选择与规划为学生提供了更为舒适的心理环境。
从学校设施与装饰设计上，需要考虑到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与兴趣点，真正切合学生的需求。例如，学校墙壁上张贴的宣传作品、名人字画等都应该考虑学生的视觉高度，使学生在平视的角度下就能与墙壁上的作品产生充分的视觉沟通。再如，教室内的空间布局也应考虑到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需求，让学生在舒适的体验中学习。
综上所述，基于学校文化的视角，立足学生生命成长的核心需求，整体构建学校环境，合理配置各项资源，使学校的建筑空间兼具美学价值与育人功能，是未来学校环境文化建设的应有之义。
哲学方面的论文题目篇三
审视当前我国的职业教育研究，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象，研究者们在学术领域“规范性”和“实证性”的感召下，努力地开展着职业教育实践研究和职业教育科学研究。但遗憾的是，部分类似工作总结的实践研究模糊了研究的现实指向性，部分看似严谨的伪实证研究削弱了研究的理论解释力，这些研究并没有从整体上增加职业教育研究的实践性和科学性。职业教育实践研究和职业教育科学研究确实非常重要，经由前者我们能够相对准确地把握职业教育的实际问题，思索变革现实的方法和策略。凭借后者我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掌握职业教育内外部因素的联系，探寻职业教育发展的某种确定性规律。但这些研究并不能覆盖职业教育研究的全部，因为它们能够提供的只是对职业教育“人”和“事”的“结构—功能”式的解释，却无法承担起对职业教育究竟是怎样的存在、应该如何认识、具有何种意义等问题进行“本体—价值”性诠释的任务。对职业教育的“人学”诠释、认识论分析、价值澄明必须也只能由职业教育哲学研究来完成。
究竟什么是职业教育哲学研究？这也是见仁见智的问题。笔者尝试对其做如下定义，职业教育哲学研究是指运用哲学的观点和思维方式来思考和研究职业教育中的一些根基性、规范性、价值性的本源性问题，研究的目的在于呈现职业教育存在的本真状态，从而为相关的科学研究和实践研究奠定前提性基础。具体而言，职业教育哲学研究至少要关注以下三类问题：
第一，职业教育本体问题。“本体”是一个内涵复杂的概念，具有“基础或根据”之义。以往学者们对职业教育的本质主义研究，尽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职业教育的本质特征，但由于其将对职业教育的理解局限于教育者针对受教育者所实施的技术技能的培养活动，导致原本作为一种生成性存在的职业教育被阐释为一种实体性的存在，遮蔽了职业教育存在的本真状态。职业教育并非是某种固定不变的实体，而是一个意义不断生成的过程，它根植于人的技术生存与自我生成的教育允诺之中。职业教育相比普通教育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更显著地与人的技术生存联系在一起。未来研究应关注技术作为一种存在方式对理解职业教育本体的重要意义。
第二，职业教育的认识论基础问题。本质上讲，职业教育教育目的的确立、课程内容的选择与组织以及教学方法的选择、教学过程的安排等环节都以特定的技术认识論作为理论基础。但以往很多研究只是从普通教育的科学认识论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比如，对于职业教育课程内容的研究仍然延续着对科学知识的分析方法，依照科学知识的确定性、普遍性、可言传性标准来分析和规约技术实践知识或工作过程知识。如何从技术认识论的角度来分析职业教育基本问题是未来研究需要重点关注的。
第三，职业教育价值问题。职业教育价值问题关涉到职业教育存在的意义以及存在的合法性问题。以往研究比较多关注职业教育的外在价值，包括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自然等价值内容。但对职业教育内在价值，包括实践价值、交往价值、伦理价值、美学价值等内容关注不足。职业教育的内在价值是其本体价值的根本体现。职业教育不同于职业训练的根本一点就在于其关注人的本体需求，它遵循教育“使人成为人”的内在规定性。职业教育塑造的绝不是只懂操作的“工具人”，而是要培养完满的职业人。因此，未来职业教育价值研究一方面要推进外在价值研究，另一方面要在挖掘其内在价值方面下功夫。
总之，职业教育研究若想真正指引和推进职业教育现实发展，一方面要切实增强研究的实践性和科学性，另一方面应该尝试跳出“规范——实证”（或者实践——科学）的二分研究范式，拓展职业教育研究的哲学维度。因此，职业教育研究者任重道远。
哲学方面的论文题目篇四
大致说来，“当代中国哲学”基本上有三种意谓:其一，是从当代中国传统哲学层面上使用，多出现于中国哲学(史)界的文章中;其二，是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层面上使用，更多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或哲学原理界的文章中出现;其三，是广义的概念。把当代中国哲学当作一种总汇性概念，指称当代中国存在着的各种哲学理论，包括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从逻辑周延性方面考虑，似乎第三种意义上的当代中国哲学要更加合理一些。当代中国哲学应该说就是当代中国哲学家们所探索、所研究的哲学理论，这符合研究主体的角度，所以本文采纳第三种界定。
诚然，笔者不是要否定中国传统哲学历史价值与学术价值，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说:“中国将来如有新哲学，必与以往儒家哲学有多少相承之关系，必以中国固有的精神之思想为基础。”他强调:“在哲学，须根据本国先哲思想之精粹，及现代世界思潮之大流，重新建立一个伟大的系统，作知识及行动的最高指导原则。”我们所要反对的是将当代中国哲学的建构替换成传统哲学的阐释，这种思维方式是缺乏创新的。因为这种思维方式实际上是僵化地看待中国哲学，缺乏发展的眼光。殊不知，只知道引经据典、援引历史，并不是对当代社会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文化对时代的推动作用一定要结合社会需要。传统哲学要与当代社会文化价值观相结合，摆脱思维禁锢，才能迸发出新的生命力。其实，在我们大力重构中国哲学之时，西方哲学早在近一个世纪之前就出现了危机。当时，西方世界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给确定者以不确定”的批判运动。对科学、哲学等各个领域乃至整个西方文明都加以批判。斯宾格勒在20世纪初有本著作《西方的没落》，可以体现当时社会上的批判思潮。从20世纪初至今，各种反映西方文明衰落的研究不断涌现。这其中也包括对西方哲学的担忧。但是，与今日建构当代中国哲学有所不同，西方哲学在面对危机时，并没有退回到经典本身，没有对古希腊哲学思想进行不断的诠释。这种做法似乎表明西方的批判是不彻底的，没有追根述源。实际上，西方世界在批判中寻找的是当代人灵魂深处的危机，不断丰富西方哲学的内容，产生了许多新的哲学类别。这恰好说明:西方人的批判倾向于产生肯定的结果。这是值得我们借鉴与思考的。
以冯友兰先生为开端，学者们大都批评中国传统思想范畴逻辑模糊，追求系统化、清晰化成为重建中国哲学的必走之路。可是值得商榷的是，在逻辑化、系统化的背后隐含的是客观与可测性等预设，这一类预设可以说是不符合中国传统思想的内在精神和整体风貌的。当然，冯友兰认为历史上的中国哲学并不是完全没系统。他指出中国传统哲学有“实质的系统”，只是缺乏“形式的系统”而已，此一说法被后来学者广为使用，似乎已成为不辩之理。所以，以冯友兰为代表的学者普遍认为要重建中国哲学，必须用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法来提升中国哲学，从而在形式上找到系统性。这一类学者认为:中国哲学内容虽为丰富，但太过零散，太为神秘。这使对其的研究很难规范性和程序性。所以西方分析哲学的思维是补救中国哲学的不贰法宝。
表面上看，这个做法似乎很受用，拿西方的分析哲学来提炼中国哲学体系。问题在于中国哲学不像现代化建设这般逻辑和可操作，讲究“天人合一”的中国哲学要同“注重逻辑论证”的分析哲学相融合，是否会使中国哲学失去本身的特点和精神?这中间又有多少矛盾?其实，当有人说一种哲学是“神秘的”时候，实际上在说者心中已经预设了一个“理想的”标准。中国哲学往往被称作是神秘的。这种判断有意无意地带有某种贬义色彩。有些学者指责中国哲学的严重不足是:普通大众被排在哲学门外，因为只有少数有悟性的所谓天才才可以领略中国哲学的精神。这种特点会直接影响到中国哲学的发扬与推广。毕竟社会中所谓的天赋极高的人是屈指可数。以上的指责不无道理，但也会产生质疑。作为追寻智慧的哲学，若人们只要通过培训都可以掌握，那中国哲学就会沦为一种操作技术，未免太为肤浅。虽然西方分析哲学具有技术性和可操作性的特点，但其在研究上绝不能没有“专家”，也并不是寻常人都可以驾驭的。所以，从能否大众化角度判断一种哲学是否恰当，是荒谬的。事实上，对当代中国哲学的建构不能简单的套用西方哲学体系。于是，我们就可以这样理解这个问题:一方面，将西方的哲学理念套用在中国哲学内容上，找出中国哲学对应的西方哲学体系，如此产生的结果只是中国哲学的西方化，很难体现出中国哲学固有的精髓。另一方面，用西方哲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更多意义上只是建立了一种便于大家理解和接受的路径，使中国哲学更加通俗易懂，更加可操作，而不可能建立中国哲学本身。毋庸置疑，中西方哲学各有其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文化传统，二者应该各具光芒。
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中国哲学一直在寻找自己的方向。我们在建构中国哲学的同时既不能丢失自我，也不能脱离时代。中国哲学是中华民族的更应该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应该独立于西方哲学而存在。正如郑家栋教授所说，“中国哲学是否真正具有中国的魂魄，从而能够对于人类的当代境遇及其问题做出某种原创性的回应，而不只是成为西方哲学的赝品与应声虫。”和合才是整合世界各国哲学的根本出路。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对于中国哲学的当代发展，我们需要尊重传统哲学，它们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我们更需要将其发扬光大，不能使其淹没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这种哲学新文明的建设，必须结合我国自身的发展状况及人们思想中的困惑，让中国哲学在当代也能抚慰现代人的心灵，促进社会的进步，从而具有持续不断的生命力。
哲学方面的论文题目篇五
爱情是婚姻的基础，是人生幸福与否的重要标志。而婚姻是人通往幸福之路的必要条件，我国自孟子以来，就提出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礼法。《孟子•滕文公下》记载“：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韩剧中有很多涉及契约婚姻的题材，如《浪漫满屋》《豪杰春香》《新娘十八岁》《美妙人生》和《命中注定我爱你》等。韩剧里的契约婚姻又分为两类：一类是两人的家族长辈订下娃娃亲，由命运的安排相遇，直到相知、相爱的故事。例如，《新娘十八岁》；另一类是因相遇、怀孕、结婚；双方承担因爱情而产生的责任和结果，逐渐相知、相爱的故事。例如，《美妙人生》。这两种题材都体现了对“礼”的推崇，这里的“礼”讲的是社会生活中，由于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而形成的仪节。对于现代追求爱情自由、婚姻自主的年轻人来说，完全抛开当事人的意愿，仅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无论如何都有点包办婚姻的嫌疑。但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一是因为父母人生阅历较多。二是因为普天下的父母都是希望自己的儿女将来幸福，都是往好处促进桩桩婚事的。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中国大陆的青春影视剧的热播，从《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同桌的你》到最近的《匆匆那年》，一种婚恋观在年轻人群中传播：当青春闪过，我们记住的却是——不叛逆不是青春，不堕胎不是爱情。韩剧把含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电视剧呈现在大众面前，展现的不仅仅是对“礼”的尊崇，也是对爱情甜蜜、婚姻幸福和家庭和谐的社会关系建构的渴望与自信。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韩剧走进了无数中国观众的内心，它们用中国传统文化唤起中国观众对“亲父母”、“理性对待爱情”的关注。
二、“勤俭”、“孝悌”的思想
《论语•学而》中写道“：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春秋时期，子禹问孔子的学生子贡：为什么孔子每到一个国家都能听到该国的政事？子贡回答：他老人家温和、善良、恭敬、俭朴、谦让，他用这样的态度去对待别人，别人自然会把政事告诉他，这是他与众不同的品德。“温、良、恭、俭、让”中的“俭”，意为勤俭，这是儒家文化的立命之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韩剧风行的文化支撑。韩剧中的“俭”，就不得不说泡菜与拉面。韩剧《花样男子》中男主角具俊表在女主角金丝草家过夜，第二天和金丝草一家腌泡菜，感受到家庭温暖，二人感情升温。从贫民女孩金丝草到全民女神千颂伊，都对泡菜与拉面情有独钟。这两种极其平凡的食品在韩剧中的热度，一方面说明韩国人对本民族文化的重视；另一方面则是韩国提倡勤俭的生活态度。当“lv”、“代购”、“进口货”成了现代人的口头禅；当中国不知不觉中成了世界第一大奢侈品消费国，很多人开始质疑中国人是不是遗忘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勤俭。其实不然，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由于多种文化的交叉渗透，导致部分人群中攀比之风盛行，勤俭被蒙上纱雾而沉睡了。韩剧中无所不在的勤俭，一定程度上可以唤醒中国人心中沉睡的美德，获得了观众的认可。除了勤俭，孝悌思想也成为韩剧中对于中国文化的契合点。《论语•学而》记载，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人的为人，孝顺爹娘，敬爱兄长的人，会冒犯君上的人，是很少的；不会冒犯君上，却喜欢造反，这种人从来没有过。君子专心致力于基础工作，基础树立了，“道”就会产生。孝和悌应是“仁”的根本！所谓孝悌，孝是孝顺，孝顺父母，这是为人子女的本分；悌是悌敬，悌敬兄弟姐妹，相互帮助。“孝悌”中所体现的“仁”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也是韩剧努力传达给受众的核心思想。韩剧《来自星星的你》女主角千颂伊从小被父亲抛弃，但他并没有怨恨自己的父亲，当她在医院醒来看到父亲坐在身旁，只是询问父亲这些年去了哪，过得怎么样，并和父亲一起用餐，在说说笑笑间与父亲言归于好。千颂伊的弟弟千允才虽然极端愤世嫉俗，却十分保护自己的姐姐，不允许别人说自己姐姐的不好。孝悌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既有“父母在不远游”的经典古训；又有“孔融让梨”的真实事例。但是当“婆媳矛盾”与“兄弟相煎”的类似事件一次次曝光在大众面前，我们不能否认传统美德还需要大力提倡与传播。大众媒介具有社会建构的功能，韩剧在中国广受欢迎，也是中国观众对韩剧的殷切希望——通过韩剧的洗礼，重建良好的家庭关系与社会道德。
三、积极向上的思想
儒家思想倡导“仁、义、礼、智、信”与“温、良、恭、俭、让”，其主要目的是教导民众要“说好话、做好事、存好心”，以积极思想引导民众从而构建人间天堂般的和谐社会。韩剧之所以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所传递的都是积极向上的思想，都是教人向善的“正能量”。坚强勇敢的金丝草最终获得具俊表家人的认可，谱写了灰姑娘的神话；平凡却善良的便利贴女孩金美英最终赢得完美男李健的爱情；真诚坚韧的千颂伊，最终再次成为全民女神并收获完美爱情。韩剧告诉我们幸福的必要条件是：诚、爱、智、勇、勤，而这种积极向上思想的传递也是受众所喜闻乐见且不分国界的。
四、突破创新的思想
孔子作为影响深远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其重要思想贡献就是创新。孔子对天命鬼神不迷信，主张身体力行而不是宿命论者，他认为世界现象是变化不息的，他要求老师具有“博学”、“学思行结合”等品质，在教育上主张因材施教，注重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韩剧在传承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文化的同时，始终坚持创新，这使得韩剧能在同质化日趋严重的今天持续发展。中国最近几年比较流行“小三剧”，如《夏家三千金》《因为爱情有多美》等电视剧，讲述的都是女主角在被抢走丈夫后的复仇故事，最后的结局一般是“小三”找到了真爱，大家江湖一笑泯恩仇。这是符合中国所提倡“和”的理念，“和”即圆满。而类似的韩剧如《妻子的诱惑》中，“小三”的剧情设定是一无所有，并且得胃癌去世。这样的突破常规思维的剧情设定，既折射出生活和社会的改变对韩国传统社会的剧烈冲击，也表现对腐朽社会现象绝不妥协的态度。韩剧在不断向中国文化学习的同时，又致力于发展自己的民族特色，其发展必然势不可挡。在当今社会，继承已有的优秀文化是发展的基础，而创新则是一切发展的动力。在各种翻拍、雷同剧不断出现的大陆电视上，如何在继承传统的同时，突破思维谋求新的发展，是中国编剧们应该深思的问题，韩剧的成功或可作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