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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思想的论文篇一
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之一，他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他曾仿效孔子，带领门徒游说各国，但不被当时各国所接受，退隐与弟子一起著书，其学说出发点为性善论，提出“仁政”、“王道”，主张德治，孟子提倡“仁、义、礼、智”，并认为，“仁、义、礼、智”四者之中，“仁、义”最为重要。仁，就是宽厚，指同情、关心和爱护的心态，即“仁爱之心”。义，就是正直，指正当、正直和道义的性格，即“正义之气”。作为一名教师，有一颗仁义之心对学生太重要了。
孟子是一个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富有使命感的大丈夫。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处身于战国乱世，他希望用自己的一套仁政理想辅佐诸侯统一天下。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在一个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的时代，武力才是解决争端，争取利益的最有效途径，孟子倡导的“仁政”必然难以被统治者所接受。虽然不能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但他并没有自暴自弃，“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行,增益其所不能。”他仍以天下为己任，“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即他仍要把他的思想学说宣布于天下，以此来影响并匡正世风世俗，这种精神难能可贵，非常人能做的。
《孟子·公孙丑》中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站在正义方面，会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和帮助;违背正义，必陷于孤立。
关于这一点，告诉我们做事情的出发点要正确，才能得到别人的支持和帮助，得到大家的肯定和承认，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否则，既使你通过一些手段使自己占据了有利形式，但最后还是会失败。正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老天不会把所有的好事都加在一个人身上，一切顺其自然，随缘就好。
所以孟子说：“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也就是说我们要懂得选择什么放弃什么。如果没有目标，或者做多了无用的事情，必然陷入忙忙碌碌之中，成为碌碌无为的人。如果“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到头来只能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终无所成。“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和“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一定要舍弃一些事不做，去做该做的事，具有“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的宁静胸怀。贪多无厌终究会一事无成，甚至有些人做着自己不想做的事而痛苦不堪，有舍才有得，学会放下，才拿得起。
“忠、孝、仁、义、礼、智、信”，这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这更是我们做人的准则，也是我们所要传承的文化思想，也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只有做到这些才是一个道德高尚德才兼备的人。
活着，就是一场修行，真正的修行不在一张能言的嘴上，而在一颗向善的心里。人生之光，是一颗宽容的心;岁月之好，是一份随缘的爱。懂得，才会不怨、不恨、不燥。作为一名普通的教师愿我们不忘初心!
孟子思想的论文篇二
孟子非常重视民心民意，甚至不惜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彰显民心的重要，甚至不惜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来警戒君王。虽然孟子终其一生没有实现理想，但其对于民心的重视及其对于仁政的阐释对后世无论从正反两个方面来看，都有着较大的影响。
（一）持志养气
孟子十分重视立志，认为道德教育的首要问题便是“尚志”、“持志”，即坚持崇高的志向。他提出“舍生取义”的理想境界：“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与孔子一样，孟子也要求学生追求高尚的精神生活，不要贪图物质生活的享受。认为志士仁人应该把道德理想放在首位，就这点说，有合理的因素，但他把求生存的欲望与道德意识对立起来，这也是片面的。
（二）深造自得
孟子强调学习、修身的关键在于自得。他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左右逢其源。”他认为君子深造要有正确的方法，这就是要求他自觉的追求而得到。自觉追求而得到的，掌握得会比较牢固，牢固的掌握了，就会积蓄得很深，积蓄的深了，就能取之不尽，左右逢源。据此，孟子主张，学习的深化，必须要有自己的收获和见解。尤其是学习中要有独立思考精神，读书是必要的，但应求理解，而不能书云亦云，对前代的文献典籍，不要轻信，不能盲从。
（三）专心有恒
孟子认为，学习必须专心致志，不能三心二意，孟子举例说：“今夫奕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奕秋，通国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诲二人奕：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奕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为是其智弗若与？曰：非然也。”两个人同时跟一个围棋国手学习下棋，但结果大不相同，这决非由于其智力差异，而是由于专心与不专心的缘故。因此，孟子认为，学习必须专心致志，集中注意力，这是孟子在教学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条科学原则。
孟子主张专心致志的同时，还提出了持之以恒的思想。他告诫学生说：“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山间小道经常去走就变成了一条路，如果有一段时间不走，便会被茅草所堵塞。学习亦然。如果停下一个时期不用心学习，学到的知识也会遗忘。因此，学习要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他说“有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有所作为的人做一件事如同掘井，掘到六七丈深还不见水，就停止挖掘，结果等于没挖，这说明有为者必须有恒心，不能半途而废。学习也是如此，必须坚持到底，不能功亏一篑。孟子反对“一曝十寒”的学习态度，他说：“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曝）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即使是最容易生长的植物，如果晒它一天，冻它十天，也不可能得到生长。都是反复强调学习要持之以恒。
（四）教亦多术
学习主要靠学生深造自得、专心有恒，但教师也不是无所作为的，教师的作用在于积极引导，启发学生思维，因此，教学方法不能千篇一律，而应根据不同情况采取灵活多样的方法。他说：“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材）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又说：“教亦多术矣，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对学生，有的应及时指点，有的应成就其德行，有的要发展其才能，有的可答其所问，不能及门者可以间接地进行教育，甚至拒绝教诲，足以成为人的警策，本身也是一种教导之法。总之，教法很多，要因人而异。
孟子思想的论文篇三
《孟子》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先从一般事物说起，再慢慢引出道理，让别人不知不觉间承认自己的错误。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孟子的重民思想。真是啊，广大的人民群众又怎么能忽视的呢？《荀子﹒王制》：“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多大的江山也能保住吗？“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译：君主把百姓的快乐当作自己的快乐，百姓也就会把君主的快乐当作自己的快乐；君主把百姓的忧患当作自己的忧患，百姓也就会把君主的忧患当作自己的忧患。这个思想一直延续到现在。以人为本，“三个代表”，党的宗旨，无不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体现。
《孟子》中有许多具有哲理性的句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译：动用心思的人治理别人，动用体力的人被人治理；被人治理的人养活别人，治理人的人靠别人养活。
孟子思想的论文篇四
第一个原因是孟子在乱世中很难实行自己的主张。春秋时期已经很乱了，战国更没有给孟子留下施展的舞台，所以孟子这个时代应该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意思是说，人民放在第一位，国家其次，君在最后。孟子认为君主应以爱护人民为先，为政者要保障人民权利。但是在乱世之中，国君必须富国强兵，才能一统天下。不然今天你在这里行仁政，搞王道;明天别国就兵临城下了，我觉得这也是许多君王拒绝采用孟子的主张的原因，诸侯在乱世之中，只能记住一个词：生存。
另外一个原因应该是：孟子做不了实事。当年子贡一使变五国，是孔子为了鲁国而策划的。那么孔子为什么不自己去呢?因为他有自知之明，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自己口才不好，应变能力不好。孔子都做不好，何况孟子呢?如果齐宣王让孟子做外交官，孟子肯定不干;就算孟子干了，也可能会弄僵两国的关系，说不定另外一个国君还给他唠叨个半死。对于国君来讲，那些受重用的人都是提出了对国家来讲可以获得实实在在利益的政策并能够加以实施的，孟子的理论是对于他们来说有用的，所以齐宣王只对这个贤者进行供养，并不让他实现他的政治抱负。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孟子就没有孔子谦虚，孔子“不知为不知”，孟子吧，丢不起面子，非要把别人说得一无是处才罢。孟子就没有孔子谦逊，没有能像孔子一样这样的做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就是这些原因孟子得不到君主的重用。
这些因素让孟子得不到君王的重用，而只是摆摆架子，也体现了孟子对仁和义的执着，和无法实现的政治主张。这就是孟子这个人和《孟子》这本书中所记载的他的言行举止给我留下的印象。
孟子思想的论文篇五
管仲所处的时代正是列国并峙，互相征战不休。当时在黄河下游比较活跃的大国有齐、鲁、郑、宋、卫;小国有邢、遂、谭、纪、杞。大国又分两派，一派是郑、齐、鲁，一派是宋、卫。小国也附属在各个大国一边。两派的力量以郑、齐、鲁为强。由于郑国发生内乱，渐渐中衰，齐国慢慢强大，逐渐成了各国的霸主。
此时，边境的各族也都发展起来。北方的狄人开始南下，成为中原各国的严重威胁。西方的戎人也开始东进，戎国经常侵犯鲁国和曹国，北戎又侵犯郑国，山戎又进攻燕国，伊洛之戎又进攻周王室。而南方的蛮人也跃跃欲试，想要北上。边境民族内侵，与周王室的衰弱是分不开的。在春秋之初周王还有些威信，自从鲁桓公五年(前7)周郑绪葛之战，周桓王的肩被郑祝聃射中，王师大败。此后周王室就一蹶不振。齐襄公四年(前694年)周王室发生内乱，庄王杀了周公黑肩。
晋献公二年(前675年)，周王室的芜国、边伯、鲁父、子禽、祝危等大夫叛乱，后经郑、虢出面调解才平息。周惠王为了报答郑、虢，将虎牢以东送给郑国，把酒泉送给虢国。于是王畿越来越小，威信也就越来越低。
管仲改革
管仲为齐相后，根据当时形势，对齐国进行了了一系列改革。
在行政方面，划分和整顿行政区划和机构，把国都划分为六个工商乡和十五个士乡，共二十一个乡。十五个士乡是齐国的主要兵源。齐桓公自己管理五个乡，上卿国子和高子各管五个乡。把国政分为三个部门，制订三官制度。官吏有三宰。工业立三族，商业立三乡，川泽业立三虞，山林业立三衡。郊外三十家为一邑，每邑设一司官。十邑为一卒，每卒设一卒师。十卒为一乡，每乡设一乡师。三乡为一县，每县设一县师。十县为一属，每属设大夫。全国共有五属，设五大夫。每年初，由五属大夫把属内情况向齐桓公汇报，督察其功过。于是全国形成统一的整体。
在军事方面，强调寓兵于农，规定国都中五家为一轨，每轨设一轨长。十轨为一里，每里设里有司。四里为一连，每连设一连长。十连为一乡，每乡设一乡良人，主管乡的军令。战时组成军队，每户出一人，一轨五人，五人为一伍，由轨长带领。一里五十人，’五十人为一小戍，由里有司带领。一连二百人，二百人为一卒，由连长带领。一乡二千人，二千人为一旅，由乡良人带领。五乡一万人，立一元帅，一万人为一军，由五乡元帅率领。齐桓公、国子、高于三人就是元帅。这样把保甲制和军队组织紧密结合在一起，每年春秋以狩猎来训练军队，于是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同时又规定全国百姓不准随意迁徙。人们之间团结居住，做到夜间作战，只要听到声音就辨别出是敌我;白天作战，只要看见容貌，大家就能认识。为了解决军队的武器，规定犯罪可以用盔甲和武器来赎罪。犯重罪，可用甲与车戟赎罪。犯轻罪，可以用值与车戟赎罪。犯小罪，可以用铜铁赎罪。这样可补充军队的装备不足。这是一种社会与军事相结合的战斗体制，亦为后来大规模的战争作了准备。
在经济方面，统一铸造、管理钱币，制定捕鱼、煮盐之法，鼓励与境外的贸易;实行粮食“准平”政策，即“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则准平。……故大贾富家不得豪夺吾民矣”(《汉书·食货志》下)。这种“准平”制，不但是一种平衡粮价的政策，并且，也间接承认了农民自由买卖粮食的权利及自由私田的合法性，并且还保障了私田农的生产利润。这种经济政策，亦为经济层面的国君集权;提出“相地而衰”的土地税收政策，就是根据土地的好坏不同，来征收多少不等的赋税。这样使赋税负担趋于合理，提高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又提倡发展经济，积财通货，设“轻重九府”，观察年景丰歉，人民的需求，来收散粮食和物品。
在外交方面，奉行尊王攘夷的外交路线。经过了内政、经济、军事等多方面改革，齐国出现了人民富足、社会安定的繁荣局面。齐桓公对管仲说：“现在咱们国富民强，可以会盟诸侯了吧?”管仲谏阻道：“当今诸侯，强于齐者甚众，南有荆楚，西有秦晋，然而他们自逞其雄，不知尊奉周王，所以不能称霸。周王室虽已衰微，但仍是天下共主。东迁以来，诸侯不去朝拜，不知君父。您要是以尊王攘夷相号召，海内诸侯必然望风归附。”所谓“尊王”，即尊崇周王的权力，维护周王朝的宗法制度。所谓“攘夷”，即对游牧于长城外的戎、狄和南方楚国对中原诸侯的侵扰进行抵御。
病榻论相
周襄王七年(公元前645年)，为齐桓公创立霸业呕心沥血的管仲患了重病，齐桓公去探望他，询问他谁可以接受相位。管仲说：“国君应该是最了解臣下的。”齐桓公欲任鲍叔牙，管仲诚恳地说：“鲍叔牙是君子，但他善恶过于分明，见人之一恶，终身不忘，这样是不可以为政的。”齐桓公问：“易牙怎样?”管仲说：“易牙为了满足国君的要求不惜烹了自己的儿子以讨好国君，没有人性，不宜为相。”齐桓公又问：“开方如何?”管仲答道：“卫公子开方舍弃了做千乘之国太子的机会，屈奉于国君，父亲去世都不回去奔丧，如此无情无义，没有父子情谊的人，如何能真心忠于国君?况且千乘之封地是人梦寐以求的，他放弃千乘之封地，俯就于国君，他心中所求的必定过于千乘之封。国君应疏远这种人，更不能任其为相了。”齐桓公又问：“易牙、开方都不行，那么竖刁怎样?他宁愿自残身肢来侍奉寡人，这样的人难道还会对我不忠吗?”管仲摇摇头，说：“不爱惜自己的身体，是违反人情的，这样的人又怎么能真心忠于您呢?请国君务必疏远这三个人，宠信他们，国家必乱。”管仲说罢，见齐桓公面露难色，便向他推荐了为人忠厚，不耻下问、居家不忘公事的隰朋，说隰朋可以帮助国君管理国政。
遗憾的是，齐桓公并没有听进管仲的话。易牙听说齐桓公与管仲的这段对话，便去挑拨鲍叔牙，说管仲阻止齐桓公任命鲍叔牙。鲍叔牙笑道：“管仲荐隰朋，说明他一心为社稷宗庙考虑，不存私心偏爱友人。现在我做司寇，驱逐佞臣，正合我意。如果让我当政，哪里还会有你们容身之处?”易牙讨了个没趣，深觉管仲交友之密，知人之深，于是灰溜溜地走了。
不久管仲病逝。齐桓公不听管仲病榻前的忠言，重用了易牙等三人，结果酿成了一场大悲剧。二年后，齐桓公病重。易牙、竖刁见齐桓公已不久于人世，就开始堵塞宫门，假传君命，不许任何人进去。有二宫女乘人不备，越墙人宫，探望齐桓公;桓公正饿得发慌，索取食物。宫女便把易牙、竖习作乱，堵塞宫门，无法供应饮食的情况告诉了齐桓公。桓公仰天长叹，懊悔地说：“如死者有知，我有什么面目去见仲父?”说罢，用衣袖遮住脸，活活饿死了。桓公死后，宫中大乱，齐桓公的几个公子为争夺王位各自勾结其党羽，互相残杀，致使齐桓公的尸体停放在床上六七十天无人收殓，尸体腐烂生蛆，惨不忍睹。第二年三月，宋襄公率领诸侯兵送太子昭回国，齐人又杀了作乱的公子无亏，立太子昭为君，即齐孝公。经过这场内乱，齐国的霸业开始衰落。中原霸业逐渐移到了晋国。管仲的一生，不仅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还给后世留下了一部以他名字命名的巨著——《管子》。书中记录了他的治国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