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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实践哲学论文篇一
大致说来，“当代中国哲学”基本上有三种意谓:其一，是从当代中国传统哲学层面上使用，多出现于中国哲学(史)界的文章中;其二，是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层面上使用，更多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或哲学原理界的文章中出现;其三，是广义的概念。把当代中国哲学当作一种总汇性概念，指称当代中国存在着的各种哲学理论，包括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从逻辑周延性方面考虑，似乎第三种意义上的当代中国哲学要更加合理一些。当代中国哲学应该说就是当代中国哲学家们所探索、所研究的哲学理论，这符合研究主体的角度，所以本文采纳第三种界定。
诚然，笔者不是要否定中国传统哲学历史价值与学术价值，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说:“中国将来如有新哲学，必与以往儒家哲学有多少相承之关系，必以中国固有的精神之思想为基础。”他强调:“在哲学，须根据本国先哲思想之精粹，及现代世界思潮之大流，重新建立一个伟大的系统，作知识及行动的最高指导原则。”我们所要反对的是将当代中国哲学的建构替换成传统哲学的阐释，这种思维方式是缺乏创新的。因为这种思维方式实际上是僵化地看待中国哲学，缺乏发展的眼光。殊不知，只知道引经据典、援引历史，并不是对当代社会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文化对时代的推动作用一定要结合社会需要。传统哲学要与当代社会文化价值观相结合，摆脱思维禁锢，才能迸发出新的生命力。其实，在我们大力重构中国哲学之时，西方哲学早在近一个世纪之前就出现了危机。当时，西方世界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给确定者以不确定”的批判运动。对科学、哲学等各个领域乃至整个西方文明都加以批判。斯宾格勒在20世纪初有本著作《西方的没落》，可以体现当时社会上的批判思潮。从20世纪初至今，各种反映西方文明衰落的研究不断涌现。这其中也包括对西方哲学的担忧。但是，与今日建构当代中国哲学有所不同，西方哲学在面对危机时，并没有退回到经典本身，没有对古希腊哲学思想进行不断的诠释。这种做法似乎表明西方的批判是不彻底的，没有追根述源。实际上，西方世界在批判中寻找的是当代人灵魂深处的危机，不断丰富西方哲学的内容，产生了许多新的哲学类别。这恰好说明:西方人的批判倾向于产生肯定的结果。这是值得我们借鉴与思考的。
以冯友兰先生为开端，学者们大都批评中国传统思想范畴逻辑模糊，追求系统化、清晰化成为重建中国哲学的必走之路。可是值得商榷的是，在逻辑化、系统化的背后隐含的是客观与可测性等预设，这一类预设可以说是不符合中国传统思想的内在精神和整体风貌的。当然，冯友兰认为历史上的中国哲学并不是完全没系统。他指出中国传统哲学有“实质的系统”，只是缺乏“形式的系统”而已，此一说法被后来学者广为使用，似乎已成为不辩之理。所以，以冯友兰为代表的学者普遍认为要重建中国哲学，必须用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法来提升中国哲学，从而在形式上找到系统性。这一类学者认为:中国哲学内容虽为丰富，但太过零散，太为神秘。这使对其的研究很难规范性和程序性。所以西方分析哲学的思维是补救中国哲学的不贰法宝。
表面上看，这个做法似乎很受用，拿西方的分析哲学来提炼中国哲学体系。问题在于中国哲学不像现代化建设这般逻辑和可操作，讲究“天人合一”的中国哲学要同“注重逻辑论证”的分析哲学相融合，是否会使中国哲学失去本身的特点和精神?这中间又有多少矛盾?其实，当有人说一种哲学是“神秘的”时候，实际上在说者心中已经预设了一个“理想的”标准。中国哲学往往被称作是神秘的。这种判断有意无意地带有某种贬义色彩。有些学者指责中国哲学的严重不足是:普通大众被排在哲学门外，因为只有少数有悟性的所谓天才才可以领略中国哲学的精神。这种特点会直接影响到中国哲学的发扬与推广。毕竟社会中所谓的天赋极高的人是屈指可数。以上的指责不无道理，但也会产生质疑。作为追寻智慧的哲学，若人们只要通过培训都可以掌握，那中国哲学就会沦为一种操作技术，未免太为肤浅。虽然西方分析哲学具有技术性和可操作性的特点，但其在研究上绝不能没有“专家”，也并不是寻常人都可以驾驭的。所以，从能否大众化角度判断一种哲学是否恰当，是荒谬的。事实上，对当代中国哲学的建构不能简单的套用西方哲学体系。于是，我们就可以这样理解这个问题:一方面，将西方的哲学理念套用在中国哲学内容上，找出中国哲学对应的西方哲学体系，如此产生的结果只是中国哲学的西方化，很难体现出中国哲学固有的精髓。另一方面，用西方哲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更多意义上只是建立了一种便于大家理解和接受的路径，使中国哲学更加通俗易懂，更加可操作，而不可能建立中国哲学本身。毋庸置疑，中西方哲学各有其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文化传统，二者应该各具光芒。
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中国哲学一直在寻找自己的方向。我们在建构中国哲学的同时既不能丢失自我，也不能脱离时代。中国哲学是中华民族的更应该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应该独立于西方哲学而存在。正如郑家栋教授所说，“中国哲学是否真正具有中国的魂魄，从而能够对于人类的当代境遇及其问题做出某种原创性的回应，而不只是成为西方哲学的赝品与应声虫。”和合才是整合世界各国哲学的根本出路。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对于中国哲学的当代发展，我们需要尊重传统哲学，它们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我们更需要将其发扬光大，不能使其淹没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这种哲学新文明的建设，必须结合我国自身的发展状况及人们思想中的困惑，让中国哲学在当代也能抚慰现代人的心灵，促进社会的进步，从而具有持续不断的生命力。
社会实践哲学论文篇二
*蕴含着许多文化，*传统文化是一条源远流长的河。许多人都已经在这条源远流长的河中，开始寻找*传统文化的足迹。尤其是小朋友，他们非常渴望知识，在寻找*传统文化的足迹中让他们明白做人的大道理。
《小小儒家》本书用〞儒家文化〞熏陶学生，让学生懂得孝亲尊长、谦虚礼让、勤奋俭朴、关爱他人。特别是小学教育，更起到启蒙教育的作用，让学生从小就受到儒家文化的洗礼。
《小小儒家》这本课程，对小学生的学*有了很大的影响，书中的道理给小学生有了许多启发，每个启发都会让小学生懂得每一件事情的因果，告诉小学生要怎样去面对事实。把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美德的责任放到他们身上，他们会很努力去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的文化，这对他们在成长的道路上会有巨大的帮助。小学生们从这本书中能够了解一些*传统文化的知识，让他们感觉到书中自有黄金。人读书就像蜜蜂采蜜一样。人读书的时候，就要细细心心、慢慢积累一些重要的词句，要牢牢记住道理和内容。而蜜蜂就要到外面去耐心地从花丛中采到一些蜜糖，一天一天地采，就会积累下许多蜜糖，蜜糖就会突飞猛进地增多。读多点书，人生就会积满许多知识，就会纯正，做人就会德高望重，人生就会越来越有意义。
《小小儒家》这本书有特有的文化内涵和精神价值，影响着中华儿女，并成为其修身、齐家、治国、*天下的精神动力。在当今开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过程中，继承和弘扬儒家传统美德和教育思想很有必要。这本书主要是针对小学生更好地理解更多*传统文化而编写的。小学生读过这本书后，他们会大胆和他人沟通，现在的孩子已经是开开朗朗、活泼可爱，遇到不懂的问题，敢于向他人请教，在家里每天向父母讲个开心的故事，并从故事中把学到的东西教给父母，让他们知道一家人的温暖，将心比心的行为是常见的行为。
除了孩子变得外向之外，孩子也会让自己的父母减轻工作的负担。父母不在的时候，在家里劳动，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打扫完后，就把饭菜煮好，等父母回来时，就给父母一个惊喜。孩子以前十分懒惰，现在的个性已经变化多，变得越来越勤劳，自己知道父母的辛苦，就会自动为父母減轻工作，让父母可以舒服地休息，这就是爱。是从〞儒家思想〞中学到的。从这可以看出，孩子对父母的爱是伟大的，父母对孩子的爱更伟大。从父母和孩子互相相爱可以知道，孩子看了这本书能关爱他人、尊敬长辈。这本书对孩子是有用，它可以让孩子养成良好的*惯，孩子成为下一个博学于文的〞孔子〞。
《小小儒家》这本书还可以培养学生对国学的兴趣，希望广大学生通过各种形式来学*这本书的内容。让学生们能够成为心智健全、道德高尚、言行高雅的一代新人，希望这一代新人把*文化发扬光大。
从儒家思想中能够看到的，每一点都是为*文化做出的改变。
社会实践哲学论文篇三
思考和追问我们自己的事情和问题，仍难以摆脱既有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先入之见，舍弃意识社会历史内容的先验还原，可能得到的是单纯的意识机能冲动，而难以获得意识的原理和最终基础。在我看来，我们能否或者说我们为什么不能平凡、真实和快乐地生活？这个提问应是较为原始具有普遍性的问题。
首先，对于平凡的渴望是每个普通、平凡的人对自身解放的吁求，对平凡的正义性、道义性、合理性的肯定。说平凡的要求是解放的要求，意味着卓越、伟大、崇高的文化规范和意识形态话语已经是我们难以承受的意义负担，它让每个普通人在自己的生活中超凡入圣，让每个人背负起无限理性、无限意义、无限责任和义务的崇高使命，致使每个人都只能在羞愧中、罪感中谴责自己的懒惰、无能和渺小。我们总是觉得自己活得太累，即便已做了很大努力，却仍觉愧对父母、子女、亲朋乃至国家和社会。这种永远难以消除的精神负担，永远不能完成的使命，从根本上剥夺了我们的幸福感，从而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后现代者所说的压制性的权威话语系统，一个文化和社会的合谋或圈套。对于社会、道德等的这种欺骗性，中国道家看得透彻，老子说，“圣人以百姓为刍狗”。伟大、崇高的高义宏词，或者是后现代所说的“宏大叙事”，往往是君王之策、霸主之谋。拒绝崇高，并非是对精神创造的放弃，而是对欺骗的解构、拆穿。也许平凡才能真正伟大，因为我们是有限理性的个人，我们只能承担有限的责任和义务，我们的日常生活也只有有限的意义和价值，真实地面对我们的有限性、平凡性才能有人性而非神性的骄傲和伟大。
其次，是真实地生活或者是本真地生活。由于我们的文化传统陈义太高，对人的期待和要求太高，事实上即便个人竭尽全力也不能真的践履笃行，这就不可避免地弄虚作假，造成虚伪的两面人格。孔子对虚伪的“乡愿”加以痛斥，而“伪君子”成为中国历史和现实中大批量生产的典型人格。即使是如孔子一样的圣人，以及流芳千载的忠臣、孝子、贞妇、烈女，也常有好事者揭其短处，大曝其丑。自海德格尔以来本真的生活和生活的真理已成为哲学思考的重要方面，如何才算过得上真实的生活，已是重大的哲学疑难。按照孔子的想法，言必信、行必果的言行一致和由衷之言，应是真实生活的重要标准。而在我们的公共话语空间却充斥着假话、空话、大话，这种人们习以为常不觉怪异的说话方式，实际上是一种虚假的生活方式，是不真的生活。从科学理性和经验科学的标准看，假话、空话、大话是无法被经验证实或证伪的废话，它没有经验科学的意义。从生活的观点看，假话、空话、大话虽然没有科学意义却有生活意义、意向意义，它是某种现实存在却是不真的生活方式的必然形式。自改革开放以来，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风气得到倡导，假、大、空的说话方式受到人们的普遍厌恶，但却难以从根本上消除和杜绝，体制的、文化传统的、现实利益的诸多因素是这种话语方式的生存基础。过一种真实的生活或仅仅是说真话的生活，必定是多方面的深刻变革，当代中国哲学于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必须的自我反思。最后是我们为什么难以快乐地生活？趋乐避苦是包括人在内的所有动物固有的生命本能，也可以说是生命的基本原理。快乐也许不等于幸福，但肯定是幸福的基本条件。快乐需要欲望的满足，需要自由和安全的保障，需要此时此地的沉迷和留连。无限的责任和无限的意义将使任何美好的时刻变成只有目的论意义或者否定意义的东西，快乐需要断裂和遗忘。用后现代眼光看，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也是一个宏大叙事，经过数千年的精致化它已把衣食住行的全部日常生活纳入到伦理意义的宏大结构中，一言一行、一颦一笑，无不具有伦理的标准和尺度。源自自然生命的激情和欢乐本有自己的自然节律，它不可能无休止地持续和疯狂，否则将导致物种的毁灭。但我们的传统文化基于对欲望和欢乐的恐惧逐渐把本能的生命欢乐锁上文化的链枷，把自然的节律赋予伦理的意义。中国传统文化也可以说是泛伦理主义，至新中国的左的思潮又出现了泛政治主义。海德格尔曾沉思荷尔德林的诗“如当节日的时候”，节日本应是自然节律和人的劳作的周期的契合，节日的欢乐就是本真的生活。节日是大自然对人类的馈赠，我们却把它文化化、伦理化、政治化，幸好我们缺少黑格尔的思辨能力还难以把它逻辑化。
平凡、真实、快乐的生活是我们对生活真理的正确直觉吗？它似乎是社会生活世俗化以来或者如韦伯所说社会生活祛魅化以来人们共同的向往和渴望。我们难以获得平凡、真实、快乐的生活，说明我国的精神文化中尚有许多神圣的、虚灵的幻象需要消解，启蒙和现代性是未竟的事业。这样的判断明显有西方话语主权的嫌疑，它似乎是用西方现代性的尺度批评我们的生活，从而平凡、真实、快乐的生活就是西方话语对我们的生活意向的建构，而不是我们自己生活的本真要求。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和普通大众的内在渴望中，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生活向往。“农夫荷锄立，相见语依依”的自然和亲切，“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的沉醉和欢乐，多种流传至今的民间艺术和民间节日的火爆、热烈的激情渲染，都在诉说着我们祖祖辈辈对平凡、真实、快乐生活的追求。思考这个简单的生活真理，将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经历一番艰难的考验和拷问，各种哲学为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幸福做了什么？还能做些什么？这无疑也会为中、西、马哲学的相互交流、相互对话和相互理解找到一个相对牢靠的生活基点。
东西方哲学都是人类文化、人类智能极致化的精巧建构，它和埃及金字塔、中国长城等文化奇迹一样显示着人类能力的极限和高峰，热爱哲学就是热爱人类自己的智能、智慧和伟大。从苏格拉底以来的西方哲学，发现了人类理性能力的高贵和伟大，他们把理性看作是人所具有的接近神性的东西，而理性能力的充分实现就是人的目的和幸福。所以，实现理性能力的哲学就是自由人自我实现的最好生活方式，就是自由人真实和快乐的生活。而东方的智者则发现了人区别于动物的道德能力，人所具有的爱人之心、恻隐之心、是非之心等良知良能是伟大高贵的根源，充分实现人的道德能力成为生活目的和最好的生活方式，也是君子们生活快乐的源泉。孔子多处讲到君子的快乐，如学而时习之、有朋自远方来；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赞扬颜回不为贫困而改其乐，等等。总之，古希腊哲学和中国儒家学说最初都是源自生活、更好生活的快乐哲学，都是发现、实现人的积极能力的建设性哲学，其中较少否定、压制的话语霸权。但有一点也是共同的，即希腊的自由人和古代中国的君子都是社会中的少数群体，他们或富或穷（如苏格拉底和颜回）都不直接或主要不是以生产劳动为生，他们所示范和追求的幸福生活方式不能成为普遍的生活样式。
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具有丰富的历史意义，其中最重要的是马克思对哲学阶级性的揭示，哲学作为占统治地位阶级的思想不仅是该阶级生活理想的表达，也是该阶级意识形态统治的工具。原本鲜活的生命意识和自身发展的冲动和渴望，在漫长的演变中与政治权利交织、合谋，成为福柯所说的权威话语系统，成为压制他者、阶级统治的霸权话语。在我看来，马克思哲学变革更深层的意义在于他不仅揭示了哲学的阶级性和意识形态性质，而且还指出了哲学实现自身的现实基础和道路。在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生产力中，马克思看到了哲学世界化、世界哲学化的可能性，即以合理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就可以满足全社会成员的基本物质生活需要，并且随着工业革命而来的教育的普及，全体社会成员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有了现实的基础，从而表达古希腊自由人生活理想的哲学有可能成为所有人共享的哲学。在这样的意义上马克思对传统哲学的颠倒既是对它的批判和否定，也是对它的超越和完成。每个人的全面的自由发展，是全人类共同的美好生活理想，它超越了东方和西方、阶级和民族，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美好的理想。
为了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理想，马克思的理论工作首先是批判，是继费尔巴哈宗教批判之后的社会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批判等，最重要的是诉诸实践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武器的批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的批判规划了现代哲学的思想方向，批判、否定和拆解一直是现代哲学包括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主流和主要形态。从根本上说，批判的主题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现实生活幸福的要求，是每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的要求，是平凡、真实、快乐地生活的要求。马克思之后的西方哲学家虽然较少自觉地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立场出发，其中也有如海德格尔一类的哲学家在对现实的批判中缅怀已经衰落的古典的贵族生活理想，但总体说来，西方现代哲学是对真实、自由和快乐生活的追求，是对虚假的崇高、等级的压制和、边缘群体痛苦生活的揭示，其哲学主题是在马克思所开辟的思想视野之中。
20世纪西方哲学继续着马克思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哲学的批判，拒斥形而上学、叛离黑格尔、不断地宣告哲学的终结，成为这个世纪一些最响亮的哲学号召。这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哲学创新的宣传性的招术和广告，而是确有真实社会历史内容的利益的斗争。20世纪特别是“二战”以后是资本不断扩张走向全球统治的时代，资本自身增殖的逻辑是一切哲学话语的深层语法。资本扩张、增殖的要求定义了高等教育的学科体系和知识形态及知识权力，科学技术成为资本增殖的强大动力，从而为自然科学带来话语主权。以自然科学为典范的理性形式成为理性的标准，以科学理性、技术理性的尺度重新审视传统哲学，其舛错、谬误和丑陋一览无遗。现代科学技术以经验的标准、操作的效用重新定义了真理和真实，从而也定义了生活的真理和真实。在资本的逻辑展开中，以专门化的知识和技能获得优厚的薪酬，过上高质量、高消费的物质生活，这就是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真实、快乐的生活。以历史乐观主义的信念反思西方现代哲学的科学主义，我们仍然可以认为今天的中产阶级生活样式较之马克思时代产业工业阶级的处境有了历史的进步；科学理性、科学的真实和真理较之思辨理性、形而上学的美好谎言更加接近生活的真理和真实。中产阶级的消费主义也给广大社会成员带来了花样翻新的快乐，但这肯定不是马克思设想的真实、快乐的生活。
哲学的批判不能休止，种种受到马克思影响的哲学流派仍坚守着对资本的批判，寻找着抵制
资本逻辑的现实力量。这并非仅仅因为对理想信念的忠诚，也是因为西方中产阶级的太平盛世存在着难以弥合的裂痕和难以消除的危机。首先是资源、环境、生态不能长久支持资本主义生产的不断扩张；其次是资本自身增殖的逻辑不能支持长久的高水平的社会福利，不能进入中产阶级行列的边缘群体享受不到资本增殖的好处；再次是高度专业化的职业生活在资本的压力下紧张、单调，马克思所批判的劳动异化并未克服；最后是资本全球化的扩张必然导致资本之间、资本和劳动之间、民族之间、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对抗和斗争，使世界不能太平。现代和所谓后现代西方哲学不可避免地延续着批判、拆解的哲学主题，科学理性、技术理性的充分发展，也同时训练了哲学家思想的精细和锐利，在自反性的现代性中，生态主义、女权主义，各种马克思主义、各种后现代主义和民族主义等以科学理性和技术理性的精巧，瓦解着科学理性、技术理性的同一性，种种隐蔽的暴力和压制，种种意识形态的幻象和欺骗，更为根本的是资本统治的真实逻辑，使哲学批判仍然保持着思想的活力和激情，保持着哲学的尊严和骄傲。
近些年来出现的历史终结、意识形态终结、哲学终结等终结论者的判断和宣言，表现出对无休止的批判的厌倦。然而，自苏格拉底以来哲学就是主流文化讨厌的东西，它讽刺、批判、诘难，经常使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当众出丑，惟此哲学才保留着对更好的可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反思我们中国人自己的问题和困惑，追问我们自己的生活体验和希望，马克思以来的西方哲学给我们的根本教益是，要永不厌倦地批判思考，这也包括对我们自己哲学的不倦的反思和批判。
社会实践哲学论文篇四
“一句‘述而不作’，成为孔子一生治学特点的权威概括，也演化为某种扎实、不尚空言却也带有保守、无创新意向的学术风格”，后来却影响了中国文化几千年。根据孔子的记述，殷朝时代就已经有了一位“好述古事”的老彭，孔子为什么要“述而不作”呢？我们根据历史记载和《论语》中的相关言语，还是能有一个相当清晰的答案的。
先秦时期乃至后世，人们一向都不太重视立言，人们所关注的更多的是道德和事功，《左转·襄公二十四年》记载穆叔与范宣子的一段对话，穆叔对范宣子说：“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在“三不朽”中，“立言”只是没有办法的最后选择，人们首先选择的是要向古圣贤学习，以道德垂范后世。孔子也说过：“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为什么要畏圣人之言呢？就是因为圣人们的道德之高和事功之大，让后代的人觉得他们的言语也是值得敬畏的。
孔子在不得志的时候广招门徒，史书记载孔门弟子有三千多人，身通六艺者就有七十二人之多，那么孔子以什么来教弟子呢？孔子自己编撰教材来传授弟子，他所编写的《诗》、《书》、《礼》、《乐》和《春秋》，都不是自己的独创，而是古已有之的，他只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加以取舍而已。例如，《春秋》是他根据鲁国的史书编写的，《诗》本来有三千多首，经他删定后存了三百零五篇。“古诗者三千余篇，至及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皆孔子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孔子作为一个博学多识的人，为什么自己不独创呢？因为在他看来，先王之道已经很完备了，只要把先王的言论传达出来就行了，只是当时世道混乱，“礼坏乐崩”，本来已有的先王之道被人们忘记了，因此他才会去重新整理先王的典籍来教授弟子，好传述先王之道。孔子和子贡曾经有过一段对话，“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不想多说，只是为了教授弟子才去说那么多话。在孔子生前，他并没有自己的专著，《论语》只是在他死后，他的弟子为其编撰的。
孔子不注重言还与他的教学思想有关。孔子教授弟子，希望弟子学成后对社会有所贡献，他更多地是从修身即道德方面来教弟子。“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在他看来，只要道德修好了，学不学文都无关紧要，只是在时间和精力允许的情况下才去学文。从他对学《诗》的态度就可以看出这一思想。“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近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学《诗》的目的是要为政治服务的，“兴、观、群、怨”也好，事君事父也好，都要比“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更重要。孔子还说过：“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更可以看出他“学以致用”的态度，如果一个人学那么多的诗而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应用，学的再多，又有什么用呢！
孔子之后，相传子夏传经，曾子作《大学》，子思作《中庸》，都是来传述先王和孔子的思想。孟子也是在和孔子一样郁郁不得志的情况下，“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道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荀子在几次的政治沉浮之后，晚年也是在兰陵著书立说，他对为什么要学先王之言作了概述：“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方其人之习君子之说，则尊以遍矣，周于世矣！”先王之言已经无所不包，只要学得先王之言，就可以通行于天下。可以说荀子的思想与孔子的“述而不作”是一脉相承的。
但社会在进步，时代在发展，后世的情况与前代已经很不相同了，古先圣贤的言论似乎已经不能包罗一切了，怎么办呢？于是后世的人们不断地推出一部又一部的经典，从“十三经”的确立便可以看出古人的思路。孔子时代，并没有自封为圣人，《论语》成书后也没有很快成为经典，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候，才将《论语》连同《孝经》一起列为经典，才有“七经”说，唐代又发展为“九经”，宋代有“十二经”，将《孟子》列入经典后，便有了“十三经”之说。有了这些经典之后，历代的儒生们便有了“述而不作”的条件和依据。他们只要去注释经典即可，明明有自己的想法，一般也不敢任意去表达，只是在注释的时候才阐发出自己的思想。注释的方式也五花八门，先是前代人的注，可时间久了，前代人对经典的“注”后代人看不懂了，于是后代人便去再注释前代人的“注”，这便是“疏”，经历代人的努力，便有了“十三经注疏”。可以说，在几千年的时间中，“我注六经”一直成为中国人著书的一个传统，这也是由孔子的“述而不作”演变而来的。中国古代，经学的繁盛也与孔子的“述而不作”有关，既然儒家的祖师爷孔子都这么做了，后世的人还有谁敢不去照办呢？只有那些离经叛道的人才转向文学的创作，转向诗词歌赋和小说的写作，那也是一种无奈之举。
“述而不作”作为一种学术风格或方法论，一方面我们要学习、借鉴它，学以致用，注重实效；另一方面，对前人的理论、学说进行解释和说明，本是个人的学术自由，可是如果学术界普遍采用这种方法，那么对我们的学术进步、对整个社会的进步是不利的。因为这不利于激发人们的创新热情和激情，不利于解放人、开发人。
社会实践哲学论文篇五
审视当前我国的职业教育研究，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象，研究者们在学术领域“规范性”和“实证性”的感召下，努力地开展着职业教育实践研究和职业教育科学研究。但遗憾的是，部分类似工作总结的实践研究模糊了研究的现实指向性，部分看似严谨的伪实证研究削弱了研究的理论解释力，这些研究并没有从整体上增加职业教育研究的实践性和科学性。职业教育实践研究和职业教育科学研究确实非常重要，经由前者我们能够相对准确地把握职业教育的实际问题，思索变革现实的方法和策略。凭借后者我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掌握职业教育内外部因素的联系，探寻职业教育发展的某种确定性规律。但这些研究并不能覆盖职业教育研究的全部，因为它们能够提供的只是对职业教育“人”和“事”的“结构—功能”式的解释，却无法承担起对职业教育究竟是怎样的存在、应该如何认识、具有何种意义等问题进行“本体—价值”性诠释的任务。对职业教育的“人学”诠释、认识论分析、价值澄明必须也只能由职业教育哲学研究来完成。
究竟什么是职业教育哲学研究？这也是见仁见智的问题。笔者尝试对其做如下定义，职业教育哲学研究是指运用哲学的观点和思维方式来思考和研究职业教育中的一些根基性、规范性、价值性的本源性问题，研究的目的在于呈现职业教育存在的本真状态，从而为相关的科学研究和实践研究奠定前提性基础。具体而言，职业教育哲学研究至少要关注以下三类问题：
第一，职业教育本体问题。“本体”是一个内涵复杂的概念，具有“基础或根据”之义。以往学者们对职业教育的本质主义研究，尽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职业教育的本质特征，但由于其将对职业教育的理解局限于教育者针对受教育者所实施的技术技能的培养活动，导致原本作为一种生成性存在的职业教育被阐释为一种实体性的存在，遮蔽了职业教育存在的本真状态。职业教育并非是某种固定不变的实体，而是一个意义不断生成的过程，它根植于人的技术生存与自我生成的教育允诺之中。职业教育相比普通教育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更显著地与人的技术生存联系在一起。未来研究应关注技术作为一种存在方式对理解职业教育本体的重要意义。
第二，职业教育的认识论基础问题。本质上讲，职业教育教育目的的确立、课程内容的选择与组织以及教学方法的选择、教学过程的安排等环节都以特定的技术认识論作为理论基础。但以往很多研究只是从普通教育的科学认识论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比如，对于职业教育课程内容的研究仍然延续着对科学知识的分析方法，依照科学知识的确定性、普遍性、可言传性标准来分析和规约技术实践知识或工作过程知识。如何从技术认识论的角度来分析职业教育基本问题是未来研究需要重点关注的。
第三，职业教育价值问题。职业教育价值问题关涉到职业教育存在的意义以及存在的合法性问题。以往研究比较多关注职业教育的外在价值，包括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自然等价值内容。但对职业教育内在价值，包括实践价值、交往价值、伦理价值、美学价值等内容关注不足。职业教育的内在价值是其本体价值的根本体现。职业教育不同于职业训练的根本一点就在于其关注人的本体需求，它遵循教育“使人成为人”的内在规定性。职业教育塑造的绝不是只懂操作的“工具人”，而是要培养完满的职业人。因此，未来职业教育价值研究一方面要推进外在价值研究，另一方面要在挖掘其内在价值方面下功夫。
总之，职业教育研究若想真正指引和推进职业教育现实发展，一方面要切实增强研究的实践性和科学性，另一方面应该尝试跳出“规范——实证”（或者实践——科学）的二分研究范式，拓展职业教育研究的哲学维度。因此，职业教育研究者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