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美好的回忆。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西方经济学论文篇一
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和应用性并重的学科，这就要求在课程教学过程中，老师不仅要引导学生系统学习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知识，还要努力提高学生运用经济学原理分析问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然而，在我国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学与科研“两层皮”现象还相当突出，主要表现在教师的科研内容与教学内容严重脱节，导致教学过程中不能有效地将理论知识与现实经济问题联系起来，结果是老师照本宣科，学生疲于应付，这种情况严重阻碍了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因此，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有必要从“科教脱节”向“科教融合”转变，将教师的科研内容与教学内容尽可能地融合起来，并积极创造条件引导学生参与教师的科研工作，这样，不仅可以发挥教师的资源优势，提高教师专业化水平，推动学科的发展，还可以通过将科研经验和书本知识相结合，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和水平。
1“科教脱节”在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的表现
1．1教师资源方面
从教师资源上看，“科教脱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一些教师从事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但不从事关于西方经济学主要问题的研究。这些教师很难将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理解透彻，也不能及时了解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前沿动态，更谈不上将西方经济学理论与我国实际经济问题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例如，如果一个教师不去研究2008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欧洲主权国家债务危机形成的原因、特点、运行机理及其后果，就很难将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讲深、讲透，并吸引学生探究性地学习相关知识。
2)一些从事西方经济学主要问题研究的老师，并不担任从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工作。这些教师虽然从事西方经济学主要问题研究，但由于是“专职科研人员”，目的是为了拿课题、发文章，对教学兴趣不大。教师的科研和课堂教学脱节，不仅导致教师资源的隐形浪费，降低了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违背了大学科研工作为人才培养服务的目的，从长期看，还会降低大多数教师对从事科研工作价值的认同感，认为科研就是为了评职称，职称评定后便懈怠下来，使教师的科研潜力得不到充分发挥。
1．2教学内容方面
从教学内容上看，“科教脱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教师讲授与自己科研内容不相关的知识。有些任教西方经济学的老师不从事西方经济学主要问题研究或只研究其中的一两个问题，却要负责将整个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从头讲到尾，结果对其中的许多知识缺乏自己的研究思考、积累和理解，只能照本宣科，单纯地向学生“灌输”西方经济学中的抽象理论，从而使得学生对西方经济学内容的学习产生一种枯燥乏味、学而无用的心态。
2)教师的授课内容与现实问题脱节。西方经济学课程内容本身理论性比较强，实际应用或案例较少，并且教材中的绝大部分案例是以国外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中的现象。如果教师不能指导学生运用相关理论来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或者无法将理论与当前中国国情和国民经济发展联系起来，就会导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会感觉理论与现实之间偏差太大，学习兴趣会大大降低。
西方经济学论文篇二
摘要：马克思经济学的生命力在于其从现象到本质的研究路线及对不合理的现实进行剖析和改造。但局限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它的分析主要停留在有关社会制度的宏观层面，缺乏对微观制度的具体分析，这也正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所面临的困境。在微观行为机理及影响因素实证方面，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有很大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的发展需要契合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具体微观问题的工具、模型及理论。将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表达工具和检验手段结合起来，就可形成更全面的分析体系。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路线；契合
以马克思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和以新古典学派为代表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原本是统一的，有共同源头，其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主要研究稀缺性资源的配置问题。二是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关注社会关系中人的互动行为。因此，探讨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差异性和互补性，通过相互之间的沟通来促进两者发展，并最终使经济学成为一门更为完善、成熟的学科，就显得非常重要。本文就两者的契合性作以探究，尤其是探究如何契合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思维、理论来发展马克思经济学。
一、马克思经济学的生命力及当前的困境
马克思经济学的根本特征在于：它认为基于力量博弈而形成的均衡世界并不是合理的，而是偏离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合理要求，从而出现一种异化状态。因此，马克思经济学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基于这种目的，马克思经济学在研究具体的社会经济问题时遵循从现象到本质的基本路线：首先，透过现象去探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其次，分析事物的现状表现。再次，剖析现状的成因及其偏离本质之处。最后，分析异化现状下的种种行为及其造成的危害并寻找纠正事物异化的途径。
马克思经济学在如下几方面比西方主流经济学深刻得多。一是在研究的根本目的上。马克思经济学是人本主义的，关注整体社会和弱势群体的福利提高。因此，不仅关注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及相应的物质资源的创造问题，而且还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相应的社会资源的创造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则是物质主义的，在既定社会制度的情况下仅仅关心资源的配置问题。二是在研究的基本领域上。马克思经济学认识到整个社会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因而关心公共领域的制度安排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则从孤立的个体主义出发，探究私人领域中的发财致富问题。三是在理想状态的选择上。马克思经济学认识到经济现象从属于社会系统，因而努力探究事物的本质，并把这一本质视为未来所要回归的基本方向或理想状态；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想状态则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而这种假设往往不现实或根本不能实现。四是在基本立场上。正因为认识到现状与本质之间的差异，因而马克思经济学基本上是批判性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则热衷于通过供求分析来解释现状，并在伦理实证主义的支配下为现状辩护。
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所赋予的使命的原因，马克思的研究主要停留在有关社会制度的宏观层面，是对社会发展总体趋势的分析，缺乏对微观制度的具体分析。因此，在资本主义基本制度被推翻后，马克思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国家中具体微观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就显得力不从心，这也正是马克思经济学目前所面临的根本困境所在。
二、马克思经济学在微观理论基础上的不足
正因为马克思关注的是社会制度问题，导致其理论在某种程度上缺乏微观基础的支撑。如，尽管马克思经济学从劳动投入角度探索商品生产，并从协作角度梳理了分工的深化和组织的嬗变，但它并没有具体探究微观组织中的劳动配置问题，也没有具体考察组织内部的协调机制及其影响因素。再如，尽管马克思经济学从权力结构的角度研究社会利益的对抗和冲突，但它分析的基本单位是阶级，把具有相同阶级地位的视为一个整体而采取共同行动，并由此深入探究了阶级利益的对立及由此产生的阶级斗争。因此，其研究的是整体主义，而并没有进一步分析阶级成员的行为心理，从而对集体行动的判断似乎缺乏微观的个体基础。
尽管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对事物的本质展开深刻的分析，其经济学结论之间存在较为严密的逻辑一致性，但不可否认，其基本理论也是建立在特定的引导假定上，这种引导假定并不一定就反映事物的真正本质，一旦某些微观假设出问题，那么，整个理论的可信性也就会受到质疑，其应用于实践也会带来深重的危害。如，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是建立在同质劳动的基础上，而同质劳动显然已越来越不符合社会的发展现实。再如，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也是建立在劳动市场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但这显然不符合现实。然而，迄今为止，人们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其总体性质方面，而很少对其微观理论基础进行审视。因此，马克思经济学往往缺乏更为微观的具体分析，马克思经济学要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并构成一个更为完美的理论逻辑，就必须注重微观方面的探究。
三、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契合
要进一步为马克思经济学提供微观分析的基础，就需要契合两方面的知识和理论：一是其他社会学科近年来的发展，包括心理学的新近发展、道德哲学的新近发展，等等。二是西方主流经济学近年来的发展，包括不完全信息下的人类行为、互动行为的博弈基础，等等。其实，不仅马克思经济学缺乏对微观行为的探讨，即使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也存在微观和宏观之间的脱节：以理性选择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集中于微观方面，而以心理学定律为基础的凯恩斯经济学则关注宏观方面。当然，后来由于新凯恩斯经济学在不完全信息的基础上重新借鉴新古典的理性选择理论，从而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奠定微观基础。同样，也正是基于这种契合，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行为机理也逐渐为其他的宏观社会现象提供有益的分析基础。显然，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是经济思想长河中各有侧重的两个主要支流，它们也理应汇合在一起。只有两者相结合，才能更好地理解事物的发生、发展和进一步演化的规律。特别是，尽管目前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门学科存在很大分歧，但两者在本质上是相辅相成的，共同构成经济学理论体系。
纵观经济学发展史，可得出如下几点结论：一是经济学本质上是统一的。当前割裂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大范式的研究内容各有偏重但更具互补性：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人与人关系的层面，西方经济学侧重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二是研究内容的不同导致两者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很大差异：西方经济学偏重于抽象演绎、个体主义、形式理性及均衡的分析，而政治经济学则强调历史归纳、整体主义、实质理性及演化的分析。三是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政治”是“社会关系”的含义，它研究社会关系中人的行为，把经济学视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范畴，并注重事物本质和事物之间作用的内在因果机理。四是西方经济学从功能主义出发，有助于揭示事物之间的功能联系及分析均衡状态，基于自然主义取向而偏重研究抽象人的行为，这导致其逐渐走向数理模型化道路，而这种模型化道路并不适合于探索事物之间内在因果机理和本质的政治经济学。五是基于内容和方法的差异。两者在分析的前提假设上也存在某些不同：西方经济学讨论的抽象经济人是同质的，而政治经济学探索的社会人是异质的。六是尽管方法论存在差异，但这些方法也都是兼容的。如，历史归纳和抽象演绎、演化和均衡等仅仅是经济学研究的不同视角，因而两大经济学范式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可以得到很好的契合，从而促使经济学的发展。
尽管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有一个共同源头，但自古典经济学以后，这两方面内容却越来越分裂了，并形成两个越来越对立的学科。一方面，自从边际革命开始，西方主流经济学逐渐抛弃了对制度反思和改进的思路而将其研究对象逐步限定在物质财富上，从而演变为研究稀缺资源如何配置的学问。后来，经过几代人为建立“纯”经济学而不断地借鉴数学工具，西方主流经济学终于发展出了在表达上越来越精确的微观技术，但却因抛弃了伦理学内容而越来越与现实相脱节。另一方面，基于马克思经济学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内容抽象化、永恒化而主张历史地分析经济活动中人的行为及其动机，逐渐形成了以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从而缺少对微观行为的研究。因此，西方经济学会越来越倾向抽象而孤立的形式主义分析，而政治经济学则更倾向于结合其他社会科学进行历史和现实的分析。显然，从两者的基本特质上讲，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更为生动和多样，也更具启发性，从而具有更重要的发展意义。
重新审视两者的互补关系，甚至将两者纳入统一分析框架，这已越来越成为明智经济学家的共识。而且，纵观经济思想发展史，经济学理论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产生于一次意义重大的折衷。显然，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能对当前存在的两大经济学范式作全面而系统的梳理：首先，要对两个基本范式进行比较就必须梳理经济学的发展轨迹，必须探究经济学的本质。一方面，要对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之争作以辨析，另一方面，对两种范式分歧的原因进行挖掘。其次，对两个基本范式的研究内容和方法进行比较：在内容上，主要考察边际革命引起的争论及变革时的社会背景；在方法上，主要探究历史归纳和抽象演绎、原子主义和整体主义、同质性均衡和异质性演化的差异和形成背景。再次，为探究两个基本范式的互补性，还须对各自的演化轨迹及所面临的危机进行剖析，挖掘内容和方法上的共通性。具体说，这些工作主要包括：探究和梳理经济学这门学科的研究目的、内容及其演化；分析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兴衰历程；梳理政治经济学的特点、发生、发展及趋势；从研究内容出发比较两大经济学范式的方法论；剖析主流经济学基于个体主义和抽象演绎基础上均衡分析方法的形成及其功能分析的内在缺陷；探索政治经济学基于因果关系所形成的方法论特色；思考两种范式之间沟通和互补的内在机理及构建统一经济学的可行性。事实上，只有对两大基本范式的特点及其形成渊源作系统的比较分析，在揭示其差异性的同时又对内在的共通性进行剖析，才可以真正勾勒出构建统一经济学的基本思路。
根据理论研究所包含的四个层次：方法论层次、理论构建层次、思维表达层次、理论检验层次，可将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基本理论观点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表达工具和检验手段结合起来，形成“马经为体，西经为用”的分析体系：一方面，马克思经济学从根本上是要揭示事物的本质，这是对经济学长期发展的探索。另一方面，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则偏重于具体的分析工具和手段，并热衷于对短期内的现状分析。当然，对本质的探讨需要非常广泛的知识，特别是梳理和继承前人的认知和观点，需要对各方面知识进行契合，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他人的理论和观点抱有宽容的态度，并积极进行沟通和交流，而不是像当前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截然割裂，相互漠视和轻视。
西方经济学论文篇三
摘要：准确定位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位置和功能，需要把握好以下问题：要正确看待西方经济学，分清西方经济学和当年马克思批判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关系，鼓励对西方经济学进行创新性研究，有分析地加以利用；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在教学和研究中的指导作用，理解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涵，采取与时俱进的态度来创新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各阶层之间利益关系的矛盾，来创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深刻认识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互补性。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马克思
近两年来，我国报刊上讨论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位置、功能的文章很多，其中有多种不同的看法，有些甚至是完全对立的。分析这些不同看法产生的根源，主要在于我们正处于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一方面社会基础在变，而且变得相当快。另一方面，虽然上层建筑相应地也在变，但变的速度比较慢。因此，就出现了差距和矛盾，自然就形成各种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准确定位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位置和功能，需要我们把握好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怎样看待西方经济学
(一)现在大家讲的西方经济学和当年马克思批判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虽然有继承关系，但内容却发生了很多变化。过去，我们认为西方经济学只是为资产阶级私有制辩护的庸俗经济学。然而，在西方经济学里却很少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在西方经济学者看来是毋须讨论的既定前提，尽管这种观点存在着问题，但在他们现在的书中所研究的重点早已不是这个问题了。西方经济学现在也讲“制度”，但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生产关系总和制度，而是选择资源配置方式的机制体系，即西方经济学认为的最有效的经济资源市场配置机制。这里讲的制度已具有了另外一种涵义。20世纪以来，在西方国家也出现了新制度经济学，其侧重用交易费用的观点分析问题，这种分析方法可以作为政治经济学中生产关系研究的一个补充。
(二)应鼓励对西方经济学进行创新性研究并有分析地加以利用。田国强在2005年《经济研究》第2期发表文章指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有作用(事实上，二战后西方xxx都曾先后利用过西方经济思想，如货币主义、供应学派的思想等)。由于我们在改革经济体制方面已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所以我国也可有分析地利用西方经济学分析研究人类社会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方法。事实上，我国在很多方面(主要在经济政策和经济措施方面)已经有分析地加以利用了。如，按照西方经济学的划分方法，把经济问题分为微观和宏观两部分。在宏观方面，我们也在利用西方惯用的调控手段，尽管在调控的具体措施方面有所差别，但基本方法大体类似西方经济学的方法。另外，中国不少学者尤其是中青年学者，都喜欢用西方经济学的方法研究问题，说明西方经济学有吸引人的地方。如，有人就说西方经济学比较具体实用，不是脱离现实讲空道理。为此，我们应鼓励对西方经济学进行创新性研究，并敢于将研究的成果引入到教学中去。
(三)对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不宜采取片面的强制措施来扶一个压一个，而应兼收并蓄，为我所用。目前，西方经济学在我国传播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快，但应该承认西方经济学的吸引力越来越大，许多中青年似乎更热衷于西方经济学的方法体系。现在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中国真正懂得政治经济学又熟悉西方经济学的人太少，评论起来往往不是偏于这一方，就是偏于那一方，很少能做出全面中肯的科学评价，有时甚至还出现盲目跟风的现象。如，有人把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绝对对立起来加以批判，这显然有些过于偏执。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属于不同的思想体系，其中确有某些对立的成分，但由于它们研究资本主义是从不同侧面(前者是从资本主义资源配置，后者是从经济利益关系)研究的，从这个角度看，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因此，对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不宜采取片面的强制措施来扶一个压一个，那样做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其效果可能适得其反。正确的态度是认真抓好对这两门科学的研究，脚踏实地运用这两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去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只要它们包含有真理的成分，或部分是真理，就没有必要害怕它，而且要兼收并蓄，为我所用。
二、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在教学和研究中的指导作用
(一)首先要理解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涵。以前，在实践中究竟应怎样理解及如何贯彻马克思主义精神方面，存在一些认识上的偏差。因此，我们要从与时俱进的角度弄清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涵。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中，哲学是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在运用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社会经济问题时曾提出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这些理论观点往往与当时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但现在仍然可指导我们的行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今天仍带有普遍指导意义，但需要用新的实践来丰富和发展它。否则，只是干巴巴地把原有几条结论当作一成不变的公式，很难真正解释和解决实际问题。如，在过去阶级矛盾尖锐的条件下，马克思很强调阶级斗争。然而，今天在对立阶级已基本消灭的情况下，如再强调阶级斗争为纲恐怕就脱离实际了。改革开放后，我们国家在体制和政策方面提出了许多新观点，但并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而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二)要弄清以下几个问题：
1．作为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的政治经济学原本只包括资本主义部分(资本论)。传统观点认为，政治经济学包括两个部分，即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实际上，作为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的政治经济学原本只包括资本主义部分(资本论)。列宁在论述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观点时指出，在马克思时代世界上还没有出现社会主义。既然在马克思的时代并不存在社会主义，当然也不可能撰写出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社会主义部分的政治经济学建立是在xxx主持下由原苏联一批院士编写开始的。然而，由于它没有、事实也不可能科学地反映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必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主观臆想的结果。因此，此书出版的寿命不过十年左右。我国是从学习原苏联开始学习社会主义的，受原苏联教科书的影响非常深，从上个世纪50年代末中国才开始编写包括以中国经验为主的社会主义部分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完全摆脱原苏联教科书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虽然逐步对原苏联教科书影响的内容和框架有所突破，但很难说现在编写的教科书已是不折不扣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因此，现在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时，应把上述这两部分区分开看待。不能一说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它的社会主义部分就认定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
2．要采取与时俱进的态度创新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由于有马克思的原创著作存在，人们一般不会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产生歧义，但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许多不同于当年马克思在英国生活时的那些情况和特点，阶级矛盾也并不像《资本论》中描写的那样尖锐，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出现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中描写的那样奄奄一息状态。马克思从当时的形势出发，考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终将引发社会革命的论述是科学的，同时他也察觉到资本主义发展到新阶段出现了调节和缓解矛盾的内在机制。然而，他来不及就这些新的机制进行深入研究。因此，原来有些结论就需要重新加以审视和研究了。为坚持马克思主义认真求实的研究精神，我们不应戴上先入为主的眼镜，而要认真地、也实事求是地揭示资本主义矛盾发展变化的新形式和新特点，并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找出它在将来必会被更高级的社会制度代替的历史趋势。要避免不顾客观事实，把马克思在那个时代得出的某个或某几个结论一成不变地生搬硬套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头上。
3．要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各阶层之间利益关系的矛盾，来创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著作很难说哪一本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有很多版本在不同程度上含有某些马克思主义因素或马克思主义科学成份，但作为成体系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来说，也不可能是完全符合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精神的。理由是直到今天为止世界上还没出现一个比较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至于西北欧一些被认为是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由于种种原因看法分歧很大，这里暂搁置不论)。理论是现实生活的本质反映，当现实生活本身还没发展到成熟或定型的条件下，又怎么可能出现一本反映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呢?可见，硬要拿出一本科学地反映成熟社会主义本质的著作来，这种要求未免有点过于超前。即使马克思生活在现在，恐怕也难于满足这种要求。客观存在决定人们思想意识，人们是无法改变这条规律的。现在有些人企图把西方经济学引进来，或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合并起来，先讲商品、货币、资本，再分别讲两种制度本身，这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引出新的矛盾。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同，试图把二者合成一体，自然会出现前后矛盾的问题。现在政治经济学课程不如西方经济学受学生欢迎有多种原因，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身不成熟是一个重要原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建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当前较为现实的办法是仍要遵循过去传统的理解，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仍然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虽然社会主义社会已基本消灭了敌对阶级，似乎已不再需要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了，但社会上的体脑差别、城乡及工农的差别却依然存在，行业之间的收入差别也存在。也就是说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的矛盾依然存在，这种差别不仅反映在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方面，而且更重要的是反映在它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上。对此如果认识清楚、处理得当就会给社会和谐发展提供可靠的物质基础。反之，如果认识和处理不当，则会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可见，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着眼点放在这方面是大有可为的。
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教学中可以起互补作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是可以互补的。利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互补性，对培养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人才意义重大。从一方面说，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生产关系，也就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利益关系。在社会主义时期，尤其在转型时期，人们的社会地位都处在快速变化中，人际之间的利益关系的变动迅速而且复杂。认真加以研究并妥善处理这些关系，对缓解矛盾、协调利益关系，对人们之间的和谐相处，共同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非常重要。然而，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协调生产关系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不是全部内容，经济发展的另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是在生产技术不断进步的基础上，推进生产技术创新与生产组织的升级。当前世界上居于主流地位的经济运行机制体系是市场经济体系，由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着眼点是探索社会经济关系的矛盾，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寻找理论基础，它可以揭示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大趋势。然而，它并不以研究如何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核心。在社会主义经济处于发展和转型期的中国，很难不研究优化资源配置问题。而这个问题恰恰是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和重点。可见，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已形成了“自然的分工”，这并不是偶然的和人为的撮合，而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原因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中经过比较最终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即公认的有效的市场运行机制体系。西方国家二、三百年前就已实行了这种市场经济体制，他们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体系的研究自然也就有了较多的历史积累。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和经验比我们成熟。为了我们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的幸福生活，没有理由对西方经济学不重视。至于西方经济学在西方也确实有不同的评价和补充，但这不应成为我们对它采取排斥态度的理由。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中会不断出现新的矛盾和问题，已有的现代经济学理论不可避免地也会不断暴露出自身的不完善和局限性，社会上和学术界也就自然会出现一些批评性和补充性的意见，甚至形成不同的流派。这些都可以视为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科学发展的常态，不足为奇。上面列举了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可以互相补充的一些理由，并没有全面分析这两个学科的其他关系，包括互相矛盾的内容。只要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互补的看法能够成立，那么，在高校的经济学专业这两门课程的并列就是顺理成章的。为培养全面掌握经济学基本理论和方法的建设人才，我们不能采取封闭的态度，简单地扶持一个、排斥一个，而应把它们都放在各自恰当的位置上，都给予足够的重视。
西方经济学论文篇四
摘要：与主流经济学相比，演化经济学的发展更具学科的交叉性和思想的多元性，其思想起源于达尔文时代的社会进化思想。
经过长时间的发展之后在制度经济学领域获得了正规的学术定义，随后奥地利学派对其进行了研究和分析方法的创新。
近三十年，纳尔逊和温特演化经济学的模型化使其更具操作性，而博弈论分析的引入使其在现代经济学的流派中占有一席之地。
关键词：演化经济学;博弈论;模型化;奥地利学派
与主流经济学相比，演化经济学更加注重于动态因素的研究。
由于超越了主流经济学完全理性和个体偏好不变得到假设，使得演化经济学方法对于不管是微观还是宏观经济行为的分析更接近于现实。
近年来，使用演化经济学范式研究经济问题的文献也逐渐增多，在理论界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对西方演化经济学思想进行梳理，对在今后的的研究中能够更加精准的使用演化经济学这一工具分析问题有促进作用。
一、演化经济学思想的起源：达尔文时代的社会进化思想
生物和演化论隐喻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其中以德国和英国的发展程度最高。
在德语世界中，有机生物类比采取了许多种形式，跟许多种命题联结在一起，包括对有机主义本体论的描述、对个人所受社会影响的认同、对整个社会经济体系中的系统相互依赖的认识以及明确参照有机生物体成长过程的历史“阶段”理论。
在对社会经济系统进行分析时，可以认为它有自己的意志和想法，而这种意志凌驾于个人意愿之上。
在英国，1870―19间，生物学的化约主义十分常见。
大家普遍相信，社会进步最终取决于人类的基因遗传。
斯宾塞将社会比作一个活着的有机生物体，他认为社会知识追求各自目标的、自我约束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加上连接这些个人的社会安排，他强调有机生物对环境的适应过程。
社会进化思想与当今演化经济学思想相比，显然具有更大的应用范围，同时也更加抽象和概括，但思想的内核都指向了一个问题：制度是否可以设计?如果承认制度是可以设计的便承认了人类理性的超能作用，这便和主流经济学构成了同样的理性假设。
显然，达尔文时代的社会进化思想同时蕴涵了主流经济学的思想内核，比如黑格尔提出的世界历史是一个确定和序列。
二、早期演化经济学思想的流派：制度经济学和奥地利学派
这里的制度经济学是区别于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它的代表人物为凡勃仑。
演化经济学这一术语最早源于凡勃仑的著名论文《经济学为什么不是一门进化的科学》，而美国演化经济学会也是在美国制度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得以建立的。
凡勃仑综合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德国历史学派和马克思的观点和方法。
他从本能出发分析社会冲突和社会结构变化，将本能划分为建设性本能和破坏性本能，前者包括劳作本能、闲散的好奇心和父母之爱;后者包络竞赛、好斗和掠夺。
凡勃仑的工具―礼仪、金钱―工业的划分都是在这种本能演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他将社会知识分为工具性和礼仪性知识，工具性知识是实用的知识。
他通过这两种知识背后的拥有者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抗衡论述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变化，而这种结构的变化也是制度变迁的方式。
凡勃仑在这种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度主义，其出发点是制度作为社会结构的一种特定类型，不仅是一种约束，还能够潜在的改变行为者的目标或偏好。
制度对个人的行为具有重建力量。
同时，制度是个体在群体交往中的产物，制度不能离开个人的存在。
由此可见，此时凡勃仑的制度观中已经有了朴素的博弈均衡思想的存在。
另外，凡勃仑给出了制度变迁的一个范式，即本能―习俗―习惯―制度的制度变迁演变阶段，其中，习惯和本能是核心范畴，这其中既蕴含了道格拉斯诺斯的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思想雏形，也具备了纳尔逊和温特提到的惯例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的思想框架。
奥地利学派在演化经济学流派中独树一帜，原因在于它的观点与新古典经济学颇为类似，但方法论确实演化性质的。
奥地利学派预设经济行为人是在真实的历史领域中活动的。
这意味着未来的确具有不确定性，他们需要在个人的主观领域中进行经济分析。
与制度主义相比，奥地利学派更倾向于强调历史对个人决策行为的影响，因而可以因之构建经济运用所需的恰当的主观抽象概念。
相应产生的交互作用的复杂性被认为将会阻碍对历史过程进行宏观经济学上的正式描述。
自发秩序被看做是突发的，并内生于惯例、规范、规章、法律和其他制度中的。
因此在制度分析中，奥地利学派重视对新奇、能动性、异质性、过程性这类问题。
三、演化经济学的模型化：纳尔逊和温特的演化理论
纳尔逊和温特模型化了竞争市场中产生调整过程的机制，从模型化中所得出的结果，不管是与新观点理论的中间主张和终极主张都是相容的，而非冲突，但他们对于古典理论的异议却让人信服。
以产业行为分析为例，他们是以单个企业遵循的决策规则即惯例的用语进行的，产业行为被作为产业中单个企业行为的总和来分析。
惯例是指企业有固定的行事方式，生产、惯例、销售、投资与研发都有一定的惯例，整个企业的运转离不开这些惯例。
企业的惯例与人类的技巧有相似之处。
组织是由个人构成的，组织的行为可以归结为组织成员的个人行为。
理解技巧在个人发挥功能中的作用，就可以理解惯例在组织发挥功能中的作用。
熟练的个人往往不假思索的采取某种行为，而且许多知识是无法言传的。
企业的惯例通常是持久不变，但有时需要适应业已改变的市场情况而作修改，这需要搜寻新的知识和惯例，这就是熊彼特所说的创新过程。
企业的惯例犹如生物学中的基因，在经济变迁过程中起作用。
纳尔逊和温特先后使用模型分析了以利润最大化和长期均衡为条件静态选择均衡、企业和行为对已改变的市场情况的反映、演化经济增长和竞争过程中行业结构的变化。
同时，经济变迁的演化还为政策分析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即经济变迁的演化不仅通过市场机制，还通过有意识的社会政策来进行。
该政策观并不等同与主流经济学中的分析思路。
主流经济学认为政策是对市场失灵的补救，政策的目的是实现利益最大化。
演化经济学的政策观认为政策的实现受到信息、公平要求和官僚政治的限制，政策的选择很多时候并非最优政策，即经济效益最大化的政策，而是“较好”的政策，即各种限制条件下的政策。
显然，这种政策观更符合实际情况。
四、演化经济学新进展：演化博弈论制度分析
演化博弈论这一分析工具的.引入为制度演化分析提供了新的分析思路，也为演化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内容。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将这一分析工具用语制度分析，并取得突破性进展。
其中肖特在演化理论观点考察了制度源自理性设计还是演化生成，他通过博弈论模型再现了制度的演化过程，并验证了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理论。
他认为福利经济学必须研究形成社会行动博弈的规则以及有助于决定其结果的那些规则、法律和制度的比较最优性。
培顿・杨认为博弈者不是完全理性且信息不完全。
人们根据有限地数据进行决策，使用简单的可预测的模型，有时候还做一些无法解释甚至愚蠢的事情。
经过一段时间，这种简单的适应性学习过程就能趋同于颇为复杂的均衡行为模式，并把这种思路用于社会经济制度的研究。
他认为制度是由许多个体的积累性经验经过长期发展而出现，一旦他们互相作用结合成一种固定的期望与行为模式时，一种制度便产生了。
同时，这一理论对该过程会遵循的演化路径以及由此产生的制度形式的多样性做出定量的预测。
青木昌彦认为博弈规则是由参与人的策略互动内生，存在于参与人的意识中，并且是可自我实施的。
显然，这里的制度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外在约束条件，制度主体的经济行为也不仅仅是特定制度约束下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而是“共有信念的自我维系系统，其实质是对博弈均衡的信息浓缩”。
这种关于制度的定义拓展了传统制度的分析范围和精确度。
该制度观引入了博弈论(古典博弈论、演化博弈论和主观博弈论)做为基础分析工具，博弈的主体为一固定集合的参与人，每个参与人面临一个技术上可行的行动集合。
行动集合决定了每个参与人的报酬分配，而决定报酬分配结果的规则称为博弈的外生性规则。
除肖特之外，多数博弈论制度分析者都声称自己是哈耶克主义者，并把自己的博弈论关于习俗、惯例、制度的经济分析的理论任务，界定为对哈耶克思想的程序化。
五、结论
综上所述，演化经济学思想的演化特点有以下几方面：一是来源于达尔文生物学和进化社会学，其思想的涵盖范围非常广泛。
二是演化经济学的研究经历了从抽象的思想研究到具体的经济现象研究的转变。
三是时至今日，跨学科研究依然是演化经济学研究的鲜明特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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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论文篇五
摘要：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都围绕经济利益这一核心问题构筑了相应的理论体系，虽然它们对利益冲突的性质、根源及化解途径的认识不同，甚至是相互对立的，但都认为利益关系是社会的本质关系，经济利益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利益关系；利益和谐
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从不同的视角、沿不同的路径对利益和谐问题进行了研究，虽然二者的利益理论有着本质区别，但在它们的理论体系中影响利益关系的基本因子却相同。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劳资利益冲突出发。反向阐述了利益和谐思想的重要性
马克思认为，利益是人类活动的基本动力，“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人类历史的研究前提是“一些现实的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可见，马克思所讲的利益首先是指人们的经济利益。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而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就是满足人们的经济利益需要。因此，经济利益需要贯穿人类社会始终，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前提和动力因素。“社会的每次行动，都是从直接的物质动因产生的”。“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
(一)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利益冲突。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为起点，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利益冲突进行了深入剖析。马克思认为，利益的社会本质和社会基础是生产关系，经济利益是生产关系的具体表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决定其经济利益冲突的形式和特点。
资本主义的直接生产过程就是劳动过程，也是价值形成和价值增值过程。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是通过资本家雇佣工人的方式实现的，其前提是劳动力成为商品。与一般商品相比，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体现了一种特别的、甚至更为重要的经济关系，即体现了资本和雇佣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的相对地位及由此决定的新价值的分配关系。
工人作为雇佣劳动者所得到的工资，仅仅是其劳动力的价格，在其劳动力的使用过程中即在劳动过程中，工人创造的价值远远超过其所获得的工资。资本家进行生产的目的是为获取剩余价值。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可见，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决定的分配关系，决定了工资与利润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天然具有相互对抗的性质。因此，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是资本主义社会利益关系的主旋律。
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资本家必然不断进行资本积累，扩大再生产。资本积累不仅使资本在数量上增大，而且使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出现机器排挤工人的现象，加剧了劳资冲突。一方面，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在资本总额中，不变资本日益增多，可变资本相对减少，工资在新增价值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小，而资本家的利润所占份额却越来越大。另一方面，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也相应减少，造成劳动供给相对过剩，使产业后备军规模越来越大，并对在业工人构成极大压力。这种竞争力量的存在，进一步增强了资本对劳动的控制，“减弱工人对削减工资、延长工作时间和重构生产过程的反抗。”使在岗工人的待遇更低、劳动条件更差，加剧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资本积累导致资本主义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贫困在无产阶级一极积累，而财富在资产阶级一极积累，资本主义的分配关系是对抗性基础上的分配关系。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没有削弱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关系，而且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关系，使雇佣劳动者的处境更加恶化。
(二)分析了劳资利益冲突对资本主义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马克思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利益冲突及其对劳资双方的影响，还进一步分析了劳资利益冲突对资本主义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所决定的对抗性的分配关系，导致了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矛盾，即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张与有限的市场购买力之间的矛盾。一方面，资本在获取最大剩余价值的动机驱使下，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导致生产能力不断扩张，总供给持续增加。另一方面，工资收入在社会新增价值中所占比重越来越低，劳动者购买力受到严重制约，导致总需求不足。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主体是雇佣工人，工资总额是社会总消费能力的决定性因素。但这种“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生产力，也小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同时，随着技术进步，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工资相对于利润在新增价值中所占份额不断下降，又进一步抑制消费的增长，使供求之间的缺口日益增大，产品过剩问题越来越突出，并最终导致以产品相对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的爆发。
马克思对利益和谐问题有独到的深刻见解。马克思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协调来分析利益和谐的。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是决定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规律，在这一规律的作用下，人类社会经历了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变迁，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虽然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发展，但并未改变社会经济利益关系的对抗性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替代，不过是以资本家对劳动的剥削替代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不仅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相反，还加剧了这一矛盾。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然会被更适合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取代，社会主义公有制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替代，将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消除经济利益的对抗性质，实现社会成员之间的经济利益和谐状态，并以此为基础，最终进入到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纵观马克思的观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推动了社会形态的变迁，其中，社会不同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的经济利益关系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集中体现，同其他经济利益相互对抗的社会形态一样，资本主义社会必将被社会主义社会取代，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和发展规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匹配、协调是经济利益和谐的前提，实现经济利益和谐并不是人类的最终目的，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才是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也是社会和谐与否的检验标准。
二、西方经济学的利益和谐思想
西方经济学的利益和谐思想主要有两种观点，即自然和谐的思想和人为和谐的思想。
(一)自然和谐的思想。和谐其实就是重农主义语汇中的“自然秩序”。按魁奈的说法，社会秩序区分为自然秩序和人为秩序。自然秩序是一种“自然法”，它是客观的、永恒的。而人为秩序则是一种“人定法”，具体表现为政府的制度、规章、法令。人为秩序必须符合自然秩序。如果人们认识到自然秩序并按它来安排人为秩序，社会就处于健康状态，人类就幸福。否则，社会就处于病态。他还认为，只有在自由制度下，个人的利益和社会的公共利益才能达到一致，这就是自然秩序的精髓。
亚当·斯密是在自然秩序和谐的基础上用天然一致的信条来解释效用原理，认为个人的自我利益是人类的本性。斯密在其经济学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阐释了“经济人”、“看不见的手”和“自然秩序”的思想。他说：“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他进一步指出“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在斯密看来，“经济人”对经济物质利益的不断追求是人们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的动机，是促进生产发展的原动力。同时，为防止“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时妨碍社会和公众利益，斯密主张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建立一种“自然秩序”，即完全竞争的经济模式。他认为竞争保证利己的追求将改善社会的经济福利，而垄断则代表了不受控制的自我利益和经济福利的最终损害。自我利益不仅推动了畜牧业向农业的转化，而且推动了城市商业社会的发展。
与斯密不同，弗雷德里克·巴斯夏的利益自然和谐是一种乐观主义劳资利益调和论。在其《和谐经济论》一书中，巴斯夏力图引导人们去认识一切正当的利益彼此和谐这个真理。交换是巴斯夏“经济和谐”的出发点。按照巴斯夏的观点，人们在交换中，“能够互相帮助、互相替代对方工作，提供相互的服务。”他还进一步把劳动和资本的交换看做两种“服务”交换的表现。资本家的“服务”是供给工人以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而工人的“服务”是替资本家生产。工资和利润就是这两种“服务”的报酬。在经济自由的前提下，这两种“服务”的交换也必然是等价的。这样，劳资关系也是互相提供“服务”的关系，是绝对和谐的关系。可见，巴斯夏所说的和谐是阶级关系的和谐，其目的在于从正面论证资本主义社会是最好的，是要永存的，因为它是自然的、和谐的社会秩序。
马歇尔的经济利益和谐思想体现在他的均衡价格论和收入分配论中。换句话说，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和分配论本身就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经济和谐论。马歇尔认为，价格是由市场上供给和需求双方力量相互冲击和制约所决定的，当市场供求力量势均力敌时，就形成了均衡价格。均衡是指经济的稳定状态，此时，所有的“经济人”都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各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是和谐的，大家相互之间绝无什么对立的矛盾。在均衡价格理论的基础上，马歇尔建立了他的收入分配理论。马歇尔认为，所谓收入分配就是把国民收入在各种生产要素之间进行分割，分配问题实质是生产要素的价格决定问题。马歇尔将均衡价格理论运用于生产要素的价格决定，即生产要素的价格取决于要素的供给和需求，当生产要素市场达到供求均衡时，各要素所有者获得相应报酬。既然如此，要素供给者和需求者也必定实现了各自的目标，从而达到了经济利益的和谐。他还把这种观点运用到国际经济关系中去，认为只要自由往来，穷国和富国都可从国际贸易中得到各自的利益。
(二)人为和谐的思想。边沁是英国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是功利主义的代表。边沁基本上承认个人是利己的，但他否认利己主义的任何自然的和谐，他用利益的人为一致解释效用，认为集体的利益是个体利益的加总。他所提出的功利主义包括两个原则：一是功利原则或幸福最大化原则，即追求幸福是人的天性，但社会利益只能以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道德准则和立法依据。因此，增加幸福的行为应肯定，减少幸福的行为应否定。二是自我选择原则或自我偏好原则。每个人是否幸福只有他自己最清楚，所以他是自身是否幸福的最好判断者。每个有理性的人都有为自己谋求最大幸福的倾向，主张一切合乎个人利益或兴趣的东西都能增进个人福利的总量即社会福利，所以政府应根据功利原则最低限度地行使权力，即只限于保护自由和财产安全，除此之外不作任何干涉，经济上应实行自由放任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边沁认为经济利益是天然和谐的。相反，他否认利己主义的任何自然和谐。他认为犯罪为利己行为违反公共利益提供了例证，存在犯罪的事实证明不能做到自然和谐。哈耶克将这种功利主义称为看重实效的功利主义，因为他们主张：对每一个行为，都应在充分了解其可见后果的情况下加以判断。这等于宣布，人类在充分掌握了一切相关事实之后，能够建立起一种把一切细节都安排得当的理想的社会制度。
凯恩斯由于市场无法自发实现充分就业而必须依赖政府干预的思想，颠覆了古典经济学的统治地位，使国家干预论取代了经济自由的思想而居于主流地位。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显著弊端是不能提供充分就业。失业的存在以及收入的不公正分配本身就意味着利益的失谐。失业以及收入分配不公是市场机制本身无法克服的缺陷，也就是说，利益的天然和谐是无法实现的，必须通过政府干预给予解决。凯恩斯建立了国民收入均衡决定模型，分析了失业产生的原因，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此外，他还分析了收入分配不均的影响，指出收入分配不均会降低消费倾向。因为富裕的人只把收入的一小部分用于消费，而把大部分储蓄起来；贫困的人会把新增收入的大部分用于消费。因此，他主张用累进税和遗产税来缩小分配不均的幅度，这样便能提高消费倾向，扩大有效需求，提高就业水平。
制度主义者认为，从当代和前辈经济学家们的理论中推论出来的并不是利益的和谐，而是利益的巨大差别。他们认为，人生来就是集体的与合作的人，是有着共同利益的群体。但在群体间也存在着利益冲突，就像大企业对小企业、消费者对生产者、农民对城市居民、雇主对工人、进口商对国内生产者、商品制造者对货币贷放者之间那样。一个有代表性的和公平的政府必须为共同的利益进行调解。
三、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利益和谐理论的比较及启示
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发，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利益关系的对抗性质，并指出这种相互对抗的利益冲突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形式。马克思认为，在一切社会中，资源尤其是物质资源，都是归一定的人、社会集团或阶级所占有。这种占有就形成了人们之间不同的物质利益关系。资本主义所有制本质是一种私有制，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有，由此决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以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以剥削雇佣劳动为特征、以获取剩余价值为目的所形成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相互对抗的经济利益关系。生产关系的这一特点决定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对资本的隶属性质和从属地位，决定劳动成果归资本家所有、雇佣劳动者仅能得到补偿其劳动力价值的工资这种收入分配格局。这样，生产力发展和财富增长只能使少部分人而不是大多数人受益，其结果是失业和贫困在无产阶级一极积累，而财富在资产阶级一极积累。技术的进步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不仅不会改变这种利益关系的对抗性质，反而会加剧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从而加剧资本主义的利益冲突及其基本矛盾。因此，只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消除这种利益对抗，实现经济利益和谐。
与马克思的观点相反，西方经济学认为，经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本质上虽有矛盾和冲突，但这种矛盾和冲突是可协调的。西方经济学从资源配置的角度展开对利益的分析，认为资源的有效配置状态就是利益和谐状态，因为此时，不仅所有的经济人都实现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社会也实现了整体福利的最大化，整个社会的利益状态是和谐的。这种状态在私有产权、法治、民主等前提下，通过竞争性市场可以达成。即便由于某些原因，如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等问题，限制了市场的竞争性，加剧了经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也可通过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改善市场状况，化解经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利益关系是非对抗的，经济人之间可以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实现“共赢”。
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从不同的视角、沿不同的路径对利益问题进行研究，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最根本的分歧在于对资本主义利益关系本质和利益冲突性质的判断。虽然二者的利益理论有本质区别，但在他们的理论体系中影响利益关系的基本因子却是相同的。关注这些基本要素及其影响，对化解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利益冲突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利益和谐理论的比较分析，可给我们以下启示：
(一)利益关系是人类社会的本质关系。无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认为经济活动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基础，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是为实现自身的经济利益，人们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所形成的所有关系，都反映了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因此，利益关系是人类社会的本质关系。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差异导致利益矛盾和冲突的产生，并推动了制度变革，所以说，利益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人类社会的变迁正是这一矛盾运动的结果。基于此，构建和谐社会首先必须协调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经济利益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和前提，没有利益和谐，就不可能有社会和谐。因此，和谐社会的本质是利益和谐，认清这一点，对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转型，其实质是利益关系的调整和分配，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利益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一系列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必须调节利益关系，以利益冲突向利益和谐的转化统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二)产权制度是决定利益关系的核心制度。产权制度是制度集合体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制度。产权是一系列用来在共同体中确定每个人相对于稀缺资源使用时的地位的经济和社会关系。产权的界定和分配会影响到经济主体的经济决策和经济活动的结果。因此，产权制度决定了社会利益关系的格局和特点。西方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的私有产权制度能使财产在运用过程中的责任和收益相一致，并激励财产所有者积极地去发现并满足他人的需要，财产所有者按其私利行事，却造成了有益于他人的后果，由利己而实现利他，最终实现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和谐。但马克思则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相互对抗的利益关系的形成，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正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不改变这种所有制关系，则无法实现利益和谐。在经济运行中，产权是交易的前提，无论是物品的交换还是劳务的交换，表面上看是物品在物质上的转让和移动，但实质是权力的转让。因此，交易的实质是产权的交易。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核心内容之一就是产权制度改革，只有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相适应的产权制度，才能通过市场有效调节社会成员的利益关系，实现经济利益的和谐。
(三)收入分配制度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收入分配不仅影响微观主体的经济利益，而且还影响到宏观经济的运行。马克思认为，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收入分配是不公正的，它不仅导致无产阶级的贫困，加剧了社会利益冲突，而且还进一步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需求不足，加剧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使资本主义社会爆发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西方经济学家也十分重视对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凯恩斯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收入分配状况，认为其显著的弊端之一就是财富和收入分配的无原则和不公正。琼·罗宾逊夫人更进一步指出，在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过程中，工资和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将朝着不利于工人的方向变动，这种收入分配不公还导致社会的有效需求不足，使经济陷入衰退。因此，她主张借助于政府或第三部门的力量，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实现经济利益的和谐。在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伴随着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迅速扩大。社会收入差距的急剧扩大，不仅加剧了利益矛盾和社会冲突，也造成我国长期以来的内需不足，使经济增长不得不依赖投资和出口。要扭转不合理的经济增长结构，使消费需求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量，必须改变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增加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例，并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四)制度对调节利益关系具有重要作用。马克思指出：“利益就其本性来说是盲目的、无止境的、片面的，一句话，它具有不法的本能”。因此，需要制度来对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加以确认和保障。现行制度在本质上不过是人们基于对生产资料不同占有关系上所体现的经济利益关系的结合，是构筑在既得利益关系基础上的包含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思想意识形态等内容的上层建筑。它既要适应现实的利益关系，同时也会对这种关系产生影响。由于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和利益差异，必然导致利益冲突。因此，制度的选择实际上是各种利益集团相互冲突和相互妥协的利益博弈过程。在社会变革时代，随着利益关系的调整，整个上层建筑也将发生相应变革，以适应新的利益格局。经济转型：是一个制度变迁过程，其实质是利益的调整和分配。而“制度是人类设计出来调节人类利益关系的一些约束条件。”其根本作用在于保障、维护及协调利益关系。因此，经济利益由冲突走向和谐的关键在于制度建设。
(五)强调机会和权利平等。从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论述可看出，二者都十分重视机会和权利的公平分配。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的悲惨境地源于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权利、地位极不平等：资本家由于占有生产资料，在生产中处于主导地位，工人阶级除自身劳动力外，一无所有，其劳动隶属于资本家。这种权利、地位的不平等，使工人不得不接受资本家的剥削。只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不变，工人阶级的境况就不会有根本改善。西方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公平竞争的经济。机会和权利平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只有在每一个经济主体都能够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的前提下，资源才能实现最优配置。其实，机会、权利均等不仅是市场机制的基本要求，也是社会公平和正义的重要体现。我国经济转型时期所出现的利益冲突，很大程度上是由权利和机会分配不均等造成的。可以说，人们对自身利益状况的不满，不仅表现为对结果的不满，更重要的是对机会、权利分配不公的不满。因此，要化解利益冲突，首先必须做到“穷人能与富人、权贵共享权力和规则”，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具有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和获取收入的权利、机会。
西方经济学论文篇六
尊敬的领导：
您好！感谢您在百忙之中阅读我的求职信。
我是北京金融高等学校2009级保险专业的一名毕业生，我以最大的热情和十二分的虚诚向您递交我的个人求职材料,我自信符合贵单位应聘的要求，在此很高兴向您介绍我自已。我来自广东广州市，闻名的“小品之乡”铸就了我开朗、大方、乐观、稳重、豁达、的性格，“自强不息，永不言弃”显我的生活理念。
大学生四年的学习中，我刻苦努力、积极进取，认真学习了西方经济学，公共关系学，应用写作,基础会计,财务管理,证券基础,投资基金、国际金融与国际汇兑、电子商务、财产保险、人身保险、风险管理、再保险、保险会计等近四十门课程、并且各科均以优异的成绩结业，连续多次获得二等、三等奖学金。200x看11月以优秀的成绩顺利通过了保险代理人的资格考试。担任团支部书记和副班长职务使我的能力得到了充分的锻炼与提高，“做事认真、责任心强、善始善终”是我最大的`优点，工作中积极组织同学开展各项活动，并多次获奖，我个人也边疆两年被评为“优秀团干部”。
四年里，我各方面都严格要求自已，不断进娶积极向党组织靠近，使我于200x年下半年被列为入党积级分子，2007年党校毕业后经考核组织吸收为预备党员，2008年转为下式党员。
在激烈的人才竞争中，我一定是最好的，但我会继续努力、不断进娶日致完善。
我将以乐观、坦诚的心期待贵公司给我的机会。
我讲会是贵公司的千里马，相信您是伯乐。
西方经济学论文篇七
文章回顾了运输经济学科的发展历程，探究了近几十年来运输经济学发展中的四大主要变化。文章对于未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运输经济学是以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方法来研究与运输相关的各种问题的一门学科。人类从事交通以克服空间距离的阻隔，是一项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的任务，所以运输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基本活动之一，研究运输及其经济问题是运输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一、学科发展历史回顾
要了解西方运输经济学学科发展，就少不了对其发展历史的回顾，只有这样才能通过观察老路子，达到探索新路子的效果。笔者将其发展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酝酿阶段、初创阶段、腾飞阶段和成熟阶段。
二、酝酿阶段
从古典经济学时期运输问题就开始受到经济学家们的关注了，那些与运输相关的.经济学现象多次被著名经济学家作为案例来讲解其所提倡的经济学思想或理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高度评价了运输对城市和地区经济繁荣所起的重要促进作用，从此以后的经济学家就一直对运输及其经济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运输经济学尚未形成体系，这一时期仅仅为酝酿阶段。
三、初创阶段
对运输经济学的专门研究起源于1850年d拉德纳出版的《铁路经济》一书，这书为近代铁路经济科学奠定了基础。此后，德国k肯尼斯出版了《铁道经营及其作用》，奥地利e萨克斯出版了《国民经济中的运输工具》。后者构建了传统运输经济学政策论和营运论两条主线，为运输经济理论体系的建立做出了杰出贡献。这几本著作是运输经济学初创阶段的主要著作，为运输经济科学奠定了基础。
四、腾飞阶段
在这一阶段里，运输经济学科迅猛发展，研究范围、研究方向快速扩大，交通经济学类的著作层出不穷。这一阶段可分二战前后两个时期来研究。
1、二战前。1935年美国罗克琳出版《运输经济学》一书，标志着运输经济学从福利经济学科中分离出来，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应用经济学科。1940年美国的约翰逊等人在《交通运输：经济原理与实践》中讨论了包括铁路、水运、公路、航空和管道各种运输方式的运输经济问题。
2、二战后。由于经济学在宏观、微观理论方面的突破，运输经济学也得到相应发展，许多经济学家逐渐加入到运输经济研究的行列中。1950年费尔出版了《运输经济学》;1958年，约翰梅耶等人出版的《运输业的竞争经济学》对各种运输方式的成本结构、运输市场和运输需求特性的开创性分析，也促使运输经济学发生了深刻变化。
五、成熟阶段
运输经济学科在经历了腾飞阶段后，渐渐走向了成熟。这一阶段包含两个时期。
1、60年代以后。各国加紧建立各种运输经济研究机构，甚至出现了多国性的研究组织，例如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运输经济研究中心等。运输经济问题涉及的学科范围扩大到管理学、地理学、城市规划、环境科学、计算机应用等十多个学科。这些都反映出运输经济学与现代经济的密切关系。
2、七八十年代至今。这一时期因能源、环境等方面出现危机，在世界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提出了新的运输经济课题。西方运输经济学除了综合性的著作，如美国桑普森等人的《运输经济―实践、理论与政策》、哈帕尔的《美国运输：使用者、运动者和政府》以外，还有数量众多的专门性文献，如航空经济、运输与能源、运输与土地利用等。这一时期，运输经济学开始运用标准经济学分析方法进行研究，这标志着其开始步入了成熟阶段。
六、运输经济学发展中的主要变化
从世界各国运输经济学的发展来看，最近几十年该学科出现的一些新动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七、研究范围不断扩大
尽管从酝酿阶段起，运输界就没能包揽过这一领域，但跨学科发展的脚步却从来没有停止过。运输经济学科的研究内容大致可分为：交通运输与经济、文化及社会发展的关系;运输需求、供给、成本、运价研究;运输政策与发展战略研究;城市运输问题研究;与交通相关的环境、土地利用、能源问题的研究。
八、加强了对运输需求―供给一般规律的研究
目前运输经济学对运输需求―供给的分析突破了旧范式下运输经济学的分析模式，不再是简单地对运能和运量进行分析，而是从需求和供给特性的角度出发研究它们的一般规律。
九、研究方法日趋多样化
当今科学界，各学科之间相互交叉、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研究运输经济已不局限于单一方法，其所使用的方法和工具日趋多样化、丰富化，各类定性的、定量的、逻辑的、历史的以及计算机模拟等方法被广泛地采用，特别是标准经济学的进一步完善，促使运输经济学能够更加有效地处理社会经济中与运输问题有关的大量复杂信息，能够进行更精深的研究。
十、逐渐脱离经济学和地理学等主要学科
与多学科参与研究运输经济问题不同的是，当前运输研究似乎与经济学和地理学等主要学科理论发展主流相脱离。在古典经济学时期，运输问题在经济学理论中通常占有重要的地位，但近期在经济学分析过程中，运输多被置于外生变量的地位，经济学家们关注的重点已经从运输问题上移开了。对于传统的经济地理学而言，其基础也是建立在对运输条件和运输费用研究之上，可是运输问题目前在国际地理学界已经不再是热门话题了，有不少地理学家转向对商业地理的研究。
十一、结束语
运输经济学科理论对于运输业的发展发挥着举足轻重的指导作用，因而更加深入地探讨研究该学科的发展是势在必行的。本文在回顾学科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分析了近几十年来运输经济学科发展的几大变化，对于以后的学科研究希望具有一定的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