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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巴塞尔协议资本充足率篇一
巴塞尔协议是一个对全球银行活动有着深刻影响的国际性银行监督管理合约，我国已表示接受巴塞尔协议，并且基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面对的国际竞争压力，我国的商业银行逐步地、必然地要遵循国际银行经营管理的统一规则，接受以巴塞尔协议为准绳的国际银行业监管原则、标准和方法。这将促进我国银行业全面加强风险管理，完善内部控制制度，改进信息披露制度，并推进监管的规范化、全程化，保证监管的持续性和有效性。
一、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银行业风险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风险管理的体制性差异较大。我国现代商业银行制度还未真正确立，现代公司治理结构这一根本性问题仍待进一步解决，实施有效的风险管理所需的法律体系以及市场调控制度也需要进一步的/文秘站－中国最强免费！/完善。反观西方发达国家商业银行在风险管理方面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到，国外银行一般都是按照严格的法律程序组建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它们运作规范，具有完善的产权制度以及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特别是具有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这些体制优势使得国外商业银行具有较高的风险控制和管理能力。
第二，风险管理机制上的差距比较明显。国外商业银行在风险管理机制方面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系统，其中包括：一、风险甄别系统。用于分析风险来源及成因，区分风险类别及危害性程度；二、风险报险系统。主要进行风险预警，传递风险信息并建立风险资料库；三、风险决策系统。确立、行使风险管理原则，制定风险指标以及避险策略等职能；四、风险避险系统。具体实施风险规避行为，对风险进行再分配或转移；五、全程监控系统。对风险管理全过程进行全面监理和控制，并做出风险管理评估报告。健全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是国外商业银行经营运作的'坚实基础，也是银行安全性原则的重要体现。而这一点正是国内商业银行的薄弱环节。当前，国内银行普遍存在着风险管理机制缺失的问题。
第三，风险管理工具及技术方面有较大的差距。目前，国际金融市场上，一方面各种金融衍生工具层出不穷，金融创新业务在银行业务中占据着越来越大的比重；另一方面，金融风险与市场不确定性不断增强，银行风险管理日趋复杂。然而，国内商业银行在金融产品创新以及金融工具的使用方面远远落在了西方国家之后。国外很多风险管理工具和理念至今尚未在国内银行业风险管理过程中发挥作用。
第四，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银行业产业集中度较高，大部分的产值都集中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这就导致了银行业竞争不充分。由于当前我国的资本市场还很不发达，企业融资需求主要还是通过间接融资来进行，这就使得银行的资产运作空间十分狭窄。而资产结构的单一化必然会导致银行的资产质量更容易受到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影响，受到企业经营状况的影响，增加了银行的经营风险，给商业银行的流动性管理带来了困难。
二、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目标和发展方向
第一，强化风险管理制度，提高风险计量水平
内部机制不健全、风险测量工作落后、资产损失率高、抗风险能力弱化，是当前我国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中亟需解决的几个关键问题。我国商业银行虽然根据1988年巴塞尔资本协议，建立了风险管理的基本框架，但是资产风险测量统计工作始终未能制度化。要达到新资本协议的要求，不仅在信用风险测量方面存在工作量过大、成本过高、外部评级资料缺乏等现实挑战，对于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的测量方面更是存在着巨大的困难。因此，把握风险管理的发展趋势，提高风险计量水平是当前建立健全我国银行业风险管理制度的重要环节。
虽然风险评级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但是风险计量则是最近以来才逐渐发展起来的。随着金融理论、统计理论和信息技术的发展，银行风险计量技术水平不断提高，风险计量技术的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广。从市场风险计量到信用风险计量，乃至操作风险计量；从早期的零售业务信用评分到公司客户违约率的测算，风险计量已经成为大型先进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核心。新协议内部评级法的思想正是来自于这些风险管理技术。新协议三大支柱的核心是鼓励更多的银行投资和改善风险管理系统，利用先进的风险管理技术正规化、系统化地进行风险管理。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的发展成熟还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在今后较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的金融体系还将是银行主导型的。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实施新协议，在技术选择上应该以建立内部评级法为目标。
第二，强化金融监管
通过金融当局的监督管理，提高银行风险管理水平，保障金融安全是新资本协议的重要要求。按照新资本协议要求，监管当局必须在强化合规性监管的同时重视安全性监管，逐步强化对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约束。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按照新资本协议要求制定相应的规章，强化对商业银行以及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管理及资本金的要求；其次，要对银行风险评估体系的合理性、准确性及信息披露的可信性进行监督，严格监管纪律，推动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科学化；第三，要针对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偏低的问题制定综合配套政策，使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尽快达到巴塞尔协议的要求；最后，要强化监管当局对银行安全性监管的独立性和权威性，自主决定对风险管理不合格银行的处罚，提高监管水平，确保金融安全。
第三，要规范信息披露
新资本协议将市场约束列为银行风险管理的第三个支柱，特别强调了对银行信息披露的要求。银行信息披露既要考虑强化市场约束，规范经营管理的因素，又要考虑到信息披露的安全性与可行性。为规范信息披露工作，国有商业银行应该进一步修改信息披露制度。第一，要按照新资本协议要求，对银行风险管理制度与程序、资本构成、风险披露的评估和管理程序、资本充足率等领域的关键信息准确核算，按照由内到外逐步公开的原则，稳步推进固有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工作；第二，要结合银行股份制改造工作，推动会计制度的国际化，提高会计信息的一致性和可比性。银行内部稽核部门也要进一步严明纪律，发挥审计检查职能，提高经营、会计信息的准确性；第三，在完善风险管理制度，逐步采用风险评估的标准法、初级内部法和高级内部法的同时，相应地提高信息披露标准，严格披露程序，提高信息质量。
银行巴塞尔协议资本充足率篇二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与银行风险监管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于1988年公布的资本协议，曾被认为是国际银行业风险管理的“神圣条约。”然而在过去十几年中，银行防范风险的能力，监管部门的监管方法和金融市场的运作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该协议对发达国家已越来越不适用。巴塞尔委员会提出了粗线条的新资本协议草案，1月公布了详细的新协议草案，各国商业银行和监管当局对新协议草案提出许多的意见和建议，经过一年半时间研究，终于在7月10日就许多重要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委员会计划于第四季度确定新资本协议以便各国于底实施新协议。在20至20间，银行和监管当局将根据新协议的各项标准，建立和调整各项体系和程序。新协议一旦问世，国际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及有关国际金融组织会把新协议视为新的银行监管国际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中国家必须认真研究新协议的影响。另一方面，借鉴国际上先进的金融经验加强金融监管是我国金融业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在目前形势下，我国需要切实更新监管理念强化资本监管。本文拟通过对新资本协议的介绍从法律角度来初步探讨其对我国银行风险监管的影响。
一、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主要内容
银行业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20世纪80年代由于债务危机的影响，信用风险给国际银行业带来了相当大的损失，银行普遍开始注重对信用风险的防范管理。巴塞尔委员会建立了一套国际通用的以加权方式衡量表内与表外风险的资本充足率标准，极大地影响了国际银行监管与风险管理工作的进程。在近十几年中，随着巴塞尔委员会根据形势变化推出相关标准，资本与风险紧密联系的原则已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国际监管原则之一。正是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巴塞尔委员会建立了更加具有风险敏感性的新资本协议。新协议将风险扩大到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和利率风险，并提出“三个支柱”（最低资本规定、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要求资本监管更为准确的反映银行经营的风险状况，进一步提高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和稳健性。
1、第一支柱――最低资本规定
新协议在第一支柱中考虑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1并为计量风险提供了几种备选方案。关于信用风险的计量。新协议提出了两种基本方法。第一种是标准法，第二种是内部评级法。内部评级法又分为初级法和高级法。对于风险管理水平较低一些的银行，新协议建议其采用标准法来计量风险，计算银行资本充足率。根据标准法的要求，银行将采用外部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来确定各项资产的信用风险权利。当银行的内部风险管理系统和信息披露达到一系列严格的标准后，银行可采用内部评级法。内部评级法允许银行使用自己测算的风险要素计算法定资本要求。其中，初级法仅允许银行测算与每个借款人相关的违约概率，其他数值由监管部门提供，高级法则允许银行测算其他必须的数值。类似的，在计量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方面，委员会也提供了不同层次的方案以备选择。
2、第二支柱――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委员会认为，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是最低资本规定和市场纪律的重要补充。具体包括：（1）监管当局监督检查的四大原则。原则一：银行应具备与其风险状况相适应的评估总量资本的一整套程序，以及维持资本水平的战略。原则二：监管当局应检查和评价银行内部资本充足率的评估情况及其战略，以及银行监测和确保满足监管资本比率的能力。若对最终结果不满足，监管当局应采取适当的监管措施。原则三：监管当局应希望银行的资本高于最低监管资本比率，并应有能力要求银行持有高于最低标准的资本。原则四：监管当局应争取及早干预从而避免银行的资本低于抵御风险所需的最低水平，如果资本得不到保护或恢复，则需迅速采取补救措施。（2）监管当局检查各项最低标准的遵守情况。银行要披露计算信用及操作风险最低资本的内部方法的特点。作为监管当局检查内容之一，监管当局必须确保上述条件自始至终得以满足。委员会认为，对最低标准和资格条件的检查是第二支柱下监管检查的有机组成部分。（3）监管当局监督检查的其它内容包括监督检查的透明度以及对换银行帐薄利率风险的'处理。
3、第三支柱――市场纪律
委员会强调，市场纪律具有强化资本监管，帮助监管当局提高金融体系安全、稳健的潜在作用。新协议在适用范围、资本构成、风险暴露的评估和管理程序以及资本充足率四个领域制定了更为具体的定量及定性的信息披露内容。监管当局应评价银行的披露体系并采取适当的措施。新协议还将披露划分为核心披露与补充披露。委员会建议，复杂的国际活跃银行要全面公开披露核心及补充信息。关于披露频率，委员会认为最好每半年一次，对于过时失去意义的披露信息，如风险暴露，最好每季度一次。不经常披露信息的银行要公开解释其政策。委员会鼓励利用电子等手段提供的机会，多渠道的披露信息。
二、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对银行风险监管的法律影响
1、第一支柱对银行风险监管的法律影响
（1）外部信用评级机构评级问题。第一支柱提出的风险计算量方法中标准法最简单。但是标准法的实施依赖于外部评级机构的评级。每个信用评级机构都有尽量提高评级对象信用等级的内在冲动，毕竟客户可以自由选择聘请评级机构，支付评级费用，但是这种扭曲评级结果的冲动，通常会因为评级机构需要保持自己在市场及投资者中的威望而有所收敛，毕竟投资者会间接推动客户对于信用评级机构的选择。然而，这种非市场化的监管需求推动的评级却可能会加大客户对信用评级结束果进行随意挑拣的冲动，降低能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盈利能力起决定作用的市场威望的重要性。为了限制这种对评级结果进行随意挑拣的行为，监管当局应该在使用评级结果时，确保信用评级机构仍然会将自己的市场威望视若生命。在这个意义上，监管当局应该全面考虑对特定评级对象的各类评级结果，当评级结果不一致时，应当对最低结果给予更多的重视。
（2）监管方式转变问题。相对标准法而言，内部评级法对监管能力的要求高得多，它要求监管当局有能力评估和监督这些复杂的风险管理系统。这要求监管者对各种方法的先进性和合理与否有明确的判断。如果监管机构不能给先进的风险管理技术创造空间，就会阻碍银行管理水平的提高，将不利于本国银行竞争力的提高。反之，如果新的方法在不合理的情况下被使用，可能导致在一定范围内风险失控。内部评价法的运用实质上是银行监管方式的重大转变，标志着监管方式由“静态”合规性监管向“动态”审慎性监管转变。过去，银行监管局限于资产负债情况，监测由其反映的风险水平，衡量资本充足率和各类资产负债比率是否符合量化的标准，实质上是一种静态的风险监管。现在，监管领域的发展转向了审查银行的风险管理体系，包括风险模型是否合理，完善和有效，是否建立了完善的风险管理政策和程序，是否对风险进行了及时、准确的度量，监测和控制，是否有充足的资本金抵御银行面临的风险等。这种基于风险的审慎监管关注的是银行如何度量和管理风险及其管理能力。就像医生，给病人开药方，让病人把药拿回家去吃。新协议通过从标准法，初级内部评级法和高级内部评级法这一循序渐进的资本计算方法，力求建立良好的激励机制，鼓励银行不断改进和完善风险管理系统，从而能更精确地度量风险。相应的，监管当局的监管重点应从原来的单一最低资本充足水平转向银行内部的风险评估体系的建设状况上来。
2、第二支柱对银行风险监管的法律影响
引入第二支柱对完善整个监管框架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引入了监管当局的检查，而且有助于鼓励银行保持事前和事中的谨慎操作，但是，第二支柱的实施也向监管当局提出了一些挑战。首先，改进监管程序的紧迫性尤为明显，在发生银行危机的国家，银行资本充足水平的计算之所以不真实，就是由于监管法规不可靠和公共部门有意宽容。众所周知，银行管理部门对银行面临的风险最了解，并对管理风险负最终责任。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并不是要取代银行管理部门的判断和经验，更不是要把保持资本充足的责任转移到自己身上。因此，监管部门应在程序上下功夫通过程序正义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保持银行业整体的稳定，而不是某家银行的安全。其次，由于监管当局的责任增大，自主权扩大，相应有必要提高对监管部门自身的约束要求，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监管不是万能的，监管当局与一般市场主体（银行）一样，具有内在的利益冲动。随着监管当局的权力增加，其“设租”动力也在相应增强。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因此，为防止监管当局滥用其监管权力，监管当局应采取措施不断增强自身免疫力，另一方面应从外部加强对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
3、第三支柱对银行风险监管的法律影响
三、我国商业银行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建议
1、现在监管理念是风险查处占上风，为什么大家都说人民银行是消除队，是警察？主要是因为人民银行在查处风险。在风险查处理念下始终走不出防范风险、查处风险、处置风险的怪圈，现在要转移到风险监管上来。首要改变的是观念，要向风险评价转变，分析评价商业银行自身的控险能力、化险能力、排险能力，对商业银行的健全性、系统的安全性等做出一个综合性的评价，指出其存在的风险隐患和管理漏洞，并责令其组织实施和改正。在风险评价的理念下，监管者以第三者身份出现，就不会疲于奔命，干些建台帐，跟踪检查等工作。监管当局要站在客观的角度，对银行运行的整个系统进行评价，看整个系统的风险程度有多大。
2、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银行业发展水平和监管能力都很低。我国目前仍存在使用“一逾两呆”的贷款分类法，贷款五级分类才刚刚试行，而对十国集团国家一些大银行的调查表明银行内部评级法中仅是营运贷款就平均分为10级。我国短期内仍需采用标准法，但我国缺乏外部评级机构，而外部信用评级机构的建立和发展需要花费较长时间。另一方面，数年之后，()众多国际大银行纷纷采用内部评级法，若我国跟不上，将在国际竞争中咱于不利地位。因此，我国应从现在起就着手开发内部评级法，建立风险内部评级体系是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起点和基础。目前，信用模型尚不成熟，普遍适用的内部评级标准尚未建立，我国监管当局应指导商业银行在考虑自身的资本状况、经营规模、风险程度等因素的情形下建立各自的评价体系，尽可能使其能全面，灵敏地揭示和控制风险。监管当局也可根据本国普遍情况提出一个示范模型，但重点应放在对商业银行的内部评级模型进行有效的评估和指引。
3、由于会计信息不完备，真实性有待提高等因素，我国银行业在信息披露的质量和数量方面，都远远不能适应市场的要求，市场也缺乏足够的动力和资料深入分析银行的风险状况。目前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法规律规范体现在各项法律规章制度中如《金融企业会计制度》、《金融保险企业财务制度》、《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商业银行法》、《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公开发行证券公司披露编报规则第2号》等，上述法律规范除了证监会编报规则第2号处，其他法律规范对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要求都是原则性的，没有具体要求。因此，我们应在信息披露的标准、内容、方式、手段等方面制定具体的可操作的规范，把对信息披露的监管纳入到监管当局日常的监管程序之中，对不能遵守的银行，应根据不披露的性质、影响的时间长短做出反应，轻则对银行进行建议、批评，重则罚款、停业整顿。
银行巴塞尔协议资本充足率篇三
一、流动性风险管理的现实意义
银行挤兑不仅可能造成商业银行破产，甚至会破坏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因此，切实改善并提升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管理能力有利于保障金融体系的安全，加强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风险管理不足将很可能导致多米诺骨牌效应，大部分金融危机的直观表现是流动性危机。换句话说，无论银行资本是否充足，都不可避免地存在面临流动性风险可能性。优良的流动性风险管理不仅可以提升银行的内部管理进而获得竞争优势，还能够提升商业银行的名望和盈利机会。流动性指标是银监会对商业银行的监管考核的重要基本指标之一，良好的指标数值是商业银行的一张名片，是对外良好形象的保障。对商业银行自身而言，加强流动性风险管理会使商业银行更加接近全面风险管理，进一步提升银行的社会公信力和形象，进而改善声誉增加盈利机会。此外，增加吸引到优质合作伙伴的可能性也是其重要现实意义。
二、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现状
尽管商业银行发展迅速，正在逐步加强风险管理，但现状仍有不足。
(一)过度追求金融创新，缺乏流动性风险管理意识
建立起一套完整科学的流动性风险防范体系，可以帮助银行业的稳健地发展。最近几年，经济下行以及利率市场化的推广，商业银行也受到严重的波及，具体表现为息差收窄、盈利的增长速度不断降低。而近年来以影子银行为特点的金融创新迅猛发展壮大，使得金融机构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一旦发生重大危机，各个金融机构很难独善其身，多米诺骨牌效应会使风险传播至整个传统银行体系之中。商业银行在金融创新中会获得相应的收益，但过度创新会导致金融杠杆增加，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的预防的功能有所下降。从根本上来说，银行本身对于全面风险管理缺乏足够充分的重视，管理观念过于淡薄。
(二)治理结构存在明显缺陷，程序相对滞后
尽管大部分商业银行按照银监会的要求设立了专门部门管理流动性风险，但实际效果不佳，缺乏可行性。银行的根本目的在于最大化盈利，常常忽略某些潜在风险，导致其风险管理缺乏真正切实可行的考核和奖励机制。过度追求规模、缺乏完善的制度是银行治理结构缺陷的重要表现。我国当下推行的流动性风险管理框架可以简单概括为总分行的二级模式。在分工中，总行附则决策和协调，分行的主要工作在于执行。但实际操作中，这样模式并未真正发挥其价值。与自上而下的理想模式相反，日常的操作顺序为自下而上。上级被迫放弃主动管理和主动调整，而是根据下级银行的流动性风险管理情况被迫接受、被动调整。
(三)存贷比过高，不良资产比例偏高
目前，银行的盈利来源主要依靠于存贷利差。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的比例是重要指标，提高存贷比从长远来说可以增加商业银行的盈利。但是过犹不及，过高的存贷比会导致其流动性降低，带来潜在的支付危机。以国有五大行为例，存贷比已然接近75%，具有较高的流动性风险，需要注意提防。此外，不良资产问题是我国银行面临的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大量的银行坏账对银行的发展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经济下行不仅使中小企业效益降低还使大企业生产能力下降，许多企业寻求各种方法逃避债务，从而使不良资产增加，导致流动性风险。简单来说，尽管各种指标都达到了银监会的具体监管要求，但接近预警线，潜在风险比较高。
三、应对风险的对策与建议
应对流动性风险的对策，必须从监管部门和商业银行本身两个方面来制定，才能行之有效地改善现状。换句话说，风险管理不仅需要监管部门完善和改进现有的监管政策，而且需要银行本身主动采取降低或减少风险的手段和措施。因此，笔者将结合我国现状以及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给出应对风险的相关对策。
(一)针对监管的对策
1.加强宏观审慎监管。毋庸置疑，混业经营是金融行业未来发展的总体大趋势，银行业为了保持盈利不可避免地改变发展策略并适应总体形势。因此，监管部门也应该主动学习接受从一个崭新的角度进行监管工作，即从宏观审慎视角来监管这种风险。监管部门应该以整体银行行业的角度出发点，尤其要关注商业银行本身与保险公司、证券公司、期货公司、信托公司、基金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共同的风险，结合当下的风险现状与发展特征，建立且不断完善一整套全面完整、切合实际、可操作性强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尽可能从源头解决风险问题。2.完善信息披露制度。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信息披露制度并不完备，而混业经营将会加大当下存在的信息不透明问题，从而增大监管工作的困难。因此，监管部门应该要求各商业银行逐步建立一套全面完整、符合实际需求的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披露制度，具体要求包括需要信息披露的内容、频率、质量要求以及未达到相应披露要求需要承担的相应处罚和责任。
(二)针对商业银行的对策
1.树立全面风险管理理念。商业银行需要认识到，流动性风险的隐患在于，混业经营的大趋势下银行快速多元化扩张将会使其业务结构逐渐变得更加不合理且使资金的稳定性转向不足。所以，银行需要改变现有认识，将流动性风险管理纳入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必须把其职能提升至银行管理层甚至董事会这一级别，必须提升独立于交易部门外的风管部门的等级和权限。而且从技术层面来讲，各个风险之间有分散作用，也必须由一个统一的部门来管理，才能真正地考虑到这种分散作用。因此，董事会应该着重关注流动性风险管理，将其作为业绩考核的重要指标，将流动性风险管理情况作为资金业务部门的考核之一。
2.提高信贷质量，降低不良资产。商业银行应该改变传统的信贷观念，兼顾分散性和差异性两大原则。尽管国家政策鼓励银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但后者本身有很多问题导致贷款风险较高，从而与银行的`盈利性目标属性相矛盾。因此，在选择贷款客户方面，应该优先选择信用很好或比较好的顾客和公司，筛选并严格审查信用不足的顾客和公司。商业银行还要秉承分散性理念，防止放贷的客户和放贷的行业过于集中而导致大量不良资产的产生。商业银行还可以有意识地从基层培养起一批既懂理论又懂实践的信贷专家。与此同时，商业银行应该努力处理不良资产，降低不良资产率，比如采用不动产盘活或者使用企业的知识产权来偿还债务，而非传统的固定资产抵押。
3.优化资产结构，改善负债结构。在银行的资产结构中，贷款占比过大是当前的整体特征，这一特征有可能会造成银行流动性不足、存在潜在经营风险的问题。为了解决当前的局面下的困难，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改善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的多元性和多样性;提升有较高流动的储备资产的比例和规模，包括可交易性证券和票据;加快我国资产证券化的进程，增加银行的盈利机会并转移和分散相应的风险。此外，目前我国银行的主要负债是储户的存款，负债的具体形式比较单一。在改善负债结构上可以采用一些不同于传统被动吸收存款的方式。比如说，提升主动负债的规模和比例，因为主动负债的相对于传统的存款更加稳定，有利于改善银行的流动性。此外，相对于银行的其他各种风险，流动性风险往往更加隐蔽不容易被发现。所以，面临存在可能缺乏资金的情况是，适当利用和吸纳同业存款是一种明智的措施。
银行巴塞尔协议资本充足率篇四
在经济学界，rd在研究生产成本时，曾引进被称为“距离函数”的公式。随后，farrell开创性的从微观视角对企业效率问题进行研究，其对于效率的衡量是基于前沿函数或边界函数来表示的。他指出在经济生产中，所有生产可能最佳解的点的连线组成一条效率前沿，该效率前沿将所有的生产可能的观测值都包络于生产前沿曲线之内，所以被称为包络线。farrell指出厂商在产出量固定的情况下，有潜在的投入成本最小所组成的生产前沿，此前沿为具有完全效率的生产前沿，而任何一个生产点与生产前沿之间的差距，就是此生产点的无效率程度。按照farrell的思想，以非预设生产函数形态取代通常的预设生产函数形态的方法来评估效率问题，这也是非参数方法的最大优点之一。
在此之后，charnes，cooper和rhodes将farrell的思想进一步的推广，建立一般化的数学规划模型，即ccr模型，在规模报酬固定的假设前提下，评估多项投入和多项产出的生产决定单元的相对技术效率水平。后来，banker，chanes和cooper放开规模报酬固定的假设，建立了bcc模型，进一步的将ccr模型中评估得到的技术效率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fare建立了malmquist生产力变化指数，用来考察两个相邻时期生产率的变化。
dea方法测度商业银行效率的关键在十选择合适的投入产出项目。对商业银行投入及产出进行定义的常用方法有：(1)生产法。银行被认为是存款账户和贷款服务的生产者，能产生利润的即为产出项目，若该项目需要净支出(费用)时即为投入项目。因此，银行产出项目为开设的各类存款账户的数量、通过存款账户所提供服务的数量(如开支票的次数)和提供的贷款业务的项数；银行投入项目为资本、劳动力及营运成本；(2)中介法。银行从资金有剩余的居民和企业手中获得资金，然后把它提供给需要资金和企业的居民，银行是这一过程的中介者，银行的产出项目是存款和贷款的金额，运作成本和利息成本构成了银行投入项目。(3)资产法。银行产出项目严格定义为银行资产负债表中资产方的项目，主要是贷款和证券投资的金额，银行投入项目定义为资产负债表中负债方项目。在具体的研究中，国内外学者对于投入产出指标的选择差别非常显著，研究思路和研究结果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使用的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不一致。dea模型是通过线性规划的方法比较产出和投入的值，而投入产出指标的差异必然造成每个评价单位效率值的'差异，为了能准确地对银行效率进行评价，我们需要全面准确地选取指标对银行特征进行描述。二是没有考虑银行的风险问题。商业银行是经营风险的特殊企业，风险控制能力是银行竞争能力的体现。根据金融学理论中的风险补偿原则，风险与回报之间是对称的，即高回报必然伴随着高风险，高回报是对高风险的补偿。因此，如果不把风险作为产出，或作为影响产出的因素进行考虑，仅仅考察银行的投入与其它产出之间的关系来度量银行的效率，这必然会造成效率的评价结果与我们的目标背道而驰。商业银行的效率目标必须服务于商业银行的经营目标。作为一个企业，追求利润无疑是其目标中最具有本质意义的一个，但商业银行同时作为一个经营风险的特殊企业，以及商业银行在整个国家经济体系中的特殊位置，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保持必要的流动性和安全性也应该纳入到其经营的目标体系之中。
因此，为了更全面的度量商业银行的效率，本文将把反映商业银行在经营中各个不同方面特征的指标纳入到dea模型中。具体地，本文选取了职工总人数、机构总数、固定资产净值、总资产、所有者权益、存款、利息支出和营业费用八个不同方面指标作为投入变量，选取投资、贷款、利息收入、非利息收入、税前利润、资本充足性和流动性指标作为产出变量。这里仅对资本充足性和流动性两个度量商业银行风险水平的指标作一个说明，其它指标由于在其他作者的文献中都有出现，这里不再累赘。
(1)资本充足性。资本充足性反映了银行的规模、优质资产水平、利润积累水平、资产配置合理星级资本的质量。考察商业银行资本充足性常用的指标有资本充足率、核心资本率、风险资产准备金率、资本杠杆率、核心资本长期债务率及权益与未分配利润比率等。我们在综合考虑各项指标的情况下选择了权益与未分配利润比率作为衡量资本充足性的指标，这个指标反映了权益与未分配利润在总资产中所占的比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商业银行的风险状况。
(2)流动性。流动性反映商业银行在面对现在和将来资金需求时，对短期不稳定资金的依赖性和应对资金变现需求时资产可能发生的损失。流动性相关指标主要有对流动负债依存度、短期流动资产比率、存贷款比例、中长期贷款比率、备付金比率和拆入资金比率等。我国国情具有特殊性，虽然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存在存款保险制度，但我们国家的信用是商业银行无形的存款保险，客户储蓄存款更多的是出于预防性动机，发生流动性危机造成银行恐慌的概率很小，因此，我们无论从资产管理还是负债管理或者是资产负债和理哪一个角度出发都可以。我们吸收资产负债管理理论的思想选择存贷款比率来衡量商业银行的资产的流动性。
最后，由于受到dea模型中投入产出指标硬约束的限制，我们将采用因子分析法来分别对产出和投入指标进行提练，寻找出最本质的投入和产出变量。
2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利用我国12家商业银行200x年的数据，计算过程借助于spss11.5软件操作完成。根据特征值大于1的原则，投入变量我们选入了2个公共因子，产出变量选入了3个公共因子。从累计贡献率来看，投入变量的2个公共因子反映了原有信息的99.69%，产出变量的3个公共因子反映了原有信息的96.99%。
接着，本文将根据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占各因子总方差贡献率的比重为权重进行加权汇总，可以分别求得各银行投入和产出变量的综合得分。计算公式分别为：
投入变量总得分f=(58.89*f1+40.26*f2)/99.69
然后，把投入变量得分f与产出变量得分f作为dea模型中的投入与产出变量，利用deap软件我们计算出各商业银行200x年的效率得分。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效率得分明显偏低，从技术效率来看，仅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的效率得分达到所有商业银行得分的平均值，农业银行的效率得分在样本银行中排名倒数第二。在股份制商业银行中，效率得分最高的是华夏银行，其次是招商银行、交通银行和中信银行。从规模报酬情况来看，我国大部分商业银行没有达到理想的规模状态，有一半左右的商业银行处于规模报酬递减的阶段，而一半左右则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从纯技术效率来看，我国各商业银行的差距不大，其中工商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深发展、华夏银行和交通银行均达到效率满分，全部样本银行的纯技术效率平均分也比较高，达到0.918，但这里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农业银行，其纯技术效率分值仅为0.474，处于非常落后的一个水平。
最后，为了判断我国商业银行中是否存在为了追求高效率而采取了高风险的行为，本文还计算了未考虑风险因素时各样本商业银行的技术效率得分。另外，表5中还包含了考虑风险因素后各样本商业银行的技术效率得分，考虑风险因素前后技术效率得分之差以及反映各商业银行风险状况的度量指标(资本充足性和流动性)。从技术效率值的变化情况来看，考虑风险因素前后变化最大的是深发展，其效率差值为0.579，与此同时，我们可以观察到，深发展的两个风险度量指标也表明其风险程度是最高的。在样本商业银行中，深发展的资本充足性是最低的(2.5%)，其流动性也是最差的(1.092)。为了更准确地判断我国商业银行中存在的效率与风险之间的关系，我们计算了考虑风险因素前后效率差与风险度量指标资本充足性和流动性的相关系数，它们分别为-0.42和-0.72。这表明，在我国商业银行中，存在着为了追求高效率而采取高风险的行为这样一种现象，即一些商业银行的高效率是通过牺牲其风险水平(降低资本充足性和流动性)为代价而获得的。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效率与风险之间的关系。很明显，一些银行通过降低其流动性而获得效率水平的提升。
3结论
本文通过采用因子分析法，从众多的投入和产出变量中抽取出最重要的投入因子和产出因子，通过提练的投入因子和产出因子来衡量我国商业银行的效率水平。同时，将风险问题纳入到商业银行的效率分析框架，将效率分为未经风险调整的效率和经过风险调整的效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一些商业银行通过承担过高的风险，而获得未经风险调整的效率水平的提高。为此，可以看出，将风险因素纳入效率的分析框架中对于效率评估的准确性和客观性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另外，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对商业银行风险的衡量时采取了比较单一的指标，未来的研究方向应是引入综合的模型指标对于商业银行的风险进行更科学的计量，并将其纳入效率的评估模型中。当然，本文的目的在于探讨在对效率进行评价时纳入风险因素的重要性，而实证只是对此观点所进行的初步验证，深层次的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银行巴塞尔协议资本充足率篇五
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最直观的变化就是经济增速进入换挡期，即由过去的高速增长转到当前的中高速增长。一个时期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下行周期，经济增速在波动中放缓，今年第三季度已经回落至6.9%。这是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相互叠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结构性因素占据主导地位。经济增速放缓，表面上是需求不足，实际上是供给结构不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一方面，已有的供给因为供大于求出现了过剩；另一方面，部分需求缺乏相应的供给难以被满足。进入新常态，一系列重大的、阶段性的变化集中显现，这既表现在需求侧，也表现在供给侧。
从需求侧来看，20xx年我国城镇户均达到1套房，20xx年每千人拥有汽车超过100辆。按照国际经验，进入这样一个阶段之后，房地产和汽车市场的需求都将发生明显变化。从我国的具体情况看，房地产投资在20xx年至20xx年年均增长24%，今年前三个季度已下降到2.6%;汽车产量过去十年年均增长17.9%，今年前三个季度却下降到0.9%。不仅如此，随着房地产需求和汽车市场需求的下降，钢铁、水泥、玻璃、轮胎、电子、家电、家装等关联行业的市场需求也在下降。
从供给侧来看，20xx年以后，我国16岁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了820万人，随着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资源供需形势发生变化、生态环境硬约束不断强化，以往那种依靠生产要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实现经济增长的条件已经不复存在。与此同时，过去一个时期制造业迅猛扩张而形成的巨大产能，在国内外市场需求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当前面临较为严重的过剩局面，特别是钢铁、煤炭、石化、有色、建材等传统行业，产能过剩更为严重，利润水平大幅回落，有的行业甚至出现全行业亏损。
由此可见，新常态更具本质的变化特征还是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在需求侧已发生明显变化的情况下，如果仍然一味地扩大投资和产出规模，虽然短期内对经济增长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随着投资的边际效用逐步递减，其结果，不仅会使产能过剩的矛盾进一步加剧，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会明显减弱，进而还会错失结构调整的机会。因此，新常态下，面对经济下行暴露出来的矛盾和问题，必须加大供给侧的结构调整力度，加快化解过剩产能和资产重组，增强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激发市场主体的内生活力和动力。需要强调的是，在市场需求已发生明显变化的情况下，不主动调整也会被动调整，而被动调整付出的成本会更大。
加大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力度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的重要窗口期。过去一个时期的经济下行压力，固然带来了一系列严峻挑战，但也是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的重要机遇。因此，“十三五”时期要充分用好经济下行形成的倒逼机制，把握好窗口期的宝贵机会，下决心推进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
结构调整的重要环节是有效出清过剩产能。过剩产能特别是“僵尸企业”造成资源沉淀，影响要素流动和资源再配置，还会延误结构调整的时机，使潜在风险不断积累。可以说，近一个时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盈利状况持续恶化、工业品出厂价持续回落，与产能过剩是分不开的。今年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1.7%，到今年9月份工业品出厂价连续43个月负增长，表明产能过剩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只有下决心出清过剩产能，促进资源优化再配置，结构调整才能有效推进。因此，“十三五”时期要下决心推进供给侧结构调整，更加注重运用市场机制、经济手段、法治办法化解产能过剩，完善企业退出机制，推进结构调整取得实质性进展。
动力转换要把握好新旧动力的相互关系。新旧动力并存是今后一个时期的基本特征。旧的动力如钢铁、煤炭、石化、有色、建材等产业板块体量较大，虽然高速扩张期已经过去，但在相当长时期内对经济增长仍具有重要支撑作用，短期内也难以找到体量相当、带动力相近的新兴产业板块来替代。今后要通过技术改造和产业重组，让旧动力焕发青春。与此同时，要着力培育新的动力，培育一批战略性产业，逐步替代传统动力。
无论是结构调整，还是动力转换，都要着力提高要素生产率。在生产要素供需形势发生趋势性变化、企业综合生产成本普遍提高的情况下，迫切要求从提高要素生产率中挖掘新动力。只有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投资回报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才能有效对冲要素供需形势的变化，降低企业生产成本。要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激发企业家和全社会创新潜能和活力，发挥创新在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中的积极作用，真正使创新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积极培育经济发展新动力
“十三五”时期，培育经济发展新动力，需要从多个方面展开。
第一，增强创新驱动发展动力。创新是提高要素生产率，提升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的关键。一是要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处在产业转型升级、经济提质增效的关键时期，“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培育和催生未来产业、激发全社会创新潜能和活力的根本途径。二是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以2030年为时间节点，在航空发动机、量子通信、智能制造和机器人、深空深海探测、重点新材料、脑科学、健康保障等领域再部署一批体现国家战略意图的重大科技项目。在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三是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形成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鼓励企业开展基础性前沿性创新研究，重视颠覆性技术创新。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健康发展。四是激发企业家精神。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企业家最核心的功能是创新，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建设科研基础设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制定产业标准和商业规则，维护市场秩序，减轻企业家创新风险。五是构建有利于创新发展的体制。营造激励创新的公平竞争环境，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强化金融支持创新的功能，完善成果转化激励机制，创新用好培养和吸引人才的机制。
第二，推进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过去一个时期，产业发展的基本模式是“铺摊子”，主要是扩大产能和规模。随着市场需求变化和产能过剩压力增大，产业发展需要从“铺摊子”为主转向“上台阶”为主，核心是提升产业价值链、产品附加值。一是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引导制造业朝着分工细化、协作紧密方向发展，促进信息技术向市场、设计、生产等环节渗透，推动生产方式向柔性、智能、精细转变。二是实施工业强基工程。支持企业瞄准国际同行业标杆推进技术改造，全面提高产品技术、工艺装备、能效环保等水平。三是支持新兴产业发展。更好发挥国家产业投资引导基金作用，培育一批战略性产业。四是实施智能制造工程。构建新型制造体系，促进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产业进入国际前沿水平。五是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推动制造业由生产型向生产服务型转变。
第三，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城镇化是最大内需所在。20xx年，我国按常住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仅为54.77%，相比较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空间，特别是已经进城的两亿五千万农业转移人口，如果能够实现市民化，消费倾向和消费结构将发生深刻变化，购买能力和对工业品的需求将大幅提升，就会释放出巨大的消费需求。城镇化发展还将创造高铁、地铁、机场、地下管网、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以及市政设施和住宅等巨大的投资需求。“十三五”时期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一是要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进城落户，并与城镇居民有同等权利和义务，加快落实中央确定的使1亿左右农民工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定居落户的目标。二是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继续推进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改革，全面实行身份证制度，改革征地制度，健全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制度，建立农村土地交易市场，严格农村土地用途管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三要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更多采取“补人头”方式，有效消化现有的存量房地产。
第四，推进企业“走出去”构建全球化生产运营体系。支持企业扩大对外投资，推动装备、技术、标准、服务走出去，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物流链。一方面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同有关国家和地区多领域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打造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的全面开放新格局；另一方面要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支持钢铁、有色、石化、建材等原材料生产企业到海外建立生产基地，逐步将直接进口资源转变为进口原材料。拓展高铁、核电、特高压电网、通信、航空等大型成套设备的国际市场空间。
综上所述，创新是走向未来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要以创新推进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进企业“走出去”构建全球化生产运营体系。要通过创新引领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