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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十四五时期政府工作报告(优质5篇)

时间:2023-09-05 01:38:05 作者:JQ文豪2023年十四五时期政府工作报告(优质5篇)

在当下社会,接触并使用报告的人越来越多,不同的报告内容同样也是不同的。掌握报告的写作技巧和方法对于个人和组织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报告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十四五时期政府工作报告篇一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参考。

【摘要】在各产业协调发展的目标需求之下,我国国民经济结构需要不断进行产业调整。本文主要以中国各产业合理有序发展的关键要素为基础,分析产业调整的基本思路,同时为十四五时期的正确道路的发展提供有效的途径。在政府的政策支持之下,产业发展逐渐趋于均衡。自2016年直到2050年,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是从起步发展、突飞猛进到最终的趋于稳定的发展趋势。针对“十四五”时期的发展,应该重视补足工业发展减慢的短板,贯彻高质量发展原则,促进我国的产业调整更加高效、科学。

【关键词】产业结构升级趋势“十四五”时期

面临着“十四五”时期的特殊背景之下,我国应从找准战略、简政放权、强化监管等方面入手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我国应进行资源优化配置,在国家产业政策的引导和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作用之下,进行轻重工业、农业、服務业等的上升式调整过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以2016年为开端,进行初步产业类型改善与调整。自2020年后的十五年,是产业结构调整的突飞猛进阶段。直至2035年之后,产业结构发展逐渐出现平稳运行之势。

一、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中长期趋势的特征

自2020年之后的三十年,我国将长期处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过程中。在这一时期,农业、渔业、畜牧业等传统产业的生产模式需要进行转变,这类产业中的待业人员在逐年减少,而且这类传统产业对于国民经济总量的贡献,也在逐年的下降。再者,如采矿业、建筑业等第二产业的劳动人员的数量占比也在不断下降中。高科技信息产业则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大量吸纳核心技术,引进高端人才,大力推动人民收入的增长,且生产效率相对较高。传统工业逐渐失去优势,更多占据最佳位置的是第三产业。我国正在以科学合理的手段逐渐转变产业发展的重心,实现由重视重工业到重视现代科技的转变。

在新型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之下,我国国民经济总量不断提高。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方向是合理利用原本优势,淘汰原有的劣势。汽车、电子、金融等行业逐渐崛起,占据我国市场的一席之地。这类第三产业,着重发挥了自身的技术优势,重视产业结构的合理性,企业管控经营措施到位。而且,伴随着产业结构调整的背景之下,仍旧蓬勃发展的产业,大多就已经形成较为专业化的产业链,注重配套生产。同时,企业会互相带动生产,在竞争与合作中发展生存。

二、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关键因素

(一)工业改革与技术创新并行发展

改革是社会发展的第一动力,技术结合改革将会成为有效促进产业调整的核心要素,来适应现有的形势。工业改革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在工业改革中也涌现出一批高学历且拥有较高的技术和素质水平,兢兢业业的为我国的智能化、信息化产业发展道路收集经验的杰出人才。中国产业结构调整需要的正是一批敢为人先的高端人才和不断创新的科学技术。工业革命时代可以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但是为了维护我国经济在平稳中前进,我国应重视起工业的转型与改革。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应坚持以提高生产力为原则进行结构调整。同时,我国实现从基础的人工到智能制造的转变,工业的实例空前增强2019年工业增加值已经接近28万亿元。由于工业长期保持较高速度增长,中国制造业在世界中的份额开始逐渐扩大,中国制造业占全球的比重多年稳居世界第一,造就了中国经济总量名次稳居前列的优秀成果。

以技术创新为主导的社会生产力变革,也在逐渐改变我国的三类产业的资源配置比重。由最初的移动通信、大数据延伸到现在的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等生产生活方式变革,这些新生活方式都是技术主导环境下的最佳表现成果。

(二)国家政策大力扶持

我国始终围绕加强资源优化、提高国民收入、调整经济结构,坚持向着高质量制造业方向发展。国家已及时调整各类产业的战略导向和政策实施方式。在国家创新驱动战略和深度改革开放政策的大力扶植下,老工业基地变迁改造,进一步增强竞争力;民营钻机制造业逐步发展起来,为我国人才就业和增强创新能力上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我国不断引进外商投资,优化产业的内部结构,有利于我国产业的总体生产水平的大力提高,为企业节约大量生产成本。经济的快速增长,由主要的第二产业带动转换为信息技术产业优先发展带动。自1978年直至今日,依靠高科技的信息产业链已基本形成,服务业等行业对于我国经济收入的贡献在逐年增大。如煤矿企业转型成为电子产品制造企业,工人重新获得更高效的工作岗位。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的使用,很大程度上提升传统的工业产量。部分制造企业已经实现自动化生产,且工厂机器设备和各部门人员都以优质资源为主。

三、“十四五”时期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思路

在“十四五”发展规划期内,我国仍面临着十分严峻的经济和民生挑战。因此政府应正确处理好自身与市场、人民之间的关系,重点克服内部矛盾和外部困难,合理配置资源,从而更加平稳的拉动经济收入的增长,保障好人民的根本利益。

(一)坚持技术至上,走向创新驱动

为促进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政府应重视起技术至上的理念,创造一批高技术层次的企业。“十四五”时期,为优化产业发展状态,应以创新技术作为基石,来重点突出产能优势,增长经济效益。我国长期处在供给力不足、创新能力差的状况下,这导致我国的产业结构较为单一,产业发展速度较为缓慢。同时,我国应坚持从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发展,以此来营造出和谐的产业发展环境,而不是将产业发展陷入到 当前隐藏内容免费查看结构混乱的困境中来。

产业的优化应着重发挥技术的力量,不论是管理经营,或是生产制造,都应依靠技术作为运营的支撑和判断标准。如智能机器人、vr技术、智能化城市等,都有技术作为基本支柱。倘若不考虑技术的优势,各类产业发展都会因此停滞不前。企业在缺少创新意识的前提之下,是不利于后期进行行业的改善与升级准备的。产业处在较快节奏的发展状态之下,应多吸取外部技术与经验,进一步总结出自身的发展潜能,从而专注创新,提高技术力量。同时,我国产业面临着严峻的环境,也应保持自信心,但不可过度自信。目前,全球有128个国家与我国建立起科技合作。

(二)解决生产能力过剩,划分好政府与市场的分界线

生产能力过剩,是由价格、市场需求、政策实施等多方原因共同构成的。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生产成本的变化以及未来的企业发展方向是否变化等,都与生产能力的多少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像一些监测不到位、非法包庇企业、低价供地等行为,都会一定程度上造成生产能力过剩。经济收入的大幅度提高,主要来源于旺盛的需求和质量约束。我国企业在发展中应积极重视起群众的需求,在市场准入环境下,以提高生产效率、创造多样化产品为主要目标。解决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况,要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情况而定而不是盲目学习西方。

我国不可大量削减重工业,而是应该促进此类行业的转型,保证国民经济收入不再下降,保证就业岗位不再缺少以此来释放第一产业的能力,结合第三产业来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尤其是对于一些生产效率较低的企业,国家不可强制要求其关门,应该考虑该企业自身的优势,給与一些机器设备和技术上的支持,以促进后期的转型调整为主。最后,政府与企业应该自觉明确自身的职能,政府不可过度干预市场,市场也不可随意变化,以防止形成不良的产业结构,埋下产业后期升级的隐患。

(三)发展先进的制造业,坚持供给侧结构改革

随着5g技术、卫星导航等技术的逐步运行,将为社会提升专业化、精细化服务。先进制造业重视产业运行的生命周期,坚持智能化、自动化原则的新型制造业。我国应形成一批创新活跃、效益显著、质量活跃、带动效应突出的深度融合的现代化制造业。我国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过程中,应坚持以发展绿色生态、智能生态、创新生态为主要标准,对于一些智能工厂,工业互联网的应用,要及早的推行开来。同时,我国的产业应重视发展共享平台,利用网络通信技术,提高总的集成水平、总生命承包水平,加强全生命周期管理。除此之外,我国应大力坚持供给侧结构改革,加快新旧产能之间的相互转换。针对大型制造工厂的生产线,可向着智能化方向进展,解决人力成本上升、订单总量下滑的基本问题。我国目前的先进制造业包括海洋工程设备、航空装备、微纳制造等。

四、结束语

中国应坚持科技体制改革,强化企业的科技创新地位,不断突破瓶颈,掌握核心关键技术,利用高科技技术来转变产业结构。同时,我国也应重视对人才的培养。“十四五”时期,更应积极的去优化创新环境,坚持发展信息技术,坚持走深、走实,以高技术水平优势带动各大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最终达到为人民谋福利的目的。

参考文献:

十四五时期政府工作报告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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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时期是xxx市贯彻落实党的***五中、***精神,全面开启“建设区域性中心城市、打造现代化大美xxx”新征程的关键时期。作为社会安全体系中重要一环,消防安全是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前提。为此,我们根据xxx市委、市政府和省消防救援总队决策部署,顺应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时代要求,高标准编制《xxx市“十四五” 消防救援事业发展规划》(下文简称《规划》),系统规划未来五年的消防救援事业发展蓝图。《规划》对于我市消防救援事业全面融入市委市政府重大发展战略和应急管理事业大局,进一步提升消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笔者通过全程谋划推动《规划》编制,对如何紧扣消防救援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充分借力当前事业发展重大机遇,推动xxx消防救援事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有深刻的感悟和体会。

xxx消防救援事业在“十三五”时期取得显著成效,但是面对新发展理念、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提出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消防救援工作和队伍建设还存在许多短板。

改制转隶后,作为国家应急救援主力军和国家队,消防救援队伍职能任务已由面对“单一灾种”向“全灾种、大应急”转变,但是,在应对处置各类灾害事故方面,救援力量不足问题相对突出,全市万人拥有消防员数为1.89人,远低于全省平均数2.5人。各级队伍主动思战研战谋战氛围不浓,训练模式、训练水平与职责使命不够匹配;高精尖装备配备比例和人装结合效能整体不高,部门应急联动、协同作战机制尚需完善,战勤、通信、物资储运等综合保障体系不够完备,“高低大化”及山岳、 当前隐藏内容免费查看水域、地质、交通等专业队伍建设投用成效不明显,队伍应对全灾种的核心救援能力亟需提升。

经济社会进入新发展阶段,“城市高风险、基层低防控”局面尚未改变。消防安全责任制履行不到位,消防安全管理边界不清、职能交叉情况依然存在,消防监管覆盖面存有“空白点”。高层建筑、地下空间、大型商业综合体等发展迅猛,“九小场所”、合用场所等大量滋生,火灾隐患存量居高不下,极易发生群死群伤火灾事故。电动车、电化学储能设施等新产业新业态以及电商仓储物流等蓬勃发展,引发火灾爆炸事故逐年增多。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乡镇村寨、产业转型迁移等一些“想不到、管的少”的领域消防安全风险愈加凸显,风险防范难度进一步加大。

经过多年发展,消防队站、市政消火栓等公共消防基础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但是,随着城镇化建设、乡村振兴战略加速推进,城市建成区面积不断加大,乡镇村寨产业日益兴旺,消防队站、市政消火栓、农村消防取水点等基础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匹配的形势更加凸显,已成为影响消防救援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瓶颈性问题。全市应建城市一级消防站49个,建成xxx个、欠账率71.4%。建成应建市政消火栓数9221个,实际建成6671个、建成率72.34%,完好5511个、完好率82.6%;农村消防取水点建设更是任重道远。

机遇与挑战并存。当前阶段,xxx消防救援事业发展正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把握机遇、乘势而为,努力推动消防救援事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出席消防救援队伍授旗仪式并致训词,明确提到“组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是党***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的战略决策,是立足我国国情和灾害事故特点、构建新时代国家应急救援体系的重要举措,对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维护社会公共安全、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具有重大意义”;亲自推动改制转隶系列政策制度出台,发表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和应急救援等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消防救援工作开展和队伍建设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立起了“纲”和“魂”。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消防救援事业发展,高标准出台《xxx市消防救援队伍职业保障办法》《xxx市消防救援事业高质量发展意见》《火灾事故调查处理办法》等政策措施,投入近2.5亿元支持消防基础设施、消防队站和智慧消防建设,夯实队伍建设发展根基;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史文斌,市委书记陈云,市长邱向军,副市长郭峰及各县(市、区)党政主要领导经常性听取汇报、调研慰问、带队检查,并就政策完善、经费投入、队伍建设等方面作出指示要求,帮助协调解决重大问题,党政常议常抓消防救援工作趋于常态化。

《xxx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o三五年目标纲要》指出,伴随“大美xxx”战略,一体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构建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制;完善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机制,提升气象现代化水平,健全人防、物防、技防等全方位风险防控体系;到2035年,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体制机制更加完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理能力明显增强,市域治理水平实现显著提升。这些总体战略和重要举措都将为消防救援事业长远发展提供有利契机和广阔空间。

实现消防救援事业高质量发展,就要精准把握当前及今后一个阶段的主要工作方向和任务,创新举措、科学谋划,切实履行好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应对处置各类灾害事故的职责使命。

聚焦新时期风险防范新形势、新任务,精准发力,靶向施策,实现消防安全形势稳中向好。一是健全消防安全责任体系。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要求,压实党委政府领导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社会单位主体责任。建立党委政府定期研究制度,完善消防救援工作考核巡查机制,将消防救援工作纳入领导班子和干部综合考核评价范畴;实体化运行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建立健全火灾警示约谈、重大火灾隐患挂牌督办、消防安全重大问题抄告反馈和追责问责等制度。推动行业部门完善消防安全管理制度,依法落实消防监管法定职责。探索设立消防所、鼓励安排专项事业编制加强消防监管力量。全面推行社会单位风险隐患“自知、自查、自改”和公示承诺、风险申报制度,督促社会单位建立建强专兼职消防力量、落实员工岗前培训和消防基本技能实操实训。健全火灾事故调查处理机制,加大火灾延伸调查力度,确保消防安全责任层层传导落实。二是提高消防安全治理水平。深化消防执法和“放管服”改革要求,实施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为基本手段、重点监管为补充、信用监管为基础、互联网+监管为支撑、火灾事故责任调查处理为保障的新型监管模式,解决“不想查、不会查、不敢查和查不出问题”的问题。持续推进消防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深入开展重点领域、新兴行业和重大隐患专项治理,完善政府挂牌、行业约谈和曝光警示制度,建立火灾隐患“吹哨人”制度,鼓励单位员工和知情群众举报火灾隐患,保持火灾隐患排查整治高压态势。推行消防救援站参与执法和消防文员协助执法工作。充分发挥政府专职消防队“三员一队”作用,分级组建消防安全专家库,实行专家检查制度,全面推动社会多元共治。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推进营商环境优化升级“一号改革工程”意见,抓好《全省优化消防执法营商环境若干措施》落地落实,创新建立观察员监督机制,组建观察员队伍,发挥“监督探头”作用,协助开展监督,推动xxx消防执法营商环境进入全省第一方阵。三是提升公众自防自救意识。持续推进消防宣传“五进”活动。推动消防宣传与城市公共文化、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深度融合,分年度、分进度建成消防主题公园和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消防体验室,夯实消防宣传工作基础。广泛开展“119”消防宣传月活动,大力发展多种形式消防宣传队伍。持续推进“一警六员”消防基本技能实操实训,鼓励以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针对老人、儿童、残疾人、务工人员、特殊工种等群体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完善政府专职消防队和消防志愿者队伍消防宣传教育机制,全面延伸消防宣传教育触角,持续扩大消防宣传影响力。

立足国家应急救援主力军和国家队职能定位,对标黄明部长提出的 “救援理念、救援职能、救援方式、救援力量、救援装备、救援机制”转型升级要求,大力提升队伍应急处置能力。一是强化作战力量建设。在建强消防救援专业队、壮大政府专职队、规范社会志愿队、整合其他应急队伍上持续发力,科学布建8类15支消防救援专业队伍,强化熟悉演练和比武竞赛,加强专业队伍与社会救助力量联勤联战,提升队伍实战打赢能力;推动各级政府加大消防队站、训练场地建设投入,完善政府专职消防员招录、培训、管理机制,引导街道、社区、企业、单位等基层应急力量承担一定的抢险救灾职能,构建多元化应急救援力量体系。二是强化器材装备建设。按照“满足当前需要、适度超前配备”原则,科学制定“全灾种”车辆装备建设规划,加快配齐配强各类专业救援车辆装备,提高“高精尖”装备配备比例,充分发挥装备作战效能,其中特种灾害救援装备配备比例不低于10%。优化应急通信装备结构布局,配齐关键通信装备,提升应急通信保障能力。“十四五”期间,全市增配各类消防车辆63辆,全部执勤车辆配备一体化车载通信终端,市本级配备通信先导车、大型方仓式通信指挥车和灾害事故现场宽窄带通信组网设备。三是强化指挥调度体系建设。完善指挥中心建设,2024年前全部完成改造升级,并接入总队灭火救援数字化预案管理系统,依托城市大数据中心,逐步接入各行业部门、社会联动力量数据资源,实现跨区域、跨部门、跨层级的业务协同和信息共享。加快推进指挥调度从单一“接警调度”向多功能“警情受理、信息汇聚、综合研判、智能调度、指挥决策”转变,为灭火救援指挥决策提供有力支撑。

一是优化消防战勤保障。结合xxx抗洪救灾任务多的特点,加强72小时战勤保障物资和淋浴车、宿营车、炊事车等保障型车辆配备,满足全方位、多功能保障需求,确保在极端环境下保障能力不减。整合市县两级资源,按照“结合实战加强配备”原则,分级分类落实物资储备和车辆装备配备标准。升级建强应急物资储备库、战勤保障消防队站,实现“服务本域、辐射周边、跨域增援”的战勤保障目标。与航空、铁路、公路运输部门及餐饮、供电、企业等建立联勤保障体系,实现力量、物资、装备快速调运。二是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建强应急通信力量,统筹通信装备配备,优化通信作战编成,完善协同保障机制,构建“全天候、全地域、全灾种”应急通信保障体系。建强通信“轻骑兵”提升中继前突能力,充分解决“断乱慢”问题;加强高适应性卫星通信、宽窄带智能中继、无人机集群等新装备、新技术、新战法建设应用,满足特殊灾害现场实时通信需要。常态化开展复杂恶劣条件下应急通信测试训练和实战演练,确保随时“拉得出、连得上、通得畅”。三是加强消防职业保障。坚持训词精神作为队伍发展的根本遵循,创作高质量、广受社会关注的消防题材文化力作,展现人民消防为人民的生动形象,获取社会尊崇,提升职业自信。推动将消防救援队伍纳入地方党委政府荣誉表彰体系,落实交通出行、子女教育、看病就医等优待政策,激发消防救援人员职业认同感和荣誉感,从根本上强化队伍精神力量,凝聚和鼓舞士气。围绕全灾种实战需求,按领域和岗位建立人才库,强化人才储备;立足xxx队伍发展实际,针对性培养一批战训、火调、装备等专业人才,为消防救援事业高发展提供强有力人才保障。

蓝图已经绘就、奋斗正当其时。站在新的时代起点,我们唯有踔厉奋发、笃行不怠,以舍我其谁的担当和只争朝夕的精神,方能在新征程上展现新气象、实现新作为,奋力推动xxx消防救援事业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十四五时期政府工作报告篇三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参考。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

2021年全国两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这个规划纲要确定了“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擘画了未来五年我国发展的宏伟蓝图,是指导经济社会工作的纲领性的文件。

《*********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从经济发展方面来讲,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在“十四五”时期的一项重要任务,同时也是根据我国当前的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做出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无论是党的__通过的《建议》,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都明确提出“十四五”时期我们要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一、“十四五”时期中国发展环境的变化

一是世界经济有可能持续低迷,国际贸易和投资增速放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就进入了一个深度调整期,增速显著放缓,国际贸易增速持续低于世界经济增速,跨国直接投资也趋于回落。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又使得世界经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陷入最严重的衰退,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下降。2020年下半年以来,虽然全球经济随着疫情防控措施的改善有所回升,但未来的走势在很大程度上还将受到疫情防控形势的影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因此,未来几年,特别是“十四五”时期,世界经济有可能处在持续低迷的态势,出现强劲复苏的可能性较低。

从近30年来世界经济的增速看,世界经济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尽管常有一些波动,但总体是向上增长的态势。2008年金融危机使得世界经济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回落。此后,随着应对危机的刺激政策效应逐步减退,世界经济在这次疫情之前也处在疲弱的复苏状态,走势并不强劲。从目前看,今年世界经济有可能出现恢复性增长,增速有可能达到5.5%。但是除去2020年的负增长,今年世界经济总量仍然很难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

从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走势的相互关系看,金融危机之前和金融危机之后也呈现出明显不同的特征。金融危机之前,在经济全球化高速增长时期,国际贸易增速持续快于经济增长,可以说是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平均来看,金融危机之前,国际贸易增速应是世界经济增速的2倍以上。但金融危机之后,在多数的年份国际贸易增速低于世界经济增长。这反映出金融危机后经济全球化退潮,逆全球化的趋势增强,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使得贸易的增速低于经济的增速。受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国际贸易的回落幅度较大,接近10%。

从全球跨国直接投资的流入量看,2015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曾经达到了历史峰值,此后逐年回落。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基本上稳定在1.5万亿美元左右。但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总量下降了42%,仅有8590亿美元。其中发达经济体只有2290亿美元。而新兴市场国家基本保持在6000亿美元以上的增速。2020年中国也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

由此可见,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发达经济体的投资,特别是企业并购产生的影响比较大,全球跨国直接投资也进入了低迷期。未来要想重新恢复到比较快的增长态势,仍然需要很长时间。

从我国的情况看,近年来我们对外投资和利用外资持续保持较快增长。尽管2020年我们也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但我国利用外资仍然达到了1444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一。2020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对美国冲击很大,美国吸收外资大幅度回落。同时,我们的对外投资仍然保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的稳定水平。特别是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和项目仍然保持较快增长。

不久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了2021年关于世界经济最新的预测。根据最新预测,2021年世界经济有望出现5.5%的恢复性增长,但前提是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就目前的全球大环境而言,在“十四五”时期,世界经济的增速与历史比,应该处在相对较低的水平。

二是国际分工深刻变革,全球产业链布局调整加快。一方面,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国际分工发生深刻变革。特别是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为引领,生命健康、先进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等相互促进、交叉融合,科技创新进入了大融通时代,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新经济、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迅猛发展。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价值链发生了深刻重组。

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的背景下,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使得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问题更加凸显,各国内顾倾向增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向多元化、区域化方向发展,世界各国更加重视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和安全可靠。以往在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时期,以效率优先为导向而形成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在加速向以安全可控优先方向调整,所以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格局在我国“十四五”时期将发生更加深刻复杂的变化。

三是经济全球化势头继续减弱,国际治理体系呈现“碎片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在经济增长放缓、全球化收益不均、贫富差距扩大的大背景下,西方国家出现了社会撕裂,民粹主义盛行,对外大搞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凌主义,经济、贸易、投资问题政治化。在我国“十四五”时期,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的大趋势不会改变,但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较量依旧激烈,经济全球化的势头仍有可能减弱。围绕着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应对公共卫生领域挑战等方面的博弈和斗争可能更趋激烈,国际治理体系变革达成共识的难度在上升。所以,在“十四五”时期,我国势必要在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自身的发展和推动同其他国家的合作发展。

我国发展的内部条件也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的优势和条件,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发展的内部条件也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

一是我国仍处在成长的上升期,但是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难度在加大。我国仍处在新兴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发展的内生动力依然强劲,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发展趋势没有改变。与此同时,我国也正处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阶段,以往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都有很大的改变,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难度加大,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进入了中高速增长区间。其中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结构调整、协调发展、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压力和需要前所未有。所以,未来一个时期,经济潜在增速仍有可能继续有所回落。

《纲要》没有像以往对整个未来五年提出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而是强调每年度根据形势变化决定年度增长目标,这也是考虑到未来的发展环境有很大不确定性。当然,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有充分的信心和条件保持经济适度的发展。

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经济增长从2007年达到峰值以后逐渐回落。特别是过去10年,中国经济增长更加平稳,增速比以往波动的幅度越来越小。当然这反映了我们的经济结构有重大变化,经济增长目的在转换。所以,“十四五”时期,我国仍将保持中速到中高速的增长态势。

二是我国已经转向了高质量发展阶段,但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突出。我国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方面已经取得了积极进展。过去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单纯依靠增加要素投入,追求经济总量增长的粗放式发展模式逐渐被摒弃。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有机统一,已经成为新发展导向。但是,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相比,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我们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改革任务依然艰巨。

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并不意味我们已经实现了高质量发展,而是意味我们已经到了必须要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来推动经济发展的阶段,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本身就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从过去几年我国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取得的成绩看,我们的经济结构也在持续优化。从三次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看,服务业占比持续上升,去年已经达到54.5%。包括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现在在经济中占比已在40%以下,农业总体维持在接近10%的水平。这种结构变化,与世界各国工业化发展路径的一般规律是相符的。从一定程度上讲,我国经济已经由过去工业主导型的经济转向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

由于服务业的占比上升,也使得我们的经济增长更加稳固。过去在工业主导时期,工业周期性比较强,所以,往往会带来经济增长速度的波动。现在服务业占比提升到50%以上以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60%以上,这也使得我们的经济运行比以往更加稳定。这种结构变化,也使得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我们的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总体趋势是有所减弱的。另一方面,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持续增加。过去几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基本上是60%以上,也就是说经济增长的60%现在都来源于服务业。

从贡献度和经济增长速度分解来看,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是最大的。由于这种变化,我国的就业结构也发生了新变化,特别是服务业占比的提升,使得服务业成为过去几年吸纳就业唯一保持增长的产业。第三产业已经成为我们吸纳就业的最主要的渠道。从就业方面来看,我们还要依靠更多的服务业来创造就业。

近几年,我国每年新增就业超1300万人,去年受疫情冲击影响,我们的城镇新增就业有所回落,但也实现了目标。这说明,我国经济结构在发展过程中为保持就业稳定增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和基础。

三是“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难以维系。完善内需主导、内生增长的新发展模式紧迫性在上升。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发挥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低的比较优势,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大循环,形成了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成为世界工厂,这种发展模式有力带动了经济快速发展。

但是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及国内要素条件的变化,这种两头在外,也就是市场和资源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近年来明显减弱,特别是关键核心技术受限带来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问题更加凸显,经济安全的风险增大。

我国已经连续多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全球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和配套齐全的完整产业体系。我们本身具备内部循环的大国经济优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已经在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所以,在“十四五”时期,我们要继续顺势而为,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支撑,加快完善内需主导、内生增长的新发展模式。

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我国对外贸易,无论进口还是出口都是两位数增长。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由于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复苏缓慢、外需减弱,我国的外贸出口增速也在减弱。个别年份甚至出现了负增长。总体看,我们的对外贸易增长潜力已经被挖掘得差不多了,和以往相比,再出现高速增长的机会也不是很多了。

从宏观经济角度看,内外需占gdp的比重也明显回落。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我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最高达到过8.7%,接近10%的水平。因此,外需对我们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是非常大的。2020年我们经常项目顺差仍然接近3000亿美元,但是占gdp比重只有2.0%。2020年,我们的gdp按照人民币计算是101.6万亿元,折合成美元是14.7万亿美元。

现在我们基本上实现了内外的均衡。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在现在被提出来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做这个事情。从需求方面看,消费、投资、进出口占gdp的比重也反映出经济结构在持续优化。与此同时,我们的最终消费占gdp比重比过去在持续提升,已经超过50%。但是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消费占比仍相对偏低。

从生产角度看,我们的服务业占比超过一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60%。从支出角度,或者从需求角度看,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接近60%。所以,这两方面的变化,使得我们的经济增长跟以往相比有很大变化,我们不再过分依靠投资、工业。

二、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与新特征

“十四五”时期,我们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既应对了国际环境深刻变化,也是我国在当前阶段的主动选择,更是对“十四五”时期,乃至更长时期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重塑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重要战略部署。因此,必须深刻理解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科学内涵,准确把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本要求,全面落实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决策部署,把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和构建新发展格局有机结合起来,实现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安定和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将呈现以下新趋势和新特征:一是更加注重扩大国内需求。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的特征将更加明显。新发展格局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这是要求我们坚持扩大内需,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打通国民经济循环各个环节,加快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完善内需主导、内生增长的发展模式。我们经济发展的立足点,从以往看重国际市场为主,转向以满足国内需求为发展的出发点、落脚点。我们有这方面的条件。首先我国有14亿人口,我们的经济总量已经连续多年超过14万亿美元,大概是美国的70%。按照目前的发展态势,“十四五”期间,按照世行的标准,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有可能最终达到1.2万美元以上,进入高收入国家行业。

同时我国还有4亿多的中等收入群体。2019年,我们的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了40万亿人民币。2020年,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我们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出现了负增长,大概是39万亿元人民币。但总体来讲,我们国内消费品市场规模大概是6万亿美元左右,可以说和美国现在的市场规模相当。但和美国相比,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工业化、城镇化还没有完成,所以,我们的市场是全球最有潜力的超大规模消费市场。

当前,我国还处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的阶段。产业升级、城镇化建设、中西部地区的建设都将不断释放出投资需求潜力。强大的国内市场是我国最大的竞争力。我们完全有条件依托强大的国内市场来支撑经济的长期发展。当今世界,市场是最稀缺的资源。我国有全球最有潜力的超大规模市场,这也是我们能够实现扩大内需,支撑国内经济增长的重要的底气。

但是当前,我们的国内大循环还不够通畅,突出表现在国内统一的大市场尚未形成,地区之间、行业之间还有很多门槛,要素商品流动还受很多因素影响。另外,我们流动体系的现代化程度不高,交易成本也较高。虽然近年来,我国的物流成本持续下降,但是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然较高。2019年,我们的物流成本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仍高达14%以上。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只有8%。所以,我们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还有很多空间。现在我们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深化改革降低流通费用。

当前,我们的金融、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发展也不均衡,这均妨碍了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流通,同时,我们的体制机制问题也较多。这些现象不仅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循环,也制约了消费和投资需求潜力的释放。所以, 当前隐藏内容免费查看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一个事关全局的问题,表面上看它是一个发展问题,实际上是改革问题。只有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才能进一步释放消费和投资需求的潜力。所以,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首要任务是继续深化改革,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有效释放国内市场的需求潜力。

“十四五”期间,我们将坚定不移扩大内需,更加注重和加强需求侧的管理,构建扩大内需的有效机制,全面促进消费和拓展投资空间。在稳定汽车、家电等传统大宗消费的基础上,我们还要进一步推动线上、线下消费融合,进一步扩大养老、健康、家政等服务消费,进一步净化我们的消费环境,促进消费提量升级。同时,我们还要加强像5g基站、大数据中心等一些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推进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积极开展老旧小区改造和市政设施升级。

“十四五”时期,我们在落实扩大内需方面有一系列的举措,除了进一步深化改革,建立一些有利于扩大内需的体制机制以外,我们在促进消费和拓展投资空间方面还有很多具体的举措。扩大消费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提高消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

近年来,我们的最终消费比重已经超过50%,呈现上升的态势。但剔除政府消费后,我们居民的最终消费还低于40%。也就是说,我们在扩大内需方面,除了稳投资外,重要的一点还是要扩大消费。扩大消费除了从营造消费环境入手外,更重要的是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切实有效提升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

近年来,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也出现了一些变化,虽然居民收入和经济增长保持同步,但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在2020年有明显回落。所以,这既不利于当期经济可持续的恢复,也会制约我们未来的发展。

二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将不断提升。构建新发展格局,持续推动经济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关键还是要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从而让国内大循环有效运转起来。

畅通国民经济循环。首先,在国内大循环中,供给和需求必须循环起来。我国具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生产能力、完整的配套能力。但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的供给体系大而不强,特别是一些传统低端领域的产能和供给持续过剩,而很多新兴的高品质服务供不应求。所以,在居民消费加速升级的态势下,我们的供给体系大而不强、大而不优,供给结构难以适应消费需求变化的矛盾也日益突出。我们国内循环之所以存在很多堵点和断点,最主要的方面是我国有很多个性化的需求。有时,国内的商品难以满足人们的个性化需求,所以,有很多人到国外去采购。

要解决国内经济循环不畅的问题,还是要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所以,构建新发展格局,畅通国内大循环,必须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果我们的供给体系能适应国内需求的需要,那么庞大的国内需求就会刺激我们的供给不断创新,我们的工业、服务业也就会更好地发展起来。

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矛盾既有供给侧的,也有需求侧的。但深入分析后,我们的判断是,矛盾主要还是在供给侧。供给体系不能适应需求变化。如果我们仅仅是扩大内需,而不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那内需供给就很难能支撑经济增长。所以,我们必须把扩大内需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紧密地结合起来,着力优化供给结构,改善供给质量,不断增加产品和服务的种类和品种,提高它们的质量和品类。“十四五”时期,我们还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着力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要用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来创造和引领新的需求。

三是加快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保障将进一步强化。当前,国际上围绕着优质要素资源的争夺在不断加剧,我国正处在由产业链中低端向中高端跃升的阶段。关键技术、核心零部件、高端设备“卡脖子”问题还比较严重,所以,断供风险难以完全排除,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已成为重大课题。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候不掉链子是一个大国经济必须具备的重要特征,也是大国经济循环畅通的关键。所以,我们必须着力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

“十四五”时期,我们必须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战略支撑,依托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加快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的核心技术,强化对关键领域、关键技术、关键产品的保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我们还可以依托国家超大规模的市场和完备的产业体系,创造有利于新技术快速大规模应用和迭代升级的独特优势。在“十四五”期间,我们在加强科技创新方面有一系列重要的部署。

从“十三五”以来,我国在科技投入方面不断加大投入,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在不断提高。科技进步贡献率在一定程度上也等于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剔除资本和劳动的贡献以外,经济增长和其他方面的贡献是来自科技进步方面的。我国科技的不断提升,与我们加大研发投入经费有关。

此外,无论在加强国家科技创新力量,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还是市场引导企业创新主体以及激活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等方面,我们都有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四是要发展壮大战略新兴产业。“十四五”时期,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既面临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加快向各产业渗透和融合发展的重大机遇,也面临碳排放达峰和碳中和约束强化的巨大挑战。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是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在加快发展,越来越多的高新技术将进入大规模产业化、商业化应用阶段,成为驱动产业变革和带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十四五”时期,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进入了关键时期,加快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将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地位和竞争力。

“十四五”时期将坚持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发展战略,推进数字化转型行动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对各产业进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改造,促进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跨界融合发展,大力培育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以提升竞争力和产业集中度为导向,把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与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结合起来,依托产业园区和自贸区等平台,推动企业、科研单位、金融机构等有效集聚,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五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十四五”时期,我们要进一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能力会进一步增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机构如果脱离实体经济去搞以钱生钱的自我循环,就会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甚至是金融危机,最终也会危及到金融自身发展。因此,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也是金融自身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

在新发展阶段,金融工作要主动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主动适应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形势,把更多的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和薄弱环节,具有现实和长远的指导意义。2020年,从应对新冠疫情冲击的过程中,我们看得很清楚,普惠金融大量发展,引导更多金融信贷资金流向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不断降低实体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严控资金流向房地产、股市。“十四五”时期,我们将从体制机制建设入手,综合施策,引导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

从宏观层面看,重点做好金融领域跨周期政策设计,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使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反映潜在产出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基本匹配;深化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机制,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促进金融资源优化配置和提升经济潜在增长率。

从微观层面看,我们要进一步创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引入激励相容机制,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优化信贷结构,更多投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进一步疏通金融体系流动性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渠道,支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从支持创新层面看,我们要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建设,围绕创新链和产业链打造资金链,更好发挥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重要作用,促进新技术产业化规模化应用,形成金融、科技和产业之间的良性循环。

从优化结构层面看,我们要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原则,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深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更好服务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从完善货币、监管、税收等制度入手,支持中小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持续健康发展;实施政策性业务和商业业务分账管理,提升支持国家战略的能力;大力发展债券市场和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统筹规划建设管理适应金融双向开放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确保金融基础设施安全运行。

从防控风险层面看,我们要健全金融风险预防、预警、处置、问责制度体系,按照“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方针及时处置各类风险隐患,加快构建宏观审慎加微观审慎的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管理体系,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六是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制度型开放特征更加鲜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要搞封闭的内循环,畅通国内循环与参与国际循环是内在统一、相互促进的,而不是割裂或对立的。

国内大循环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基础,畅通国内大循环就能更好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满足国内需求,又提升我国产业技术发展水平,形成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有利于我们更好参与国际循环。

坚持开放合作、主动参与国际循环,可以更好地联通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深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互动,提升国内大循环的效率和水平,为国内大循环注入新动力。

因此,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必须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制度型开放水平,创造更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为世界各国提供更多的“中国机遇”,形成更加紧密稳定的全球经济循环体系,促进各国共享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机遇和成果。“十四五”时期将以完善内外贸一体化调控体系为方向,健全制定内外贸、内外资统一的维护公平竞争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制定新的外资基础性法律,清理涉及外资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性文件,限期废止或修订同对外开放大方向和大原则不符的法律法规或条款,加快推动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为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制度保障。

依托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探索实践更高水平更高标准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措施,加快金融等服务领域开放,促进制度型开放。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统筹推进“五通”合作,健全多元化投融资体系,扩大西部和沿边地区开放,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特别是世贸组织改革,开展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提出更多中国倡议、中国方案。

十四五时期政府工作报告篇四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参考。

噪声污染防治工作与人民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

2019年全国环保举报管理平台统计显示,噪声污染举报占环境要素举报的第二位,噪声污染对居民生活影响不可小觑。

19xx版《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实xx多年来,我国噪声污染防治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一些地方已制定噪声污染防治规划。xx市于“十一五”期间开始编制噪声污染防治专项规划,至今已编制x次;xx省xx市将噪声污染防治规划列入地方立法;xx省xx市制定了交通噪声污染治理方案。此外,截至2019年底,全国xxx个地级以上城市进行了声环境功能区划分,xxx个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噪声监测。这些都为我国制定“十四五”噪声污染防治规划奠定了基础。

我国噪声污染防治存在的问题

虽然近年来我国噪声污染防治工作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人民对生态环境要求的不断提高,噪声污染防治面临的形势越来越严峻,噪声污染防治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也越来越明显。

一是噪声污染源头防治不足。当前噪声污染防治总体上还是以末端治理的思路为主,如强调对噪声污染者责任追究,对噪声污染投诉采取治理措施等,均是倚重噪声污染防治的末端治理。在每年的噪声污染防治报告中,也主要是对噪声污染治理的成效进行评估,缺乏对噪声污染风险识别、分析和噪声污染预防等内容。此外,《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中提出从规划、淘汰高噪声的落后设备、制定工业设备噪声限值等从噪声源头预防噪声污染的相关措施均未得到有效落实。对噪声污染仅凭末端治理、忽略源头预防,可能会延误治理噪声污染的有利时机,加大后期治理难度,增加治理成本。

二是地方政府对噪声监管责任认识不清。噪声污染与大气、水等污染不同,具有一定的地域性特点。在涉及噪声投诉问题时,地方政府多认为是产生噪声的企业或商业经营者负有更多责任。面对噪声治理问题时,需要解决问题的也应是产生噪声的企业或商业经营者。地方政府仅制定若干管理措施,当出现噪声问题时,以解决噪声问题的监管人员身份出现,而并不会认为其自身是责任方。

三是噪声污染防治基本制度不完善。根据《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我国在噪声污染防治领域的基本制度主要包括:噪声规划制度、噪声排放标准制度、环评制度、“三同时”制度、噪声污染严重的落后设备实行淘汰制度、夜间施工噪声许可制度等。然而在实际执行中,一些制度已不能满足我国现阶段噪声污染现状,削弱了法律执行力,不利于进一步推动我国噪声污染防治工作。

“十四五”时期噪声污染防治规划编制建议

“十四五”时期是新《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实施的首个五年期,也是《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落实及我国噪声污染防治工作迈上新台阶的重要阶段,制定“十四五”噪声污染防治专项规划势在必行。

一是开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配套法规标准体系建设。

制定《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中重要制度配套的政策法规。其中最亟须的监管制度配套政策法规包括:噪声监管责任制、噪声污染防治目标考核与问责制、工业企业噪声排污许可管理制、夜间施工噪声许可制、落后工艺设备产品淘汰制度等部门规章,以及设区的地级市人民政府应结合实际,及时研究制修订噪声污染防治地方性法规。

完善噪声排放及产品噪声限值标准规范。应完成对现行环境噪声质量标准、排放标准及相关管理、技术、产品标准规范的评估工作。修订工业企业、社会生活、建筑施工噪声排放标准,制定交通噪声排放标准,并逐步推动设备、产品等具有噪声限值要求相关标准规范的制定。鼓励大型城市制定严于国家排放标准的地方噪声排放标准。

二是加强“省级—市级”各部门协调联动及监管执法。

明确地方政府对噪声监管的主体责任,加强各部门协调联动。地方各级政府是实施噪声污染防治工作的主体,要加强组织领导,完善政策措施,建立噪声污染防治工作协调机制,抓好工作落实。生态环境、住建、交通、公安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协同做好噪声污染防治工作。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应依据各省情况,抓好统筹协调,加强督促检查。定期组织各直辖市、省、自治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研究解决噪声污染防治中的重大问题。

推动地级以上城市细化落实监管部门职责,强化监管执法。根据《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规定 当前隐藏内容免费查看的相关职责划分,推进各部门噪声污染防治职责和管理体系的建设,明确各类噪声污染的防治主责单位和监管重点。各部门应制定完善噪声污染监管执法规定,将噪声污染防治作为环境执法的重要内容,充分利用环境监管网格,加强噪声日常监管执法。为基层配备必要的环境噪声污染快速检测等执法装备,定期开展专业技术培训。

三是开展交通、建筑施工重点噪声源治理与改善工作。

针对交通噪声源制定分级治理与改善规划。直辖市、省会城市、地级市以上城市应有序开展噪声治理和改善规划的制定工作,优先以严重交通噪声污染问题为重点,制定交通噪声污染分级治理与改善规划。明确重点任务、责任单位和具体实施计划,建立项目库,提出治理与改善程度。治理与改善规划应报上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生态环境部备案。

以敏感点集中区作为治理与改善工作重点。结合城市环境质量提升和发展布局调整,以居住、学校、医疗和养老机构等集中区域为重点,开展治理与改善工作。加强建筑施工噪声监管,严格贯彻落实夜间施工审批制度,推动地方制定夜间施工噪声管理办法,完善执法流程及监管体系。积极推进各地安静小区创建工作,实现公民自治。

监督各地规划目标任务的落实。出台对地方政府噪声污染治理与改善成效评估办法,监督各地政府的规划落实情况。各市级政府要定期报告噪声污染治理与改善工作进展。相关部门要进行督导检查,并根据目标考核和问责制实施严格的责任追究。

四是加大噪声防治技术科技研发力度。

加强噪声污染的基础研究。整合高等学校、研究机构、企业等科研资源,开展噪声基准、噪声污染与人体健康关系等方面基础研究。推进噪声监测、评价及污染防治等共性关键技术研究,研发低噪声工艺、设备、产品,建设一批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实验室、科研基地。优化整合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支持噪声污染防治研究。

加大噪声污染防治技术推广力度。综合噪声污染特点、地区噪声污染现状,针对重点交通噪声污染,分批实施环境噪声大数据、噪声地图、声景观、低噪声路面、有源噪声控制等噪声污染防治技术应用试点项目。根据试点情况,比选形成易推广、成本低、效果好的防治技术。

推动成熟技术的成果转化应用。完善噪声污染防治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建成以生态环保为主导产业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一批成果转化平台。定期发布鼓励发展的噪声污染防治重大技术装备目录。开展国际合作研究与技术交流,引进噪声污染防治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五是提升噪声管理的信息化水平。

利用生态环境、住建、交通、公安等部门拥有的现有噪声监测、投诉统计、交通干线统计等数据,建立“市级—省级—国家级”三级网络噪声基础数据库。以数据库为基础结合全国各地、各部门噪声污染防治监管内容,构建一个全国的噪声信息化管理平台。借助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拓宽数据获取渠道,实现数据动态更新,以帮助监管部门获取最关键的信息,为相关决策的开展提供依据。推动数据共享机制,加强数据共享,促进部门间紧密配合和通力协作,发挥噪声大数据在监督管理、污染防治、执法、督查及国土空间规划中的作用。

十四五时期政府工作报告篇五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参考。

“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在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过程中,实体经济对高质量金融服务的需求更加迫切。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和血脉,银行业是我国金融体系的主体。要系统总结“十三五”以来推动银行业回归本源、专注主业的经验,进一步聚焦实体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践行新发展理念,推进数字化转型、持续完善自身公司治理和激励约束机制、构建可持续的资本补充机制、健全完善银行监管和风险处置机制等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以更加便捷、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银行业金融产品和服务切实支撑实体经济提质增效,在与实体经济“共生共荣”中实现银行业自身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深化银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服务新发展格局质效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根据“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的深刻变化提出的重大战略抉择。要服务好“双循环”发展格局,银行业应找准定位,将自身“十四五”时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聚焦当前新发展格局面临的难点,以针对性、高质效金融服务助推实体经济创新发展。

(一)继续推进零售转型,稳慎布局消费金融,服务好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要释放国内市场的巨大潜力,需要以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为重点,多措并举鼓励居民有序扩大消费。“十三五”时期,银行业持续推进零售转型,住户部门贷款占境内贷款余额比重持续攀升,%,个百分点。在“十四五”继续扩大内需的背景下,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围绕客户不断升级的新需求,积极创新业务模式,深挖旅游、医疗、教育、养老等有效消费场景,推进差异化竞争,不断提升产品吸引力,以更丰富多样、成本可控的消费金融产品支持居民消费升级。

(二)加快发展供应链金融,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疏通双循环堵点。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我国“两头在外”的产业链布局遭遇外部冲击,供应链外迁等脆弱性凸显,形成双循环的堵点。要以落实八部委近期出台的指导意见为契机,准确把握供应链金融内涵,推动其在规范和风险可控前提下发展创新,拓展新型产业链条,探索与核心企业、产业链上下游合作方、互联网供应链平台的全产业链合作新模式,加快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政策支持,严格监管约束,切实提高金融与供应链的协同性,精准服务,有效支持产业链在稳定、完整的基础上迭代升级。

(三)以金融服务体制机制创新支撑科技创新,着力解决“卡脖子”问题,补齐双循环短板。“十四五”时期要推动建立科技、教育、产业、金融紧密融合的创新体系,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对银行业而言,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进一步完善服务科技创新的手段与工具。在政策性金融领域,研究设立专事支持基础领域科研创新的政策性银行或基金,提供更多中长期资金支持。在商业性金融领域,坚持风险可控前提下,加快推进银行业内外部投贷联动政策落地见效,在银行系金融控股公司框架下整合旗下各类机构特长,协同完善全周期精准支持科技创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

(四)提升银行业支持制造业发展质效,锻造双循环长板。我国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20xx年制造业增加值超过排名第二、第三的美国与日本之和。但大而不强,低端无效供给过剩与高端有效供给不足并存,利润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十四五”时期,要进一步打造银行业与制造业良性循环的机制,基于产业生命周期,发挥金融对制造业价值发现、风险定价、激励创新、分担风险、并购重组等功能作用,完善政策体系,研究设立制造业中长期贷款风险补偿基金,健全社会担保体系,适当提高制造业不良贷款容忍度,引导银行发放中长期贷款,实现银行业对制造业金融支持规模稳步提高,期限合理延长,结构明显优化,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五)统筹安全和发展,以高水平金融对外开放支持新开放格局和双循环发展。习******多次强调,新发展格局并非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际国内双循环。“十四五”时期,对外开放仍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我们将致力于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银行业要在统筹开放发展和自身安全基础上,以高水平双向开放支持打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继续鼓励有特色和专长的外资金融机构进入我国市场展业,稳步提高银行业外资占比。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支持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促进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综合运用各类金融工具,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前提下,为中资企业“走出去”提供多层次高水平的银行业金融服务。

践行新发展理念,提高银行业金融服务与实体经济结构和融资需求适配度

“十三五”时期,主管部门坚持引导银行业回归本源、专注主业,宏观调控、银行监管与政策支持体系不断完善,信贷结构调整取得明显成效。2020年前x个月新增房地产贷款占比从20xx年高点时的xx%降至xx%。与此同时,银行业对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以小微企业贷款支持为例,截至2020年x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xx万亿元,同比增长xx%,增速比2019年末提高了xx个百分点,支持小微经营主体xxxx万户,同比增长xx%;前三季度新增xxx万户,与20xx年同期增量基本相当。2020年x月新发放的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xx%,较2019年xx月下降了xx个百分点,实现了量增、面扩、价降。“十四五”时期,要践行协调、绿色、共享的发展理念,聚焦区域发展战略重点领域和普惠金融、绿色金融等薄弱环节,进一步提高银行体系的适应性和普惠性,推动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与实体经济结构和融资需求更好地匹配。

(一)落实落细金融服务重大战略,大力支持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建议金融主管部门强化顶层设计,加强跨部门、跨地区统筹,明确区域金融改革主体责任,在细化、实化基础上,提高差别化金融政策支持力度,推动区域金融体系构建、特色金融产业发展、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等政策措施落地起效。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充分考虑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海南自贸港、黄河经济带等事关长远的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区域板块的特色和发展定位,研究制定更“接地气”的金融支持整体方案。

(二)加大“三农”、小微、民营经济支持力度,推动普惠金融提质增效。继续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三农”领域的信贷投放,实现金融支持农村实现脱贫攻坚到支持乡村振兴战略的无缝链接。拓宽抵质押品范围,结合农业生产周期和季节规律,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更好地满足不同规模、不同类型农业农村经营主体融资需求。统筹运用差别化信贷导向、宏观审慎评估参数微调、监管评价与绩效考核监管、税收支持等政策工具,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继续增加小微、民营企业信贷支持。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以单列信贷计划、实施内部资金转移定价优惠等方式保障服务民营和小微企业的必要资源投入,在先行推动缓解融资难的基础上,坚持风险定价和商业可持续原则,循序渐进缓解融资贵;推动有序实现“一二五”目标,提高银行业对民营经济信贷支持与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贡献的匹配度。推动修订《商业银行法》,修改银行发放贷款应当提供担保的相关规定,推动“信易贷”平台升级改造,支持银行业稳步、合理提高信用贷款比重,降低对抵质押品的过度依赖。

(三)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打造超越绿色金融的esg(环境、社会、公司治理)银行体系。“十四五”规划纲要建议提出,要“强化绿色发展的法律和政策保障,发展绿色金融”,以此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十三五”时期,绿色金融虽有较快发展,但多数银行业机构尚未将其提升至发展战略层面,公司治理框架很少包含绿色金融配套制度体系和激励机制,实践中多停留在经营层面,支持绿色发展的理念和意识很容易被绩效考核压力和经营指标冲淡。“十四五”时期,要完善绿色金融支持政策体系,在进一步完善绿色投融资体系基础上,建立健全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体系,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将环境、社会、公司治理(esg)三大核心价值因素纳入银行经营管理体系,细化esg产品体系,延伸esg风险管理内涵,融合esg高质量发展理念,从授信全流程管理、产品研发创设、投资决策、风险管理等方面,全方位推进esg银行体系建设,推动绿色发展全面提质增效。

在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中,推进银行业数字化转型

“十三五”时期,伴随现代科技的快速演进,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和迭代速度加快,使得消费互联、产业互联与金融服务更紧密结合,信息流转与信用流转更有机联动,线上化、数字化、智能化的“非接触服务”更深入普及。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倒逼之下,我国银行业把握四重机遇,数字化转型进程明显加快。一是政策机遇。疫情以来银保监会、央行等多部门出台系列文件,政策导向明确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强线上业务布局,优化“非接触式”服务渠道。二是以渠道网络化加速下沉为代表的社会机遇。疫情催化下,大量场景从线下迁移至线上,各行业“线上”商业模式变革步伐加快,居民消费、企业生产、政府治理数字化进程明显加快,数字经济高速发展更加势不可挡。三是技术机遇。回顾技术发展史,银行业一直是尖端技术应用的先行者。“十三五”期间,以5g通信、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为代表的金融科技日益成为银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四是新兴业态逆势暴涨催生新业务增长点的经济机遇。疫情催化下,新线上零售、在线娱乐、在线医疗、在线教育、远程会议办公等一系列新兴业态蓬勃兴起,居民消费模式、企业运作方式和社会运作范式都在发生深刻变化并将继续快速迭代演化。

“十四五”规划纲要建议提出,要“提升金融科技水平”。展望未来,已经箭在弦上的央行数字货币大概率在“十四五”前期落地发行,数字经济在为银行业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带来新的理念变革、模式创新、流程再造、组织重塑的同时,也在支付脱媒、资金脱媒、数据和系统安全等领域带来诸多严峻挑战。银行业要深刻体认金融和科技深入融合的发展趋势,加速推进数字化转型这一系统工程。为此需要结合每家银行自身的特点,通过清晰判断未来的发展目标、战略重点、基本保障等要素,建立自身比较优势。

(一)明晰数字化转型战略。坚持因地制宜,结合自身“基因”确定具体的数字化转型步伐、节奏、目标和重点,推进产品、营销、渠道、运营、风控和决策等全面数字化转型与线上线下一体化深度融合,实现数字化自我赋能。

(二)建立高适配性柔性组织架构。通过打破行内部门藩篱,支撑高速迭代和快速决策,形成实时响应市场的轻型化、敏捷性组织。

(三)秉持客户为中心理念,加速开放生态平台化发展。以市场需求为驱动,平台为载体,形成与客户直联互动的双向机制,依据金融服务频次,构建开放型获客、活客体系,借助金融科技手段搭建多功能综合服务平台嵌入银行应用,方便客户在一站式平台获得全方位服务,实现用户个性化金融需求与金融产品服务实时匹配对接。

(四)打造协同整合生态圈,构建未来竞争“护城河”。以利益共享机制和中后台整合,推进银行内部产品、风控、客户体系协同。与拥有技术和流量等资源优势的外部机构,构建互利共赢的战略合作关系,打造协同生态圈。

(五)严守风险底线,把握好效率与风险的动态平衡。数字化使得金融机构相关性提高,风险隐蔽性更强、传播速度更快、系统复杂性更高。银行业数字化转型要始终以到位有效的风险防范为前提。通过多措并举,力争更多的银行成为“更好的或全新”的银行,而避免被整合、被降级、被脱媒。

完善银行业公司治理,健全中长期激励约束机制

良好有效的公司治理是银行业长期稳健运行的基石。“十三五”时期,金融监管部门先后出台《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机构监管的指导意见》《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银行保险业公司治理监管评价办法》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我国银行业公司治理制度规范体系不断完善。但包商银行、恒丰银行等高风险机构处置案例表明,实践中银行业特别是中小银行公司治理还存在诸多缺陷,成为一些重要风险事件的“策源地”。表现为:部分机构党的领导弱化缺失;股权管理不规范、透明度偏低;主要、控股股东行为不审慎、不合规,大股东控制现象较为普遍;“三会一层”等关键治理主体履职有效性不足;绩效考核激励短期化倾向明显,延期支付、追索扣回等约束机制难以完全落地。

“十四五”是我国银行业加快转型升级,以自身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有效支持国民经济新发展格 当前隐藏内容免费查看局形成的关键时期。应进一步牢牢把握公司治理这个“牛鼻子”,以落实《健全银行业公司治理三年行动方案》为契机,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力求从源头防范控制住各类风险,构建符合银行业金融机构特点的权责对等、激励相容、风控严格的银行业公司治理体系。

一是以中小法人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为重点,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切实发挥好党的领导“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核心政治优势。

二是全面加强股权管理。本着资质优良、公开透明原则,实现股权结构动态优化;细化股东资质审查,落实对股东和实控人的穿透管理;持续规范股东行为,依法依规治理股权代持、隐形股东、非法获取银行股权、违规关联交易等乱象,坚持依法保护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防止大股东和一致行动人操纵银行业金融机构经营管理。

三是加强“三会一层”建设,提升关键治理主体履职质效。更好地发挥股东(大)会权力机构作用,提升董事会及其专门委员会独立性和专业化水平,以优化“两会一层”履职评价为抓手,进一步做实监事会,明确高管层履职边界。

四是以强化信息披露为抓手,更好地发挥金融市场、债权人、中介机构等利益相关者监督作用。

五是优化绩效考核与薪酬机制。建议相关部门修改《金融机构绩效考核办法》和《商业银行绩效考评监管指引》,完善风险与收益平衡兼顾的考核指标体系,细化小微、“三农”、绿色等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专项激励机制。进一步优化高管人员薪酬结构,建立市场化的中长期激励约束机制。坚持绩效激励与风险损失挂钩原则,落实延期支付、追索扣回等管理制度,强化薪酬费用管理。借鉴科技企业做法,稳步推进员工持股试点。

构建可持续的银行业资本补充机制

20xx年以来,银行业内外部监管环境明显趋严,在监管部门“回归本源,专注主业”的政策引导下,资本消耗相对较高的信贷资产增速持续明显高于银行业资产规模增速(见图)。20xx年x月资管新规实施后,银行业积极推进表外和“表表外”业务回表。加之经济增速回落叠加疫情冲击影响,银行业不良资产处置力度明显加大。2020年全年计划处置不良资产x万亿元,较20xx年的x万亿元增长近xx%。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商业银行资本补充需求上升,中小法人银行资本补充压力更是骤增。针对上述问题,“十三五”时期金融主管部门及时出台一系列支持银行补充资本的政策措施,既覆盖永续债、优先股等创新资本工具,也涉及扩大包括保险机构在内的投资主体范围。银行资本补充政策环境有所改善,资本补充渠道得到拓宽。

“十四五”时期,要多措并举构建可持续的银行业资本补充机制,使银行业通过“减费降息”让利和支持实体经济可持续,在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提高服务新发展格局质效。

一是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保持银行业资产利润率、资本利润率相对稳定,净息差稳步、小幅收窄,大力发展中间业务提高非息收入占比,维持银行业适当的利润规模,夯实内源资本补充基础。

二是引导主要、控股股东适应高质量发展新要求,适当下调回报预期和分红要求,增加利润留存,增厚核心一级资本的安全垫。

三是坚持分类施策,完善银行资本补充政策体系。“十四五”末期我国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将要满足金融稳定理事会更高损失吸收能力(tlac)要求,建议主管部门适时出台政策,鼓励大型银行探索推出合规的tlac创新资本补充工具。探索转股型永续债、转股型二级资本债、附次级条款的可转债等工具创新,尽快破解发债机构条件、政府股东资格等难点,推动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债券补充中小银行资本政策尽快落地起效。

四是简化审核程序,优化审批流程,缩短审批时间,取消“一行一债”等限制,引入类似“储架发行”的制度安排,以更灵活的发行安排提高资本补充效率。

五是有序拓宽资本补充工具投资者范围。鼓励保险资管、社保基金、企业年金等中长期资金增加银行资本补充债券配置比重,探索将资本补充工具纳入主流债券指数,吸引被动投资,多措并举尝试解决长期存在的银行体系资本补充工具互持的难题。加强对外推介,鼓励境内银行在离岸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工具。

六是在风险可控前提下鼓励信贷资产转让市场和信贷资产证券化发展,使银行业得以适时盘活、降低风险加权资产。

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而言,一是增强资本管理水平,做好资本规划,努力实现资本与风险加权资产动态匹配平衡。二是优化盈利能力,夯实内外源资本补充基础。把握政策窗口,拓宽自身资本补充渠道。三是优化资产配置,提高资本使用效率。稳步推进低资本占用的零售业务转型,拓展零资本占用的中间业务,提高单位资本消耗产出效率,最大限度缓解资本压力。

完善监管体制,健全市场化风险防范处置机制

第x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以来,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取得重要进展,逐步建立起符合现代金融特点、统筹协调监管、有力有效的“一委一行两会一局”的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在国务院金融委统筹领导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明显进展,金融风险从快速积累逐步转入高位缓释,以包商银行、安邦集团为代表的高风险金融机构得到有序处置,守住了系统性风险底线。

“十四五”时期,我国银行业风险总体可控,但新冠肺炎疫情对银行资产质量的影响将会持续,一些长期累积的风险矛盾会继续显现,并可能与新的金融风险点交织。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技术创新的高速迭代演变,金融产品和业态必将更加复杂,潜在风险更容易跨产品、跨机构、跨市场、跨地区乃至跨国界传递。与此相对,我国金融监管的整体性、协调性、适应性有待完善和提升,宏微观审慎、央地监管职责边界有待进一步厘清,监管措施差异化、精细化、针对性均有待提升,金融科技的快速兴起使得传统监管手段越来越无法满足监管实践需要。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国问题银行仍然“易生难死”,零售和对公债权人刚性兑付预期依然普遍存在,处置实践中过度依赖存款保险等公共资金救助,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仍未完全确立,接管、重组、撤销、破产等处置程序的顺序和衔接机制亟待细化。

(一)要直面“十四五”时期金融风险演变特征的变化,与时俱进完善符合我国国情和现代金融特点的金融监管体系,实现对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业务“全覆盖、无遗漏”。在此进程中不断提高金融监管透明度和法治化水平。一是在国务院金稳委领导下,加强监管协调配合,进一步理顺***金融管理部门、央地监管职责分工,构建跨省区市区域监管协作机制。二是加快完善金融法律法规,加强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监管制度,及时消除监管空白,补齐制度短板。三是强化功能监管。遵循“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对不同监管机构监管下的各类金融机构提供的相同或类似功能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实施公平统一的市场准入和持续监管,防止监管套利等各种逃避监管行为。四是加强行为监管。维护市场竞争秩序,进一步完善保护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为核心的行为监管体系。五是运用监管沙盒等柔性监管方式,使金融科技创新有章可循。加快监管科技发展,保持与金融科技创新至多“一步之遥”,避免出现技术代差。

(二)要全面总结“十三五”金融风险处置化解的经验教训,完善存款保险制度,健全金融风险预防、预警、处置、问责制度体系,精准有效防范化解银行业各类风险。一是加强银行业风险的早期识别和干预。在现有压力测试框架基础上,建立问题金融机构预警模型,提高风险预警的敏感性,完善银保监会和人民银行现有风险评级和预警体系;从资本充足率、流动性、资产负债率、商业模式可行性和重大风险事件等角度入手,按照定量为主、定性分析为辅的原则,明确高风险金融机构的判定标准。细化不同风险等级的早期干预措施,对风险迅速恶化、接近资不抵债的金融机构迅速果断采取处置措施。二是完善市场化、法治化风险处置机制。首先,建立健全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法规,实现市场主体有序退出,为银行业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序处置“过剩产能”奠定基础。其次,在厘清责任内涵、明确分担和追责机制的基础上,压实金融机构自救主体责任、地方政府风险处置属地责任、金融监管部门监管责任,落实金融监管问责制。再次,明确对高风险银行业机构接管、重组、撤销、破产处置程序和衔接机制,推动有序退出。最后,更好地发挥存款保险的风险保障作用,健全不良资产处置、注资重组、同业并购、处置基金、过桥银行、引入战投及市场退出等多种方式,健全市场化风险处置和救助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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